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到了，1999年结束了。我首先想到的是，却是1998年。

　　现在我们还无法断定已经过去的1998年的中国足球会对以后的日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究竟只是一段插曲，还是一种必然？只能成为一段随风飘落、无关痛痒的往事，还是一种刻骨铭心、影响深远的记忆？这一切都只有等待未来给予答案。现在我们惟一能够做到的、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忠实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因为无论怎样，1998年都是中国足球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五百年前，李自成走进北京时，他的心中恐怕会深深地记起商洛山里的危难生活。五十年前，毛泽东走进北京时，那次历经万里的长途跋涉、那次决定命运的遵义会议、那次与敌军擦肩而过的遭遇，都不会成为尘封的记忆。但愿1998年在若干年之后也会被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代记起，而那时中国足球终于不必为将来的前途忧心忡忡了。

　　如果把这一年的中国足球看作一出大戏的话，那么它有点类似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因为它的角色各不相同，角色的性格与命运也大相径庭，有的是昙花一现，有的则贯穿始终，或悲或喜、或正或斜、构成了中国足球最奇特的嘈杂纷乱的一幕。就让我们在差不多可以恢复较为平静、客观态度的时候，在还不至于因为时间的魔法而淡忘的时候，记下它们，记下这段历史。

　　霍顿

　　现在再想起霍顿，想起两年前我们对他的看法，总有一种滑稽的感觉，但这就是足球。

　　一位英国人、一位远渡重洋的职业教练是1998年中国足球的第一主角。当我们还沉浸在冲击世界杯再度失利的痛惜与伤感的时候，霍顿的到来像星星之火一样又一次点燃了希望。他是中国国家足球队的第二位外籍教练，他的前任施拉普纳并不成功的表演使他的就职在一片怀疑中进行，特别是他的履历没有惊人之处，甚至没有执教国家队的经验，而另一方面他的薪金不菲却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当然对霍顿相对有利的是：他的上一任已经失去了中国球迷最基本的信任，随之导致了对中国本土教练的信任危机。而此前霍顿曾经来过中国，还为备战十强赛的中国队讲过课，多数国脚对他的印象不错。霍顿真正的雇主国际管理集团为进一步稳固在中国足坛的地位，想来也不会为我们送来一位“冒牌霍”——尽管这种愿望两年后落空了，但毕竟这个愿望安慰了我们两年。

　　2月的上海春寒料峭，霍顿走马上任。他面临的第一次考试便是东亚的传统赛事：四强赛。在同两支已经获得世界杯入场券的球队的较量中，霍顿的球队一胜一负，成绩不能够说好，但中国队战胜了近年来屡战不胜的日本队，范志毅的点球如果踢进，中国队反而会成为这项赛事的冠军，这个结果总还讲得过去。为情绪低落的中国足球就此找到一块落脚点的霍顿小考及格。

　　接下来，在6月份的中韩对抗里，中国队也没有让即将出征的法兰西的韩国队占到什么便宜，1:1的比分，也大致可以向国人交代，霍顿又交上一份成绩良好的作业。其后中国队又依靠客场进球多而首次夺得中韩对抗的优胜奖杯，看起来中国队再进一步，但是略略使人遗憾的是他“率队击败韩国队”的誓言未能实现。聪明的霍顿很快还是又抛给大家一个期待：中国队要在亚运会上创造佳迹。按照霍顿的原话是力争夺取冠军。这样的魄力至少我们国内的教练很少具备，霍顿毕竟是位外国人——当然这些话现在让我们听起来只有苦笑。

　　在两次输给伊朗队之后，中国队只有止步于冠军争夺战之外了，最后他们为我们带回的是一枚铜牌。第一次败给伊朗，霍顿说输给这样一支强队并不意外，第二次输球后，霍顿坦言球队取得了进步，只是在个别人、个别环节上出了问题。他一直试图为整支球队注入信心。

　　1998一年之中，霍顿的球队在全部十六场赛事中只输掉了三场，仅从战绩角度考察应该得到不低于80分的评价。但有一些因素使我们在1999年底为霍顿作总结的时候，不得不更加谨慎。

