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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隔离区的日记节选:我与“非典”零距离

央视国际 2003年05月13日 15:33


  5月1日 晴

  上午我们在外面进行拍摄3个采访,出两个现场,接着该进隔离病房了,又是那套极其繁杂的防护程序。冯护士长和郑大夫都上来帮我们穿防护服,我说上次带眼罩后,满眼雾气,看不清。她们专门帮大叔(摄像记者张海鹏,40多岁,工作经验丰富,被我们许多年轻记者尊称为“大叔”)和我卷了两小条纱布塞在鼻子两边。她们说:“这样不会起雾也更保险,可是呼吸起来会很困难。”

  今天天气好像挺热,反正我们就这么严严实实地进去了。眼罩一直没怎么起雾,我挺高兴,拍摄了两个现场,大叔又拍了几个空镜头,就开始了对病人的采访。

  就在采访要结束的时候,大叔突然说了一句:“不行,我支持不住了!”

  我回头一看,大叔倚在门框上。一直陪着我们的郑大夫说:“赶紧到走廊去!”一个男大夫忙上前扶住大叔问:“感觉怎么样?”从厚厚的口罩里面,大叔轻声说:“可能要虚脱了。”他手里一直还拎着摄像机,从走廊的窗口,到医生办公室的窗口,后来他告诉我:“放下就更得被污染,实在不忍心放下。”

  在窗口透气还没能缓解大叔的症状。那位男大夫说:“不行!这得喝糖盐水,透口气。”于是扶着他出去了。隔离区里就剩下我和摄像机,我心里想说:大叔,你不要紧吧?可喊出来的却是:“大叔,让外面把小摄像机送进来!”

  真的,很多时候我看不清自己,究竟是勇敢还是冲动?是理智还是冷漠?眼看着大叔被人扶走,我心里涌上最强烈的念头却是:“怎么办?我们的采访还没拍完!”

  这时候手里拎着话筒线的郑大夫说:“小江,怎么办?”古训说“书到用时方恨少”。整个摄像机我只知道三个按钮:开关、录制和推拉。看了看被裹在黑塑料袋里口露出镜头和寻像器的机器,我对瘦弱的郑大夫说:“要不你拿着话筒我来拍!”

  我们拿着摄像机和话筒踉踉跄跄上了楼,等我到病房时,已经扛不动了。还好病人住在靠门边的床上,可以勉强靠住门框借点力。30多斤的机器和三层口罩,话都说不连贯了,心里又记挂着大叔,我勉强问了几个问题,镜头好像歪了,录像机开始显示低照度,真不知道拍出来的是什么效果。

  实在坚持不住了,我们回到一楼,双双爬到窗户边吸气,然后脱下一层防护服,匆匆到半污染区取出带子,拿去消毒。等回到最外边的更衣室时,只见大叔又去穿防护服,帮他系帽子的大夫一见我就说:“你看,又要进去!”大叔脸色苍白。门外的护士长还在高声喊着让给送点什么药来。我稳了稳自己,尽量欢快地说:“大叔别去了,我已经拍完了!”

  从隔离区出来的人,必须从头到脚仔细清洗,每回洗这个澡,我都会想好多好多。大叔去年在西藏墨脱采访的时候,一天之内扛着机器从海拔1700米走到5200米,可今天,他实在是太累了。如果我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记者,如果我能够合理高效地安排采访时间,能够用简短的发问就会得到丰富的回答,那大叔决不至于累到虚脱。周围的人一直在称赞我的勇气,可勇气毕竟不是能力。大叔对不起,不过请你相信,我能做一名好记者,并且一步步在向这个目标靠近。

  5月4日 晴

  我们《共同关注》栏目原计划在胸科医院的采访就要结束了。从明天起,我们栏目就要转战一个新的“非典”定点医院——北京整形医院。我告诉井妈妈(这里主管后勤的主任,和我妈妈岁数相仿),自己和大叔要“撤”了。井妈妈当下决定办个“家宴”,一来为我们送行,二来补补这些天谁都没有顾上看的节目。

  傍晚7时,凉风习习。在我们住的小院子当间,“家宴”开席了。进驻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多菜,大叔早早托人把从澳洲带回来的红酒送了进来。虽然不敢多喝,大家还是频频举杯。刚刚还因为挂念孩子红过眼圈的杨主任也笑呵呵地说:“感谢‘非典’,要不然大家怎么可能聚到一起?”

  大叔说:“等‘非典’过去了,我再请战友们吃饭去!”

  井妈妈说:“闺女,等‘非典’闹完了,妈妈带你去逛商场!”

  这些可算是“非典”时期的标准憧憬。每当忙碌过去,能坐在小院里的石凳上发会儿呆的时候,和他们一样,几乎所有人的首席愿望,就是回家!

  正当大家心满意足地抱怨今晚没有月亮的时候,从外面冲进来一个人,是帮我们拍空画面的小黄。他满脸凝重,问我:“小DV磁带还有吗?”我说:“有,怎么了?”他哆嗦着嘴唇,略带哭腔地说:“于敏报病危了,今晚可能要‘插管’”。

  于敏是去年才分到胸科医院的女大学生,只有24岁。该院第一批大规模收治“非典”病人的时候,她勇敢地走进了隔离病房。在之后几天里,她一直高烧不退。4月28日,我们进驻胸科医院的那一天,她被确诊为SARS患者。这一次,是她的同事抬着她进了隔离病房。

  小黄已经拿着大叔找来的磁带匆匆走了。大家沉默着,刚才的欢快荡然无存。

  所谓“插管”就是将呼吸机的管子直接送到病人肺部,代替她自身的呼吸功能。不到万不得已,医生们不会用上这一招儿。用专业的话说,这叫上“有创呼吸机”。上有创呼吸机?我猛地醒悟到,那么这例手术的主持者肯定是我刚刚采访过的呼吸支持组组长李兵主任。她早就说过上“有创”就自己来。因为在没有更专业的防护服之前,做这个手术,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概率几乎是100%。

  一时之间,我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自己的感受。我牵挂李兵主任。她曾那么平静地坐在我面前告诉我,她并不是英雄,她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只是想保护那些比她还小的同事,谁都不知道新的防护服究竟能不能保护她;我牵挂素未谋面的于敏。她是那么年轻,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在这个春天里,她本该闻到更多的花香,听到更多的鸟鸣。然而现在,她却被推到生与死的边缘,孤独地等待救助。

  我痛恨SARS病毒!痛恨它的卑鄙与凶残,痛恨它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和离别。但是我能做什么?我只能为于敏和李兵主任祈祷,我只能鼓励自己要更勇敢地去面对。我相信,在勇敢自信、善良聪慧的人类面前,SARS病毒这个无耻的敌人,终将倒下。

  从4月28日进入北京胸科医院“非典”病区到5月4日撤出,记者江黎在采访之余,写下了6篇特殊的日记。这6篇“非典”日记,篇篇都令人难以取舍。读着一行行文字,每一个字似乎都能撞击到你心底最柔软的那个角落。这些日子,我们从许多地方找寻着一个久违的词——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深入“非典”一线的江黎和“大叔”张海鹏是幸运的,他们最近距离地找到了它。在这里,我只能摘发江黎日记中的2篇,让我们一同从那些字里行间去感受责任与友情,崇高与爱心。——编后(中国电视报 江黎)

(编辑:舒慧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