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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幕后  
我在南斯拉夫前线入党的日子里
 
在战火中接受洗礼

发布时间:2004年05月25日 09:21 作者:顾玉龙



    1999年3月24日,北约秘书长宣布:北约对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作为CCTV的记者,我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晚11点,我为《早间新闻》作了电话报道,凌晨4点又根据战局的最新发展为《新闻30分》作了第二个电话报道。

    3月25日当地时间晚上8点,贝尔格莱德响起了北约空袭的轰炸声,北约轰炸了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军用机场和一个飞机制造厂,强烈的爆炸声和冲天的火光在十几公里以外都能感到和看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什么叫战争,什么是恐惧。

    3月26日,我和王晓琨同志前往国防部和总参谋部采访。在国防部,看到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军警和整装待发的军车。尽管我们千方百计想隐蔽起来拍一些镜头,还是被警惕的士兵喝住了。他们命令我们尽快离开这一军事重地,因为当时北约正在贝尔格莱德附近轰炸,这里随时都有危险。离开国防部的时候,我一步三回头,看到那些持枪挺立的士兵,我想,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明知北约要来轰炸,但为了祖国的利益,他们没有后退半步。我们在离国防部200米左右的路旁一栋大楼前停了下来,并快速作了现场报道。还没有收话筒,两个便衣警察就上来了,示意我们快快离开。后来我才知道,北约4月7日轰炸的目标就在我站的地方——前陆军司令部。离开前陆军司令部的时候,街上有人朝我们按喇叭,只见街上疾驶而过的汽车里人们朝我们伸出一个食指指指天,意思是天上快掉炸弹下来了,然后又伸出大拇指,意思就是说中国电视记者好样的。在火车站,我采访了一位即将奔赴前线的青年。他说,他很心酸,因为敌人正在轰炸他的国家,国土在遭殃。他决定用生命去保卫自己的家园。他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我。多么好的青年,多么英勇的人民!我的现场报道几次哽咽,中途不得不停下来,以调整自己的情绪。

    3月27日,北约扩大空袭范围。按照贝尔格莱德市防空委员会的通告,空袭警报响后,市民应当到地下掩体隐蔽。我们住的公园饭店也有地下室,只是里面没有供电设备和电话、电视,到了下面对记者来说,同瞎子无异,所以我一直呆在楼上的房间里收看几家电视新闻并同时查阅国际互联网络上的消息。晚上10点45分,一阵巨响使我从电脑前跳起来,拉开窗帘,看见正前方大约10公里处火光冲天,我毫不犹豫地打开窗户,提起地毯上早已准备好的摄像机,架设在窗户上拍了起来。此时连续不断猛烈的爆炸震得饭店钢结构窗户“格格”作响,但我全然不顾,并同时对着夜空进行现场报道。轰炸共持续了15分钟。我在这15分钟一直也没有离开窗户一步。火光有些减弱后,我立即同正在另一个房间的摄影记者老王上楼顶拍摄。除了当晚遭到轰炸的三处火光以外,整个贝尔格莱德一片漆黑。在强烈灯光照射下,我站在公园饭店八楼的平顶上做现场报道,顿时,贝尔格莱德的夜空出现了第四处火光。我想,如果当晚北约轰炸机飞行员在高空发现第四处火光的话可能会琢磨:那是什么?公园饭店平顶上无遮无拦,带我们上去的饭店值班人员看到我们奋不顾身的样子,像老鹰一样张开双臂护着我们,生怕我们俩一脚踩空,掉到楼底。果然,我们的灯光被贝尔格莱德警察当局发现了。半个小时以后,我们被双双带往警察局。

    关键时刻,我首先想到了单位和组织,便设法拨通了CCTV的电话,请值班编辑立即通告台领导和组织,设法“营救”。当晚在警察局被关了整整9个小时,在与警察的聊天中,我才得知,警察的确发现了我们的“行踪”,并根据上司命令把我们“暂时看护”起来。警察说,他们根据波黑战争的经验,担心有人给北约的巡航导弹引航。9个小时内,警察局里不断被带进一些违法犯罪人员,我们始终在充斥着厕所臭味的走廊里与小偷为伴,与流氓为伍,或者与强盗并肩。刚想到门口吸口新鲜空气,立即被警察“请”回原地。当晚,我订了半个小时的卫星传送,原准备把我的“得意之作”迅速传回来,在当日的早间新闻节目中播出。尽管我编了种种借口,说让我回去一趟,传完节目以后自动回来“投诚”,那样的话,六亿中国观众会感谢他们的,但警长始终是一副和你没商量的样子。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事,心里依然隐隐作痛,浪费半个小时的卫星传送时间,糟蹋了国家多少外汇。我是一个在逆境中比较想得开的人,我想,如果说警察扣押我们真能让贝尔格莱德市警察和市民获得安全感的话,我愿意受这种委屈,做这种“贡献”。