　　其一，面对伊朗、韩国等踢法凶悍的的力量型球队，中国队依旧无计可施。我们不能奢求霍顿可以药到病除，根治中国球员华而不实的毛病，但他必须清楚在未来的日子里，韩国、伊朗始终都是中国队冲出亚洲不能回避的障碍，找不到克敌制胜的良方，等待他的仍只有失败。

　　其二，霍顿的实验还有一次重要的机会，那便是将于1999年进行的奥运会的预选赛。如果他将我们的年轻人顺利地送到了悉尼，那么中国足球就没有理由不让他继续自己在中国的足球生涯，但如果失败，他的去向就很难定夺了。所以关于霍顿的最后结论绝对不能提前到现在。
其三，霍顿的就任时机要优于施拉普纳。他到任早，有义足的了解情况的时间，在1998年，他不仅广泛观看了国内的甲A联赛，而且借助亚运会以及东亚四强赛，也进一步了解了未来对手的情况。考虑到中国23岁以下的年轻球员与亚洲其他各国的差距不大，甚至可能略好，所以我们更有理由认为明年奥运会的预选赛才是霍顿通过考核的最佳时机，希望他会继续今年的好运气。

　　其四，霍顿在过去的一年里也暴露出一些个人的局限和不足。毕竟一年的时间太短，他对中国足球的认识还不能说非常完善，此次亚运队的组建在人选上就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前锋类型比较单调，速度与技巧型球员重叠，惟独不见力量型的人选。再比如前卫线的组成也不尽合理，亚洲球队打法多样，历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必须要为球队配备多种组合才能避免捉襟见肘的情况，对此霍顿的预见性就显得差了一点。同时，霍顿囿于一个外国人的特殊情况和外界的沟通也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只是一意孤行，失败的可能要大于成功。当然这不是霍顿自己的问题，中国足协对此责无旁贷。

　　遗憾的是，我们在1998年底所做的这些预言无情地应验了。

　　喜欢站在场边，歪着脑袋，瞪大双眼，托着下巴的霍顿究意在想些什么？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中国足球以后还会不会走霍顿这样的弯路，也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下课

　　比霍顿更能够体会中国足球之翻云覆雨风诡云异的大有人在，其中至今能够两度执教中国甲A球队的两名外国人之一维尔纳（另外一名是米罗西）就是代表之一。已经有过一次被炒鱿鱼经历的他可能根本不会想到他的第二次中国之旅竟然短得令人不可思议。在只进行了一轮比赛之后，维尔纳即挂冠而去，成了1998年下课最早的主教练。

　　其实他的球队在同大连万达队的比赛里打得并不难看，并且他也大概从中还得了信心，乃至于临走之前还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插曲，满心希望再和万达队较量的他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小小地将了徐根宝一军：“希望下次在大连还能见到你。”好斗的徐根宝当然不甘示弱：“你不要到大连见我了。”一句话竟成谶语，中国足球可谓怪事多多。

　　维尔纳的离职欣开的是一场狂卷中外教练的下课狂潮。在随后的联赛里，崔殷泽、安杰伊、金正男、米罗西、朴钟焕、刘国江、庄连胜、麦超、陈熙荣、殷立华、肖笃寅、张增群等总计十三位主教练成了'98联赛的过客，其中只有刘国江、殷立华、张增群和陈熙荣能够“下岗再就业”，而其他人则只能失意地暂时离开中国足坛，如果再联系上发生在甲B诸俱乐部里几乎相同的故事，中国足球差不多要成为教练们的滑失卢了。此事甚至惊动了国际足联，他们也几乎就要出面干涉，刚刚起步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用一种很奇特的方式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对于这种尴尬局面，比外人更困惑的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究意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左右着中国足球，究意中国足球正处在怎样的一个特殊阶段？忙于保组、殚精竭虑于来年继续留在中国足球的最高赛事之中，所以没有人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但这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为1998年的爆炒教练现象进行解释，便有更多的或土或洋的教练你方唱罢我登场，让我们对探讨这一问题失去了兴趣和新鲜感。如果今天的中国足球还是不肯踏踏实实地反思，那么今后的发展肯定会障碍重重。

