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00年8月2日
采访地点：北京方庄小区一家茶馆
于芬是我见过的最勤奋也出色的女教练，也是我见过的性格最有棱角的女教练。这些都注定了她的经历不会风平浪静。
1996年奥运会之前，于芬一度担任中国跳水队副总教练。1997年，于芬调入清华大学，并于1998年初组建清华跳水队，任总教练。她现在的职称是教授。让人感兴趣的不是她职位的变化，而是她是在一种全新的训练模式下培养一批新型的学生运动员。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实验，一切都是一种尝试。
时间过去了三年，清华跳水队从最开始只有一个教练，一名队员，逐渐发展成拥有几位教练和十几名队员的一个初具规模的运动队。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于芬的变化：依旧勤奋，依旧有棱角，但平和了许多，豁达了许多，快乐了许多。
连续带出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无疑，于芬是成功的。但于芬开始对人们称之为"成功"的东西重新审视。在不少人还在将那种"成功"当作一种梦想的时候，于芬开始憧憬新的梦想。
对于往事，于芬有着极清晰的记忆，这使我可以非常轻松的穿越于她的叙述中。
我学跳水是非常偶然的事情。
大概是1972年吧，那个时候我家在湖北恩施。当时专业队经常要到基层表演，那次是在寒假的时候。表演完以后，他们说要选几个队员。其实我还不会游泳，也不知道跳水是什么。不过我在学校里是那种比较活跃的学生，经常唱歌、跳舞什么的。我给他们表演"红小兵拳"，正好站在第一排，可能他们就比较注意，后来就跟我们家说想让我去学跳水。其实我们家不喜欢我搞体育，甚至也不喜欢我去搞文艺。在他们之前，好几个文艺团体招过我，跳芭蕾的，搞音乐的，我们家都没让我去。跳水队说，只到武汉去一个月。正好那时候我爸爸不在家，我妈妈就说：去玩一玩吧，学学游泳。这样我就去了。
当时跟我一起去的还有我们院儿的一个男孩儿，跟我一个班的。可能他胆子小，到了跳水池，不敢跳。我可能属于那种什么事要做就要做好的人，虽然不会游泳，但还是跳了。教练觉得我天生胆子大，就把我留下来。
家里面根本就没想让我成为专业跳水运动员，当时毫无准备。在湖北队呆了一个月，他们就把我带出去了，到湛江那一带去训练，没让我回家。因为让我学跳水的事情，我爸爸和我妈妈还产生了一点争吵。爸爸只希望我读书，妈妈就说，只想让她去学学游泳，就一个月时间，也不知道去了就不让她回来了。
到1973年的时候，国家队刚刚恢复组队，看上我了，让我去参加集训。但湖北队没放我，说我太小，让我再练一年。到1974年底，我到国家队集训。反正一直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就练了跳水，不知道怎么就进了国家队。
刚到国家队，进的是徐益明带的少年组。后来又分组，梁伯熙带了我一段。成绩不错，1975年的全国冠军赛，拿了跳板第二名。后来又分到另外一个教练的组里，他的训练水平相比可能就要差一点。我们那一批人就像是铺路石，我们冲击难度，但又不知道怎么冲。当时中国跳水整个经验都还不行，再加上这个教练是个新教练，我们组三个队员都受伤了，都是在学难度动作的时候没有准备好。当时世界上女子还没有107屈体的难度动作，我们就冲上去，结果摔了，好几个队员的眼睛受伤了。现在想起来，其实就是训练方法、手段比较陈旧，影响了一批比较好的运动员。我那时就是视网膜出了问题。要是现在，有激光等手段的治疗，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当时没有，视网膜一出问题，就不跳了。
所以，我作跳水运动员的时间并不长。在教练眼中，我可能算是一个挺好的苗子，我的素质比较好，爆发力不错，竞争意识也可以，应该说有作运动员的气质。但是，因为受伤，很早就没有训练了。
在治疗伤病的时候，队里也准备让我转轨了，重新去读书。1979年我回到了湖北，那时已经联系好了北京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二外，一个是北体。做起了教练，我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是哪方面的因素，因为湖北说是国家队希望我能做教练，而国家队则说是湖北希望我回去当教练。当时我的年龄比较小，只有18岁，对自己的前途不知道怎么选择，根本就不知道走哪条路更合适，那么就只能随着组织上的安排回省，在跳水队协助主教练肖爱山搞了一年，协助他带周继红、刘恒林这批队员。1980年我开始自己带第一批队员，从体操选了几个，从游泳开始教起的几个队员。
那时候我自己还不到20岁，带这几个队员纯粹是在摸索中训练，最好成绩也拿过全国冠军。但那批队员身体条件差一点。我带的第二批队员就是李青他们。1984年底，李青从国家队回到省里，我就接手她的训练。1987年的全运会，李青拿了亚军。
1987年底，李青返回了国家队，大家觉得她练得不错，全运会把好多国家队队员赢了，比如李艺花、张玉萍等队员，除了高敏以外。李青这孩子脾气比较倔，到了国家队一个星期，就跟徐教练顶上了。在这种情况下，徐教练就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
我去北京，把李青带了回来。因为这孩子自尊心很强，爱面子，可能当时她在国家队水平跟高敏相比差距比较大，又不太适应，就不想练。我带她回湖北，练了一段，把水平提高了一些，又把她送回去。国家队就决定借调我，帮助准备1988年的奥运会。当时我就提出再带两个小的去，因为国家队是借调我，我不可能只带李青一个人，因此就把肖海亮、伏明霞两?quot;小咪咪"一起带到国家队去"代训"。他们两个是我在1987年全运会之后选的小队员。
在国家队，我一边协助徐教练带李青，备战奥运会，一边训练两个小队员。所以说他们两个很幸运，他们刚刚开始练跳水，就跟我一起进入了国家队的环境，有很好的条件，所以没走太多的弯路。而且他们是我的第三批队员，我也有点经验了。
确定奥运会名单竞争也很激烈。奥运会前，我跟着国家队，带李青参加了加拿大、美国的比赛，她都是第二名，后来她在韩国比赛又赢了高敏一场，这样她就入选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奥运会前两个月，国家队到济南去封闭集训，李青去了。我就带着两个小孩儿又回到湖北训练。
其实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没有把教练作为自己长期要做的事情，一直还是想去学习。那种想读书的渴望确实是非常强烈。甚至刚开始的时候在训练课上，我也是一边训练，一边学习。当然训练也还是抓得比较紧。
1989年的下半年，国家队搞了一个少年集训。从我作教练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飞跃的阶段。当时的集训大概是四个月，从1989年10月份到1990年2月份。在济南，封闭式的集训。主要是总结高敏、熊倪他们这批队员成功的地方和过去那些不足的地方，在集训的这批新的队员身上发展了一些新的训练方法和手段。主要确立了跳水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就是跳水的基本功训练。从我个人来讲，在那个阶段，比较清晰的认识到了跳水的基本功是什么；基本功训练和难度训练的关系是什么。
集训后，选拔了12名队员，由我、张广仁和胡恩勇合作带。胡恩勇后来走了，实际上就由我和张广仁主管这些队员。12名队员中有伏明霞、朱金红、孙淑伟、王天凌、易红、饶琅等等。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准备4月份加拿大、美国的比赛，用比赛检验他们四个月的训练。
当时在训练中还存在一些争议。比如说，看目标，有人就认为不可能。我们每星期的测验就要求看目标。"看目标"的训练方法是徐益明提出来的，以前的一批队员基本上都看不见目标，觉得高难度动作翻腾那么快，怎么可能看得见？真正学习看目标是从高敏、熊倪这一代运动员，然后贯彻到伏明霞、孙淑伟这批队员。最后陆上训练，他们在空中翻腾的过程中，连放在垫子上的五分硬币的正反面都能看得见，是在翻腾的一秒多钟时间里的更短暂的那么一瞬间里能够看见的。我们下面也准备在清华大学利用高科技的手段再进行研究，?quot;看目标"的时间确切是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和方向。
