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宏涛

杨汉雄--中国男子举重队总教练

         采访时间：2000年4月25日
         采访地点：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中国男子举重队办公室
    杨汉雄是地道的广东人，但他的相貌、体格却有着明显的北方人的特征-浓眉，方脸，结实，稳健。很像他的名字。
    见他名字的第一感觉是，这与他的职业竟是那么的贴切。
    1979年开始当举重教练，1994年出任中国男子举重队副总教练，1997年被任命为总教练。当教练前，杨汉雄作过煤矿工人和举重运动员。一个与力量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人。
    这样一个人却有着一双柔和的，总是微微含笑的眼睛。这使他看起来似乎不大有人们习惯感觉中国家队总教练的威严。但正因为如此，更让人印象深刻。
    第一次见杨汉雄是在1995年底。当时，中国男子举重队在广州举行的世界锦标赛上拿了五枚金牌。而在前一年的世锦赛上，他们的金牌数是零。那天，国家队在他们的训练馆举行一个小型的庆功活动。一屋子生龙活虎的队员，一屋子打了翻身仗的喜气洋洋。杨汉雄高兴的看着队员们，小声道："这么好的成绩真有点没想到，可是奖金不够分了。"赛前，队里拉到一笔赞助，说好每块金牌两万，但奖金总额只有五万。"还得再去找钱，答应队员的奖金无论如何是要兑现的。"尽管有一点无奈，但那是欢喜中的小无奈。
    那段时间，举重队充满了一种蓬勃的气势，一种在长久的沉寂之后被收获所调动起来的雄心。在这样的雄心和气势支撑下，男子举重队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取了两枚金牌。
    对杨汉雄来说，那是他现在无比怀念的一段时光。
    这次采访杨汉雄，是又一个备战奥运会的时候。四年间，不少东西在悄然的改变。连续两年的世锦赛上战绩不佳，队里的氛围似乎也不如四年前那般昂扬，教练们似乎也各怀心事。面对记者的时候，杨汉雄依旧微笑。但他站在馆里看训练的时候，神色中有一种掩不住的沉重。
    杨汉雄的办公室就在举重馆的二楼。桌椅、沙发、茶几都是旧的，搞不清用了多少年。墙上贴了一张大表，上面是最新的世界纪录、世界锦标赛成绩、欧洲锦标赛成绩和目前举重队各项目主要选手的成绩。那些数字上的对比，让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支队伍此时面对的困难和压力。
    楼外不远有一条铁道，偶尔有火车的声音哄隆隆的从窗口传进来。杨汉雄泡了两杯茶，开始讲他的故事。
    我的八姨父是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华侨。1946年他就在广州开了一个大众健身院，在解放前整个广州的健身界他是很有影响的。在健身院，他教很多的项目，有健美、武术、拳击、摔交，当然也有举重。好象没有他不会的。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陈镜开就曾经是健身院的学生。健身院一直在开，1981年八姨父去世了，八姨接着开，老太太一个人拿着根棍子，坚持了快二十年了。当然现在规模已经越来越小，器械也旧了，跟不上时代了。但还是有一些老学生习惯去那里。
    我们家跟八姨父家是邻居，一墙之隔。所以我小时候经常没事就跑到健身院去玩，练练武术啊，拳击啊，也练举重。从小，姨父就喜欢我，说我野性挺大的，有事没事老把我带到他那里去练。我对武术不感兴趣，喜欢练举重、拳击，野气更足的那种。时间长了，姨父也知道他那里只是个培养兴趣的地方，我真正要练还是要到正规的体校。所以1962年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学生刘因。刘因是陈镜开的师兄弟，那时是广州市业余体校的举重教练。我就这么开始了正规的举重训练。
    那时候，专业训练开始得比较晚，不象现在。我是体校年龄最小的。刚开始，教练说：先不举"重"，而是举"轻"。所以我用木头杠子练基本的技术动作，用小哑铃练小肌肉。现在看，刘教练在举重的基础训练上是很有一套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专业运动队都没有了，业余体校也停课了。我的举重训练就停下来。1968年我上高中。两年后高中毕业。分配工作，我们一帮调皮的学生就给分到煤矿去了。
    我们是掘进工，先把巷道打好，别人再来挖煤。这是最需要体力的一项工作。1972年，当了两年工人后，我接到刘教练的一封信，说举重又恢复了，你还是回来练吧。刘教练给我设计了一个方向，让我赶紧练起来，然后争取去解放军队。虽然当时解放军举重队还没有正式成立，但那时候也没多想，就觉得只要能练就好，再加上对当解放军也很向往，所以就一心一意按教练的安排做吧。