　　或许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对于教练的苛刻反映出今天的俱乐部已经充分意识到成绩是一支球队立足的根本，它直接决定了球迷、拥趸对球队的拥护程度，同时也等于决定了资方的投资回报率。而在一支球队之中，教练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一旦教练的表现出现差池，资方决不会姑息迁就，这也可以说是教练下课风最直接的原因。更何况米罗西就曾经说过，与其解雇球员不如拿教练开刀，对俱乐部来说更易于操作。二、虽然不能让俱乐部完全承担下课风的全部责任，但俱乐部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毕竟最终的抉择是由站在足球外围的人物做出的，所以外围人士对足球的认识能力与水平就成为其中最为关键的决定因素。倘或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外行领导内行”，谁又敢说自己的决定就绝对正确呢？

　　因此而诱发的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思考：只有几年光景的职业联赛，事实上正在暴露出自己发展经历浅薄、尚且不够专业化的先天弊病。急功近利而又缺乏足球专业知识的从业人员以自己并不成熟的智力把握着中国足球的近期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但从今天的综合情况分析，这一现象必须尽快得以改变。否则中国足球还将在怪圈中徘徊，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并不太多了。一旦市场出现大规模的滑坡，职业联赛就将失去生存的基础。而松日俱乐部，已经因为自己频频更换而跌入了甲B，并在2000赛季的甲B联赛中苦苦挣扎。

　　引导中国足球继续发展的关键是大量专业人才的进入，或者直接引进国外的管理经验与管理人才。在经地了七年的风雨之后，我们至少应该搞清一个道理；联赛的竞争和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场下，一支球队的背后绝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俱乐部，那些自认为曾经搞过专业体制下的足球就一通百通的退役人员，那些自认为有了管理企业经验就可以管好俱乐部的转行人士在痛苦地经历了喧嚣的1998之后不知是否也有同感。

　　彭晓方

　　职业联赛的规律决定了某些人必然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如球队的教练、大牌球员等，而另一些人虽然身处其中却被他人的光环所遮掩始终默默无闻，对他们而言，惟有特殊事件才能够改变命运。1998年的中国足球就给了两位球员这样的机会。

　　已经记不清彭晓方是在哪一年进入全兴队了，几年来，个头不高、相貌也算不上抢眼的19号生活在几位大牌明星的阴影之下，知名度甚至比不上比他还年轻的邹侑根。他在队内仅仅介于主力与替补之间，从资质与天赋上看，已很难再成大器，如果一切正常，他就会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淡淡地来，淡淡地去从容、平静地度过自己的球员生涯。

　　命运的转变往往突如其来，可能彭晓方本人也无法预料他竟然可以一夜成名。一场赛前结果就已经被认定的比赛（八一对四川全兴），因为他不经意地一脚而颠覆了结果，一支从未降组的球队因为他的超常发挥而身陷绝境，更重要的是，甲A最后的格局就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大家已经无法想象被各种丑闻困扰了将近一年的甲级联赛会用怎样的形式结尾时，彭晓方的惊世一脚堪称化腐朽为神奇，于是有人长出一口气，终于没有发生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因为一旦局面失控，他们的能力其实也不足以拨乱反正，好就好在这样一个结局，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中国足球在最危急的时刻又一次上演了大逆转，而这一切都注定要由一位并不起眼的球员来完成。

　　不经意的一脚民是具有世界水平的一脚，现在让彭晓方再练习一百遍这样的射门恐怕都难以重复出一次同样的精彩，偏偏在最需要的时刻彭晓方找到了稍纵即逝的灵感。其实此战他能够出场本来就有一定的偶然性，若不是黎兵因伤缺阵，本赛季没有多少出场机会的彭晓方恐怕还得坐在替补席上。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他完成了个人足球生涯中最重要的进球，而姚夏、邹侑根、刘斌也都有可能与他共享荣誉，只可惜他们比彭晓方更加心不在焉，否则便无法解释拥有那么多机会的姚夏为什么整场比赛颗粒无收。

