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宏涛

冯树勇--中国田径队跳跃组总教练

         采访时间：2000年6月1日
         采访地点：国家田径队冯树勇办公室
    从刘玉煌到陈尊容，再到黄庚。十几年间，冯树勇始终能让自己的队员稳稳的站在全国最前列的位置。这样的教练肯定有过人之处。手下调教着一帮健壮而活跃的年轻小伙儿，想象中，冯树勇该是练达威猛，有一种张扬的豪气。但是直到有一天在电视里看见他接受记者采访，才发现自己的想象其实错位。冯树勇侃侃而谈，语调不疾不缓，所言之事逻辑与层次都十分清晰。说话的时候，他始终面含微笑，那种笑似乎与他的神态与生俱来，让面对他的人感觉到自在与平和，但同时也有一种微妙的距离。看上去，冯树勇更像是大学课堂里的一位老师，随和之中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内在的坚硬。
    后来，又在电视上看到冯树勇作嘉宾主持，那是一期英语节目。冯树勇是国际田联讲师，英语水平早有耳闻，看他在节目中的表现更有百闻不如一见的感觉。我的一位托福考了600多的朋友也看了节目，又听说冯树勇既非英语科班出身也没有在国外长期居住的经历，开玩笑说要向冯树勇讨教学英语的秘诀。
    这些印象加起来，冯树勇身上那种读书人的感觉越发明显。
    冯树勇的办公室在体育馆路中国田径队驻地的小楼里，面积不大，简单的桌椅，旁边堆放着不少中文、外文的资料。窗外是一片废弃的田径场，周围没有高大的建筑物，这使阳光可以毫无遮拦的从窗户照进来。在一屋子的明亮中，我听冯树勇讲他从前的经历。
    我是在天津长大的，父亲在天津大学教书，离家不远就是南开大学的操场，我从小就在那里玩儿。我们家没有任何人搞体育，但我却天生好动，又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不用上课，于是就撒开欢儿地玩：打球、游泳、溜冰、跑步，几乎什么比赛都有我。后来参加了区田径队，主项是跳远和三级跳远，并且在业余范畴里水平算是不错的。
    1973年，可能由于我在市少年运动会上获得跳远第一名，市体工队要召我入队。说实话，虽然体工队与南开大学只有一条马路之隔，但是我对那个地方及其性质却一无所知。后来打听到是专搞训练不读书的专业队，父亲非常犹豫。因为毕竟是知识分子，对读书比较重视。但那时又正好是上山下乡年代，毕业后很可能会分到农村，而到体工队则保证能留在天津。家里就我一个男孩，父母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先留下再说。这样，我就来到天津田径队，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
    其实现在想想，那时的所谓"专业"真是徒有虚名，无论是训练理念，还是方法手段，都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比如那时崇尚大运动量，所以在训练中就拼命多练，而对其真正的含义和训练效果都很少考虑。所以，尽管我练得非常刻苦和疲惫不堪，但4年过去了，成绩仍很一般，还出了很多伤。这促使我萌生了退役的念头。不过，这段经历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起码，在我当教练后，能警示我不再出类似的失误。
    还要说明的是，在体工队虽然没有学可上，但每个周末回家，父亲都给我留很多作业。这样，在当运动员的几年中，我基本上自学了高中的主要课程，包括外语---学外语是我很喜欢的事情。不过当时并没有料到，它会给我以后的工作带来这么大帮助和便利。
    1976年地震后，我基本上停止训练等待分配。可能是看我读过一些书，体工队希望我留下来做会计或学做按摩医生。也许是出于知识分子的清高，父亲觉得和钱打交道不好，学做医生倒是个特长。所以，买了一些有关医学的书，一边帮我原来的教练做一些助手工作，一边做这方面的准备。但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现，情况就又发生了变化。天津市要成立一个体育学校，需要教练，他们想到了我。于是1977年初，我就到了天津体校，首次正式接触教练员工作，尽管是业余的。
    1977年恢复高考，家里人都对我说：你应该去上学。我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就又拿起了书本。当时第一志愿报的是天津大学，想子承父业，学机械。但考虑自己毕竟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基础不扎实，为保险起见，第二志愿报了天津体育学院。考试结束后，果然成绩不够理想，离天津大学的分数线还差十几分，只好"投奔"天津体院。
    不巧的是，体育加试的时候我的脚扭伤了，需要另外找时间补测。但很巧的是，补测那天，北京体院的老师来了，要挑选学生。他们看我跑、跳和素质都不错，又询问了文化考试和其他一些情况，对我印象不错，问我是否愿意到北体上学。他们还告诉我，北体是重点院校，志愿没报也可以优先录取。于是我赶紧回家商量。母亲有点舍不得，但父亲认为能上重点校是好事，就支持。现在回想起来，在我自己的生活历程中，在遇到选择的时候，父亲总是给我无形的支持和帮助，我真的非常感激。
    过了家庭这一关，还要过单位那一关。那时天津体校刚成立，非常需要人。而且那时候人们对学历还不太重视，重视的是经验和工龄。领导找我谈话，说上学对当教练没什么用，四年可以积累很多经验，对当好教练更有帮助。但我不这么认为，当然我当时也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只是隐约的感觉到，如果用我当运动员时候学到的那点东西去教小孩，肯定会误人子弟，是绝对不行的。
    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22岁了，因为觉得机会难得，真的是如饥似渴，非常非常的努力。课余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图书馆和教室里度过的，直到熄灯才回宿舍。
    1979年，学校要招研究生，我们可以提前报考，我心动了。因为经过一年多本科的学习，我觉得课程不是太难，有时还觉得进度太慢，吃不饱。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应该去试一试。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已经是3月份，距离考试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而我除了准备研究生的考试之外，还要学习本科中应该学的课程。那段时间真的像玩了命一样，在我的记忆中，好象除了吃饭和睡觉--当然睡得很少--我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书本。苦苦鏖战了几个月，最后考得不错，在田径类考生里排名第一，体育加试成绩也不错。这样，在本科上了一年半之后，我开始就读硕士研究生了，等于跨越了一大步。长舒一口气之后，回想起那几个月的历程，自己都有些后怕，如果重来一次，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能坚持得过来。
    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了，获得了硕士学位，学校有意让我留校任教。但经过了做毕业论文的过程后，我更倾向于搞研究。于是就与国家体委科研所联系，并且很快就定了下来。但是，这时突然发生的另爱一件事使这个似乎都板上钉钉的事情起了变化，不仅改变了我最初的选择，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时候国家队的跳远教练叫齐祖潭，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老教练，想找一个年轻的助理教练协助工作。他以前去过体院，跟我的导师薛济英先生认识，也见过我，对我的印象不错--不知是不是因为我长得"面善"，见过我的人都对我印象不错，玩笑--问我愿不愿意当教练。