    重新回到业余体校，我已经21岁了，在体校里是最大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又回去了，很幸运。
    我那时还没有完全从煤矿出来，所以一边当工人，一边练。从煤矿到体校骑车快一点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是三班倒，白班的时候，就在下班后吃完饭到体育馆训练，第二天一早再赶回煤矿。晚班也可以训练，早上下班，回家睡觉，睡到下午，吃完晚饭去训练。练完直接骑车回煤矿。中班就没法训练了，好在我们可以倒休。就这样一直坚持训练。
    后来刘教练的一个朋友到煤矿当了干部。刘教练就找到他，说杨汉雄以后是要当运动员的，请他给我调个轻松些的工作。于是我调到了机修班，工作轻松多了，练得就更好了。那时侯，在工作空余的时候也练，我们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一起，把钻杆当杠铃杆，用水泥做杠铃片，后来，不过瘾，又用钢板焊杠铃片。所以，有时间回城，就回城练，没时间就在矿上练，训练基本没怎么耽误。
    为了迎接1975年的全军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各军区的运动队都相继恢复了。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母亲告诉我：有两个军人来找我，让我明天去一趟。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高兴坏了。后来我才知道，指名招我的就是后来当中国女子举重队总教练的韩贵华，当时他在解放军体育学院当教练。在那以前他们看过我的一些比赛和训练。
    第二天我赶紧就往军区奔。韩教练说：来了，来了就练吧。我什么也没带，把破自行车一放，就留在了那里。军装是从仓库里临时找来的，不太合适，但穿在身上，还是特别的高兴。一转眼，两个星期了，队里开了辆卡车，带着我去煤矿办关系。煤矿很支持，马上就办完了，这样我在23 岁的时候参军了。
    1975年初，我到北京参加了解放军集训队。5月份，在全军运动会上，我就拿了67.5公斤级的冠军，这样就正式进入了解放军队。后来代表解放军队参加了第三届全运会，总成绩拿了第五名，挺举是亚军。挺可惜的，本来我第一把试举成功了，就已经是第二名了，第二把、第三把只要再成功一次就是冠军了。所以我每次出场前就想只要举起来就是冠军，结果两次都没起来，气得我--比赛的时候就是不能有杂念。
    1976年，在国家队呆了三个月，我一看，就觉得不行了。姚景远等一批年轻运动员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比我小好几岁，虽然举得差不多，但他们的力量水平比我高多了。我知道更要抓紧了，没几年了。1976年在南京跟英国队搞对抗赛，我第一次打破全国纪录，当时是抓举的125公斤。训练上我已经不如年轻的，但在比赛的经验、气质、发挥上还是有优势。实际上那个重量，我在训练中摸都没摸过。我好几次破纪录都是这么临场发挥出来的。
    1978年上半年我在67.5公斤级只拿了第五名，很惨。我决定下半年参加60公斤级比赛。提前三个月就开始降体重，每天跑大圈。结果下半年比赛我拿了三块金牌。两天以后我的体重就回到68公斤了。
    我在部队当运动员的时候，有一句标语对我影响非常深："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所以在训练的时候，我经常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训练肯定要因人而异。不少建议也被采纳了，而且虽然我老提意见，但教练们反倒盯上了我。1979年底就任命我当运动员兼教练。我接的第一批队员中就有蔡炎书。
    当运动员的时候特能提意见，好象有很多想法，觉得当教练不会很难。但是当教练后感觉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挺难的，很多东西不懂，很头疼。一下子接了几个年轻队员，可以说碰得头破血流，主要是对训练的系统性不懂，以前提意见都是针对某一点。
    刚当教练那几年确实是挺吃力、挺苦闷的。比如说像蔡炎书，开始当他是52公斤级，老是压着他体重，不让他长。他刚来的时候一米四几，但他只有14岁啊。真的是不懂，队员比赛失败率也高，挺受打击的。一直到1983年，我在队里始终没成绩。1983年上海全运会，好多教练去了，我却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1983年，北京体院第一届教练员函授班开课。现在的很多中年教练员都上了那个班。不光学习了很多基础课，而且体院的彭老师还专门为我们几个举重教练补充有关举重训练方面的知识。三年时间，比赛多，又要学习，真是累得要吐。但是经过这么一段系统的学习，把我脑子里的很多东西激活了，尤其是训练上的。苦闷了好几年后，一下子感觉开窍了，灵感非常多。那是我教练生涯的第一次飞跃。