　　毫无疑问这个进球会在今后被人经常地提及，因为在有些人看来对于假球、黑哨若隐若现的中国足球来说，它意味着转机，是公正战胜了人情，是舆论取得了成绩。它击碎了无数的传闻，它为未来开辟了继续发展的道路。

　　真的值得这么乐观吗？

　　现在就来讨论这个问题未免为时过早，我倒是急于想知道彭晓方射门那一刹那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依照常理能够打进如此漂亮的球肯定应该大肆庆贺一番，然而他即便因脱去上衣得到一张黄牌，兴奋之情也还是显得过分含蓄，是否他也和其他队友有着一样的感觉？
在学校读书时，曾经读过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讲述了许许多多的重要历史时刻某些特殊人物的故事。其中有些人抓住了机遇，名留青史，而更多的人听凭命运之神频频招手兀自浑然不知，只能为后人留下许多遗憾和谈资。我还记起阿瑟·黑利的一本小说《大饭店》，那位普通的警察本来有机会擒住罪犯，但日常的思维习惯最终占据了上网，升迁、受奖都与他擦肩而过。

　　从这一点上讲，彭晓方无论如何都是幸运的，好象冥冥之中，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着一切，他躲都躲不开。但我们究意应该怎样看待、分析这个巧合与偶然则很有讲究。有些事不宜高兴得太早，不然的话，一旦发觉上当受骗，后悔莫及。

　　不经意的事需要的也许仅是不经意的态度。彭晓方可以为中国足球的1998画一个遮羞布一般的休止符，但他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足球固有诸多弊端，他也不会再次成为英雄，以后的联赛假如不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不愿接受来自舆论和外界的正常的监督与批评，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它依旧会上演各种丑闻、闹剧，它依旧会表现出内在的无耻、狂妄。

　　隋波

　　不管怎么说，彭晓方还是非常幸运的，同样是一战成名，他比隋波风光了许多。差不多也是一名平常球员的隋波几乎以自己的清白和足球生涯为代价，搅得中国足球动荡不安，而自己则是狼狈不堪地度过了1998年的后半段。

　　隋波和许多中国球迷、中国媒体都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1998年8月22日。这一天客场作战的陕西国力队以2:3的微弱劣势输给了同样在保级边缘徘徊的主队云南红塔队，赛后他们的主教练贾秀全实在无法克制自己的怒火，讲出了一段引爆重大新闻的话：客场比赛让教练员头疼的不是训练和用人，而是如何防备一些背后的小动作，这让自己伤透了脑筋。贾秀全还指责本队的有些球员发挥极不正常，并点出了隋波的名字。凡是听过贾秀全那段话的人都不难依据最基本的逻辑得出最简单的结论——隋波有可能在本场比赛中受贿。

　　这绝对是爆炸性的事件，因为在此之前尽管时不时地会传出有关某人的企图行贿、某人有可能受贿的小道消息，但在中国足坛尚且无人敢在公开场合对这种行为进行如此大胆、辛辣而又如此具体的指责，这是我们最接近传闻的一次机会，这也是中国足球向其潜在的劣根发起攻击的最好时机。不论隋波是否无辜，中国足球都不应该放弃一追到底的勇气和魅力。

　　矛盾既然已经被公开，中国足协也就无法再超然物外，他们作出了承诺：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答复。但他们又一本正经地表示，调查的过程不宜对外公开。随后中国足协就像进入到冬眠期一样，对此事只字不提，而他们展开的所谓秘密调查也迟迟没有结果。

　　值得庆幸的是媒体与外界并不与足协保持一致，他们不断地对“隋波事件”进行多方面的采访和议论。在密集的舆论轰炸之中，又一条重要的线索被揭露出来。在“隋波事件”中还有一盘录音带。