    当时我非常惊讶，就问到哪里当教练，他们告诉我说，是国家队。真把我吓了一跳。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国家队是一个高高在上很神秘的地方，无论如何不会跟自己联系上。但也许正是出于这么一种想法，才促使我下决心改变初衷，要到这个神秘的领域里面去看一看，闯一闯。现在想想，主要是因为年轻气盛，想尝试新鲜的事物。
    体院那年毕业的研究生到国家队当教练的还有周明，他是游泳专业，到游泳队任教。我们恐怕是从学校毕业直接到国家队当教练的先例吧，之后很少再有这样的事了。
    跨入国家队大门的时候我26岁，比起现在26岁的年轻人，成熟度要差得多，非常天真，社会经验几乎是空白。对于教练员究竟是怎样一种发展并不清楚，只是模模糊糊觉得在国家队当教练挺伟大的，却不知道这种伟大的背后要付出那么多的艰辛。同时也对自己当好教练很有自信，认为自己当过运动员，有亲身体验；也做过教练员，有点实践经验；又读过书，有理论基础，一定不会太难。
    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是一种错误的感觉。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难干的事情。一些有形的东西，比如时间和精力的大量投入，还可以看得见，抓得着。但一些无形的东西，却相当难把握。因为当教练是与人在打交道，而人的个体差异及变化又太多，太快，不可控的因素随时都会出现。要把你所学的东西很好地运用到训练实践中，运用到每一个人身上，难度相当大。不象你操作电脑，同一个按键所有的电脑都一样。而且，这种探求永无止境，水平越高，难度越大，在运动量、训练强度、手段选择等各方面所需要的精确性就越高。同时，也就意味着风险越大，出现失误的可能性也越大一些。
    尽管当教练不是你自觉的一种选择，但是到现在你已经为它付出了将近二十年的光阴。那么多年，是因为你已经对这个职业形成了一种习惯，还是因为你越来越喜欢这个职业？
    在将近20年的教练生涯中，我自己的心态和情感应该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刚开始的时候，跟着老教练做助理工作，没有什么压力，当然也没有什么主见，只是学习，积累经验。这个阶段，我的心态比较平静，并逐渐适应和喜欢上了这项工作。这期间，齐指导给我的帮助非常大，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有些至今都让我受益。
    1985年，老教练退役了，我被推上来成为主教练，真正的挑战也由此开始。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有兴奋，因为独掌教鞭，可以真正地展示和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了；也有忐忑，再也没有"靠山"，能否胜任，心里没底。反正，今后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要独自品味了。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年轻气盛，劲头十足，正好组里又有几个条件不错的队员，也就顶着压力开干了，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这期间，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快乐，也有悲伤。相对来讲，成功多一些，这不光是指成绩，更重要的是，我逐渐摸索出一套自己的东西，比如力量、速度、技术等方面的训练，包括选材，都跟传统的看法有一些不同之处，并且在训练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经受住了实践的验证。所以，十几年来，在我手下达到8米以上的运动员有十几名，而不是一、两个，光是跳出8米20 以上的就有4人之多，而且这些运动员来我这里训练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年龄比较小，成绩水平比较低的，是我一步一步地将他们培养起来的。我想，这可能是我得到人们认可和最有说服力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其中也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因为，独立带运动员的时候我还不到30岁，当运动员时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程。那时教练一般都是成绩比较好的运动员退役后直接担任的，经历比学历更有说服力。别人并不看好你，甚至持怀疑和排斥态度。所以，我必须竭尽全力努力工作，将自己的能力证明给别人看，当时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应该承认，那是我最为努力刻苦和积极向上的一段时间，除了虚心向老教练请教外，对于每一堂训练课的计划、方法、手段都反复琢磨、反复验证，而且利用自己的外语水平尽力去了解国外有关训练方面的资料，补充和开拓自己的知识和视野。有时真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不敢出一点差错。不过，值得欣慰的是，那时候队员们都非常支持我，虽然我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但我们配合得非常好，直到现在我们都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想起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给我的信任与支持，就非常的感动。
    在这期间我曾有一小段时间动摇过，但不是因为训练，而是人为因素。那大约是在1987年，我的工作初见成效，队员破了亚洲纪录，也获得亚洲冠军。我们几个年轻教练心情高兴，经常在一起聊天，开玩笑。有人觉得我们张扬，不顺眼，结果全运会结束后，没跟我商量，就把我的队员全都分配回省了，只留下陈尊荣一个。原本还有一个李彤，非常有前途，但他也已办好了出国留学的手续。运动员选择了自己认为更有发展的路，我没有理由加以阻拦。看到组里只剩下一个队员，感觉很没意思，尤其是想到一些复杂的人事方面的东西自己根本就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应付，就想退出算了。
    于是就联系出国，并很快就有了眉目。但一是队里这边坚决不同意；二是孩子也小，只有两岁，放心不下；更重要的是我也有点舍不得刚见起色的教练工作。最后还是留了下来，并马上选了黄庚等一批小队员，从头开始。只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就在国内冒头了，后来又在亚洲乃至世界比赛中不断创造佳绩，打破亚洲纪录等。有人说我运气好，选到了好队员，还问我有什么绝招。在这方面，我有一些理论依据，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训练中有一些东西就是一种直觉，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不过，做教练多年，我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去选一些年轻的、成绩水平不高、但我认为有较大潜力的运动员。一来璞玉可琢，二来练出来的成绩更有说服力。总的来说，从80年代后期到1997年前，是我最为辛苦、但也是我最为愉快的阶段；是我逐步走向成熟、得到人们认可和干劲最足、最为坚定的黄金时段。