对伏明霞他们，看目标训练和准备诱导大约用了两个月时间。伏明霞的十米台的一套比赛动作三月份才开始学习，四月份就参加了加拿大、美国的比赛。在加拿大输给易红拿第二名，在美国就拿了冠军。那是1990年。
当时在加、美比赛，外国人觉得我们派出的是一个"儿童团"，觉得我们不重视，特别的不高兴。那是我第一次以主要教练的身份带队员出国比赛，徐教练、欧阳蕊他们也去了，给了我不少帮助。参加加拿大站比赛的有不少世界名将，我们把他们赢了。女子跳台，易红和伏明霞是一、二名，男子跳台孙淑伟拿了冠军，女子跳板伏明霞第三，拉什科是冠军，只赢了6分。那时候伏明霞只有13岁，在跳板上已经有了这样的水平。
加拿大比完以后，伏明霞发高烧。队医赶紧给她退烧。我以为伏明霞在美国比不了了，两天没有训练，带她放松，玩儿。马上要比赛了，她要求上场，要比赛。我本来想，在加拿大拿了第二不错了，因为她毕竟训练水平还低。但她坚决要求要比。女子的跳台比赛做了现场直播，美国有个队员叫温迪.怀兰，头一年世界杯拿了冠军，夺标呼声很高。我们是三个队员，伏明霞、朱金红和易红。预赛，我们表现不是很理想，伏明霞排第八名，那两个队员没进决赛。决赛的时候，徐教练就说："对伏明霞来说，这是一次机会。"但我当时对伏明霞是不是能拿冠军，真的没有想过，只要求她每个动作每个动作去跳。她从第一个动作就领先，一直到最后，非常成功。比赛有转播，那么小的孩子拿了冠军，而且赢了美国的世界冠军，因此当时影响很大。还有一些留学生看了电视写信到国内，觉得特别振奋。就是那场比赛，可以说为伏明霞奠定了一些名气。
6月份，中国公开赛，北京一场，济南一场。北京比赛我们组是朱金红去的，仅次于许艳梅拿了第二。8月份友好运动会，关于是派大的去还是小的去，争议比较大。伏明霞要去，就要赢那些大队员，或者逼近她们。那时许艳梅的水平还是排在第一，但陈小丹的水平已经有一点下降，这样就以老带新，许艳梅和伏明霞去了友好运动会。伏明霞拿了金牌。从此，伏明霞就在美国有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她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在那里拿了两项冠军。男子跳台，我那时候也带孙淑伟，他拿了第三，熊倪第一。
回来以后，我就接到了美国大学的邀请，让我去读书。我动摇了。因为我当时对作跳水教练说不上有特别大的兴趣，也没有非要在奥运会拿金牌这样的目标，只是觉得队员在自己手里，自己就要尽力，把他们练好，当然也希望他们拿成绩，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一生都要跟跳水连接在一起，没有这种概念。
当时我想，搞完亚运会我就走。美国的正式邀请也发过来了，我真的准备走了。但是，伏明霞拿了友好运动会冠军以后，亚运会拿了第三，接着就面临1991年1月份的世界锦标赛。训练局的领导也好，队里也好，都不希望我走。手续就办得不是很顺利。一时走不了，我就带伏明霞到济南训练，准备世锦赛。但当时我的思想就很不通，当然训练还是在抓。
伏明霞1991年在珀斯又拿了世锦赛的冠军，成了队里的主力选手，许艳梅又退役了，队里当然就要用她来准备奥运会了。女子跳台的奥运会任务其实就落在我们肩上了，这样，我就没法再动了。
伏明霞虽然拿了冠军，但其实难度不高，所以世界上其他的选手觉得她并不可怕，等于她并不具有肯定拿奥运会金牌的实力。所以在1991年世锦赛之后，就给她制订了全新的训练方案，让她冲击难度。那年夏天，我们整个的女子跳台都在冲击难度。所有的运动员基本上都完成了四个"七"--5237、107、207、407，可以说我们当时是走在世界最前面的。当年参加城运会，伏明霞就拿了四块金牌，三米板、十米台、混合团体和女子团体。接着十天后就参加全国锦标赛，她又拿了跳板和跳台的金牌，高敏那次没参加。所以1991年在国际国内比赛中，我们几乎把金牌都包了。
1992年3月，我们出访俄罗斯，伏明霞又拿了冠军，在德国拿了第二名。四月份去美国，她输了，马上到墨西哥，她又赢了。这样伏明霞基本上就奠定了在奥运会上拿金牌的态势了。几年来她在各种比赛中的表现，她的难度，她的稳定性，已经被各国教练们认为她将是奥运会最有希望拿冠军的选手。
但困难也随之而来。伏明霞正处于生理发育期，人开始长胖，能力开始下降，再加上一系列的胜利，开始出现娇气、不满的反应。我们从墨西哥回来，就去三亚进行强化训练，那段时间练得非常艰苦。因为巴塞罗那是室外场地，而且决赛在中午举行。为了适应比赛的要求，我们中午一点钟就上露天的跳台了，正好是太阳最厉害的时候。练完水上，晚上七、八点钟还要去陆上。有时候练到半截突然下大雨，赶紧躲起来，雨停了，继续练。那一个多月，有人给我们算过，最长的时候我们一天练了12个小时。所以我们在1992年奥运会上有比较大的优势，好象很容易就赢了。因为在难度上，我们绝对领先，在训练水平上，我们也是相当的高。
奥运会结束后，我又萌发了要走的念头，但接着又是1993年的全运会。奥运会后，10月份又在南宁搞全国集训，当时我的情绪很低落，没有训练激情。好象已经失去了目标，就是不想再作教练，觉得自己应该改行了，而且也觉得运动员拿了成绩后在管理上也更难了。
集训结束后，徐教练他们就强行让我选人。整个集训我一个人没选，但他们一定让我选。后来我就选了郭晶晶，就她一个人。我带着她到海南去训练。郭晶晶本身的能力不错。回到北京，朱金红已经不怎么练了，就剩下伏明霞，加上郭晶晶，有教练建议我组里增加队员。这样就把池彬和熊敏并到我们组里。后来又来了广东的邓玲，四川也送来一个小女孩。我就带着她们准备1993年的全运会。
伏明霞那时候思想有一些波动，组里其他队员又小，那段时间并不十分顺利。后来伏明霞在全运会上拿了两个第二，我已经觉得不错。
1994年情况开始好转。池彬的跳台上来了，可以和伏明霞一起竞争了。伏明霞也开始兼项，和谈舒萍一起攻跳板。到1995年郭晶晶也上来了。她和池彬一起促进了伏明霞的训练。那段时间之所以我能坚持干下去，就是想在1996年奥运会上拿两块金牌。
高敏退役后，女子跳板人才很少。我始终认为伏明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运动员，跳台虽然拿了奥运会金牌，但跳板还没拿过。所以我是期望板台两个项目能够兼顾，虽然对外没有说，但在内部，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你是说1992年奥运会后，你已经不想干下去。
对，因为没有激情了。高敏退役，跳板缺人了，无形中给了我们一个施展的机会，而且我们也有实力。当时其实我也面临选择，内心一直在斗争，而那种情况实际上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所以就有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要在奥运会上拿两块金牌，不管是谁最后能上，我希望我组里的队员能够把两块金牌都拿回来。
1995年实际上是我们组最辉煌的一年。我们组所有的队员，在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比赛中都把金牌拿了回来。池彬、郭晶晶拿了全国冠军，熊敏拿了友好运动会冠军。1995年世界杯，我们组去了四个队员：伏明霞、池彬、郭晶晶和邓玲，我们包揽了女子三米板单人和双人，女子十米台单人和双人四块金牌。跳台双人是郭晶晶和王睿配的。我们组每个人都有实力，而不是伏明霞一个人，这为我们奥运会奠定了一个很雄厚的实力基础。从伏明霞和池彬一起承担跳台开始，外国人在这个项目上就没拿过前两名。当时的感觉，在国际比赛中，女子跳台，外国人进了决赛，都是陪我们玩儿，不是我们的对手。
进入1996年，国家队女子项目人选的可选择性很大。跳板和跳台都各有三名高水平的选手。跳板是谈舒萍、伏明霞和郭晶晶，跳台是池彬、郭晶晶和伏明霞。而且年龄的搭配非常好。