　　舆论的功绩还不止于此，他们经过自己的调查和推理，逐步地将隋波排除在事件之外。因为贾秀全和陕西国力俱乐部都无法拿出必要的证据证明隋波受贿，对隋波的怀疑一是因为他在比赛中曾经在一次回防时出现失误，并直接导致了本队失球，二是因为隋波在昆明训练期间曾经表现出了与红塔队某些球员的熟悉，他甚至还向对方借过鞋钉。由于赛前的确发生过不少反常的事情，因此在贾秀全的联想之中，隋波显然难逃干系。对此隋波本人的解释是：高原踢球球速难以掌握，所以失误在所难免，而自己过去就与红塔队的一些球员非常熟悉，打个招呼是人之常情，至于借鞋钉的事他后来的确深感反悔，这倒不是说不该借，而是不应该被贾秀全指导看到。隋波在事发之后的解释无懈可击，同时他对自己遭到的不公正怀疑和莫须有指责十分恼火。隋波说：贾秀全和陕西国力俱乐部有义务为此进行解释，如果得不到他们的道歉和进一步的必要补偿，他将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此贾秀全和陕西国力俱乐部就陷入到了被动之中，他们此时只能拿出另一件重要的物证以求度过难关，而此刻出现的另一个传闻更坚定他们的决心，据说几支球队的代表组织了一次昆明会议，其中心议题便是将不守规矩的贾秀全和陕西国力队做到乙级去。国力队处境危急。

　　于是那盘录音带就被披露出来。这是一盘记录了陕西国力队与云南红塔队比赛之前，某位神秘的女人受人之托，企图行贿国力队三名巴西外援的谈话内容。由于巴西外援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和机敏的处事能力，这才为我们留下了这盘珍贵的录音带。至此“隋波事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走向上的转变，隋波其人开始逐步退出事件的中心，那盘录音带和那个据说是持有巴西护照的女人几首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国力俱乐部虽然对外透露了录音带的存大，但他们非常谨慎地保留了公开其内容的权力。他们闪烁其辞的态度不由得让人产生了某此猜测，比如就有人断定这只是国力队为摆脱困境而打出的一张具有决定意义的牌，一俟他们保组成功，录音带肯定也就不见踪影了。事实证明，这样的预测最终还是不幸应验了。

　　国力队的一石二鸟的做法大获成功，由于录音带的威力，传说中的“昆明会议”的决议没有变为现实，国力队终于顺得保组。隋波尽管仍然在要求自己的公正，但由于焦点已经转移，所以他的呼声因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而变得极为微弱。相对而言中国足协的地位就凸现出来，作为中国足球最高权力机关，他们对此事的处理对今后的中国足球将肯定产生巨大影响。

　　一场漫长的等待之后，在1998年的倒数第二天中国足协终于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结果。以下是中国足协经过131天调查后出示给全社会的全文：

　　关于全国足球甲B联赛第十六轮国力队对红塔队比赛有关问题调查情况

　　8月24日与陕西国力俱乐部就8月22日举行的全国甲B联赛第十六轮国力队与红塔队比赛前某些不正常现象向中国足协反映情况，并提供了一盘电话录音带。

　　中国足协对此事极为重视，先后五次派调查小组赴西安市、昆明市、巴西圣保罗市了解情况，并就有关问题向司法机关进行咨询。

　　现将调查结果公布如下：

　　一、关于所谓“隋波事件”

　　通过对国力、红塔俱乐部的调查，隋波在8月22日的比赛中不存在违反《足球比赛纪律规定》的现象。所谓“隋波事件”是被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将国力俱乐部主教练贾秀全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的针对个别队员本场比赛发挥失常的批评，借题发挥，扩大事实进行炒作，是没有根据的。

　　二、关于录音带问题

　　经过对陕西国力俱乐部外援毛罗、鲁迪内、卡罗斯和翻译刘彬的调查了解，此盘录音带是旅居巴西的华裔女士王素徽在昆明期间与上述三名国力外援电话联系的录音，其内容是王素徽本人企图收买上述三名外援在本场比赛中放水给红塔俱乐部，但被他们拒绝，收买的企图没有得逞。为进一步了解该女士的身份及其收买的企图、目的、背景，中国足协派人赴巴西与王素徽进行了接触，但其矢口否认与国力俱乐部的巴西外援接触过，也否认用电话进行过联系。经中国足协法律咨询，鉴于本场比赛收买贿赂企图没有既成事实。因此，8月22日国力队对红塔队的比赛不存在假球问题。