    1997年以后这几年，说实话，我的心气已经大大下降，一方面是年龄大了一些，锐气和朝气被方方面面的事情磨去了许多。但更主要的是面对一些不正之风，比如兴奋剂和作假等方面的问题，只能愤怒却又无能为力，积极性被大大挫伤。
    1997年11月的一天，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吃饭，冯树勇也在，那时他刚刚考到北体大读博士。话题之间，说起全运会，也说到在全运会上出现的几例兴奋剂事件。大家有很多议论，也有很多感慨。这中间，只有冯树勇是直接搞竞技体育的，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话很少，感觉情绪有些低落。当时有一种直觉，觉得他的心情不佳跟全运会有很大的关系。
    这时候，面对冯树勇，我说出了当初我的那种感觉。我说我不知道我当时的直觉是不是对的。冯树勇点头。
    1997年全运会，虽然我的队员取得前三名，但仍然对我刺激很大。看到那些不可思议的成绩和突然冒出来的一些"新星"，全然没有获胜后的喜悦，心里觉得非常茫然。这次是我们运气好，辛辛苦苦的训练总算有所收获，那么下次呢？希望在哪里？因此，在田径运动管理中心成立的时候，我便提出来不继续做教练了。但中心领导进行了极力地劝说和挽留。我是属于那种经不起劝和面子比较薄的人，一劝就动摇，不好意思再坚持，最后人是留了下来，但似乎在干劲和热情等方面都比以前有所下降，要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也似乎不那么容易。
    也是想让自己做点新的事情调整一下心情，1997年我去考了博士生。其实也是比较偶然，正好有个搞田径专业的教授要招田径专业方面的博士，问我想不想考。我一看要考的课程里外语、运动训练学、田径专业等几门自己心里都有数，基本不用看。教学论等几门抓紧看看也来得及，就准备了一下去考了。结果外语考得不错，专业考分也比较高，90多分，其他的也说得过去，就考上了。硕士研究生毕业十几年了，又重新回来坐进教室做学生，觉得挺有意思的。真是山水轮流转，这么多年，又回来了。
    兴奋剂，从90年代开始，在体育界，尤其是在田径和游泳项目上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1993年和1997年的两届全运会，许多体能性项目，无论冠军成绩还是整体水平都大大超过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年份。各省市的极端重视，教练员运动员都特意将竞技高峰集中调整到全运会，自然是全运会竞技成绩全面大丰收的最重要原因，但是其中某些运动员在全运会上和在其他比赛中成绩的巨大落差，又使不少圈内人产生了怀疑。而这些怀疑许多都跟"兴奋剂"联系在一起。围绕90年代的两次全运会，都有运动员在兴奋剂检测中落马，但因为兴奋剂检测不可能实现在时间和人员上的百分之百覆盖，侥幸漏网者也肯定存在。
    在那些受到兴奋剂影响的项目中，教练们对于运动员的训练与成绩的联系，运动员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包括运动员外型特征的变化都有很敏锐的观察力。因此，虽然不是所有的药物违禁者都能在检测中落网，但不少教练心中是有某种判断的，尽管这种判断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准确。
    曾经跟不少教练聊过兴奋剂的话题，听到过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态度。给我的感觉，你对兴奋剂不仅是一种理性上的反对，而且有一种心理上的厌恶，是这样吗？
    坦白地说，在1990年以前我对兴奋剂完全没有概念，后来知道了，觉得非常丑陋，从心里看不起和厌恶这种不正当的行为。我想，如果我的运动员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肯定会退出，没脸再出现在田径场上。
    对兴奋剂的反感，一方面是觉得它对运动员的身体是有伤害的，所获取的成绩是不光彩的。这么多年我所受的教育和做人的原则告诉我，这是很不道德的事。尽管有人笑我是书呆子气，也有人说国外运动员也吃，你不吃就没戏。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原则，我宁肯没戏，也不去做问心有愧的事。我这个人在很多方面都很随和，但有些事情却相当固执，撞了南墙都不回头。而另一方面就是觉得它太黑暗，太挫伤人的积极性。因为在竞技体育中，成绩就意味着利益。有的教练靠兴奋剂获取了很多利益，不光有金钱、房子，还有很高的知名度，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很难知道其中的缘由。这对于那些扎扎实实、埋头苦干的大多数教练员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甚至是致命的挫伤。尽管田径中心反兴奋剂非常坚决，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总有人为了巨大的利益去冒险，也总是有人能侥幸过关而获得本不该属于他的东西。
    不可否认，在这方面我也有些偏激，连一些正常的营养药物我都尽量回避（运动员的营养恢复是科学训练的一部分，冯树勇承认在这一点上他没有投入注意力，是一种欠缺。但他难以改变心底的那份固执）。就我所知，在我们队里训练的队员中，有的省里给的营养费挺多，我总是搞不明白，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啊？黄庚训练那会儿就是吃些西洋参丸，十几块钱一盒，一个月100多块钱就够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钱可以让运动员用一些进口的营养药物。但我至今也没在这方面用过心思，是不是真的也是一种欠缺？
    反正，我带过那么多运动员，每个人来我这里都要首先接受这样的教育：坚决远离兴奋剂，不要抱有任何偷机取巧的心理。没有我的许可，任何人给的东西都不许吃。
    记得1995年，我有个队员参加全国冠军赛，当时我有事没跟着去，结果他跳了8.08米，得了第一。本来挺高兴的事，但我总觉得他的情绪不太对。一问，他说担心被查出来。我一听就火了，马上问"你吃了什么？"（冯树勇说到这里，一下子提高了音调，让人明显感觉到他当初的震怒）。原来，到赛区后，省里给了100元钱买营养品，他跟队友一起去药店想买西洋参，但是没有。队友就拿起另外一种说，这个也一样。其实那是一种补肾的药。他们就买回来吃了。结果比赛完药检抽查到他，他心里就不踏实了，因为他也没仔细看那药里究竟都有些什么成分。我赶紧让他把药盒拿来查看上面标明的成分，倒全是天然的东西。又去咨询别人，人家说如果就是标明的这些东西，肯定没问题。但心里还是不踏实，就给兴奋剂中心打电话，希望能先查跳远项目的尿样，因为我急着要出国讲课，想快点知道结果。还好，在我出国的前一天，结果出来了，没有问题，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之所以这么紧张，一个是我要对运动员负责，不希望在他们的运动生涯中留下污点。另一方面，说是私心也好，我不想因此而把我的名声给毁了，因为要获得一个好的名声是不容易的，而要毁掉它则是非常容易的。
    我一些非常好的朋友都知道我是极力反对兴奋剂的，坚决不用那东西。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很高明，这么多年带的运动员保持较高的水平，却从没被抓住过。对此，我感到委屈甚至愤怒，但我也只能一笑了之。不用解释，而且也没法解释清楚，最重要的是要问心无愧。
    在圈里，对兴奋剂，你有没有发现跟你相似感受的人？
