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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的开发,确实有很大的利益。但是,如果一味的去开发西部而不重视环境保护,我想利弊关系会加大。
  本来西部的环境就不怎么好,这次提出开发西部,我从各方面的信息了解到很少提到这方面的事,有的只稍稍关注一下。眼下,西部“盛行”风沙天气,也就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所致的。现在开始对西部动手术不关心生态环境的话,以后咱们的首都说不定要迁都了。慢慢的,慢慢的……
  别的话我也不讲了,开个玩笑,我在江南,好象是“不要紧”。
  反正是一句话,趁着现在开发本部,同时保护环境,一举两得。
  保护生态环境是大家的责任。
                  ——作者:谢新萍


  本人 陆强,男,28 岁,出生于新疆石河子地区农八师142团,1983年第一次离开新疆到湖北住在姑姑家,在那读了两年半的书。1986年回新疆并于当年跟随父母迁回内地桂林。
  三十二年前,支援边疆建设,父亲和母亲都是那个时候去的新疆。三十年后,我也有一种冲动,想沿着父母当年走过的路去走一走。我离开新疆也有十三年了,也想再看一看在那遥远天边,在天和地之间用雪勾画出的天山的轮廓;看一看那一望无垠的农场的条田;还有那一望无际的大戈壁。不知道有同样经历的人是否有与我有同样的感受,我对新疆的大戈壁滩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希望有一天能再去看一看那大戈壁滩,感受一下自然的博大。我觉得在你的脚实实在在地踏在大戈壁滩上的时候,才能真正地体会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力。人们说见过大沙漠和大海的人思想会变,也许见过大戈壁滩的人更会改变吧,因为在广袤无垠的戈壁砾石上有灌木和动物生存。
  从中学开始就一直有回一趟新疆再看一看大戈壁滩的想法,但一直因为没有时间和金钱(属于自己的)。去年底我购买了一部摩托车,产生了骑摩托车旅行的念头,计划今年九月之前完成这次旅行。我想,骑着摩托车驰骋在戈壁滩上应该有一种超越感。
  我想使这一次旅行更具有意义,该怎样做呢?
  我诚恳的希望您能给我提一些建议。
                  ——作者:陆强
        Email: lzhome@public.glptt.gx.cn


  在世纪之交,去墨尔本大学合作研究黑天鹅的繁殖生态,可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一下飞机,安顿好住处,动物系的Ken 和Femmie就带我去了野外。正值鲜花盛开的季节,许多不认识的小鸟和“知了”在林中竞相鸣叫。来到海边,碧水蓝天,风帆点点。海风吹拂着灌木丛,海浪拍打着金沙滩,海鸟昼夜喧闹个不停。美丽的澳大利亚,辽阔无比,如同一个世外桃源,一切都让人感到新奇和神秘。


     1. 环 志

  早七点半Ken就驱车来接我,前往200多公里外的西部海滩,参加候鸟的环志工作。环志——就是给鸟类做标记(分发“身份证”),以便于个体识别,是鸟类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一开始要捕鸟,这在国内是件最头疼的事。而在澳洲你一伸手就可以摸到野生天鹅。在巴拉腊特(Ballarat)附近,我们几乎给每一只天鹅的脚上挂上了金属环和塑料彩环,并且测量和抽取了血样(DNA分析)。现在或今后几年,要确认某个个体或家庭及其活动领域、配对关系、亲缘关系等都不成问题了。无论它们飞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知道其“籍贯”、年龄或环志寿命、迁飞的直线距离等。1998年春天我在上海埔东调查鸟类时,就从当地猎户手中回收到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台湾等地的鸟环40余件,都是些体重仅20-50克重的鸻鹬类小鸟。这些可怜的小鸟本来是要去北极苔原地带或西伯利亚的某个地方繁育后代的。在飞经中国大陆时竟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鸟类环志的历史并不比我国悠久,但一直都没有间断过。最著名的要数鸻鹬组的工作。每到周末,一群退休的老人和大学生就会集中到一起,驱车前往海边捕鸟。他们大多是业余爱好者(会员),义务参与环志活动。定期的刊物(通讯)、电话或互联网成为他们之间建立联络的纽带。象“环志编号为100-82076的蛎鹬又出现在菲利普岛,它至少活了21年,再次打破以往记录”、“一只黑尾塍鹬(Limosa limosa)从澳洲飞到了万里之外的香港、上海、北海道、西伯利亚、北极冻原的某个地区,直线移动距离达6300公里”这样一类消息,会很快传播到每个会员的家中。会费、集资和募捐款是购买捕鸟工具(一种炮网)和其它材料的主要经济来源。
  在三个月的客坐研究期间,我先后参与了六、七次维多利亚鸻鹬组的野外环志活动,大家都吃住在帐篷里。有时是在雨中或海水里工作,蚊虫的叮咬、毒蛇的威胁、变化无常的天气和臭氧层“洞开”后的毒太阳,条件十分艰苦。有一次去天鹅湾捕鸟,返回时狂风大作,浑身被海水打的透湿。最后不得不弃船而归。组织者为了减轻大家的疲劳,每次外出计划十分有条理,野外驻扎一般不超过三天,除非是去西部或北部的各州做远足考察。鸻鹬组的工作效率极高,一副炮网有时一次可以捕到上千只红颈滨鹬(Calidris ruficollis)。一个小组的年环志量远远多于我国各省之和。澳洲的70多种鸻鹬类中,半数以上的种类有过环志和回收记录。
  1990年鸻鹬组开始自制和使用塑料彩旗(橘黄色脚旗)标记候鸟。1999年2月在“亚太鸻鹬组”和日本鸟会的共同努力下,他们首次利用人造卫星跟踪远东杓鹬(Numenius madagascariensis)的迁徙活动,虽然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意义却非同一般。