    学习的收获非常的显著。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清晰了之后，训练上自然就改变了。像对蔡炎书，我就不再压他的体重，学会了按他本人的发展规律安排训练。那几年他的成绩都是每年四十公斤四十公斤的往上长，1985年开始破全国纪录，1986年在国内就已经没有对手了。后面的其他队员也不错，一个一个的往上走。可以说，在训练上我开始掌握到一些规律了。
    因为自己的这段经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教练员的整个方向是错误的。我有着很深的教训，我碰了好多年壁，我走了好多我的老师的弯路，但现在我的学生当教练还在走那条弯路，而且再以后的教练可能还要走。如果早一点对教练进行知识学习、培训，至少可以避免他们走好几年的弯路，但是现在缺少这样的机制。这个局面不改变，举重会一直是投入大，收效小。
    1986年，袁伟民主任要求国家举重队加强年轻教练员的培养。我当时在八一队，正好在北京，可能各方面比较方便，国家队就将我调去了。当时的总教练是黄强辉。他感觉到年纪大了，就想将自己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年轻人。在1987、1988两年，每个星期最少一整个上午，他不停的给我们几个年轻的教练"上课"。他几十年的体会就在那种情况下归纳传授给我们。以前在体院学的东西，和黄教练在训练中总结的东西都结合了起来。以前的一些认识误区在这个过程中豁然开朗了。比如"扬长避短"的问题，举重实际上是一项不补短就没法扬长的项目，短是避不开的，必须想办法去解决，一旦解决水平一下子就上去了。其他像共性与个性的问题，训练总体平衡的问题，黄教练都很有一套观点。他对我的影响是我的第二次飞跃。蔡炎书在这个阶段从亚洲一流水平到打破世界纪录实际上都是黄教练对我影响的反映。
    第三个飞跃是在1995、1996年。黄强辉和陈冠湖两位老教练相继离开了国家队总教练的位置。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大强度、高质量、快节奏"的训练思想改革。很快见到成效，并直接带来了1995年世界锦标赛和1996年奥运会上的收获。后来，我对黄教练说：我们肯定比你们强，因为我们站在你们的肩膀上，你们把我们托到了更高的高度上。
    1993年，42岁的杨汉雄成为国家队副总教练。1996年，中国男子举重队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取得两枚金牌。其中杨汉雄亲手指导的队员占旭刚不光获得70公斤级冠军，而且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全部刷新世界纪录。杨汉雄迎来了他教练生涯的一个高峰。
    1997年，杨汉雄被任命为国家队总教练。但是，在那以后，中国男子举重却遭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在此后的几届世锦赛上出现了成绩滑坡的局面。面对悉尼奥运一到两块金牌的任务，局内人知道，这十分艰难，甚至难以实现。
    多数奥运重点队员的训练都不理想，使杨汉雄坚定了要采取措施改变现状的决心。我的采访便围绕着这几年中国男子举重队所出现的问题而展开。交谈当中，说到关键处，杨汉雄忍不住提高声音，加快语速。这时才让人感觉到这位平素看起来敦厚平静、总是眼含微笑的中年人，其实有着他鲜明的性格与棱角。
    如果说1995世锦赛和1996年奥运会是中国男子举重一段辉煌的话，那么辉煌为什么如此短暂？
    亚特兰大之后，举重没有走好。后备人才特别缺乏，实际上问题出在教练员身上。中国体育几个成功的项目，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训练思想。比如乒乓球，它可以拿出一套一套的成功经验，但中国举重的套路在哪里？现在没有。像保加利亚的训练，很简单明了，就是大强度、高质量的训练，强度特点特别明显。前苏联的整个训练特点是高质量，有效组数、有效次数，特别对动作的合理性、标准性要求非常严格。但是中国举重，搞了几十年了，现在还处在游击队状态。中国举重的真正特点是什么？没有。
    其实举重在中国的开展很不错。光是北京，各区各县业余体校的举重班就有16个。广东、广西，举重班更遍地都是。但基层体校的任务和目的搞清楚了吗？这一点没搞清楚怎么发展？前苏联在业余体校应该怎么进行教学、怎么进行比赛，都有一整套的思路。我们却是从业余体校到国家队，参加比赛形式都是一样的，没有针对不同层次运动员的特点。