    肯定是有。但因为兴奋剂问题比较敏感，大家谈得不多，很少去深入地交流看法。不过，做教练这么多年，对于一些现象，或者说对于用药的人，应该说都看得比较清楚。一个是身体特征，我很为那些女孩子难过，她们身上出现的男性特征，使她们失去了女孩子应有的柔美。还有一个是成绩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这些人往往都是先躲起来，不出来比赛，等到关键的、利益大的比赛再出来冒一下，不知情的人会认为又杀出一匹黑马。不过，就我的感觉，有些人是受利益驱动，想方设法找那些东西，再想方设法逃避检查。这是非常可恶的，因为是他们搅乱了竞技体育的正常秩序和公平性。但也还有一些人是出于无奈，被迫去做，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我是想通过我的努力去抗衡一下，但很难。
    从80年代的刘玉煌、陈尊荣，到90年代的黄庚、黄宝挺和谭正则，再到现在的黄乐，冯树勇训练的男子跳远运动员有十几个人达到过8米以上的成绩，达到8米20多的就有四个，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即使是这中间成绩最出色的黄庚，当他站在奥运会，站在世界锦标赛的赛场上，跟欧美的世界名将们相比，他的差距也是明显的。而这种差距不是在于他的技术，而是在于他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身体条件，这也许是一段永远的差距。这也是冯树勇不能不面对的现实。
    黄种人和白种人、黑种人在种族上有先天生理的差异，对田径项目的影响更为明显。你搞跳远，也许意味着你永远处于一个先天不足的境地。这是不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因为竞技体育说到底，成绩是第一位的。
    关于人种及身体条件方面的先天差距，我早就有所意识，尤其是男运动员，差距更为明显。那时候我萌生退意也有这个因素在内。因为亚洲冠军拿过了，亚洲纪录破过了，世界大赛前八名也进过几次。但是要再往前走，想在奥运会或世锦赛上拿块奖牌，如果没有足够的运气的话，可能性也是非常的小。这不是我在泄自己的气，而是事实如此。尽管有人不太认同，但我却一直承认并面对这个事实的存在。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在我们现有身体条件的基础上，去努力挖掘每一点潜力，特别是技术上的。不幸中的幸事是，跳远是田径运动中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项目，使我们能够用心钻研，让运动员以良好的技术来多少弥补一点他们在身体条件上的先天不足，所以我们才能较长时间保持在世界较好的水平上，才能挤进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前八名，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对此，我已经感到满意骄傲。但也不是人人都这么认为。你知道，体育界有一个金牌足球队，成员大都是一些世界冠军或者他们的教练。后来要扩大阵容，找一些球踢得好一些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加入，我和黄庚也有幸被列入吸收之列。填表时要注明取得过什么成绩，我说黄庚是奥运会第八名，还有亚洲纪录和亚洲冠军。人家说，就填亚洲冠军吧。奥运会第八在人家心目中算不了什么，但实际上，在我的心里，我们的项目奥运会第八比亚洲冠军要艰难得多，荣誉也高得多。
    你很清楚地知道你和队员再多的努力可能都无法换回一个世界冠军的成绩，那你会不会永远处在一种失望中？
    一般来说，失望总是由希望引发的，也许是世界冠军离我比较遥远，所以想得并不太多，我们只是向着更贴近我们现实的目标去努力。相反，倒是另外一些事情常常令人失望。在体育界不光有兴奋剂，还有其他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存在，比如某些项目的畸形发展，假身份和假年龄以及体育项目运动员收入的巨大反差等。这些对我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给运动员带来的伤害非常大。比如黄庚，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和潜质的运动员，1997年他退役时才27岁，非常可惜，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再跳两三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待遇问题。他想过很多，每月800多元工资，虽然有一些奖金，但不能作为一种常态收入来保持。再练下去有什么前途？将来怎么办？这些现实问题使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这对他也许是一件好事，他也许会通过努力开辟一条新的成功之路。但从中国田径事业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田径运动是一项成人的运动，在国际赛场上，30岁左右甚至30多岁的运动员随处可见，并且创造出许多优异的成绩。而我国的田径运动员有许多都是在仍处于最佳年龄的时候退出，实在可惜，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是不是感觉选择做你这行，有一种悲剧因素在里面？
    有时我们也说，是不是选错了项，不该做田径这行。搞点别的，也许可以赚更多的钱，也许可以更出名、更有前途。我有很多朋友在别的行业做得很好，也有在国外发展不错的。假如我要去做，会得到很多帮助。但这都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人不能老是生活在沉重的自我抱怨中，如果老是横向比较，这山望着那山高，就永远没有快乐可言。有时候纵向比较一下，回顾一下自己所走过的历程，特别是那些成功的东西，心情会明朗许多。我爱人常给我"灌输"一句名言："生活是由思想造成的"。也就是说，生活得快乐与否，完全取决于你个人对人和事物的看法如何。给你带来困扰的有时并不是你面对的环境，而是你的思想。应当承认，在调整心态方面，她给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
    要是你去指导欧美选手，成绩很可能比现在强，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一种吸引力？
    这点我很有自信。我认识很多国外的教练，美国教练也接触一些，他们的讲课我也听过很多。实事求是地讲，欧洲的一些教练水平比较高，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古巴的教练也不错。而美国的教练则不敢恭维，他们对训练的理解并不深刻，停留在书本上的东西多一些。但他们的运动员条件优越，稍加"修理"就出成绩。比如以前美国有个运动员叫辛普金斯，原来是打篮球的，从没跳过三级跳，先天就是弹跳力好，节奏感也强，一抬腿就是16米80多，再稍微一练，就达到17米90多。上海队原来有个跳高教练，后来到美国去了，带一个美国队员，素质非常好，几年就跳到了8米70多。而那个教练原来并不是教跳远的。
    应该说，这对我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因为人毕竟是有梦想和需要成功感的。但反过来讲，我能把亚洲人这种身体条件练到8米30到8米40，从中得到的快乐和成就感似乎会更大。因为，只有经过艰苦努力获取的成功才更有价值，才更证明你的训练水平和实力。对此，我充满信心。
    在这方面，国际田联对我也有一定的了解和认可，经常让我去为国际田联的教练员培训班讲课。今年4月，国际田联在法国召开有关确定教材的会议，邀请我参加。我原本以为是召集了所有讲师，到了那儿才发现只有十几个，我已经被列为国际田联讲师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另外，在亚洲跳跃界里，也算是有一定的声望吧。我觉得这也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应该说是中国田径界的荣誉，因为我是代表中国的田径教练员去讲课的，我在国际上也代表和展现了中国教练员的水平。
