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活捉了蒋介石，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上却举棋不定。于是，张、杨把寻求对策的目光投向了共产党。中共于当天就得到消息，群情激昂。人们欢呼雀跃，不断传来“审判蒋介石”、“杀掉蒋介石”的呼声。中共领导人也被这种情绪感染着、激动着。然而，他们很快就冷静下来，一方面密切注视着事变的发展，一方面做着应变的准备。
事变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三次去电共产国际书记处，通报西安情况以及中共意见；复电张学良，表示支持他的抗日义举，并提醒他看管好蒋介石；急令红军南下，与张、杨部靠拢，为张、杨壮胆振威。
紧接着，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西安事变，地点在陕北保安城（今志丹县）东南张闻天的窑洞里。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人。
毛泽东当时负责对国民党的外部（即统战）工作，所以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做了报告。毛泽东根据掌握的材料，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意义、事变后的形势以及如何看待蒋介石等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指出：“此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事变后形势发展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因而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毛泽东在报告中还谈到：“蒋最近的立场虽是中间派，然在‘剿共’这一点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
随后，与会者就毛泽东的报告进行讨论。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关于西安事变意义的分析，只有张国焘认为张、杨举动第一是对蒋，第二才是抗日，从而低估了事变的意义。
周恩来的发言委婉耐人寻味，他提出在政权上不要与南京对立，“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比建立实质政权）更为有利。”他认为蒋介石扣在张、杨手里，这事情的处理最终要看张、杨的态度，从而暗示了他反对在西安建立政权中心和“除蒋”、“审蒋”的看法。
张闻天最后发言，只见他戴着高度近视镜，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慢条斯理地谈起了他的看法。
“政治形势很紧张，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在抗日问题上表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妥协派（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总要发生一种突变。因而，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而要尽量争取、分化、孤立妥协派，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系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中共中央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他同时预测说，西安事变是一次好的时机，“党要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
张闻天的发言，明确了不在西安建立实质政权方式的主张，反而强调要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自然包括争取蒋介石。因为南京政府正统和蒋介石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群情高昂情况下，张闻天能够冷静从事，提醒大家不要急躁，可谓高瞻远瞩。他的观点很快被形势的发展所证明。可以说，这次发言只不过是他关于联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事变发生之前的三个月。中共中央在9月1日向党内发出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在目前形势下，抗日反蒋口号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标志着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策略转变。
9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为联蒋抗日再迈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进程。
责编：谈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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