1996年奥运会选拔赛阶段，伏明霞相对来讲困难多一点。她当时在组里年龄大一点，练不过郭晶晶她们。但是我抓她抓得很紧，因为她是搞兼项的。不管她喜欢不喜欢，天天架着她往前赶，她在我手中练了差不多十年了，基本功很好。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要拿奥运会的两块金牌。跳台郭晶晶和伏明霞，两个人实力相当；跳板则是伏明霞去配合谈舒萍拿金牌。因为伏明霞只是在世界杯上赢了谈舒萍，其他时候都是输的多，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想让伏明霞去辅助谈舒萍，把跳板的金牌保住。
其实跳台上郭晶晶是很有实力拿金牌的。国内选拔赛，郭晶晶都赢了伏明霞，奥运会预赛前四个动作，郭晶晶赢了伏明霞30多分，最后一个动作407，郭晶晶没跳好，最后让伏明霞超过她，反赢了4分。复赛跳规定，因为郭晶晶的水花比伏明霞好，也很有希望超过她，结果郭晶晶赢了伏明霞两分，最后伏明霞是以两分的优势进了决赛。冠军会是谁根本就很难讲。决赛中，伏明霞越跳越顺，郭晶晶相对来讲就太想赢，经验不足，最后伏明霞拿了金牌，完成了任务。
跳板，我给伏明霞的任务就是辅助谈舒萍，所以她当时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但是没想到谈舒萍预赛跳砸了，没进复赛，伏明霞也只跳了个第四名。形势就非常严峻了。其实我们一到亚特兰大遇到的困难就特别多，伏明霞一到那里就发烧，眼睛上长了个麦粒肿。比跳台的时候，她就想降难度，用205换掉207。我说："你要想蝉联奥运会金牌，必须要让人家感觉到你的实力有进步，否则你就很难蝉联。"伏明霞坚持跳了207，而且完成得很好，
跳板比赛，谈舒萍被淘汰了，伏明霞是第四名，而且预赛107屈体跳得不好。我们决定搞稳定战略，用107抱膝代替屈体。因为我们知道主要对手俄罗斯选手的稳定性比较差。复赛完了以后，正好碰上克林顿到赛场，现场特别闹，特别乱，我赶紧给伏明霞练107抱膝，练完后就把动作表给改了。
决赛，伏明霞第一个动作405跳得很好，接着就跳107抱膝，跳了8.5分。后面几个动作也发挥得很稳定，一步步的赶上去，把跳板的金牌拿了下来。所以我们在1996年奥运会确实是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
其实当时关于伏明霞兼项，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国内选拔赛，伏明霞两个项目都不是第一。跳台第一都是郭晶晶，跳板第一都是谈舒萍。她们两个肯定是要参赛的。跳台伏明霞和池彬各有一个第二，一个第三，积分相等，但小分上伏明霞是领先的。跳板伏明霞也只是小分领先郭晶晶。我为什么决定伏明霞兼项呢，因为跳板肯定不能用郭晶晶，因为她要比跳台，又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压力很大，经验欠缺，而且她在国际大赛上没有兼项过，知名度又不高。而伏明霞在前一年的世界杯上拿了跳板冠军，所以跳板用谈舒萍和伏明霞更有把握。跳台郭晶晶已经占了一席之地，如果让池彬上，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而且池彬的难度比较低，跟外国选手一样，万一失误，郭晶晶又没稳住，这块金牌就没有了。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用伏明霞跳台，带着郭晶晶，跳板辅助谈舒萍。
但是跳水界没有兼项的先例，意见很大。其实都是我带的队员，我主要的考虑就是金牌如何能够更有把握的拿到。河北很有意见，说郭晶晶也能兼项，你为什么不让她兼？池彬选拔赛积分和伏明霞一样，你为什么不用？但是我也很难跟他们讲得太细，有些很细腻的东西只有我能够感觉得到。徐教练当时也很犹豫，因为他觉得中国跳水界没有这种先例，再加上伏明霞当时在训练上也比较被动，是我们顶着她在练。但是我带伏明霞那么多年，对她很了解，也有一种信任。我跟徐教练说："三个队员都是我组里的，我更了解这些队员谁更合适。如果你们不考虑我的意见，你们来定，可以，那我不参加奥运会了，我也不带这些队员了。奥运会比完了，拿了成绩，我可以一分钱奖金不要。"徐教练马上把我的意见反馈给了李富荣，李富荣很理解，他知道这三个队员都是我在带，每个在我那里都训练了至少4年，我了解她们。这样呢就决定跳台以伏明霞为主，如果不行，让池彬顶。
那件事情让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心情和状态都很不好，总算最后我们把两块金牌都拿了下来。
当时有没有想到如果拿不下来的话，或者说伏明霞失利的话，你回来会面对跳水界以及舆论上很大的非议。
没有。我这个人根本就不考虑后路。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我都是往前面看。因为我本身就不想靠跳水教练干一辈子，所以我根本没去考虑一旦比输了后果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最好的方式。我根本没考虑过伏明霞输了赢了对我会有什么影响，就是想拼命要把这件事做好，脑子里只有这一个概念。而且我觉得完全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练得太苦了。在国家队，任何一个组都不比我们练得苦，去得最早，回来最晚。队员的成功没有一点虚假、侥幸的东西。国内选拔赛，我们组的几个队员都在前面。我当教练十几年的经验，都用在准备奥运会上了。对我来说，不到20岁开始作教练，1996年奥运会的双料冠军，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但这仅仅是把运动员培养成技术上的一个尖子，并不等于我很满意这个过程。运动员的这种状态，最后这个结果，包括培养的这个过程，就像一个模式。从1988年李青拿了奥运会亚军以后，我就认为这种模式并不是我所真正喜欢的。我曾经跟我的一个朋友说过：我们拼命的做竞技体育，培养了一批世界冠军，确实是为国家争了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真正带好这批队员。实际上是在做一种很遗憾的事情。至少这是我不喜欢的事。但是呢，这个过程我无法改变。从我1979年做教练到1996年拿到两块奥运会金牌，这个过程中的很多东西不是我于芬能够改变的，这跟我们的竞技体育体制有关系。我是被推着这么走。
就是说，即使1997年国家队不解散，你也准备离开了？
我1988年面临一次抉择，1992年面临一次抉择，1996年再次面临抉择。每一次奥运会虽然我的队员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人们都认为我是一次一次不断往高峰上走的时候，实际上我都是在面临抉择。前面两次都是被动的又被推上了舞台，几乎没有办法进行我的选择。因为当时像伏明霞这样的队员很年轻，我不能说放弃她们，从感情上或者其他方面都觉得还应该去帮助她们再成长。所以就一直把自己所期望的事情搁置了。其实就是对这些队员从感情上扯不开，就没有很坚决的做自己想做的事。
1996年奥运会完了以后，不管国家队解散不解散，我已经在做抉择了。奥运会刚结束，我就去北大念书去了，在上学的过程中其实就在考虑往哪个方向走。我是坚决不想带这种模式下的运动员了。当时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去国外的大学俱乐部任教，任教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能读书。后来我想，读书是增加知识，实现过去没有实现的愿望，是在体育以外的领域增加知识量，或者说满足一种精神的需求。另外一种机会呢，就是当时也有不少的国家希望我去帮他们做跳水，也允诺我很好的条件。如果我选择这条路，会很稳定，而且有很好的收入。
但是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里，北体大的任海老师说：现在清华好象在竞技体育上有一些想法，要建运动队。你不妨去那里试一下。我当时觉得根本不可能，一个大学哪能做这件事情？从脑子里面压根儿就不相信。不过既然有这么个说法，我就和清华联系，跟他们谈了一下。清华当时正在选择做什么项目合适。我去跟他们主动接触了，通过接触，他们觉得有可能做跳水这个项目。其实他们当时也很茫然，并不知道跳水是不是能够做得起来。我也不清楚，只是一种直觉，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说一定能够做成什么样子。只是觉得大学是不是真的可以做成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让队员一边读书一边训练?