    以你的情况，如果单从个人的价值实现来看，在国外执教或许会实现得更充分一些吧？
    也许会，也许不会。在没有亲身实践之前，不好妄下结论，因为好多事情都是相对而言的。就象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关键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去体会。另外，有关出国，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以前有几次下决心走，也联系得差不多了，但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走成。多数情况是由于单位领导挽留；还有时是舍不得队员；再有就是自己的主导意识。可能我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思维方式，觉得田径中心也好，周围的人也好，都对自己不错，也挺重视自己，就那么一甩手走了，不合适，最起码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另外，我还是一个比较守规矩的人，在没有得到田径中心许可的情况下，不会自己私自离开，这可能也是我几次都没有走成的重要原因。在别人看来，有点保守和放不开。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优点，还是弱点。
    你想没想过你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让队员站上世界大赛的领奖台？
    干上田径这一行，尤其是短跨和跳跃项目，就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但在80年代的时候，我也曾想入非非，特别想得到人们的承认。并不是说名气方面，而是能力。但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后，已经逐渐把这些东西看淡了。特别是对比赛，已经有了新的理解和看法。以前对比赛的胜负很在乎，输了就好象不得了了。现在，我更注重过程，因为只有过程是在你的掌握之中。而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可遇而不可求的。只要我在工作中尽了力，问心无愧，我就能够很平静地对待比赛，即使没有达到我预先的目标。当然赛后要认真总结，避免下次犯同样的错误。
    我前面所说的干劲不足了，指的是现在缺乏以前那种一到田径场就很兴奋的感觉了。那时候我特别期待着训练课，看着队员们生龙活虎的样子，收获自己耕耘后的果实，觉得乐趣无穷。现在人少了，特别是今年，黄乐也伤了，训练气氛不热烈，情绪也无法高涨了。再加上整个中国田径的大环境都不乐观，作为其中的一员，很难不受影响。这届奥运会，从理论上分析，只有竞走有得金牌和奖牌的可能，其它项目希望渺茫。有媒介说关英楠可以拿铜牌，但那是对这个项目的特性了解得不够和不全面。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争进前八名，因为我们国家女子跳远从没在奥运会上进过前八。第二步是争进前六名，这是我们最实际的目标。奖牌，我们非常想拿，但难度相当大。因为关英楠6.95米的成绩只排在今年的第9位，而且是在家门口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跳出来的，能不能在世界大赛中充分发挥出来，还是个未知数。要知道，奥运会的竞争是非常激烈，有时甚至是惨烈的。不身临其境，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冯树勇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对队员亚洲冠军的头衔并不在意，他更看重的是队员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的表现，尽管在那样的比赛中他们至少现在还没有登上领奖台的实力，尽管在那样的比赛中他有过刻骨铭心的遗憾，但是那种与世界最高水平选手进行的竞争，让他觉得激动人心。
    我比较看重起码是亚洲以上的比赛，国内比赛得冠军固然高兴，但我觉得是应该的，毕竟你是国家队的教练。而队员如果在世界大赛上取得好成绩，哪怕只是个第六、第八名，我都更为高兴。虽然利益上没有多少。比如黄庚1992年获得奥运会第八名，奖金只有2000多，但我感到非常骄傲。黄庚的弟弟黄乐1999年获得世界田径锦标赛的第六名，超过了哥哥在世锦赛中的名次，我也是为他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这个项目能取得这样的名次应该是了不起的。
    要说教训和遗憾，当然也是奥运会的最深刻。1992年我第一次带黄庚参加奥运会，当时他状态非常好，及格赛跳了8米22，排在第二位。但在决赛中脚受了伤，只得了第八名。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我们做了精心的准备，竞技状态可以说达到他运动生涯的最高峰。但临场却没掌握好，对于风向和情绪的变化给技术带来的影响没有及时调整过来，三次都没踏上板，很吃亏，最后只获得第九名。如果说1992年奥运会只是遗憾的话，那1996年就要算是一次重创了，对我们的打击非常大，尤其是黄庚，眼泪几乎就流出来了。我们都想起了1992年奥运会后，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和庆功会，当时我们共同干了一杯酒，相约四年后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见高低。辛辛苦苦、充满期待的四年，过程很好，结果却是如此惨烈，真是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
    高水平的竞技体育有太多的风险和太大的偶然性，一方面这是它的魅力，另一方面这是它的残酷。
    确实如此，即使在训练中，都有一些你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更不要说比赛了。因为人太复杂，你几乎不可能破译和掌握他所有的规律。尤其是高水平运动员，个体差异相当大，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让你遵循。同样的训练量和强度，同样的训练手段和赛前安排，对某个特点的队员是否合适？对某个特殊的阶段是否合适？都得凭自己去摸索。有时你觉得事事都安排妥当了，但赛场上一个细小的变化，运动员瞬间的一个闪念，对手的一次即兴发挥，甚至是突然而至的一阵风或者是一场雨，都可能将你多年准备的心血和梦想化为泡影，这一点也不夸张，这种情况在世界赛场上屡见不鲜。所以有人说，竞技赛场从来都是辉煌与失意同在，欢乐与伤痛共存。有人横空出世，一举成名，就有人马失前蹄，栽入苦难的深渊。不过，可能也正是竞技体育的这种不可预见性和瞬息万变的特性，才使它充满魅力，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当然，胜利的光环越耀眼，失败的打击也就越沉重越残酷。
    国家队教练要面对很多世界大赛，你感觉压力大吗？
