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杨阳 拍《记忆的证明》是我的宿命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25日 15:13)

　　中华民族一颗苦难的泪滴飘落在导演杨阳的眼中，那里面充满了透明的惆怅，这如同宿命般的相遇，让杨阳有了一种打算———用眼泪去浸泡一出戏，用心血去煲一个汤，这便是正在央视一套播放的电视剧《记忆的证明》。

　　这位语气温婉、性格柔和的女导演驾驭起一个反映中国战俘和劳工受日军残酷压迫的题材却有着须眉般的大气，言说的冲动使她站在了勇气之中，像一棵肆意生长的大树，她把枝丫一样的个性和力量延伸到了人们的内心，带领所有人去正视一段不堪回首却又无可回避的岁月。

　　当她背起自己所写的台词，依然是字字铿锵，足以惊醒行将忘却的生灵：“如果有谁还有良心的话，就请你站出来，为我可怜的兄弟们做一个证明，他们的尸骨已经在异国他乡的荒郊野地里躺了50多年，没有人掩埋，没有人祭奠，而我已经是一个不久于世的老人，如果我死了，谁还能为他们证明？！”应着话语，杨阳眼中隐有泪痕，让人看到了一个女人心中大大的悲悯。

　　■拍摄《记忆的证明》源于我内心拒绝苟且

　　记者：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把《记忆的证明》和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对观众来说，从4年前反映情感的电视剧《牵手》到反映劳工生活的《记忆的证明》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跨度。

　　杨阳：其实在我的内心里，《牵手》和《记忆的证明》是一脉相承的作品，当我面对它们时，我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它们是我一生中不可错过的东西。在作品的制作过程中，两者也惊人的相似，都经历了一年多的剧本磨合、一年多的后期，两个作品都为我的内心施加了沉重的压力。

　　记者：您说的压力是不是来自于题材上，比如，《牵手》是反映婚外恋，《记忆的证明》则涉及了政治等因素，在很多人眼里，它们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难以言说的。

　　杨阳：有这个因素，比如，婚外恋是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很多人都有夜晚蒙在被子里面偷偷流泪的经历，但为什么没有一个作品把这个题材反映出来，把问题摊在阳光下面，让善良美丽和虚伪丑恶暴露在一个开放的视线之中，让我们共同思考、共同慰藉呢？如果选择不言说的回避态度并不能掩盖痛苦，也无法抹去泪水。

　　记者：您是很有勇气的一位导演。

　　杨阳：在拍摄《记忆的证明》的时候，有一位日本演员称赞我的勇气。我想，我之所以拍摄这样一部作品源于我内心拒绝苟且。《牵手》之后，我一直处于等待的状态中，我把自己放置在冷板凳上，希望遇到一个让我真正动心的剧本。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怕别人问我在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从上半年问到下半年，从前一年问到了第二年，我几乎禁不住别人这种询问的目光，要去随便接一个剧本了。

　　记者：什么样的作品能让您动心呢？

　　杨阳：让我一生可以为之骄傲的作品，通过这个作品，我可以与素不相识的人、异国他乡的人进行内心的交流。

　　记者：等待了这么久，直到您看到了《世界没有末日》这个剧本？

　　杨阳：我当时觉得自己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把自己空闲了那么长时间，终于等到了一个值得倾尽心力付出的作品，我觉得这像是宿命一样，我一直渴望拍摄一部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有一次，我去夏威夷珍珠港纪念馆，里面有很多人在参观，却安静得没有声息，每个人的面孔都非常肃穆，就像是参加亲人或者朋友的葬礼，人们在音乐之中看着图片，在终点处，走上一条船，这时候解说员会告诉你，还有哪艘军舰在此沉没。当时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中华民族遭受到了更为惨烈的磨难，记忆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在无数同胞的亡灵面前，我们都肩负着沉重的责任。

　　■无意忘却比篡改历史更为悲哀

　　记者：《记忆的证明》是一部很别样的战争题材作品，其中并没有描写两军的厮杀，而是以现代的一对恋人去追寻真相和过去时的萧汉生的叙述中展开，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杨阳：我更想反映那场战争中平民百姓的死亡。我曾经在旅顺参观过一个监狱旧址，那里面有一些中国青年学生的遗照，让我非常震撼，这些年轻的面庞就那么消失了，所以，我也想多反映一些年轻生命的消亡，反映他们是如何有尊严、保留了自己人格后被日军杀害的。剧中过去时的一部分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而我用一对年轻恋人来演绎现在时，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要展望未来比记住历史更为重要，我试图通过这对中日的年轻恋人来告诉观众，历史也是与他们有关的，他们同样要面对上一辈人的血债。我想，对于自己民族的痛史而言，他人的有意篡改固然可耻，但自己的无意忘却是更大的悲哀，正视历史，对中日两个民族都是重要的。

　　记者：可否问一下您本人的主观情绪在拍摄这部电视剧中有没有转变？

　　杨阳：有，可以说我用理性的反思代替了复仇情绪。在拍摄这部电视剧时，我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帮助，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对我的友好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在一点点调整这部电视剧的基调。我想，如果仅仅是一个描写中日两国恩怨的故事，就失去了今天的现实意义。在创作过程中，我越发感到，战争的加害方还是被加害方，如何去面对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用怎样的态度去记忆，才能达到反思历史。避免战争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在拍摄过去时的过程中，我甚至中断了拍摄3个月，重新修改剧本，我觉得是一种理性的力量化解了仇恨，转而用真心的悲悯慰藉死去的亡灵，用宽容之心面向未来。