    有些体校看起来队员在区级市级比赛拿金牌，教练高兴，领导也高兴，但这些队员却没有发展，没法往高一级运动队输送。十二、三岁的少年运动员应该是发展速度力量、发展爆发力的，结果也过早地进行大强度的抓举、挺举比赛。其实，动作好不好，合理不合理，成功率高不高，都应该系统研究，应该有一个教学大纲那样的东西来指导。对国外的经验，光是学习和吸收现在就够我们做的。
    怎么加强各级教练员的培训？我很苦闷。国家队发展到今天，还是像游击队，各练各的，想怎么练就可以怎么练，每个教练各自训练安排的根据是什么？缺少细致的研究。
    作为国家队总教练，面对这一情况，你就没有办法吗？
    至少现在，没有太多办法。这不是一个业务能力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行政力量的问题。这一点，我没有办法。现实情况是，有的教练员是把别的教练当作对手，怕别人的成绩影响自己的前途。而在队伍的组建上，起码暂时我还没有自主权，很难左右这些。
    应该说1995，1996 两年，男子举重搞得不错，为什么这之后却发生了影响发展的那些变化？
    一言难尽。这两年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大家的想法不一样，上面不一样，下面就更会不一样。
    那你现在能够把握的，能够做的是什么？
    我现在能够把握住的是让大家回到大目标中来。先弄清到底什么是国家队？它不是省市队，它是要体现集中的优势。现在国家队的组成是以不同省为主的教练小组，是"联邦制"，我们总共九个训练小组，有六个是清一色的地方队。游泳已经意识到以前的"松散联邦制"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却有游泳以前的味道了。这种现状带来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训练下来队员都很辛苦，这个省的教练晚上炖上一锅汤，这锅汤只有这个省的队员能喝；那个省的教练也炖一锅汤，只有那个省的队员能喝。那没有汤喝的队员只能闻一闻了，给他心理上的感觉这个队不是一个整体，客观上破坏了队伍的凝聚力。凝聚力建立起来不容易，破坏起来却很快，现在就是这样。其实教练们也是关心队员，也很辛苦，但起到的作用却并不好。
    不亲手带队员了，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有一种痛苦？
    这是一种很大的痛苦。但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其实1996年、1997年，正是我训练上第三次突破刚刚起步，自己对训练的认识更成熟的第一波，还应该有第二波、第三波，才能比较的完善。不直接带队员，训练上的思想、认识都隔了一层，贯彻得不彻底，或者说很有限。自己带队员的话，训练的思想可以通过队员不断的展示，不断的得到检验，不断的完善。
    现在看，我们在1995、1996年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了。这一届奥运会我们面对着很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主力运动员整体年龄的增大、伤病的增多，各种情况都和上一届不一样了。所以上一届的经验全部搬过来已经不适用了。所以现在仍然面临着必须要创新。
    你是希望自己在亲身的实践中去摸索创新的路，但现在，你没有实践的机会了，所以你有时候就会感觉像隔靴搔痒，对吗？
    完全是这样。而且好多想法没有实践的验证，于是自己也要打一个问号，不知道效果怎样。所以很多东西挺复杂的，也挺难的，但不管怎样，还得要搞。这届奥运会完了，如果我还在这里，不管职位如何，那我肯定还是要带队员的，而且是一批年轻的队员，甚至是在国内没有名气的，我自己下去挑。重新从队员身上来验证，来完善我们自己的训练理论。
    你很喜欢教练这份工作，而且认为自己在教练工作中还是有一套很好的想法，是吗？
    一个是喜欢，一个是我有这个实力。
    在自己实力的判断上，我可能是有点"狂"。我觉得现在国家队的教练中，真正懂得训练规律的并不多，因为他们缺少那些重要的飞跃的过程，不少连黄强辉指导那时候的一套训练理论都没吃透。赵庆奎总教练还在队里的时候就说过：运动员从开始训练到成长为世界冠军这段距离，很多教练就缺最后那一截。现在还是那样。
    如果在你面前摆着的是一个"极端"的选择：带队员，就不能作总教练，作总教练就不能带队员的话，那么你会选择哪一边？
    当总教练，但不是现在这样的总教练，应当是当有责、权、利的总教练。不是当一个几方面都不健全的总教练。我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对手，能有权进行队伍的组建。这样，我们才能一条心的一起探索和贯彻我们的训练思想。当然，责、权、利不是绝对的，不是说总教练就能胡作非为。