    压力相当大，不光是国际比赛，就是国内比赛也一样。因为你是国家队的教练，领先是应该的，偶尔输给地方队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多数情况下你只能赢不能输，这样人家才认可你是国家队。而世界大赛，如果你的队员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怎么让人家信服你？处在国家队教练这个位置，成绩只能上，不能下。所以，压力是永远存在的，而且是巨大的。也许正是因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取得好成绩后教练员、运动员才会欣喜若狂、泪流满面甚至有些失态，别人可能不太理解，因为这中间的甘苦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体会到。记得1995年全国锦标赛，当时中国田径整体水平都不好，黄庚却跳出了8.38米，破了亚洲纪录。我当时掉了眼泪，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难以自制。当时《中国体育报》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黄庚笑了，冯树勇哭了》。
    除了你前面所说的压力之外，大赛前对一些很艰难的指标，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压力？
    还好，这种压力一般不会落到我们头上。比如今年奥运会田径的目标是一块金牌，落实到竞走项目上。跳远的目标是争进前八名，这是我们为自己定的比较切合实际的目标，即使达不到，也不会有太大压力。因为奥运会大家的目光都盯在金牌项目上，没人在乎你是否得了第八名。当然，作为我们自己，特别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积极进取的教练的话，你就总会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时时刻刻伴随着你。
    这几年，各运动项目国家队全面集中训练的模式逐渐分化演变。乒乓、羽毛、体操等项目仍延续从前的集中模式，游泳在经历了几年的"松散联邦制"之后，从去年起实行围绕重大比赛的分段式长期集训。田径则是不同项目组分散在各地训练。现在，有关"分散"和"集中"的利与弊，众说纷纭。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集中首先是要集中高水平的教练，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教练员的水平就决定着这支队伍的水平。可惜的是，我们田径目前国家集训队的教练水平还不都是最高的，感召力不大。
    现在游泳中心制订的政策对集中很有利，比如你不参加集训就不能参加奥运会。田径目前没有这样的政策和制约。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有的好运动员想来，但提出要带原来的教练一起来，这就带来一些合作方面的问题，不那么容易解决。
    如果抛开这些因素，单说"集中"，你认为它是一种效率比较高的方式吗？
    这是非常肯定的。应该说，将优秀的运动员集中在一起进行训练，能创造一种很好的训练氛围和竞争机制，非常有利于成绩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为一些地方上较高水平的好运动员，看到周围的人都不如他，很难有高的目标和追求，比较容易满足，干劲会慢慢消退。过去，我的组里同时有四、五个人跳过8米，训练中不用我说，他们自己就膘着劲拼。关英楠、黄乐等人现在都是一枝独秀，缺少竞争环境，对他们的成长和提高也是不利的。
    不过，当了那么多年教练，我是不太愿意把别人手中那些出了成绩的好队员都集中到自己这来。一方面觉得人家教练员不容易，另一方面更倾向于自己培养。当然，有些运动员、教练员信任我，愿意来，我非常欢迎。但前提是他们的领导、教练及本人必须同意。
    作教练那么多年，如果说其中有幸福的话，是什么？是成绩，还是塑造和影响运动员的那个过程？
    两方面都有，而且都很重要，最起码对我来讲是这样。作为教练员，成绩当然是你获得快乐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看到运动员在你的指导下，提高成绩，在比赛中取得好名次。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响，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体验。我不想唱高调，只是想说那是一种很欣慰的感觉，一种其它行业很难得到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也经常对运动员说，不要总觉得挣钱少，老是抱怨什么的。要知道，在你们运动生涯中所经历的一些东西，不光是成功，也包括失败，都将大大丰富你们的人生阅历，都是你们以后在社会上更好地生存下去的宝贵财富，这可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比如，我和黄庚都有这样的感觉，1996年亚特兰大的失利虽然让我们痛苦万分，但同时也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更能正视现实，承受挫折与困难。真的，那种欢乐与痛苦都能达到极致的感觉，让人无法言表，只觉得没有白在这世上走一遭。
    另一方面，我也非常重视他们的全面发展。我想，在怎么做一个正直的人方面，我是给了他们很大的影响。也许有些东西当时他们并不完全理解和接受，但现在回过头来，他们都说，冯指导一直在教我们怎么做人。黄庚就曾说过，他每做一件事之前，总是习惯性地先想想，冯指导是怎么说或怎么做的。这话让我感到很欣慰。我想，我们应该走出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运动员就是单纯拼体力，比能力的。其实，竞技场上不光是体能的竞争，更是运动员综合素质的一种体现，是技术、战术、心理以及品质的全方位的较量。特别是在最为关键的那一瞬间所做出的决定，往往是人最为本能的一种反应。整体素质比较高的运动员，一般就能做出更好更明智的选择，从而表现出更加强于对手的气质和心理状态，获取比赛的胜利。所以，我非常注重和支持他们多学一点东西，不断提高文化素养。
    我有个叫谭正则的队员，最好成绩也达到了8米28，应该说是一名高水平的运动员。去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分到北体师工作。当时他每周要去清华上好几次课，那么远的路，每天早上6点多从国家队走，中午1点多才回来，对训练影响不小，但我是真心地给予支持和理解。我觉得运动员毕竟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多学到一些东西是关系到他们一生的事。看到他们在这些方面有所收获，同样是一件很欣慰的事。以前我还教一些运动员学英语，这其实对运动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要出国比赛，要与其它运动员进行交流，老需要一个翻译跟着不实际，也失去很多机会。以前我们有个队员到巴黎比赛，下了飞机没见到接的人，在机场等了4个多小时，语言不通，只好坐在那里哭。后来被警察发现，看了护照，知道是中国人，就找了机场里会说中文的人帮忙，联系了比赛组委会，才把人接走。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的运动员能够把学习重视起来，多掌握一些知识，肯定会对训练有帮助。而且，运动员们都很聪明，有悟性，关键是看他们肯不肯下工夫。
    除了学习以外，我也相当注意运动员的行为举止是否文明和有道德。我不希望人们印象中的运动员都是粗鲁的，不拘小节的人。我组里新来的一个队员，在赛场上有一些不太好的表现，如比好了就很得意，大声嚷嚷；比不好就乱发脾气，甚至去踢裁判的东西。我就非常生气，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是我没有教育好，很丢面子。作为教练，我希望自己能在各方面都做出榜样。在训练方面你要表现出你的水平与能力，让队员信服你，愿意接受你的指导；在日常生活中，你要表现出你的学识和修养，让运动员尊敬你，信任你。