　　至此，国力队对红塔队比赛有关问题的调查已经结束。中国足协希望通过此事，提醒各协会、各俱乐部，要高度重视队伍的法制教育，提高各级人民的遵纪守法的观念。希望各新闻媒体要坚持新闻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反对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炒作新闻，影响中国足球的发展。

　　在这里之所以不惜笔墨抄录原文，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番，看看在这份调查中究竟还隐藏了些什么。

　　从该文中我们首先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隋波事件”的形成其实是新闻媒体的炒作而致。这真有点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大家都听到过贾秀全的前后两段话割裂开来，贾秀全的确没有直接指责隋波打假，但媒体也从未肯定地说过隋波就是打假球的真凶。作为足球与公众的纽带，媒体当然有义务也有责任将此事报道给大家。试问：难道只有媒体都默不做声，才不叫炒作？难道说隋波的涉嫌打假是媒体的杜撰不成？贾秀全的讲话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只字不提？一篇看似普普的调查报告竟然多有玄机，稍不留神还会惹祸上身，弄到最后国力队没错、红塔队没错、贾秀全没错、隋波没错、王素徽没错，只有媒体错了。中国足球真的让人越来越看不懂了。

　　依据最基本的知识，既然是调查就应该告知谁是真画龙点睛打电话行贿的人，然而该文居然未就此事进行解释，仅是含糊地说王素徽否定自己打过电话，所以行贿不是既定事实。这更叫人摸不到头脑，就算打电话的不是王素徽，那也不足以证明行贿就不存在，更何况中国足协应该继续调查以便查出真凶，只有找到本人，有关的疑点才有希望得到解释，而想现在这样草草收场，未免令人起疑，究意其中还有什么样的隐情需要掩盖呢？

　　中国足协一再声称自己专门进行过法律咨询，但司法部门的说法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请司法部门介入此事呢？既然你们面对别人轻而易举的否认便表现得无能为力，那么何妨有劳司法呢？搞定一个电话的声音对于掌握了高科技手段的中国司法部门来讲并不具有太大的难度。

　　所以关于录音带的调查戛然而止，中国足协的结论难以服众，找到元凶非汉有也，实不为也。

　　综上所述，围绕着整个“隋波事件”的调查，中国足协所表现的态度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他们拒绝公布录音带的内容更说明了这一点。因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打电话的人，也不妨把录音带公诸于众。在法律范畴之外还有一个更宽泛的道德体系，录音带完全可以起到警示世人的作用，它可以让那些心存邪念的人为之胆寒，在全社会面前曝光的难堪怎么说也是一种惩罚。同时录音带的公布也可以让我们对中国足球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有更为具体的认识，它将有助于我们冷静、耐心地分析中国足球的现状。最后，录音带的公布还能够发动全社会都来关注此事，说不定会有人从中得到启示进而提供新的线索，“隋波事件”柳暗花明亦未可知。

　　在英国，格罗拜拉受贿案得到了较好的司法处理，因为英国人深信只有打击得力，才可能保证职业联赛的长治久安，否则后患无穷、贻害后人。而看起来中国足协对此也信心十足，他们更急于证明的是在我们的联赛之中没有打过假球，中国足球的天空湛蓝洁净，一尘不染。

　　隋波最终告别了足坛，难道他是希望自己能够藉此摆脱假打的嫌疑？中国足协的调查不知他是否满意，其实他应该清楚这一事件今后肯定会被记录进中国足球的发展史中，只有水落石出，他才能够如愿以偿，而现在……

　　隋波今后还会经常被人提及，因为“隋波事件”在理论上并没有了结，而就算真的就此完结，也不过是暂时性的，因为这样的处理无法警醒他人，中国足协在调查报告里虚弱无力的结束语，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哀求——“希望通过此事提醒各协会、各俱乐部，要高度重视队伍的法制教育，提高各级人民的遵纪守法观念。”中国足球在1998年所表现出的丑陋的一面又岂止是哀求就能够扼杀的呢？