接触以后，他们对我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了解，看看于芬这个人怎么样，是不是适合到清华来。我也提出了一些要求。他们也在分析这个项目要做的话，可能性有多大，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子。在他们做选择的同时，我也提出了一个期限，在1997年3月底之前答复我。如果做，我就过去，如果不做，我可能就走了。因为国外也在等我的答复。
清华最终决定做这件事情。我写了一个可行性报告给他们，后来我看到了他们领导的批示。从王校长到其他领导都说，把于芬调进清华是一件好事，但是要真正的搞下去，清华必须要盖跳水馆，没有馆，清华跳水队不能长久。
然后我就开始办理调动的事情。从湖北调到清华，实际上是从体育系统调到教育系统。而且湖北体委也不能轻易同意我的调动，因为他们不光把我当作湖北省体委的一个员工，而且也当作湖北省的一个"财产"。我就打了一个报告，和他们谈，从省体委的领导层来讲，都比较理解，就把我的报告送到省委去了。正好有个管体育的领导是清华毕业的，也持理解态度。所以我的关系从湖北调到清华，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1997年的10月份，我正式进入了清华。
刚开始，在清华附小挑选了一些从没接触过跳水的孩子。练了一段以后，慢慢就有人来找我了，很多孩子是父母带来的，于是一些练过一点跳水的孩子就往这边送了。
1998年的1月份，福建的李成伟过来了，加上熊晴清，一共两个队员。清华跳水队就算是建队了。到3月份，重庆把彭月娇送来了，我又去安徽选了周吕鑫，夏天又进来几个孩子，这个队伍就开始做起来了。1998年的8月份，伏明霞也来到了清华队。伏明霞的复出为这个队伍增加了更多的生气。她来之前，队伍也在做，但主要是一群刚刚起步的小孩，伏明霞一过来，感觉队伍一下子层次就高了，小孩儿们就觉得有榜样了。
到了1999年的年初，我们开始参加一些比赛，有比赛就有竞争了。当然这支队伍的建设不是那么简单，但总的来说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
搞这支队伍，各种困难都碰到过，包括教练员的队伍和他们的培训，队员的进出问题，等等。但是我的指导思想很清楚，就是要立足于抓小运动员。因为学生运动员是我们要做的终极目标。老运动员在我们这支队伍的成长中起一个桥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研究怎么样让退役的老队员有新的提高，怎么样让那些因为伤病被认为没有希望的队员通过学校的教育和思想的提高，能够再有进步，让他们延长运动寿命或者改变现状。第三就是要把那些基本没练过跳水的或者在跳水上刚刚起步的队员，从真正的学生运动员的内涵上把他们培养起来。实际上从建队到现在，我们做了这三类运动员的事情。
现在我们的队伍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在比赛中也有了一定的成绩。最可喜的地方就是，这批学生运动员，刚来时上三年级，现在已经进入六年级的这些孩子，是在一种全新的模式下进行培养的。他们在跟同年龄的孩子接受同样正规学校教育的情况下，他们的训练进度更快。
他们跟伏明霞小时候相比，训练时间长短的对比是怎么样一种情况？
训练时间比过去要少一些，他们上午都要读书，但是我们的训练强度仍然还是很大的。每星期一到五，他们练半天，星期六是全天，星期天上午练半天。我们的训练一般是从中午一点多钟练到晚上六点过。我们训练的节奏很快，训练量比当时伏明霞他们要少一点，但是强度很大，密度很大，而且训练的有效性比过去要好。
因为我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这些队员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从第一批队员的初级训练，到第二批队员摸索着进入全国水平和世界水平，到第三批队员，了解了跳水的基本功训练这一套东西，而且通过这套方法手段培养了伏明霞这批队员。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这个过程中的那些有效的东西我们仍然采用，一些无效的东西就丢弃了，在这个基础上还有新的发展。再加上这批孩子的选材不错，他们的身体条件，脑子，都不错。而且他们在读书，所以感觉跟他们交流比跟过去那些孩子的交流更容易一些。他们现在是十二、三岁，领悟力跟过去十五、六岁的孩子差不多。训练场很少采用高压的手段，几乎没有。
我们更希望他们把训练当作一种乐趣，把竞技体育当作一种兴趣，对训练很高兴，完成难度动作没有太大的压力，而是觉得很有意思。这样一种训练是我们所追求的。
那他们自身的感觉是这样的吗？
基本上小孩儿的感觉是这样的。大一点的队员还需要慢慢改变。孩子们因为基础打得比较好，所以后面的难度训练就比较容易，没那么大的压力。一个人做起来比较容易的事情，他会越做越有兴趣。要是很困难，他就会有畏难情绪。这些孩子现在的整个训练状态是很好的。
现在他们学动作，根本不用我给他们强调："你必须要上啊！你必须要跳啊！"这样去逼他们。他们都是自己主动要求上难度。周吕鑫上个星期六对我说："我要上5253。"在我看来，这个动作可以上，也可以再过一段上，但是他很想上。在这种情况下，训练成功的概率很高。
现在这批孩子，我希望他们在成为大运动员，甚至获得世界冠军、奥运会金牌的时候，他们仍然还有这样的心态，很好的德行。这也是我在清华做跳水队的一个宗旨。
清华队的运行情况是完全像你当初所期望的那样吗？
老队员还有一些欠缺，我们还在做，能不能作成我们希望的那样，现在还不十分明朗。因为我们是重新在塑造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希望中的样子。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像李成伟、张伟他们都有很大的变化。
而小的这批队员基本上是按照我们的模式在走。我主要是管理训练，在后勤的管理上有个大的计划和模式，而协助我们做的从学校的领导到跳水队的领队，各位老师，都在帮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不是特别到位，因为刚刚开始做嘛，但是整体的合力很好。在后勤上，我们的领队，是个博士，专门负责孩子的管理和学习，孩子的文化课，包括学习辅导，总体上都归他管。孩子们的成绩为什么能保持那么好？领队，还有辅导员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辅导员是经常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辅导他们的课外学习。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学习，在学校里面生活，他们的周围都是学生，没有人去追求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这些小女孩儿，给她们买什么她们穿什么。运动队这么大的女孩已经开始有意识的追求打扮了，而她们下了课就是做作业、看书。而且老师们也抓得比较紧。后勤解决得很好，我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队伍的宏观管理上。
现在你带的队员挺多，但是不是感觉没以前那么累？
一个是心没那么累，周围的人跟你都是合力。另外一个，现在科研也开始起动了，有两个课题，请的是教授跟我们一起搞。对清华队下一步来说，前景会更好。所以现在这个队伍不是一个教练单一的在做，而是跟科技结合的。再加上管理系统非常的严格，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系统化，但已经在这样做了。