    第二天上午,太阳爬上树梢,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王辅国同志终于来了。我迎上前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见到组织上派来的人,我就像被关在幼儿园的孩子见到了家长,一天一夜的饥饿和疲惫、一夜的委屈全都化作了热泪……祖国是实实在在的,只要把自己交给祖国,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永远是有希望的!后来我才知道,台领导和我国外交部、使馆等为“解救”我们两位普通的记者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使馆的王辅国同志后来说:“你们俩被抓起来的九个小时中,我有五个多小时在到处打电话联系、发照会、办手续,一夜几乎没有睡觉。”8点30分“出狱”后,我立即预订了11点的卫星传送线路。同事们关心地说:“老顾,先别急,缓一缓,生命要紧,身体要紧。”但我知道,已经耽误了九个小时,得设法弥补,否则怎么对得起观众和领导。

    3月28日下午,自空袭以来一直显得像座死城的贝尔格莱德突然热闹起来了,人们好像一下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纷纷前往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参加反战音乐会。当时我刚刚传送完新闻,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饭店,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亢奋起来。整个报道没有提纲,没有草稿,没有任何文字准备,但贝尔格莱德群众的大无畏精神给了我无穷的灵感。所有现场报道都是现场发挥,一气呵成。当我看到现场上万众一心、群情激愤的场面,再也忍不住了,和老王一起登上了演出台。现场数万群众看到中国电视记者在台上和他们一同冒险,便更加疯狂起来。于是我便扯开嗓子,情不自禁地报道说:“这就是南斯拉夫人民,这就是塞尔维亚人民,这就是贝尔格莱德人民对和平的呼声!这次报道,对我触动很大。一个弱小的民族,一个只有1000万人口的欧洲小国,竟然敢于与当今世界最强的军事集团对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概!这种明知赢不了,也要拼死抗争的精神谁能不为之动容!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南斯拉夫人民相比,作为一个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电视记者,我为有我们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中国人民经过多少代的流血牺牲,经过多少年苦苦摸索,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才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是中国共产党,使中国人民告别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历史,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欺侮。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和伟大实践,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了。如今的中国人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做扬眉吐气!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哪一个不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震惊!窗外炮声隆隆,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不断升级,甚至连民用目标也不放过,危险在一步一步逼近贝尔格莱德。于是,我拨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国际新闻组组长、共产党员孙平再次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口头申请。我说,贝尔格莱德局势吃紧,北约似乎准备炸平贝尔格莱德,我已经后无退路,唯有坚守阵地,我希望党组织能考虑我的入党申请,同时在战火中考验我。

    3月29日,我收到了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从北京发来的慰问信。赵台长在信中说:“作为中央电视台派往南斯拉夫前线的记者,你们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了对科索沃危机和战争第一阶段的报道任务,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在举世瞩目的国际热点地区为中央电视台、为中国记者赢得了荣誉。在此,我代表中央电视台分党组、代表中央电视台全体职工对你们在这一重大国际事件报道中所表现出的良好精神风貌和业务素养表示由衷的钦佩!对你们为促进中国电视新闻事业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所做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读着赵台长从万里之外发来的滚烫的来电,我不禁双手发颤。我和王晓琨只是作为中央电视台的普通记者完成了应该完成的工作,党组织和台领导就给予我们这么高的评价,我要是不在这关键时刻赴汤蹈火,还算是CCTV的电视人吗?空袭警报早已拉响,远处传来隆隆的轰炸声,此时,我端坐在电脑前,书写我的入党申请书。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埋藏在心底的夙愿。一年以前,我们党第一次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的时候,我就向中国共产党驻布鲁塞尔记者团党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指路明灯,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国家强盛的法宝。虽然我一直是一个党外人士,但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我愿时刻铭记与党中央在政治和行动上保持一致,尤其在目前贝市铁路、公路、航运都已经中断、通讯不畅的情况下,我更需要党的指引和关怀。北约已经宣布把贝市作为其轰炸的重点目标,电视记者装备重,移动慢,目标大,还必须尽快出现在轰炸的现场,可以说,我随时等待与巡航导弹幽会。我想,既然党把我安排在这个位置,我只有一个念头:豁出去了!我决心与贝尔格莱德同存!一份两百余字的入党申请书,我用毛巾擦了三回眼泪,但还是止不住,沾满泪水的食指在笔记本电脑的触点式鼠标上打滑……我的入党申请书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飞向北京——带着我一颗纯洁、真诚的心。

