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一年——日臻成熟的柴璐

    （一）

    第一次出镜做现场报道是在广西边境的一个城市——防城港。一个美极静极的小城。采访的由头是1月5日防城港海关缉私队在北部湾海面吉沉了一艘走私“大飞”（他们把四个马力的走私艇称作“大飞”）这在当时的海关历史上是第一次。在整整三天的追踪调查和报道中，我深刻体验到了一名缉私队员的辛苦，在颠簸的甲板上，在漆黑的风浪中，我已经不可能再顾及头型化妆是否亮丽、衣服是否平整，姿态是否端庄，我面对在晃动甲板上东歪西栽还要努力站稳的摄像大徐，只在心中要求自己必须“一遍过”，我的师傅大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真实、准确、迅速。

    这不仅是对记者的要求，也是对一名缉私队员的要求，我就是艇上惟一的女缉私队员。

    雷达上显示的“大飞”躲进渔船群中再也不动了，好不容易得到的情报，苦守了两天两夜，却一无所获。李关长拍着船舷说：岸边一些渔民近些年捕鱼量越来越小，收入也差了，走私团伙就出50元、甚至30元雇这些赋闲的渔民24小时盯着这几艘缉私艇，只要这边一起锚，那边立刻就停止行动。“大飞越来越狡猾，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关长的手越握越紧，手背青筋暴露，我可以体会到那一刻他内心的焦虑、愤怒和无奈。

    缉私艇出海一次最低需要20000元人民币，这些毫不知情的渔民为了区区30、50元，打一个电话就让这些缉私队员的劳动白白付之东流。我不知道，这些年，这样的电话打了多少，这些愚昧的人们又让缉私队、让海关、让国家蒙受了多少实质上的损失，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该用法律去约束，还是用道德去衡量，但我知道，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之深深痛心的，关长是为之深深忧心的，那么老百姓呢？

    缉私艇上只有一台电视，只要一出海，就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地闪着雪花，大部分时候，缉私队员们也不看电视。我猜想，渔民们也是不看电视的，他们或是没有电视，或是赚钱去了，那么我们在节目中的呼吁，他们能听到吗？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一个电视人的责任不仅仅是做出好节目奉献给我们的观众，我们工作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正是为了那些看不到我们节目的人。

    当我们一行三人摄制组和缉私队员们一起在海上熬了两个通宵却一无所获的时候；当风浪越来越大、暗涌越来越猛，我们实在支持不住而跑到船尾大吐不止的时候；当大家都平躺在甲板上，听满是雪花点和电波声中依稀传来的新闻联播时；当海关工作人员离别前情真意切地嘱托我们为改善缉私艇的马力多呼吁一下时，我真的深深感到，作为一个记者，一个电视人，一方面是重于泰山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深感人微言轻，怕心余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