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的山民与自然

央视国际 (2005年05月14日 19:18)

　　在中国的西部，关于保护与开发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保护者和开发者的声音，通过各种媒介，不绝于耳。可是，那些真正在经历保护与开发的当地人的声音呢？

　　有人说自然保护的人不同情当地人的贫困生活，做自然保护的人又说部分地方官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现实生活中，以上两种人代表的极端态度的确存在。但是真心地想寻找兼顾生态保护和地方生计发展的自然保护者大有人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现实中还有些人：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经济活动上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要么是自己的政绩或私利，要么是为自然保护迂回筹款。而当地人失语、失地，更谈不上什么可持续发展。中国西南不断崛起的旅游业恐怕就有这种嫌疑。

　　旅游业在西南得到快速发展的两个基础，一是丰富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包括民族歌舞、饮食、节日、手工艺品等有形的器物化文化表现形式。其次就是独特的自然和地理条件。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认为文化包含三个层次：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第一个层次就包括了旅游业中被高度商业化了的文化表现形式。第二层次包括了社会成员之间长期形成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组织形式，生产方式等。很多研究表明，世居山区的民族长期形成的村规民约不仅能有效处理村民内部关系，而且能合理地管理村民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第三个层次关系到一个族群的群体意愿，宇宙观和价值观等。文化的三个层次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

　　很多从事民俗、民族文化艺术研究的学者发现，不用在田间地头劳作而又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在向老人学习歌舞技艺的时候，总是学不到老艺人的精神和韵味。这不禁让人担忧，如果只突出可商业化的文化品质，西南少数民族旅游的优势还能维持多久？而更让人忧心的是，民族文化没有了第二、第三层次的底蕴，会不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近几年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现状让人喜忧参半的道理也在这。西南山区的农民由于地理和气候的限制，不可能依靠一种单一的生产系统满足农村生计的全部需要。农民必须依托周围环境的各类自然资源发展多种经营，相互补充才能维持生计系统的平衡。而与各类集体资源管理相配套的社会组织形式、民间自发团体和宗教信仰等构成了中国西南山区民族文化至关重要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在旅游业高度商业化炒作民族文化的第一个层次时，第二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的社会资本不仅被人为分割，甚至被破坏。从旅游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政策角度来看，我认为有几个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旅游业是民族地区经济的替代还是补充？旅游业应该怎样来面对民族文化生命力和文化再生产的问题？民族文化和知识的产权如何保护？旅游业如何才能带有最广泛的扶贫意义？归根结底，文化的三个层次是如何在旅游业发展中得到综合而平衡地考虑的？

　　西部大开发为西南的生态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就是最大的威胁。开发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管理制度，而破旧立新的速度又严重滞后于制度安排的效率需求。新的开发商不断涌入西南民族地区通过不公开、不公平的合同获得各类自然资源长时期的开发权，而这类资源往往是当地社区的传统生计不可或缺的。当地社区作为资源管理者及其他们的生产实践被边缘化的结果就是地方社区利益受到伤害，原有的资源管理和保护的主人翁意识及其传统的管理机制日益萎缩。其结果第一以当地资源为根基的生计体系失去依托；第二长期以来对自然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都有积极意义的传统实践、知识，以及社区政治资源和良善民俗严重流失。因此，让当地的社区成员充分地参与到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经济发展项目和自然保护项目中，不仅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公平问题，也是国家经济和环保项目能否持续发挥作用的问题。

　　如何回应西部开发的新情况，把自然保护的措施与本土生计和传统资源管理的实践和社会资源相结合将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这中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环境公正的问题。环境公正议题是个西方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律概念。一开始，它是指边缘社区被排挤到不安全，不卫生的地域孤独地群体沦陷而不能自拔。但是随着问题的深入，环境公正议题开始泛指资源开发活动中的正负影响在不同利益相关团体中的不公正分配。在西南各地的旅游开发投资项目中，我们如何才能把真正有实力、有良好意愿的投资商从跑马圈地的投机商中过滤出来，并得到各方大力的支持，使他们的投资行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三赢？如何保证地方群众的经济利益得到合理的保护？如何避免地方群众无助地长期面对投资商留下的环境灾难？由于西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的重镇，环境公正议题一方面关乎西南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和可持续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还关乎西南乃至中国的生态安全问题。

　　美丽的自然离城市生活环境越来越远，正因为如此，我们随手可及的任何一本表现自然的杂志多以城市探索荒野为主题。城市的探索留给“荒野”有形的垃圾和无形的价值观。但是这些被叫做未开发的处女地、低开发的山区，或者受保护的遗产地和保护区所面临的抉择实在不易：变得不快不够现代化，变得太多不够乡土化，不够纯自然。变化不是问题，问题是引发变化背后的价值观。传统的发展观一贯认为，农村是问题，而答案来自城市。科学的发展观需要我们也向中国西南的山民与自然的关系学习，他们创造的文化、他们的生活实践和价值观正是打开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钥匙。

　　中国西南地理和文化的差异造就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但在发展和保护的探索中不但缺乏多样性，削足适履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在旅游业的问题上，山民们和无告的自然有时候穿的就是不合适的鞋子，脚有多疼，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责编：青朴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