    3月30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和激动的时刻,我接到了中央电视台党委领导发来的传真:党组织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了!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党委书记刘宝顺和党委专职副书记南玉敏在传真中说:“欣闻顾玉龙同志在生死考验面前,在紧张艰苦的报道中,再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我们为我们党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而感到骄傲,更为我们有这样对党的新闻事业忠诚、对党的信念坚定的同志而感到欣慰!为此,新闻中心党总支请示台党委批准顾玉龙同志火线入党,经台党委研究决定批准顾玉龙同志的入党申请和党总支的请示。希望新党员顾玉龙及我们的老党员王晓琨二位同志不辜负党组织的期望,圆满地完成好战地报道任务,为党组织争光。尽管在前方只有你们两位同志,但在你们的背后是全台共产党员、干部和职工的全力支持。”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的眼泪还是扑簌簌地难以自制。我在八平方米的小屋内一个人举起了右手,朝着祖国的方向庄严宣誓:“从今以后,我是党的人,我将一切交给党安排!”当天中午,我为《新闻联播》传送完“贝尔格莱德取消灯火管制”的新闻后,下午立即赶往遭到北约轰炸的潘切沃飞机制造厂。那里除了厂房没倒,其余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北约使用了一种高技术炸弹,它能摧毁除了建筑以外的一切设施。尽管北约轰炸工厂已经过去十多个小时了,但厂区内依然能闻到烟火的味道(不是传统的硝烟味)。赴飞机制造厂采访之前,我看到有的报道透露,北约使用了违禁的放射性炸弹,这种炸弹对生态环境和人都有很大的伤害。尽管如此,共产党员的勇气加上记者的天职,使我义无反顾地跳进五米深的弹坑,进行现场报道。我觉得如果只是在弹坑上面指手画脚,虽然安全,观众是难以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的。

    3月31日这一天,我在南联盟军事新闻中心领到了战时记者证。我在欧洲记者站工作近三年,领到过各国颁发的上百张记者证,但惟独这张战时记者证最为沉重。上面除了国籍、年龄等以外,还有血型一栏。这张薄薄的卡片,与其说是记者采访的通行证,还不如说是通向地狱之门的入门证。现在,南斯拉夫战事越来越严酷,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狂轰滥炸,已经不分军事和民用目标,生活在这里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我在这里与其他新闻单位记者聊天时说过,此时我们记者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所住的公园饭店地处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面前200米是贝市标志建筑——26层的贝尔格莱德百货大楼,人们都叫它“黑大楼”,它是全市的制高点。据说有一次一架俄罗斯货机的雷达系统出现故障,驾驶员就是依靠百货大楼作为坐标迫降在贝尔格莱德机场的。我们的左面600米是南斯拉夫国防部大楼,北约4月11日称,北约已经摧毁了南斯拉夫军队三个军事指挥中心的两个,剩下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近邻——国防部。北约的巡航导弹随时会越过我们的头顶落到不远处的国防部大楼。更为危险的是,北约已经宣布将南联盟的广播电视设施作为空袭的目标,并先后炸毁了科索沃的两个电视转播塔。我们所住的公园饭店处在“死亡三角区”,通往电视台10分钟的路充满危险,现在的电视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犹如一座坟墓,进去了,也意味着可能出不来。尽管如此,我没有犹豫。我想,即使我不走这条路,总需要有人来走这条路。北约的狂轰滥炸,使得在南斯拉夫的各国记者都变得好像不要命了,北约的巡航导弹往往成了所有战地记者追逐的目标。4月1日这一天,我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做诗的灵感,于是,一首战地歪诗越出电脑屏幕——《一个电视记者对巡航导弹的“迷恋”》:

    她若迎面扑来,我就准备接受她那滚烫的热吻/她若从天而降,我就和她拥抱——搂住她那滚圆的腰肢/要是她不吭声,我就把她抱回北京,打开她的心扉(肺),看看她安(按)的什么心/听说她身价百万,那太好了,我就把她献给国家,作为我的第一笔党费/请别怪我负心,请别恨我出卖你,因为你太狠,害了那么多的人,伤了那么多人的心/呜——巡航导弹,我期待与你幽会/无论是漆黑的夜晚,还是在光天化日。

    隆隆的爆炸声锻炼了一个新党员的意志,我在战火中得到了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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