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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生
央视国际 2004年05月14日 13:26
杨凯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经济学博士。
作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杨凯生不仅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债主,而且今年大动作频繁。华融与以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为首的财团，组建合资公司以处置不良资产的计划已获得最终批准。该交易受到业界的密切关注，因为如果交易成功的话，将为其他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银行的类似举措铺路。另外,今年2月，在韩国资产管理公社的协助下，华融已经开始启动了资产证券化项目，方案已基本设计完毕，并向有关监管部门提交了资产证券化试点方案。杨凯生说他目前就在等待相关部门的批准.可以想见，一旦资产证券化项目在华融开始正式运作，那么杨凯生和华融无疑将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随着２００７年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日益临近，不良资产问题越来越令人担忧。标准普尔公司最近对中国主权评级时，将不良资产比例列为“最负面的影响因素之一”。
积极准备改制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在加紧探索新的“手术方案”。中国工商银行最近与高盛集团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合作处置不良资产；标准普尔并认为，中央政府很可能会采取逐步处理的方法，包括将第二批不良资产剥离至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上一向“态度激进”。它曾第一个向国外投资者打包拍卖不良资产，第一个尝试以资产证券化手段处理不良资产。2003年末，华融将第二次向国内外投资者同时打包拍卖不良资产。
尽管如此，对于资产管理公司“步伐太慢”的议论和批评依然不绝于耳。围绕着各种声音。
不良资产有多少？
记者：标准普尔认为中国不良资产比率接近５０％，远高于中国政府公布的２５％，你怎么看？
杨凯生：一些国外机构和媒体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夸大了。中国的监管部门和银行从来没说过不良资产问题不大。我认为，目前（政府）披露的数字是切合实际水平的。我们对不良贷款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但缺乏统计数据支撑的猜测，对解决问题并没有帮助。
记者：据说，在１９９９年四大商业银行首次剥离不良资产给资产管理公司后，新增的不良资产是当时剥离总额的２倍；也就是说，银行首次剥离后，不良资产越来越多了？
杨凯生：这个说法完全没有根据。首先，１９９９年的那次剥离并不彻底，原因是希望让银行也承担一些责任，并尽可能减少一些财政压力。剥离后，４家国有商银不良资产比率平均只下降了１０％——当时不良资产比率肯定不止１０％——简单地说，４家银行不良贷款主要是遗留下来的，而不是新发生的。
第二，以往的监管统计系统不很严密，不很科学。从不良资产旧的４级分类方式转到新的５级分类之后，统计数字出现了很大差异。这给人造成了“银行新增不良资产很多”的错觉。从存量看，四大商业银行现有不良资产中，绝大部分在１９９９年之前就已经形成。比如工商银行１９９９年后新增不良贷款比例仅为２％～３％，这在国际银行业都属于正常水平。
二次剥离在所难免
记者：标准普尔估计中国政府将第二次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不良资产，这个说法有根据吗？
杨凯生：现在几家国有商业银行都在筹备上市，资产不良率是“躲不过的一道坎”。据我所知，现在的方案有很多，有的建议继续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有的建议银行自行消化，不必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有的建议银行成立集团公司，下设股份公司，由集团公司承接股份公司划拨的全部不良资产，等等。
这些方案都可以讨论，但技术上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我希望未来在处理不良资产方面，能充分借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４年来的专业化优势和经验。
记者：工商银行最近和高盛建立了合资公司共同处理不良资产，据说这些资产的质量要优于它早先划拨给华融的资产。这是不是意味着它与华融之间的竞争？
杨凯生：工行把一批抵押品拿出来与高盛合作处置，包括一些房地产项目和一些实物类资产，这也是一种尝试。不过，不良贷款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设定过抵押，而要看它的变现能力，也就是损失有多大。
按照现行的财务制度规定，银行有权自行处置以物抵债的资产，这种处置行为与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处置行为并不直接形成什么竞争。因为资产管理公司手中的资产主要是债权和股权，抵押品不是主要的。今后如果正式允许银行与债务人可以达成债务重组协议，那倒确实需要认真考虑了。这主要还不是一个竞争的问题，而是不良资产处置的专业力量如何整合才更有效、更经济的问题。
记者：华融４年来累计处理不良资产进度如何？
杨凯生：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口径：我们所接收的４０００亿元不良资产中，将近９００亿元是债转股资产。如果把实施债转股也看作一种特殊的处理手段，我们已处置的不良资产比例已高达５０．６％，因为债转股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如果仅就债权资产而言，我们已处理的债权达３７．６％。如果把４０００多亿元收购资产当作分母，同时把债转股金额从分子中剔除，则处置率是２９．８％。
处置速度之辨
记者：外界批评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华融的处置速度“太慢”、“令人失望”，你怎么看？
杨凯生：我还听说有人担心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搞快了，造成了资产损失。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处理不良资产有个“冰棍效应”——处置速度越慢，资产实际价值贬损就越多。因此，我们始终认为必须加快处置的进程。但我们也不能“生铁砸大锅——硬来”，要力争实现不良资产处置效益和效率的统一，既要快（处置进度快），又要高（资产回收率高）。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主要做法——“逐笔追讨，逐户清收”与国际同行相比显得“比较原始”，因为管理半径很长，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处置速度。美国ＲＴＣ并不直接面向债务人，它主要利用资产证券化和打包出售的办法，把资产转让给其他投资者。因此，我不同意说我们处置太慢，要看看实际收回了多少现金和资产。华融到现在为止收回的现金总额达２４０多亿元，应该说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吧。
记者：华融目前处理不良资产有哪几种方式？每种方式的回收率有多高？
杨凯生：处理不良资产方式很多，例如债务重组、协议转让、资产拍卖、招标、破产清算、债权转股权、以物抵债，等等。至于回收率，主要取决于资产的“质量”和我们工作的力度，与处置方式并无多少直接联系。到目前，我们的资产回收率约为３０％，现金回收率约为２３％。
不宜简单对比
记者：批评者们常常拿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与美国专门处理不良资产的ＲＴＣ相比，并认为你们的处理效果不如美国ＲＴＣ，你对此如何评价？
杨凯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美国的ＲＴＣ一共收购了约４５００亿美元的资产。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他们收购的这些资产和中国收购的资产有很大差别。ＲＴＣ收购的是出现流动性危机的，一些美国储贷机构的全部资产——既然是全部，其中就包括了许多正常贷款。但是，我们手中的资产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年积累的，“差中选差”之后剥离出来的。
资产质量不可比，回收率也就不能简单进行比较。另外，美国ＲＴＣ通过资产证券化，通过向机构投资者转让，同样也花了６年时间才基本完成了处置。
资产管理公司未来的方向
记者：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你目前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杨凯生：非常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方向和要求。１９９９年资产管理公司刚成立时，曾经有过“存续期为１０年”的规定。现在虽然不再强调这个说法，但影响仍然存在。
比如，一些债务人采用“耗”的方式面对资产管理公司，说什么“坚持到资产管理公司结束就是胜利”；意思是说，１０年后，随着资产管理公司退出历史舞台，债务自然就可以得到豁免。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企业的管理和发展，涉及到队伍的稳定，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资产处置的进程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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