    有人说，不在其位难谋其政。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能够帮助人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但是当你拥有了这个位置又会发现很多你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和矛盾。
    是。尤其是一些行政上的东西，有时候感觉上有些......刚开始不带队员的时候，感觉上像下岗，后来感觉像打杂。总之这两年应该说是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感觉。也有一些项目总教练是不具体带队员的。但我们这个项目跟其他一些项目不大一样，总教练不带队员，是从我这里开始的，从1999年2月。以前的总教练没有不带队员的，而且以前的总教练带着半数以上的主力队员。他们说：这样心里有底啊。
    那你在1995、1996年手里有几个队员？
    我有四个队员，占旭刚、兰世章、王国华、徐栋。原来更多了，最多的时候有12个队员，包括唐灵生、李创欢。主力队员占了很多。1996年以后，我带的队员里还有四个是主要队员呢，占旭刚、兰世章、苏飞翔和乐茂盛。
    悉尼奥运会越来越近，面对现状，你现在能够把握的，能够做的是什么？
    现在必须要干预训练。
    本来冬训前就有这个想法，犹豫了一下，没有下决心。当时领队刚调离，压在我手上的各种事务性的工作很多。现在，这种单兵作战、个体作业的味道还是比较浓。看来最后一个夏训还是要干预各个组的训练。在五月份亚洲锦标赛之后，对重要队员的训练的整个监控一定要强有力的介入进去，我跟各个组已经打招呼了。
    分散的局面已经形成，要改变会不会阻力大？
    阻力是大。但教练员们也意识到了分散的弊病，9个教练带着12个队员。有的重点队员今年检查已经写了好几份，为什么？因为他跟教练不配合。运动员拿教练员一把，这个现象在举重队已经很严重了。教练员手里就一个重点队员，有些运动员的认识水平有限，他觉得教练员你就靠我，你没有我就没成绩，训练的执行肯定就会打折扣。有半数主力已经拿教练一把了。这种现状必须改变。
    在我们印象中，举重是个"穷"项目，这是不是也给队伍的建设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非常大。以前，我们这支队伍在训练局还有几个"难兄难弟"，像男排、田径。但现在这两个项目已经大大的改善了。男排已经进入了比较"富裕"的行列；田径中心搞的分站的大奖赛，对尖子队员鼓励很大，结果就只剩下我们了。一下子影响非常大。像占旭刚，他跟刘国梁、孔令辉都是很好的朋友，都在训练局这一个院里。他开玩笑说：他们没有花钱的时间，都是赚钱的时间；我们是没有赚钱的时间，全是花钱的时间。这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所以，我们在院里，横向一比较，受的影响的确很大。今年总局给好几支队伍进行补贴，其中包括举重。应当说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一千多块钱解决大问题了。
    举重似乎很难得到社会资金的支持，国际上也是这样。
    这个项目需要改革的方面太多。越深入的了解，就越烦恼。有时意识到出路在哪里，却走不通。比如，整个规则、竞赛体制，怎么样改有利于扩大项目的影响，有利于它的发展？如果整个国际举联不动的话，各国家协会不动的话，就没有办法，没有改革。现在世界上许多项目都在进行改革，为什么？它得适应整个时代的发展。举重一百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举重规则非常烦琐，专业人员都难以分清。比如，运动员的上推动作，怎么叫犯规，怎么不是犯规。有时运动员举起来了，观众都鼓掌了，结果裁判判两个红灯，失败。我们的规则感觉是经常在愚弄观众。再比如，后场有很多激烈的东西，很多斗智斗勇的变化，但是观众都看不见。这些都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作为举重，还应该大刀阔斧的改革。举重不是没有商业赢利机会的。比如我们可以进行表演性的比赛。其他项目，训练中很难超过世界纪录，举重训练经常是要超世界纪录的，这就可以吸引观众。表演性比赛，队员不用降体重，也不会影响训练。我们国家举重世界冠军多，有名的队员多，场地要求简单，应该有市场开发的前景。
    有一些项目国家队的教练分出部分精力去拉赞助，以改善队伍的经济状况。你有没有进行类似的活动？
    我们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前段时间通过一些新闻界朋友牵线搭桥，我们和"格威特"签署了赞助协议。这两年我们也很主动的去拉赞助。
    上届奥运会拿了两块金牌，1995年世锦赛团体总分第一。但这两年情况却不理想，作为总教练，要完成悉尼奥运会的金牌任务，你是不是面临很大的压力？