虽然学校做竞技体育，在经验上跟运动队相比是有一些差距。但学校这些人，我觉得他们的综合素质很高，他们的领悟能力非常强。如果能把做学术的一些东西跟竞技体育的一些东西吻合在一起，就会非常好，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我把竞技体育方面的一些东西带过去了，一种非常雷厉风行的方式，只要决定了，就要用最快速度把它做出来。速度和质量，这两方面能抓得住，你就会领先。既然做竞技体育，肯定这个是为主体的。那以后，我们成为真正意义的俱乐部以后，我们会做更多的事情，包括竞技体育，业余训练，国外交流等等。我们不是要和谁谁比高低，我们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所以，相对来说，在清华，我能使自己的思路更加开阔，而且能够更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能做多少事，但是至少有机会去做了。
和以前在国家队时候，心态有什么不同？
比较平和。我能做的不是像过去，做的是一件事情。那时候要做的是伏明霞、郭晶晶等人必须要拿金牌，比赛必须要赢，此外就没路可走了。现在呢，拿成绩是我们要做的重点之一，但它不是我们做的全部。这样，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做得很好，我们会很高兴，如果这件事情有阻力或者遇到困难，我们也会心态比较平和。因为我们要做的事很多，不是这一件事情做不成，我们就完了。所以相对的来说，我们现在的目标比较大一些，整个的目标比较远一点。对近期的一些困难或矛盾就看得比较开。
当然有时候会比较不舒服，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决定了，很多时候会比较认真，或者说是比较的尖锐。但是现在能够把好的事情看到它不利的一面，把不利的事情也能够看到它好的一面。更加辨证一些，思维不再那么单一。由于你能从现状的问题中间跳出来，你可做的事情就很多。比如有不少人跟我提出不少问题来，比如生源上的困难。我说，生源，主要看你怎么做，你做好了，就会源源不断。我最多不过从小的抓起，既然我有能力，不会跳水的我也能把他教出来。作为教练来讲，我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的挖掘运动员的潜力。
我现在处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和过去完全不一样。我在专业队，在国家队，作过顶尖教练员，现在来到一个可以说名不见经传的从头做起的一个运动队，如果我没有想清楚，我是绝对不会下来的。即使不在国家队，我可以出国，我不会做一个从头开始，完全看不到前景的事情。既然我决定了做这件事情，就是把很多东西看得很淡了，甚至是一些很快到手的名利，都把它看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之所以做，就是觉得这是一件新事情，我们去尝试，在做的过程中，非常认真的对待，碰到困难的时候，相对就平和一些。所以现在虽然是有一些困难，但是对我来讲，有一些这样的经历也没什么不好。其实一切都在进步，我能做的事情我尽力去做，暂时不能做的事情也不去强求。人在每个阶段都有很多想法，但不可能都能实现。但你现在能做什么，你要紧紧抓住。困难还会不断出现，但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领导很支持，不管是体育总局的领导还是各省的领导，对我都很支持。所以我信心很足，这也来源于我工作的努力。我从来不在工作中偷懒，我也从不期望用投机取巧去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经过全面的努力，结果不管是什么样子，我都会接受。如果说结果不是那么让人满意，肯定是过程中有问题，那么我们再找原因，再去改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事情尽可能的作好，可以说是我做人的理念或者是做人的准则吧。无论我在哪里，我都是这么做的。即使是我不喜欢做的事，但我又必须要去做，我也是这种态度。
你将伏明霞带成了奥运会冠军，但在你们的相处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是这样吧？
我以前带队员，整体的感觉就是：队员小时候都比较听话。有了成绩以后，各方面宣传得比较厉害，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和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又不是成正比的，就不能很好的面对这些东西。而从我来讲呢，又老是把他们当作是学生，老是严格的要求他们，看到的就是他的不足。我作为教练，有很重的危机感，队员刚拿完冠军，只要他还在我手上，我马上就想还要做什么，所以这些孩子他会压力很大。要承受我这种方式的队员，他自己必须很强大，但实际上又很难。队员得到胜利以后，有了荣誉还能够拼命的人很少。反过来讲，我又老是很高层次的要求他。所以矛盾主要是出在这些地方。
我又老是不愿意放弃他们，只要你在我手上，就必须要让你进步。而这种进步在我看来，只能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要你在练，你就要想到有很多人在追赶，要有危机感。如果队员没有这种思想，没有这种要求，而我又是个高要求的教练员，矛盾就会出现。
矛盾开始以后，就会造成感情上的疏远。因为队员觉得教练你不理解我，我身体有病，那么累，你还在逼我，你是不是根本不关心我？而作为我来讲，我觉得你虽然是成功了，但你面临着新的挑战。所以你还是要抓紧，即使你有困难，你还是要克服。我是那种弦绷得太紧的教练。
回过头来看，你觉得队员的接受能力还没有达到你所要求的程度。
对。我后来一直分析为什么运动员在年龄大了以后，有了成绩以后会和教练员出现矛盾。如果我比较迁就，那么运动员的成绩可能就要下降，如果下降后，运动员理解到是自己的问题，那也可以。但往往运动员会反过头来觉得是你教练员教得不好，讲得不对。我这个教练肯定不愿意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就形成最终的一个矛盾。
当时碰到这些问题以后，我也不太计较队员对我的态度。其实队员跟我也没有很大的矛盾，就是觉得我不太理解他。但运动员实际上也很难理解教练，即便是女儿和妈妈之间也会有不理解，更何况你这个教练那么严、那?quot;不近人情"，他会觉得你不关心他。他容易看到你对他严的一面，不大容易看到在他成长过程中你给他关爱的一面。
在我以前带第一批第二批队员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念头。你知道这个念头是什么吗？我心想：我也不指望你感谢我，只要我把你的成绩带出来，我就达到目的了。就当我在教你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然后我把这套东西总结出来，再去教其他的选手。一旦碰到一个比你更懂事，比你更努力的，一定会比你更好。所以我可以不计较队员有时候耍脾气啊，说点风凉话啊，我还是对你好，还是拼命的教。我的目的很清楚，还要你出成绩。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反正我要做到这一点。我不可能让步，如果让步，我的教练员就只能不做了，因为我没有水平，我把你教不出来。如果你实在承担不了我的训练方式，你想另请高明，我绝对让你走。我有很重要的一点，不强求运动员非得跟我练。但是，你在我手上一天，我就要全力帮你。所以说，我自我的心理准备是很强的，不太受外界的和队员的影响，我有我自己做这件事情的理念。这样，做起来，不能说我行我素吧，反正不容易被环境所动摇。
现在你的想法还是这样吗？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根本不希望队员成为以前那样的队员。而是让他们自己希望教练对他们严格要求。我希望我坐在这个地方，不是在逼你，而是跟你讲道理。你看现在我们训练完，虽然很少有时间开会，但是我们要把当天发生的事情及时的总结和反馈给大家，哪些是好的，哪些是要注意的，让队员心理上更好的接受教育，更健康的成长起来。有些队员可能马上能接受这种教育，有些可能还不行，那我就让那些接受了的孩子去影响其他队员。总之，现在我不希望再做过去那种被动的让队员训练的方式了。说实话，那是一种极端的思想。我是自己去找心理平衡，那时我只能那么去做。其实心里也不平衡，教练员拼死拼活，我把你教出来了，你还不感谢我，你比我的工资高，你比我的奖金高，你还说我不好。但是现在，我不烦了，我想通了。
