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业曾几度中断过：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夏天，不知从哪儿传来一首童谣，女孩子们跳皮筋时就唱着它：“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三家村’反对党，我们坚决批判它！”对于一个四年级学生来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七个字里就有三个生字，幼小的学生们怎么能意识到这首童谣是他们学业中断的前奏呢？没多久，停课了。

　　以后很长时间，我们没了课本，没了考试，老师只好拿“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诗词当成课文。复课后好歹还学了点东西。

　　离开中学不久，就上山下乡当知青去了，那是精力最充沛记忆最好的时候，也是最没书可读的时候。在那大山里，我身边最有文化的是个“老三届”，他有一本《唐诗选》，那是最让我眼馋的东西，借过来抄一首，被人家要回去，再借过来抄两首。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是从“批林批孔”开始的；我对新闻业务的接触，是从林场广播站的表扬稿开始的。在应该读大学的年龄，我在林海雪原里读了五年“中国底层老百姓”这本书。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整个国家的命运变了，我的生活也有了转折，我又进了校门，成为北京广播学院末代工农兵学员。然而幸运感很快就与深深的遗憾交织在一起。通过高考录取的七七级入学了，我隐隐感到自己的学业似乎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

　　大学毕业到黑龙江电台当了播音员。人家都说：新分来一个大学生，可我连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都念不全。这就算念完大学了吗？我到处打听，还能不能再考一次大学？人家说：不行，你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了，如果还想上大学，你可以考研究生。

　　研究生，听起来耳生，看起来眼生，它离我有多远？我连估计都没个坐标！在这么低的起点上，我居然斗胆上了研究生考场，目的只有一个：看看研究生的考题是什么样儿的。终于看到了，英语试卷就像天书一样，单个儿字母都认识，连在一起都不认识。考场规定，半小时以内不能出去，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填空，这行都填A，那行都填B，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心里盘算着，明天找个英语班。初上英语班时，看到那些年龄比我小得多的同学，我为自己委屈，可看到那年龄比我大好几岁的同学，我就平衡了。他们满脸疲惫，风尘仆仆，骑着车赶来，车筐里装着空饭盒，网兜里装着土豆白菜，他们也许刚刚返城，也许拉家带口，但他们还在学着。他们什么也没和我说过，但他们给了我一种韧性的力量。

　　在研究生考场上，我试探了一次，失败了一次，到三上考场终获成功的时候，我已经28岁了。踏进离别五年的母校，戴上桔红色的校徽，我深深地出了一口气，我又上学了。我的学业断断续续，中间五年知青经历，五年话筒前生活，这十年虽然也是极为重要的十年，但这间隔，却使我该上学的时候没有上学，不该上学的年龄却还在上学。

　　——摘自《与清华大学同学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