    当然压力很大。但是最近想了一下，竞技体育嘛，不可能没有压力，关键是应该做的工作，你做好了没有。这是最关键的。有些工作原本是应当做好的，但是因为一些你无法把握的原因而没能做好，这样造成的没完成任务，是最难受的。如果是该做好的工作你做好了，只是因为赛场竞争激烈等原因，因为别的国家也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具有很强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没能完成任务，那算不了什么。比如这次乒乓球男子团体输给瑞典队，难道能说明我们的乒乓球水平不行了吗？比赛结果里面有很多偶然的因素。竞技体育的吸引力就在这里。
    我们搞竞技体育，其实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过程，过程做好了，结果就会水到渠成。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每个环节，哪个环节处理不好，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上届奥运会之所以能有后来的成绩，就是因为各个环节都抓得比较好。
    所以你一直很怀念1995、1996年的那段日子。
    那时候主要就是很多工作都能够按照你的想法去做。现在则是很多工作不能按照你的想法去做。想到了，能不能执行，这段距离有时候跨越起来太困难了。所以特别容易着急，一着急，血压都升高了，这两年。有些训练上的问题，感觉自己能够透视得清楚，但是使不上劲，解决不了。教练员们职称都很高，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想法。我虽然是总教练，但怎么能把意图贯彻下去，还是有不少的困难。
    所以你要在5月份亚洲锦标赛结束后马上改革。那么这种改革涉及教练人员上的变动吗？
    会有一些变化。最终的目的就是必须改变现在这种各自为战、单兵作战的分散局面。不变，我们必败无疑。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旦涉及人事方面的变化，就会有一系列的反作用力？会有人不舒服，这样就会对你上上下下的环境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必须寻求中心领导的支持。自己的行政力量既然没有那么强大，当然就要依靠上级领导，甚至依靠总局领导。
    你这个时候动作的话，实际上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如果你按现在的局面走下去的话，如果奥运会比得不好，那么总结的时候你可以分析出失败的原因是现在队伍的不合理体制；如果你改了，而奥运会还是比得不理想，那么那些利益受损的人就有可能将此作为反击你的理由。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要冒这样的风险？因为你现在不能肯定你会百分之百的成功。
    要完成奥运会的任务只有这么一条路，只有冒这个风险。因为按着现在这条路走下去，肯定必败无疑。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大家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里面，客观公正的来谈，都已经意识到了。既然大家都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就只能冒险，冒险才可能产生一点希望。现在绝对比1995、1996年那时候的背水一战的形势更严峻。
    但是对于外界来说，恐怕很少有人了解举重队目前的情况。多数人对举重的认识还是停留在1996年拿了两块奥运会金牌上面。如果悉尼奥运的成绩与上一届出现落差，你是否考虑过会出现什么样的舆论局面？
    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考虑。我是这么一种人，打个比方，我很喜欢踢球，我是在输球的时候最来劲，落后人家一两分的时候最来劲，老想追上去。工作中，实际上也是这样一种劲头。失败有时候并不可怕，但是要失败得明白一点。
    我们举重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波浪似的前进。一批队员培养起来了，但是后备力量总跟不上，等这批队员走下坡的时候，年轻队员没起来，必然跌入低谷。然后再抓一批队员，再往上走。我实际上仍然没有跳出这么个圈子。其实很多项目成功的经验摆在那里。
    是指要在国家队建立二线队伍吗？
    对，国家队一定要建二线。跳水、体操、乒乓、羽毛，已经非常证明了这一点，越来越证明这一点。
    举重为什么不能实现？
    这不是教练能决定的，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编制问题、场地问题、住宿问题，等等。