　　■一个日本学生曾对我说“我觉得你拍这个很无聊”

　　记者：这部电视剧里起用了日本演员，您当时挑选日本演员时有没有受到“抗拒”？

　　杨阳：我是去中戏日本留学生中挑选的演员，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我要拍的故事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气氛很热烈，但随着我把这个故事一点一点地告诉他们，他们就变得无声无息，低下了头，以至于我觉得自己根本就讲不下去了。我最后很绝望地询问他们谁愿意来帮助我出演，其中一位学生，他之后在剧中出演书记官，他第一个举起了手说：“我愿意，因为我的中学老师希望我做对中国有帮助的事情。”我当时很受鼓舞，就顺势询问了另一个看上去很善良的女孩子，她的话语却令我哑口无言，她说：“我觉得你拍这个很无聊。”这句话被我当成了拍摄《记忆的证明》的一种激励。还有一位叫三上的学生，他特别纯净，我非常希望他能出演角色，因为他看上去太善良了，但如果按照他的年纪，在战争中是一定要上战场的，那么他也会杀人吗？一年之后，我们正式开拍，他非常守信用地跟我联系，出演了学生兵。

　　记者：当时你挑选了韩国演员演八路军，也遭到了一些猜测甚至指责，现在《记忆的证明》已经播出，您怎么回应这些舆论？

　　杨阳：当时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不需要解释。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不希望任何人以任何“不纯洁”的眼光去看这个戏，因为我一直抱定的态度是：不能轻薄历史，特别是自己民族的痛史。今天，当我回想起与那么多日本演员、工作人员和韩国演员裴秀彬一起工作的情形时，心里真是非常感慨，他们给予我的支持与帮助是那么温暖而有力量，我们像一家人一样齐心协力。在纪录片《记忆的证明的记忆》中，你会看到这些，比如，时时跟在我身边的两个日本助理大村义宏和矢野直哉；比如，老冈田的扮演者川边久造，他自己带来了昂贵的和服以及拍戏用的小道具；矢野直哉甚至专程回老家取来奶奶多年珍藏的和服借给剧组，还有矢野浩二、武藤美幸……我觉得，他们做的很多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们自己的职责，完全是以个人的名义在帮助我，我真的特别希望你能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当然还有很多中国演员，比如，段奕宏、李光洁、王宁、王伟光，还有制片人李功达、来自台湾的摄影师白玮晖、林伯仁和帮我拍动作场面的导演吴家骀。啊……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记得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深夜，大家又困又冷，谁也不想离开有暖气的汽车，我看着疲惫不堪的演员们，很心疼他们，我说：“我知道大家非常疲劳、非常辛苦，我也知道你们的投入远远超出了你们所拿的酬金，我能做的就是跟你们一起做一个令大家值得骄傲的作品，这是我唯一能给你们的东西。”我清楚地看到，很多人的眼睛里又重新燃起了光芒。

　　■我觉得自己为自己的民族、祖国和同胞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记者：在拍摄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戏播出了，并不是如你所希望的那样受人关注，比如，现在的观众并不一定喜欢看这么沉重的东西，更喜欢那些轻松的、娱乐的三角恋、古装武侠、宫廷戏说什么的，你会怎么样？

　　杨阳：我只能说这很残酷。其实，后来我也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因为一想，心就很疼，就想到那些满面沧桑的老劳工，干涩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干瘪的嘴唇和干枯的手臂颤抖着向你伸来，喉咙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讲述着自己悲惨的过去和一生的不幸；无论是在日本的法庭上，还是在报纸上，一遍遍地讲着、讲着，一次次远赴东洋，又一次次空手而返……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答复你这个问题。

　　记者：您现在听到的反馈中，有没有年轻人的看法？

　　杨阳：我前天接到了一个非常年轻的作家的电话，其实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他告诉我一直在收看《记忆的证明》，很震撼也很感动，还有几个做律师的年轻朋友，也是一集不落地在看。但这场战争更让中国老人和日本老人心里放不下，我在沈阳参加座谈时看到了一位82岁的老人，他的3个亲人死于战争，其中一个是被活埋的，他说他孙子在学校跟同学说自己家里有3个长辈被日本军杀了，其中一个人疯了这样的事情时，有人甚至以此开玩笑。老人说的时候声泪俱下：死不瞑目啊。连说了好几遍。他说，看了《记忆的证明》，特别是知道我是一个年轻导演时，说这回他是“死能瞑目了”。

　　记者：您现在对于这部作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杨阳：我已经脱离了那种爱自己孩子的层次，我真的为这部作品感到骄傲。这并不是说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真是觉得，终于可以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同胞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了。而且，终于可以让这个世界听到来自于中国新一代人在新世纪里发出的声音了。就像我一直在提醒自己：真实地表现、坚定地反思、真挚地缅怀，同时以宽容和仁爱面对未来。所以，我说，《记忆的证明》绝不是一个点燃民族仇恨的作品，而是我们中国年轻一代人对历史、对人性、对民族性的理性的审视和表达，是我们对人类和平的真诚向往。

　　这也是我们全剧组演职人员的感觉，所以，当这个剧终于播出的那一天，我们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激动得奔走相告，很多人一边观看一边流泪，纷纷给我发短信：“导演，我现在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的片子，含着眼泪……”，“导演，我正在看，泪流满面……”这样的信息从第一天播出开始，至今不断……（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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