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反兴奋剂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落幕，我们在新闻节目中已经进行了相关报道。前些时候还爆出了湖北女子举重队集体服用兴奋剂而受到严厉处罚的新闻。今天的体育今日谈，就来说说兴奋剂这个话题。
今年是全运会年，在中国体坛，一到这么个年头，兴奋剂问题就格外的引人注目。原因说来也简单，四年一度的全运会，是各地方竞技体育全面实力的最重要检阅。比赛成绩会直接影响到运动员们的奖金和奖励，影响到他们将来的待遇和其他一系列机会。全运会成绩好与不好，因此而得到的回报落差是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下，就比平常年份更容易刺激起一些人铤而走险的侥幸心理。过去几届全运会年发生的兴奋剂事件，已经说明过这个问题。比如，在2001年的九运会之前，这年的8月份，中国反兴奋剂工作人员根据举报，突然检查四川犀浦短跑训练基地，在一个房间里查出了不同名称的一批兴奋剂药品，一位躲避药检的女子跨栏运动员被处罚。两个月后的10月份，也是根据举报，反兴奋剂工作人员和九运会反兴奋剂监督组，在山西田径队在外训练所住的一个招待所里，查出队医房间藏有一批进口的违禁药物。相关的队医、教练员和运动员共9人，受到严厉处罚。在这次的全国反兴奋剂工作大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特意强调：十运会的反兴奋剂工作不仅关系到十运会的成败，也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和国家的形象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年，我和我的同事报道过很多次反兴奋剂的会议和举措。反兴奋剂的问题，不光在反兴奋剂的专门会议上强调，而且在各种训练工作会议、竞赛工作会议上都在强调。我就不止一次看到国家体育总局的高级官员在内部会议上，神情严肃的，甚至是言辞激烈的要求各级体育管理部门、各级运动队必须加强反兴奋剂工作。可以说，从中国体育的最高管理部门来讲，从各个国家队来讲，反兴奋剂的意识是十分鲜明的，有严格的防犯和检查措施，也有对违禁行为的严厉处罚。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去年的雅典奥运会，都曾爆出多例兴奋剂丑闻，而中国选手全部清白过关。另外，中国竞技体育目前0。4%左右的药检阳性率，也大大低于1。6%的国际平均比率。这些都可以说是国内反兴奋剂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但是，成效归成效，问题是不容回避的。这些年国内查出的专业运动员的兴奋剂问题，绝大多数是发生在地方运动队。不久前湖北女举的违禁事件，包括前面提到的2001年四川和山西田径发生的兴奋剂事件，更是显露出集体服用这种更严重的性质。为什么地方专业队这个层面成了兴奋剂的重灾区？没错，相关的运动员、教练员和队医都受到了严厉处罚，但我们是不是应该追问一句：难道责任仅仅是他们的吗？据新华社记者报道，湖北女举所用禁药，是8年前的八运会留下来的，为什么能留下来？是谁让它们留到了现在？这些年被查出的违禁药物，不少是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物。收入并不高的地方专业队运动员、教练员自己有能力买来那些药品吗？有能力完全由自己去找到买药的渠道吗？有关的管理部门除了教育、防范、检查不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责任？这一系列的问号，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打开。金牌和奖牌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被认为是一些运动员、教练员使用兴奋剂的最大诱因。而金牌和奖牌，同样也直接关系到一些管理者的业绩和位置和利益，管理者们是否就都抵御住了这些诱惑呢？当兴奋剂事件是以个体的形式发生的时候，我们或许还可以解释为那就是当事者本人的个别行为。而如果是集体服用的话，事情显然并不那么的简单。如果不能把根本上的那些问号打开，不能让所有责任人都付出该有的代价，那么就很难保证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今天评论就到这里，稍后，体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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