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

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臣)，摭其表语，并谋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这段不足八十字的正史，记叙的是距今九百多年前的北宋神宗朝，杰出的文学家苏轼“坐作诗讪谤罪”，被御史台关进监狱，酿成我国历史上闻名千古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的起因是较复杂的，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政治上为政敌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表中说：“臣……荷先帝之误恩，擢至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陛下……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乌台诗案受牵连的共七十多人，其中有二十九位大臣和名士受到不同处分。王诜、苏澈等受贬斥，张方平、司马光等仅因收藏苏轼讽刺文字未申缴入司，各被罚铜二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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