当然，我过去的那些执教经验为我现在的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且其中的很多做法还是被人肯定了，至少不会有人说你不努力，包括领导信任度还是很高的。
现在回过头来讲，有些手段在过去可能是合适的，在将来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在过去的机制下只能那么做。将来的学生运动员一定不能是过去那种状态。我现在是希望这些队员是自觉的，努力的，学习和训练是一种有机的结合，训练好，对自己的前途有好处，学习好，积累足够的知识，将来在离开跳水后能寻求一个好的职业。学习和训练是互相的激励。
我们现在把这种模式叫"激越"式训练。就是启发他们的自觉性，最终使这些队员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主动追求的欲望，这是我们现在要搞的最重要的课题。这跟以前的训练模式区别很大。
这两年中，对一些老运动员，我偶尔会发火，在训练完成不好的时候，会加重一点语气，但大部分时间都不是这样子。那就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在往希望的方向努力了。
现在这些小孩子还没有出色的成绩，我还不能说他们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期望他们能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面的开阔，整个的竞技水平和做人的层次都得到提高。因为他们现在所接受的教育是综合性的，不光是训练上技术水平的教育，而且也包括意志品质的教育、心理素质的教育、做人的教育，它是一个系统的东西。而且这种教育是各种人参与的结果。学校的领导，学校的老师，后勤人员都在进行这种教育工作。这种模式如果真的能够做好，培养出一批队员，那么将来对其他的项目也是一种启发。
现在我们队技术训练的情况，其实很多人也看在眼里。我们的孩子开始时候基础很差，但现在已经有很明显进步了。我们在北京队训练，我们的一些孩子甚至水平已经超过同样训练年限的专业队员了。并不是说我们是业余的，就不可能达到世界水平。如果我们这件事情能够做成的话，对国家也是一个贡献。清华队没有要国家的一分钱，孩子们所在的各个省市有一点投入，但是没有像专业队那么大的投入，我们是跟企业在合作，从企业得到赞助，那么这种模式有什么不好？既不要国家投入那么大的资金，就能够培养出高水平的运动员，而且运动员有系统的文化学习，将来能对社会有贡献，这种事情当然是应当鼓励的。
在你带过的众多运动员中，伏明霞是不是在你心目中还是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或者说特殊的位置？
伏明霞可以说是我做教练至今最完整的一个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从初级训练。到中级训练，到高级训练，再到顶级训练，然后又经历了退役和重新复出的过程，虽然从今年3月份到9月份奥运会，她没在我手上。如果这几个月她也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份更完整的资料，但这也不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她复出后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能参加奥运会，已经是个很好的结果了。所以说，在我的教练生涯中，伏明霞是和我配合，一起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将来还有没有别人能够再完成这么一个过程，我不敢说，但是对我已经有过的执教经历来说，伏明霞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她的重要还不仅仅在于她拿了很多的成绩，我每个阶段教学水平的提高，是从她的训练和比赛结果中体现出来。而且在于我们训练过程中的正误也从她的结果中表现出来。所以伏明霞实际上是一面镜子。
伏明霞整体上来说，跟很多队员相比，她在运动队中是个很出色的选手。当然有些时候她也表现出一些弱点，这跟她所处的环境、自身文化素质有关系，但总体上她是出色的。不管她这次在奥运会上比得怎么样，对她个人来讲，她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
在她身上，成功的一点，是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了奥运会冠军，培养出了最小年龄的世界冠军。我们走出了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在伏明霞身上实现了。另外，连续参加三届奥运会，在中国女子选手中是很少的。而且在前两届奥运会上获得了三枚金牌，这届怎么样我们先不讲，那也是一种历史性的成绩了。经验的东西，我们放在那个地方，接着去发展。
同时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可以汲取一些教训。比如早期专业化，学业耽误了，文化素质等方面受到一些影响。在她取得成绩的过程中也碰到过很多的挫折，而那些挫折主要是来源于她思想的不稳定，那么我们现在的教学能不能有些改进，就可以汲取这些教训。
伏明霞是我从作教练到现在为止一个最完整的作品。而现在清华队的这些孩子将来可能是我新的作品。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做教练这么多年，还不错，做了挺多事情。（笑）而且赶上了挺多机遇。总体上来讲是得比失多。
你跟伏明霞，除了教与学的关系外，有没有一种感情上的特殊牵挂？
在1996年伏明霞获得奥运会冠军后，我们在亚特兰大你们电视台做了一次访谈节目。当时，主持人问：伏明霞是不是到了颠峰？其实我当时就认为伏明霞并没有到达颠峰。虽然拿了两块金牌，但并不是技术的颠峰。她当时才18岁，如果她骨子里还想练的话，她应该还能提高。如果她不退役，现在练起来还能更轻松。但当时她已经长大了，她很反感那种模式，她一定要退役。对我来讲，如果我是她的家长，我也会感觉很遗憾。我是她的教练，也不希望这种结果出现。但我也不能够干涉她。因为她已经18岁了，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所以当时我没有再一次的跟她说教。
在她退役后，她又遇到很多事情，自己做了很多选择和决定，都没再跟我说。但是我心里一直对她很牵挂。她毕竟是我培养了这么多年的队员。虽然最后阶段我并不希望她那么处理，包括她退役以后做的一些决定。她后来复出，又来到我这里，我还是很乐意。
毕竟伏明霞是我从小带大，感情上可以说是很深的。但是她后一阶段有一些行为方式我并不是很赞成，但我又觉得那是她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经历。
从她复出到现在，我们之间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开始了一种新的配合过程，彼此的了解更深了。这次奥运会结束之后，我相信伏明霞能够更好的了解她做运动员这整个的过程。我希望她能够成熟的面对她从10岁到23岁这中间的所有经历，能成长得更加成熟一点。
从伏明霞的身上，其实我看到她那批运动员一些--怎么说呢--很可怜的地方，同时我也看到她们的很多才能没有充分的挖掘出来。原因主要是两点，一个是环境的影响，一个是自身的局限性。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但是比较的盲目，不清楚路究竟应该往哪里走，更多的局限于眼前的一些东西。跟他们的交流，没法像我跟你谈话这样，很明朗，很简单，很轻松。跟他们，有时候我的感觉是谈不通。