    我记得你从上届奥运会之后就呼吁建立二线队伍，但现在来看好象没有什么进展。
    一点进展都没有，甚至还后退了。
    那么这届奥运会之后，这项工作还得要做吧？
    不做的话，举重还会是这样，还是投入大，收效小。但这又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所以也是一种痛苦。我甚至觉得，举重已经进入了一个生与死的交汇点了，如果没有奥运会，这支队伍肯定就完了。
    如果这次奥运会男子举重成绩不理想，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队伍建设？
    会有一些影响。好在这一次是男女举重都要赛，有女队的成绩撑着，整个举重发展的压力会小一点。对于男子举重来说，必须要保证一块金牌，不管怎样，要保住一块金牌。
    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证重点项目？
    对，我们有好几个重点项目，关键要看训练效果。现在有些计划订得很好，但没有效果，这是很可怕的。这次冬训就是这样，没什么效果。很多指标定得高，完成不了。有的教练有这么种想法，就是"我不能出局"（要去奥运会）。有个教练定完了就跟我解释说：我没办法，因为别人都这么定。所以现在定出国的名单就不象从前相对简单，一定要大家坐下来讨论，先民主，再集中。通过"三讲"，我也学了不少的东西。
    比如说，某次一个一般性的世界比赛，我们提出让某省的一位名将去，因为他因伤病，很久没出国比赛。该省的另一位队员，练得不错，我建议也去。那么他们的教练就跟着一起去。这位教练手下有三名队员，于是他就在会上提出，剩下的一个队员也得去啊，他也不错啊。我当时没想太多，就在会上说：那全都是你的了，不如说是你们省队出访比赛算了。散会以后，那位教练来找我解释，他说：如果我不在会上把剩下的那名队员提上去，下面就会有人挑拨是非，说队员你有这种水平，但你的教练都不为你争。所以我必须争，争完以后，你总教练作决定。
    这位教练真不错，他说实话，还解释一下。
    这其实仍旧是集中还是分散的问题。
    所以眼前这种局面，必须要改变。
    对。进了国家队，就应该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能老站在省里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在上届奥运会出了成绩以后，好象队员的管理也出现了新的困难。
    90年代，思想工作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有些队员很单纯，面对现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又很容易被利用。尤其是一些出了成绩的队员，不免想要点特殊，但在我手里又得不到特殊，相反还要让他处处带头。
    有一位很有名气的队员和省里的教练闹翻了。我一点都不站在他那边，我说：他是你的教练呐，你要先会做人，才会做事，将来才能做大事。他有时不爱听，但我还是要说，在队会上公开说。后来慢慢好些了。
    还有，就是成绩出来了，你的地位变得突出了，也引起同事之间关系的一些变化，如何处理？很多方式方法也是后来慢慢悟出来的。
    很多人印象当中，不少国家队的总教练个性都很突出，有一种气势。有的教练会有意识的强化某种性格，客观上形成一种威严，当这在公众中形成一种印象后，反过来自然也会影响到队伍，会在队里强化他的地位和控制力。不过，至少在媒介上，尽管你也是一个受人关注的人物，但似乎没人提到你的个性方面，你似乎也没有有意识的在这方面做些什么。
    可能是性格的原因，也可能不是。我感觉更主要的是因为我自己对走上这个岗位的思想准备不充分，也缺乏对这方面的认识，尤其是头两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也逐步意识到这一点。比如说，作为总教练这种权威，我觉得它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上级领导的支持，另一方面是自己要树自己的威信。
    一个人比较随和，比较好说话不是缺点，但有时也有容易被人利用这一点。作为总教练，一个是必须要有业务能力，应该比别人要认识得深。另一个就是必须要有行政能力，一要掌握好的工作方法，二要自己做得好，才能开展工作。
    以前是不是对训练本身关注比较多，没有更充分认识到总教练应当具备的行政能力，包括总教练在队伍当中应该拥有的权威？
    对，没有意识到。实际上行政能力很重要，这也包括对队伍的组织能力。这几个方面都搞好了，才谈得上对一个队伍的控制能力。
