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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幕后  
 
采访李鹏总理前后

发布时间:2004年05月18日 13:38 作者:申家宁



    今年“人大”第一天(编者注:本文写于1996年),我台采访李鹏总理的独家新闻播出了,在社会上和新闻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播出的新闻只有两分钟,但是作为这条新闻的编辑,我深知在这条新闻背后漫长、琐碎、大量的准备工作。真是幕前两分钟,幕后无数功。

    说起来,采访国家领导人是我多年的梦想。毕业分配直接来到时政组,应该说是我期盼的事情。我是幸运的,但也有具备双语采访时政新闻的条件,才得以顺利进入这个组。我了解这一点,所以应该说,我来到时政组时已经做了采访国家领导人的业务和心理准备,但是我没有奢望机会来得这么快。

    我知道,以前我们组的记者采访过李鹏,联系采访的就是老时政记者、现在的采访部副主任王连生。有他联系,总理接受采访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正因为以前总理接受过我们的采访,如果不作充足的准备,提不出比较好的问题,别说总理不愿接受采访,就是部里和中心的领导也不会同意采访。于是我找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反复仔细阅读,力图从中找出提问的重点。我还征求了一些学者专家的意见,多侧面了解目前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经过反复琢磨,提出了第一个采访计划,就农业、国有企业改革和反腐败问题提问。

    提纲写好以后,我找到王连生副主任,说出采访李鹏总理的打算,得到了他的鼓励。他看过提纲之后,提出两点意见:记者提问不宜过长;反腐败问题最好不问。他让我再琢磨琢磨,同时提出他将利用与总理同机飞往泰国的机会问一下总理本人他关注哪些问题。王连生副主任走后,我很快投入了人大代表到京的报道,也没有时间考虑采访总理的事情,甚至没有时间为可能失去一次难得的采访机会而遗憾。 3月3日,从泰国回来的王连生副主任向我要上次他看过的采访提纲,说想让中心主任过目。果然,他转达了中心领导的意思,他们认为提问没有紧扣这次大会的重点——“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他让我再想想,改好后再给他看。这并不是最坏的消息,至少还有希望,还有可能……当时我想,哪怕最后出面采访的记者不是我,但是采访提纲是我写的,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于是我马上拿出纲要,又一次反复研究,写出了两套采访方案。一是就“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问,二是就人民关心的,也是报告中提到的具体问题提问。拟好这个提纲时已经是晚上9点左右,当时报道组已进驻京西宾馆,我赶紧呼王连生:“提纲已改好,何时能与您商议,如方便请回电话。”直到晚上11点也没有回音,我正准备休息,电话铃响了,他让我拿着提纲去他房间商量。一进门,看见张宁、王连生两位主任,还有组长周建国在场。我给了他们每人一份提纲,他们三人看完后,表示其中有些问题还是可以的,同意与中心商量后再作决定。

    第二天中午,组里召开碰头会,商议第二天所有活动的细节。这时我以为采访的事已告吹,安慰自己:编开幕新闻责任重大,虽然是在午间节目中播出。我正这么想的时候,主任又说,让王晓琨替我接收新闻,把我换下来,让我下午和王晓琨交接。听到这个安排,我心里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因为它意味着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要继续争取采访李鹏,另一种是领导并不相信我的能力,让更老练的编辑编开幕新闻,而我感觉后者的可能性更大。研究完专访后,我的搭档董石才提醒特写责编王建生,说我还可以参加特写的采制。这时陈征说了一句:“她还要采访李鹏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主持会议的王连生说除了我大家都可以走了,于是进入了采访准备过程当中又一个实质性的、真实的阶段。

    由于以前有过记者被采访对象问住的历史,我不敢松懈,在17点之前赶到12楼资料室,查去年政府工作报告并复印下来。晚上在房间里,反复阅读去年的报告和五中全会文件。我的想法是,不管明天能不能采访到总理,都要做出采访到的准备。同时我找到董石才,商议万一采访不了总理,我们将尽快到大会堂门口采访代表,为王建生的特写提供素材。当李东生副台长来房间看望大家时,张宁告诉他我正准备采访总理,他还说,如果没有好的问题就不要搞了。这更增加了我的压力,我又一次斟酌问题,觉得从本次报告与往年的差别的角度提问,与去年太相似了,便考虑换一个角度。同时,觉得设计好的三个问题还是略显单薄,便考虑把原有提纲中的第二个问题放到前面提问。我呼孙玉胜,但没有联络上,就带着问题休息了。

    第二天在开会前见到了孙玉胜,他听了我的想法后,认为还是按前一天商定的提问。大会进行过程中,孙玉胜和张宁先后过来提醒我两个问题:一是今年的报告不叫“政府工作报告”,提问时只说“报告”就行了;二是报告中总结了去年的工作,提问时要注意这一点。其实这两个问题我已经注意到了,这时总理的报告已接近尾声,我的头脑里快速过了一遍问题,这时我已经看到散会,已经看到王连生在总理身边说话,已经看到技术员准备好了话筒,这时王连生冲我挥手了,我想上主席台,工作人员却把我拦住了,好在在主席台上的周建国跟他们做了解释,说总理正等着我去采访,我这才得以放行。我跑向王连生和周建国那里,他们已经架好了机器。总理坐在他的座位上,脸上带着汗珠。他边笑边说:“我讲了那么久,你们还不放过我。”我笑着说:“您辛苦了。”这时周建国说“开始”,我于是提出了问题,也就是最终在屏幕上与大家见面的两个问题。

    李鹏总理的话并不长,现场只有4分钟左右,经过剪辑,联播中与大家见面的新闻正好是两分钟。在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周建国和王连生两位记者,在扛着流动机器两个多小时之后画面依旧那么稳;在我和总理之间摇镜头时,又是那么迅速和准确;在那么紧张的情况下,周建国做了从国徽特写拉出镜头的处理,并且两个人都没有忘记拍一个我的反应镜头。他们的拍摄使后期编辑很顺利,为新闻增色不少。

    新闻播出后,得到了台领导的肯定,认为今年的提问是经过准备的,比以往的提问水平有所提高。我知道,为了这两个问题,多少人动了多少脑筋。在这条新闻背后,又有多少人付出了劳动。

    在这条新闻播出的时候,我深深感激电视台这块土壤,使我这样一个时政新闻的新兵有可能获得如此难得的机会;我感激组里每一位同事对我这个后来者的爱护;感激每一位在这条新闻播出前后鼓励我、帮助我的人们。我将终生牢记这生命中的“第一”,全面总结这次采访的得失,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进一步提高采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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