在你带的队员中，伏明霞是不是属于运动才能非常突出的？
是的。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这个运动员确实非常有才能，尽管说不能讲是天才。因为我练她，我知道。她小的时候身材条件不错，素质条件等综合能力不错，但并不是天才。由于我们的训练比较得当，对她比赛的设计和指导非常的细致。所以她从小到大，整个的训练很到位。她是属于那种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得到过身边各种人的帮助。她遇到了非常难得的机会，是一个非常运气的运动员。她这十几年实际上是赶上了中国跳水很好的一个年代。
你组里也有一些年龄跟她差不多的队员，为什么没有她那样出色的成绩？
他们小时候没有像她那么系统的一起练上来，身体条件、综合能力也要比伏明霞差一点。再一个说实话，我在伏明霞身上下的工夫也更大一些，对她可以说是很特殊，经常给她开小灶。这一点伏明霞自己也很清楚。哪怕这些特殊是很多人看不出来的，但我是清楚的。所以伏明霞以后要是退役了，她应该有个很好的回忆，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她对自己所遇到的机会，自己的成长都应该有个重新的认识。
伏明霞这个孩子，我还是希望她将来能够在其他方面更加的全面一点。她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学生，也是我最得意的一个学生。我在她身上实现了我很多的愿望。虽然也有一些遗憾，但总体上来说，对她的成绩方面，我已经很满意了。当然在其他的一些方面，还有些遗憾的地方。我希望在将来的这批队员身上能够弥补一些。
教伏明霞的过程也是我成长和积累经验的过程。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在1992年奥运会之前是很好的，1992年到1996年非常艰苦，从1996年到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她整个的人发生了变化，上学读书了，年龄也大了。因为整个过程我都在经历，所以我对她看得比较清楚，对她的变化也觉得很正常。
大家公认你的成就，但同时你也知道自己有一些争议，你如何看待那些争议？
我在教练员里面属于那种追求完美的人。一个是对运动员苛刻，可以说有时候要用"苛刻"这个词，我也清楚。而这种苛刻不是所有运动员都能承受的。特别是大一点的运动员，尤其是有了成绩的运动员。我的问题就是刚才跟你讲过的在我跟队员不能达成共识的时候。我的理念就是觉得你既然还要做，就要争取最好，争取最好就要不断的努力。而队员则觉得我已经到了这种水平了，我不用再这么搞了。但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用"可能"这个概念去做，我要做，就是"一定"，要超出这个"可能"很多。实际上矛盾就出在这里。教练员要求的层次，运动员没有达到。我又没有办法把他很快的提到我这个层次上来。
矛盾出现以后，是两种。要么他服从我，要么他就离开我。肯定是这样的结果。我很希望在我的说服中他们能跟我有共识，他是积极的，我也是积极的，就好了。但往往我是积极的，他是消极的。或者他是被动的，我拼命在顶着他。
有些教练碰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采取跟你不一样的处理方法。
是。有些教练可能有他们特殊的办法。他可能会让步，最后运动员可能也会出成绩，这是很好的。不过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教学方法。有时候队员会在别人面前表达对教练的不满，可能有人就会利用这种不满。
我不知道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也不会受别人的影响，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就去改变自己。我有我的宗旨。当这个宗旨没有失败之前，我不会说它是错的。但我并不是固执，错了也不改，当我发现什么东西有碍于我的教学的时候，我也会很快的处理，或者是改变。
包括伏明霞有时候对我有一些意见，也是因为那些让她不舒服的事情。我和她之间没有什么很大的矛盾。
人很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你怎么看？
有一年全国比赛，我的队员把冠军都拿了。有一位教练好象是开玩笑似的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跟我没有矛盾--他说："于芬，你太霸道了。"作为一个教练员，我当然希望我的队员全部是冠军，你跟我公平竞争啊。我没有搞歪门邪道，我只不过是带我的队员拿了冠军赢了你而已。我就有什么不对了吗？我的队员都输了就对了？
除非我不当教练。只要我当教练，就一定要把我的队员弄上去。我并没有针对你们任何人。但有些人会觉得我在针对他们，在跟他们争。其实竞技体育就是有竞争的。
有时候会不会觉得不被理解，挺难受的？
我不去听这些东西。我知道这种心态，我不能不理解他们。有什么可解释的？我有所谓又怎么样？除非我退出跳水界。只要我当教练，我就是这种精神状态。实在不行，我就让了。不让我带伏明霞。我就不带了，不让我去奥运会，我不去了。你搞奥运会，你出国，我在这里搞训练，有什么错呢？我不过就是认真点而已。
有时候，我也会难受，我也会跟我很知心的朋友、我感觉很可靠的人说一说，说完以后，他们会安慰我，他们会说别的事情。完了也就完了。我这个人心胸还是比较开阔，不会斤斤计较。
刚开始会很生气，后来慢慢慢慢就看得很淡了。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怎么说我，我会听着，如果是真的有碍于我的事业的东西，我会很快的改进。如果明摆着是打击我，对不起，我根本就不听。你说你的，我抓我的。在国家队，我也是这样，我拿我的结果来说话，结果输了我也不怕，因为我会想办法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做人做事都要能够有始有终。
当教练这么多年，有没有可以总结的东西？
当然了。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做竞技体育，确实是你要做得特别出色，又不得罪别人，要让人家都赞扬你，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肯定有一些跟你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会赞扬你，比如我现在在清华，碰到很多很出色的人，他们很欣赏我。我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觉得像于芬这样，多好啊，365天都在干活，多好。他们从内心里能够喜欢你。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高兴。但碰到那种小心眼的人，你也别跟他计较。
我觉得我不管在哪里，都能做出一点样子来，在中国也好，在外国也好，在专业队也好，在大学也好。不光是跳水，我觉得我做别的事，也不会太差。关键是一个人做事的一个理念在那个地方。当然在做的过程中，要有一些领导支持你，理解你，领导的层次要是比较高的。因为我这种个性的人比较激烈，比较尖锐，希望很快做事情。
说话有时不是特别讲究策略。
没错。有时候说出来的话很伤人。本来是好事情，别人听上去不太舒服。所以现在我在学校里面，他们能够很快的接受我，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的做事方式和我很不一样，他们是比较含蓄的，而我是雷厉风行的，说完了就马上要行动。他们也在配合我，也在跟着我的思路走。从我来讲，我到清华以后，也在极力的改变一些。我主动去理解他们的做事理念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人？他们欣赏有才能的人，但是又比较谦虚的，但现在他们也在接受那种能够出成绩的，但有个性的人，他们要招揽各方面人才，使清华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所以这些领导不会跟我发生矛盾，从来没有人搞你的小动作。在跟这些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对我进行教育，而且我还愿意接受这些东西。他们是在教你怎么做，如果你做得不够好，他们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你，然后提示你是不是换一种方式更好。所以，他们无形中在教你很多东西。
