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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幕后

编导剪影（15）

寻找生命的答案

发布时间：2002年12月01日 09:54 作者：CCTV-1《纪事》编导邓蕾

     编者按：邓蕾，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91年开始在电视台从事电视新闻工作，1993年加盟《东方时空》从事电视纪录片创作。迄今为止，做过大型纪录片10余部，纪录短片百余部。主要作品有：《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控告》、《被告》、《瞬间》等，曾获得中央电视台、广电部及中国纪录片学会颁发的奖项。现为《东方时空》周末版《纪事》栏目骨干编导。

    2002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纪事》栏目播出了邓蕾耗时半年之久制作完毕的作品——《共享生命》。节目的背后，邓蕾写下了如下的文字：

    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拍摄的第一组弱势群体是一群画家。他们均听不到这个世界的任何声音。他们联合办了一个画展，每幅画中都展示着无限蓬勃的生命力。参观的人离开时，他们会恭敬地递上笔请他们留言，每张供留言的纸上都签着他们的名字和想告诉别人的话。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叫杨凡的人这样写道：我的笔就是我的耳朵，我甚至可以听见你说你还爱我。那年我21岁，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拍摄过一对残疾人夫妻，男人的腿有些毛病，女人则有些驼背，但是让人无法解释的是，他们的相貌都很美，他们的孩子尤其漂亮。男人每天在巷口修鞋，女人做成衣。那时候流行郑智化的歌，每天一到傍晚，巷子里就会传出国产录音机沙哑并且偶尔跑调的《星星点灯》：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他们的孩子会坐在母亲的缝纫机旁边做功课，偶尔抬起头来的时候，一双眼睛美若寒星。这是差不多10年前的事，他们每个月去民政局领上48元钱的残疾人补助。每个月的8号，男人都会拄着拐杖去取钱。这是他妻子惟一任性的时候——她宁可他拖着不方便的腿去奔波，而不愿意自己抛头露面。但是每次丈夫回来，她都会对他比平时要好些。一个长着美丽的脸和残疾身体的女人，她让我看见她的骄傲和忧伤。

    后来开始拍摄各式各样的癌症病人。有的至今还奇迹般地活着，有的在我拍摄完成还没来得及播出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有一次拍摄对象的家人没有告诉我，结果我打电话过去叫一个刚死去的人过来接听，现在想起来不能不说是残忍的。其中最难过的一次是拍摄一位83岁的老人，她并不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而她的亲友则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我。她最大的希望是她惟一的但并非亲生的女儿第二次的婚姻可以好运——我们拍摄老人那天她的女儿正好再婚。老人一个人，平和地、寂静地、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玩弄着手里的纸牌，每隔一分钟看上一次表，因为女儿答应在举行完婚礼之后回来看她。女儿最终没有来，给我们的解释是因为我们在，新女婿不好意思上门。老人独自一人吃的午饭，萝卜馅的馅饼，是前一天表侄女过来给烙的。不知道是不是饼有点硬，老人只吃了半个。她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靠在窗前向外凝视。在我们走的时候，老人好象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微笑着对我们说了一句话：只要惠芳（女儿）这回不受气，我就是死也闭眼了。老人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无限平静，我的眼泪却掉了下来。节目播出后的一个月老人死于癌症。其实我走的时候知道这个结局，想了很久，不知道如何开口，不知道该和谁说。

    后来还拍摄过一些得了很奇怪的病的人——有一种病例据说当时全世界就13例：一个人到了30岁之后便莫名其妙地浑身无力，然后逐渐瘫痪，在5年之内死亡。我拍摄的那位母亲生了5个儿子，我拍摄她的时候她正在伺候老四，她的前三个儿子已经没有了。

    曾经很多次地对自己发誓绝不再拍摄患了绝症的人，绝不再拍摄弱势群体。太累了，心太苦了，情感太受刺激了。好久好久都缓不过来，像得了一场大病，像经历了一回失恋。的的确确，每次拍摄完这样的节目之后都有一种感觉就是生命真美好真值得珍惜，可是，可是，可是，如果我们把美好把值得珍惜的理由放在一些人的不幸上时，我觉得我所谓的美好真的有些凄凉和微不足道。那天读了一本书，名字叫《生之挣扎》，那里边说：其实人是一种受着导向死亡本能所统辖的生物，但是幸运的是，我们被赋予了一个相反的本能，不断地英勇对抗死亡这个最终的征服者，或多或少得到不同程度的胜利，在生命的最大悲剧中树立我们最崇高的理想——缺陷中的高贵灵魂。在这场游戏中，有些人输了，有些人赢了。而输赢的标志则是，我们是否在肉体或者心灵上过早地屈服。

    于是又开始拍摄艾滋病。尽管拍摄的是志愿者，但是大半年里，我们接触到的艾滋病患者绝对不下数十人——这其中的绝大多数如果没有人告诉我的话我对他们的病情将一无所知。这个片子的拍摄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把我的情绪带到了最低点。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身体正常的人）都拒绝我们的拍摄和采访，但是这并非是我最大的郁闷，而是在拒绝的背后，那些颗心灵所承载的冷漠与无奈——最痛苦的是我深知道，如果我是他们，我也会像他们那样去做。那些最有故事可讲的人要么守口如瓶，要么谎言百出，到头来，我们所了解到的并非是生活真实本身，而是经过了我们猜测和主观臆断后的生活真实。到头来，我们只有因为理解而不断地放弃。再到头来，拍摄和创作开始退而求其次，我一遍一遍在问自己的，是我还剩下多少忍耐和激情，像那首我喜欢的诗歌中所写：当我老了/返回空荡荡的家乡/当我不敢凝视青草/白雪白雪/你要自己燃烧！

    不过我深知我还会去拍的，我不会放弃——除了因为他们是我的逃不掉的责任之外，还因为他们原本有权利活至耄耋，而生命本身却常常有太多的意外。

    很多人不约而同地问着同一个问题，像艾滋病这样的绝症人类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像征服癌症一样彻底征服它。我的猜测是，即使有一天，我们终于攻克了艾滋病，那么毫无疑问，将会有另外一种我们尚不可知的无法治愈的疾病出现——我们走过了痢疾，走过了肺结核，走过了若干种类的癌症，在与各种疾病不断的抗争里生老病死、经历生命的更替和心灵的轮回。有一日忽发奇想：人类的生活是如此复杂——可是看那些飞禽走兽，他们可真的不必每天刷牙洗脸，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气，又要购买四季的衣裳，吃熟食，盖房子，买汽车，担心下月是否涨工资或者孩子能否考上大学。人类在地球上是如此无助，它必须借助无休止的争斗才能够生存并繁衍——与大自然的，与生命本身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等等等。而一只蝙蝠身上的装备就胜过了人类很多科学的发展——啊，不能再想下去了，因为结论就是：我们原来是地球的外星人，而飞禽走兽们才是它的土著。

    你说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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