    不过，这都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说句笑话，我们的教练员有时就象一个保姆，从起床到熄灯，方方面面都得管。
    这么多年，我已形成了一个习惯，除了星期六，每天晚上从7点多到10点以前，我几乎都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度过的。我觉得我有许多事情要做，有很多书要看，有一些训练上的东西要总结和琢磨，要到网上去搜集一些新的信息等等。另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在这里我可以跟运动员有一些运动场之外的交流，一些真心的交流。作为一个教练员，如果不知道你的运动员在想什么，是一个很大的失误。运动员跟教练员的关系可以有多种，我愿意能成为朋友的那一种。有人说我不够严厉，我不这样认为，尤其是现在的年代，对运动员的教育不在于你表面上有多么严厉，压服不如信服。否则，他表面上听，背后不服，更麻烦。
    总之，我觉得教练对运动员的关心和培养应该是全方位的，这也是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础。如果教练只关心训练，队员出了成绩就高兴，没有成绩就责备。或者对成绩好的就亲近，甚至放纵，成绩不好的就冷淡。运动员就会觉得你们之间只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成绩好与不好都会有怨言，甚至反目为仇。这对于一个教练员来讲，是很悲哀的事情。好在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带过的运动员，有的已经成家立业为人父了，可我们一直都保持着非常好的联系和感情，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在你看来，运动员对一个教练员人品的非议比对他能力的怀疑更让人难受，是吗？
    是的，如果我的运动员对我的能力有疑问，我想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会努力学习加以改进和提高。但如果他们觉得我这个人不怎么样，而不值得尊敬，我一定会非常难受，甚至无地自容。所以，我在各方面都尽量做得好一点。但也只是尽力而已，因为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身上也存在着人类普遍存在的弱点。比如说惰性、虚荣心等等。
    我注意到，对运动员在比赛中没有比出好成绩，你只说那是"遗憾"，而绝不说"失望"。但你对队员在为人处事中的不当却耿耿于怀，甚至因此而自责。有没有人说过，你很像人们习惯印象中的那种"读书人"，因为你的思维方式很像。
    （笑）也许是吧。有一些人这样说过，我的队员也说过我做事太守规矩，在当今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方面显得太单纯，也许他们没好意思说我"傻"。也确实是，在学习和业务上我时常很自信，自认为可以驾驭。但在人际关系或其它一些方面，我常常显得有些"呆"，说话很直，包括对领导。因为，我的想法很简单，认为这件事情对工作有利，对运动员有利，就应该说。也可能是过于直率或方法不对头，得罪了人也不知道。我爱人常笑我就象一个书呆子，不谙社会上的人情世故。对此，我同样是一笑了之，并不打算刻意地去做什么改变，即使碰了一些钉子。一方面我不愿意在那些想想都让我头痛的事情上动脑子，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有他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一个人想要集他人所有的优点于一身，也是愚蠢和徒劳的。我只想保持本色，活得自然一些。
    有人曾把我列为"学者型"教练，我很高兴人们这么看我，但又不完全同意。理论固然重要，但经验也不可忽视。我一直认为那些从优秀运动员直接过渡为教练员的，有他们的优势所在。因为他们对技术有深刻的体会和感觉，他们所缺乏的是将其上升为理论，来更好地指导训练。所以，能将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教练，应该是最出色的教练。
    有时候人会有这么一种感觉：一件事干长了，就容易失去新鲜感，不那么敏感了。当了那么多年教练，你现在在训练中还能够不断有新发现吗？
    还会有，特别是当一些结果超出你原来的计划和预想时，你就有一种要抓住它好好琢磨一下的冲动。在外人眼中，训练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使劲地去跑，去跳就行了。其实不然，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与微妙的过程，即使干了这么多年，你还是难以完全控制它，还有让你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成功与成功之间不是都有必然的联系，失败与失败也都不尽相同，没有统一的规律与模式。所以，需要你不停地去探索，去总结，去发现新的东西。
    亚洲冠军、亚洲纪录、奥运会、世锦赛前八名、世界杯前三名，很多目标你已经实现了，现在吸引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你接着往下做？
    因素很多。一个是责任心与事业心，我不想说什么"为田径事业奋斗终身"之类的空话，只是觉得搞了这么多年了，而且又走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位置，总有一种不那么容易割舍的情感和缘分牵动着你。
    还有一个就是，我和黄庚当初曾定了一个目标，要突破8.50米。最终没能实现，这是我事业中的缺憾。现在的队员，包括黄乐和刘洪林，虽然目前还看不出有这样的实力，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有这个愿望，想再努力拼搏一次，这也是支撑我继续努力的一个方面。
    再有就是一些外在的东西的了。比如，以前曾有过几次离开的打算，但最终都没能走成，还给人留下不安心工作的印象，无形中给我带来一些压力。所以，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再轻言离开了。还有年龄大了一些，后顾之忧也多了，比如到一个新的地方能否适应？对家庭生活是否有影响？等等。因为，决定你生活质量的除了钱以外，还有许多其它的东西。现在虽然我不算特别富有，但是我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有温馨和睦的家庭，所以我生活得很快乐，很充实。况且，除了训练和比赛之外，我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比如为国际田联讲课，帮电视台做解说，翻译和写一些东西等。另外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让我的家人生活的更好一些，也是我的一种快乐和责任。
    不记得冯树勇是什么时候开始为我们台的田径转播作解说顾问的，印象中有好几年了。现在，每次田径转播前，要请解说顾问，总是会想到冯树勇。一个是他所掌握的各种资料、信息十分全面，再一个是他的口头表达力极好，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他没有架子，很好合作。
    有一次，我们台现场直播国际田联黄金联赛的一站比赛，编辑事先忘了通知他。快开播的时候已是半夜，编辑赶紧给冯树勇打电话。已经睡下的冯树勇毫无抱怨，穿衣起床，飞车赶往电视台。做解说，在他看来，也是对田径运动的宣传，他喜欢。
    还曾经，在配音间外面的走廊里看见冯树勇，一边等别人配完音空出配音间，一边核对资料，准备自己要去配音解说的内容。那种认真，跟我们正式的播音员没什么两样。解说田径，对他来说，驾轻就熟，但是，他还是一丝不苟。