在清华大学，我来了以后，到现在，没有请过任何领导吃过一次饭，根本不需要，所以在这里感觉很轻松。这里适合我这种人的发展。清华的校训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个环境对我们整个人的素质的提高是很好的。我们跳水队的口号就是"体脑平衡，追求卓越"。这个卓越，不单纯是比赛的金牌，它是指做人的卓越。有的人可能是竞技成绩很出色，有些人可能体现为一种进取精神。
现在这个队伍，宗旨很明确，我们就围绕这个宗旨教学，我在队里是有威信的，但队员跟我的关系又是很近的，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就很好了。我们经常可以开玩笑，当你严格的时候，他也能够按照你的要求去做，整个的心态很好。我感觉，从内心来讲，他们很亲近我，很高兴，但又不是在你面前没有原则。
我的心态也改变了，没有原来那么着急，关键还是理念发生了变化。过去是你只能严格的要求他们，去争金牌，把队员逼得走投无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就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不做你就赢不了。现在观念改变了，乐趣更多了。我一到训练场，看到这些孩子就高兴，你知道吗？看到他们一天天有进步，看到他们又跳出一个新动作，心里真高兴。就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一种乐趣，也不觉得特别累，有没有什么荣誉啊，地位啊，好象都看得很淡了。
随之而来的，我们这支队伍可能要向俱乐部方向发展，我呢也有很多的打算。比如我要开始兼职教书，给学校的普通学生讲跳水课。
以前是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和全运会在推着你走，现在的动力不一样了。
对，可以做很多事情了。现在看起来我还是在做教练，其实我所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教练的范围。我在运做整个的队伍，整个队伍的结构，整个队伍的进展，包括近期的远期的计划和目标，都在考虑。将来体育要更多的走向市场，一定要考虑怎么进入市场，这是我们可以发挥才能的机会。我们不仅仅是要培养冠军，也不仅仅是搞跳水，在搞跳水的过程中可以去开掘其他的东西，这样想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设计的东西很多，也许你能有20种设计，在我的有生之年，如果能够完成其中的五个、六个，也很不错。
现在看来这条路是走对了。前期是艰苦一点，但是看到这些孩子在进步。一旦这个队伍再做起来一点，孩子们能代表各个省市拿成绩的时候，就能做更多的事情。我们还在想跟国外大学的交流，对孩子们视野的开阔，对他们的教育，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如果说伏明霞是你已有的教练生涯中一个完整作品的话，那么你下一个完整的作品可能是某一个孩子他成长为世界冠军，同时他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清华大学的学生。
这实际上就是我现在这支队伍的终极目的。很早以前，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就曾经提出：清华大学能不能培养出体育冠军。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想法没有实现，那么现在随着发展，竞技体育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的集中了，开始走向社会了，那么就给大学搞竞技体育提供了一个机会。大学配合运动员或者俱乐部来做竞技体育，实际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去美国访问，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就跟我说：1996年奥运会，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一共获得了16枚金牌。如果中国的大学或者企业也能为国家贡献奥运会金牌，肯定是一件很好的事。
就像你说的，有一天，能够出现既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同时又是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的人物，我相信这既是清华的希望，也是我们国家的希望。现在我这里这些孩子才小学六年级，离大学还有六、七年的时间，从发展前景来讲是可能的。当然会有很多困难，但这就跟前进的车轮一样，不可阻挡，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既然这对孩子，对家长，对社会都是好事，它就应当得到支持和发展。
于芬说，她没想过要将教练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但现在看来，这个职业会延续很长的时间。选择去清华，是于芬执教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一步，她因此得以重新审视这个职业的内涵与目标。
1996年，我曾去广西南宁，采访为亚特兰大奥运会而进行封闭备战训练的中国跳水队。我不止一次看见伏明霞、郭晶晶因训练完成不好而受到于芬的责备，看见她们流着眼泪走上跳台。当伏明霞在亚特兰大拿到了两枚金牌后，坚决的要求退役，我没有觉得意外。
这几年，我经常去清华跳水队看他们的训练。当我听见队员们在训练间隙谈论功课的时候，当我看见先完成训练的孩子趴在跳水馆窗台上写作业的时候，看见他们快速登上跳台的脚步，听见他们快乐的笑声的时候，当于芬兴高采烈的夸奖她的队员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清华跳水队和于芬梦想成真的一天？那一定是美好而激动人心的一天。
于芬乐此不疲的继续着她跳水教练的职业，而这种继续却有着全新的内涵。每天，她要在相隔40公里的家和光彩跳水馆之间往返，她说，她很快乐。
补记：
2001年夏天，投资近一个亿，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清华大学游泳馆建成并投入使用。清华跳水队终于结束了三年多的奔波，拥有了自己的训练场。这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清华跳水队队员王睿夺得女子跳台冠军。11月第九届全运会，清华跳水队队员，代表四川参赛的李成伟和贺伟获得男子跳台双人冠军，代表北京的王睿获得女子跳台个人亚军和双人第三名。值得一提的是，13岁的熊晴清和彭月娇分别获得女子跳台的第六名和第12名。纯粹的学生运动员，能在全部由专业运动员参加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全运跳水角逐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向人们证明了清华跳水队训练模式的初步成功。于芬说：她对未来拥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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