    像去年，个别人在队里形成了一种不和谐音，影响到队伍的团结。连队员都感觉到了，私下对我说：你别动他们，你动不了他们。队员也开始怀疑你的权威，对一些决定打点折扣之类。我意识到了行政能力的问题，所以对个别不称职的教练，带不好队员，就坚决让他离开国家队。对影响队伍建设和凝聚力的人，该让他出国家队的就出国家队，该谈话的谈话。谈话的时候，我说，我们都是中心的人，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一致的，队伍好，有成绩，我们都好。几次谈完，就好多了。这些环节一处理，整个队伍马上不一样了。
    总的来说，有得有失。训练上失去很多东西，但这两年对自己的成长，对管理方面知识的增长应该说有很大收获。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不能两全。
    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的位置、你所做的这些，对个人而言也是一种功业，我想不少男人头脑中都会有建功立业的想法。
    我，好象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我感觉我已经到头了。训练局流传着一句话：谁当总教练，谁就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
    若干年前，总教练这样的位置比较稳定，现在，可能一场比赛的得失与胜败就会影响到你的去留。
    是。这些年，很多项目的总教练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像站在悬崖边上，只能干好，不能干坏。
    你在乎有一天会失去这个位置吗？
    不在乎。我觉得我的业务能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只要能让我当教练，我随时可以东山再起。我所说的东山再起不是指职位上的升迁，而是指重新再夺世界冠军。这对我来说，是越来越容易，而不是越来越难。我对这个项目的整个规律已经认识得比较深了，底气是足的。
    我对这个职位并不看得很重。这跟我的出身有关系。我总是告诫自己：我是挖煤出身。倒回去，我根本没想过有一天会当上国家队总教练。
    有一种人，不去期望特别远大的目标，但当一个目标摆在他够得到的前面的时候，他会不遗余力去争取。你是这样一种人吗？
    我不会过早的期望某种目标。因为举重这个项目发展的余地太大了，没有开发的方面特别多。
    有没有想过出国作教练？
    基本没有。我对国外一点兴趣没有。
    但毕竟在国外从教，尤其是对于你这样当过中国队总教练的人来说，收入会比国内要好。这对你没有诱惑吗？
    没有。因为我感觉到我已经够了，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我听说过一句话，据说是容毅仁说的。那句话说：要赚上等人的钱，交中等人的朋友，享下等人的福。我特别欣赏这句话。下等人的福就是有一些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有部车开，就很满足了，有个三室一厅住，就够大的了。还有一句话是说：要往高处站，往直路走，往宽处行。
    我是从很低的地方走上来的，我给队员也说：我们都是穷苦孩子出身。本来就没有优越感。我家里人，我家的亲戚都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人。机遇、命运已经对我够好的了。这么多年，国家队多少人进，多少人出啊，我能做到今天，机遇够好的了。
    作了多年教练，这个职业对你的家庭有什么影响？
    影响吗？我的孩子他见到我话很少，但在他心里他是为这个父亲骄傲的。应该是的。
    2000年9月，中国男子举重队参加悉尼奥运会。临行前，队中头号主力石智勇被列入"削减选手"名单。在悉尼机场见到杨汉雄，言谈之中依旧微笑、从容。他说："我们尽力而为"。
    开赛之后，女举频频告捷，男举有奖牌进帐，但未见金牌。拿了金牌的女举队员在屋外和教练欢笑着合影留念。杨汉雄和男队教练以及重竞技中心主任韦迪围坐在一起，面色严肃，商量后面比赛的对策。
    9月23日，男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男子举重队的最后一次机会。报名成绩遥遥领先的保加利亚选手因该队三名选手被查出尿样阳性而被取消比赛资格。天赐良机。占旭刚抓举排名第二，他依靠挺举最后一把的超水平发挥，夺得金牌。举重台下，杨汉雄和占旭刚的主管教练王国新都情不自禁跳了起来。
    完成奥运金牌任务，杨汉雄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在一个月后，传出消息，称重竞技中心将改组国家男子举重队，总教练可能易人。面对传闻和记者们的询问，杨汉雄并不发表看法，仍旧保持着他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