    44岁的冯树勇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但毕竟已是人到中年，我想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为自己找一个助手，尤其他在教练上那些成功的经验，也许可以通过一个助手有更好的传递。
    以前我也曾有过一个助理教练，年纪比我大。由于性格、阅历等方面的不同，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协调，让我对这种事有些顾虑，而且也觉得自己还能应付得过来。
    当然，如果从培养教练这个角度讲，的确有必要。因为我们迟早都要退下去，总得有更年轻的人来接上这个班。但现在教练来源比较困难，没有多少人对教练工作感兴趣，包括我们的一些优秀运动员。比如黄庚，我曾问过他想不想做教练，我们可以一起搞。因为他跟我训练了十多年，从情感上和相互了解上，都有一定的优势。但他犹豫了一阵，最终还是放弃了。不过，我很能体谅他的心情。因为教练员确实要吃很多苦，要牺牲掉很多东西。再加上国家队教练的待遇还不如一些地方省市的教练员，而担的风险和承受的压力又大，前途不确定，自然也就失去了吸引力。
    这么多年时间，积累了很多东西。虽然你也讲课，但那种传授毕竟比较宽泛，有没有想过集中归纳一下，比如写书？我看国外教练有不少人写过训练经验方面的书。
    在训练方面我可能是积累了自己的一些东西，但我并不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所以目前还没考虑写一本完整的书。只是参与写了一些教材类里面关于跳跃的一些章节。比如在《科学训练法》那本书中，有关跳远的5万多字，就是我写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些东西我又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是我不太想写书的一个原因。因为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的，一些训练理念也在不断更新，费尽千辛万苦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也许书还没印好就又有所变化，那是让人很尴尬的事。另外，现在出书，也比较麻烦，要自己去跑，还要包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不过，我倒是准备把博士论文好好做一做，这么多年经验与教训在那里应该能得到体现。
    你跟国外同行的接触很多，收获很大吧？
    非常大。从90年代初开始，我出国比较多，除了比赛以外，还有讲课和参加一些会议。语言上的优势，给了我很多与外国同行交流的机会与便利。现在又有了E--MAIL，相互的联系就更加方便快捷了。我跟很多国家的教练打过交道，也许他们采用的训练方式我并不完全认同，甚至有争议。但我最起码知道了他们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那么做。包括国际上一些著名运动员的训练，以及训练如何与比赛相结合等等，我都有所了解，这无疑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和思路。比如在改变陈旧的观念，让运动员多参加比赛的问题上，我可能是国内比较早主张并付诸实践的教练员，在多年以前，陈尊荣、黄庚他们每年就参加15到20场比赛。还有如何将训练与比赛有机地结合，提高训练效果等方面，我都是与外国同行进行探讨，交换意见，因为他们的实践比较早，经验比较多一些；再加上自己的摸索后，我才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的。总之，我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启示，受益匪浅。
    我这个人有时候挺怪的，在国内不是很善言谈，性格偏于内向。但到了国外却特别放松，说起话来也特别顺畅，有时还有些幽默--这是国外朋友的评价，所以结识了许多外国朋友。我的队员也说，冯指导到了国外简直就盼若两人了。没办法，性格使然吧。不过，这些年我还是有些改变，性格开朗多了，最起码在众人面前讲话，不再冒汗和脸红了。
    离开训练场以后，沉浸在书里、资料里，是不是也有一种平静的快乐？
    是的，我觉得对我来说，读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快乐。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流连在知识的海洋中，有时我会忘了时间，忘记了外面喧嚣的世界，忘记了身边的一切烦忧，心灵一片宁静。不过，你们千万不要因此就认为我纯粹就是一个书呆子。其实，我也是很好玩儿的，兴趣也相当广泛。除了田径外，打球、游泳、滑冰技术都不错。还有音乐，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买来小提琴、二胡、笛子等乐器。做学生的时候，是学校宣传队的，到处去演奏。后来一忙，都扔下了。不过前些天，儿子上音乐课发了一支笛子，我给他小露了一手。虽然十几年不吹，有些生疏了，但基本的感觉还有，给儿子带来不小的惊喜。小时候用过的小提琴、二胡，我还都保存着，说不定哪一天，或者退下来后，我会"重操旧业"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等我真正闲下来以后，我要好好陪陪我的家人，带他们出去走一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忙，几乎没有完整的时间陪他们。特别是每年暑假，儿子特想让我带他出去玩玩。可每年那个时候都是我为准备各种比赛最忙的时候。现在9个暑假过去了，儿子已经上高中了，我却一次也没有带他出去过，想想就感觉内疚。爱人虽有微词，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给我什么压力。因为她也当过运动员，后来去上学，现在在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工作，专门搞运动训练研究。她懂专业，因此非常理解我的工作性质和所承受的压力。我有什么难处，不用说，她都明白。应该说，她对我工作的支持比一般的人都更直接、更专业和更到位一些，特别是在我失意的时候。我想，这也许是我的福气吧。
    我有一些观念相当传统，我要把工作做好，但我绝不做那种只要工作不顾家的人。我的目标很简单，那就是：在外边我要努力工作，并争取有所作为，不愧对社会；在家里，我要尽心尽责，让我的家人有所依靠，生活得开心快乐。这样的选择，也许辛苦，但我却感到踏实而且无悔。
    采访冯树勇的时候，正是他最忙的一段时间。刚刚带队员参加完国际田径大奖赛，几天后又要到锦州去参加奥运会田径选拔赛。黄乐伤了，没有机会去竞争奥运会入场券了，这让冯树勇很难过。但他的另一位队员刘洪林要去争取资格。冯树勇说，他还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去奥运会。
    悉尼奥运会的田径比赛在主会场举行。那是一座能够容纳11万观众的巨型体育场，那是汇聚了全世界最多关注目光的地方。奥运会期间，几乎每天傍晚，我都从那座宏伟的建筑旁边走过，我总能听到里面如波涛汹涌般的声浪，那融汇了无数种语言的、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声浪。但我没有走进去过，我用我的想象在脑海中描绘那种恢宏与壮阔，用我的想象感受中国运动员在其中进行世界最高水平角逐时的兴奋和紧张。
    在体育场外，我见到过冯树勇，那是在比赛之前。艳阳下，他戴一副墨镜，表情轻松。都很忙，我们简单的寒暄，没有说比赛的事情。后来，我从同事口中知道，中国队的男女跳远选手均未能进入前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