　　就在中国足协在一片狼籍中为“隋波事件”匆匆收尾之际，本来早就应该从这个事件里摆脱出来的隋波终于由于心力交瘁，愤然宣布：提前挂靴，结束自己的足球生涯。这是一个怎样的决定？它满含着隋波的愤怒、无奈、沮丧和绝望。我们知道“博斯曼事件”为整个欧洲的球员赢得了更广泛的自由空间，虽然博斯曼本人同样不得不失业在家，但至少他改变了一种状态，完成了向旧有势力的挑战。而隋波呢？他的牺牲又换来了什么，是净化了中国足球还是澄清了最简单的事实？中国足协对这一事件太过轻率的处理决定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只能使我们对中国足球的未来产生深深疑惑。这个处理是一个危险的开始，将来会证明这个判断。我们同情隋波，但中国足球更让人心痛。

　　官司

　　1998年的中国足球，有的事不得已而结束，有的事该完而未完。前者如“隋波事件”，后者如金哨陆俊的官司。

　　事情的起因说起来很简单，1998年联赛的第一轮按照惯例是由上一年度的冠军对本赛季刚刚晋级的升班马。中国足协指派陆俊执法1998第一战。

　　大连万达队和广州松日队的比赛前80分钟进行得还比较顺利，陆俊的场上判罚虽然有个别地方值得商榷，但基本准确，在公正性上似乎也无可挑剔。新军松日队凭借主场优势顽强地抵挡住了万达队的进攻，他们距离首战得一分的目标已经很近了。偏巧此时万达队又发起一次进攻，李明冲入禁区松日队后卫回防心切，与李明撞到一起，陆俊的哨音响起“点球”，万达队用这个珍贵的点球打破僵局，而松日队眼看到手的鸭子飞了。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陆俊受贿”的传言产生之后才会被广泛传播，而当《羊城体育》将这一消息刊登在这一版上后，陆俊受贿更激起轩然大波，既然报纸敢于指名道姓，那么陆金哨看来真有麻烦了。

　　现在看来《羊城体育》的做法的确是太缺乏必要的新闻技巧和经验了，由于贸易登载未经核实的消息，他们已经将自身置于背水之境。而陆俊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亦可被示为是自卫的正常反应。他首先聘请了律师，随后便准备把《羊城体育》送上被告席。面对陆俊的积极行动，《羊城体育》也努力地寻找对策，他们的一些做法虽然达到了暂时拖延时间的目的，但双方走上法庭仍旧难以避免。

　　尽管陆俊面对的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但最终他还是胜诉，维护了自己的声誉和职业形象。这种胜诉应该在意料之中。

　　相比之下，1998年其他一些裁判的命运要坎坷得多。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前卫寰岛同延边敖东比赛的主裁判王燕春和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大连万达与辽宁天润队比赛的当值主裁俞元聪。经历不尽相同的两位裁判面临的处罚却完全一致——在1999年的中国足协裁判执法名单中暂时消失了他们的名字。

　　球迷们无法忘记，脸上已经写满中国足球沧桑的年过三旬的高仲勋，面对摄像机，因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而发出的声音“中国足球没戏了”。这声音听上去并不洪亮反而有些低沉，但它却具有强烈的震憾力和无比的穿透边，1998可以悄悄地过去，高仲勋的声音却仿佛始终在那些为中国足球命运而担忧的人们头上盘旋。

　　无须再多费笔墨去描述前卫寰岛队与延边敖东队的那场比赛了，当值主裁判距离事发现场不过才几米，并且他是正对着敖东队的防守队员，没有视线被阻挡的问题，更没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王燕春差不多是目不转睛地吹响了手中的哨子，他将一个毫无争议的胸部停球判成了点球。敖东队的队员对此不能说毫无准备，在此之前，他们先后在与北京国安队、上海申花队的比赛里遭遇过出自裁判的不公正待遇，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怒火才变得更加难以遏止，高仲勋的话可以说是这种集体情绪的典型代表。

　　足球是在公平原则之下进行的竞技体育，离开了公平它就毫无意义。好在现代科技能够忠实地记录历史，它在多数时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在道德范畴内评判的依据，留给某些国内裁判玩弄权术的空间在科技和舆论的挤压下将会越来越逼仄，如果不惜挺而走险，是必须要为之付出代价的。在事实面前任何解释都显得徒劳而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