  2. 天 鹅

  在澳大利亚,黑天鹅(Cygnus atratus)的分布极广,海边和内陆湖泊都有繁殖种群。野生天鹅常常围住游客,索取食物,与人逗乐。谁要是伤害天鹅,路人都会上前制止。与天鹅有关的地名到处都有,天鹅湖、天鹅湾、天鹅河、天鹅岛(斯旺岛)、天鹅角、天鹅山,甚至有以天鹅命名的大街小巷和旅店等。黑天鹅已经成为澳洲的一个象征。过去,我们对黑天鹅有不少错误的认识。这一次亲自去调查,澄清了一些疑点。
  9-11月,正值黑天鹅筑巢、交配、产卵、孵化的季节,海滩上和盐泽中聚集了许多天鹅。与分布在北半球的“白天鹅”相比,黑天鹅有许多特殊之处。例如,黑天鹅没有迁徙的习性、更喜欢集群营巢、雄性亦参与孵卵、雌雄天鹅的翅上都有风帆一般卷曲的婚羽等。凡此种种,都使人感到新鲜和有趣。我们除了给天鹅套上金属环和塑料彩环外,还要测量成体的体重、体长、翼长、嘴峰、嘴宽、嘴头长、跗蹠长、婚羽的宽度,统计白色飞羽和婚羽的数量(羽式),换羽状况,辨别雌雄,抽取跗蹠或腋下的血液(DNA分析)等。对于幼天鹅,要在脚蹼上打眼标记。
  通过三个月的观察,我们还知道黑天鹅与白天鹅的许多相同之处。虽然它们远隔万里,互不往来,却在行为和形态进化上是完全“同源”的。如遵守“一夫一妻制”、固定的配偶、占区行为、四年性成熟、在水中交配、草食性、鸣声赫赫等。通常白天鹅的幼雏和亚成体是灰色的(俗称“丑小鸭”),有时被误当成黑天鹅。而黑天鹅的幼雏则更接近乳白色。二者的幼鸟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由此可以看出“个体发生”与“系统进化”的关系。可以这样推断,数百万年前天鹅都是白色的,随着大陆版块之间的分离、漂移和距离拉大,澳洲的天鹅被隔离开来,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黑色。


  3. “移 民”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以英国库克船长为先驱的、臭名昭著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二百多年的统治历史中,几乎将当地的土著人种消灭一尽。1836年,达尔文在《考察日记》中这样写到:"只要欧洲人一到那里,死亡就无不摧残着当地的居民。"在塔斯马尼亚,当地人曾经对英国人进行过拼命的抵抗,后被镇压了下去。剩下的人全被迁移到了一个孤岛上,接着很快就都死光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悲剧。
  然而,初到澳洲令我惊奇的不仅仅是种族灭绝、种族隔离带来的土著人种及土著文化的消失,连那些独特的土著动物、植物亦面临同样的厄运。
  澳大利亚是地球上面积最小、而特有物种却最多的一个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理隔离,特有高等动、植物科就有23个。鸟类中45 %的属和兽类中37 %的属为特有属,陆生脊椎动物和有花植物中特有种达81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750多种鸟类中,就有五、六百种为特有种。
  1850-1870 年间,有“好事者”将欧洲的椋鸟、八哥、乌鸫、金翅、几种麻雀和斑鸠等“船载以入”澳洲大陆,就象欧洲野兔、野猫与狐狸给澳洲草原和草原动物带来灭顶之灾一样,这些外来鸟种一下子在澳洲大陆蔓延开来,很快就占据了主要“生态位”——包括栖居空间和食物资源。众多“移民”(包括人类)对当地缺乏竞争力的物种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一些物种很快绝迹了或仅残存于周围的孤岛上(已知受威胁物种达95个,已绝迹的哺乳类至少16种)。当年澳洲的“兔口爆炸”引起的恐慌,并没有因为引入狐狸而得到缓解,相反却加剧了对那些特有的鸟类和有袋类的威胁。人类一直在做傻事。过去的50-60年,在昆士兰州这个物种丰富的“世外桃源”中,约有一半的热带雨林消失了。
  现在的澳洲,动、植物区系与达尔文时代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走在城市花园中和广袤的荒野里,传入耳郭的鸟鸣、映入眼帘的鸟影、包括周围的花草和树木,是那么的熟悉。如果达尔文还活着,看到这种景色,一定会怀疑"这里还是澳大利亚吗?"
  1999年11月,全澳公决,就延续君主制,还是施行共和制争论不休。结果,殖民文化依然占了上风。将来,一个没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种族、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历史、甚至是自己的国家、及其自己的生境和物种的澳洲大陆,会是个什么样子?这真是一个令世人沉思的问题。


  4. 野 火

  野火——通常指森林或草原大火。澳大利亚国土三分之一是沙漠或半沙漠,属于世界上最干燥和最平坦的大陆,因此澳洲的野火比其它地方要多。这里的许多物种经过千百万年的隔离、适应和进化,已经不再视野火为洪水猛兽。象一些桉树生长成巨伞状,树干将茂密细枝组成的树冠高高顶起,使得易然的枝叶远离地面。当然,有些桉树会被烧死,但同时会在每公顷土地上释放出1400万粒种子。这正好印证了中国的那句成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还有一类叫班克瑟亚(Banksia)的树种,其种子壳非常的坚硬,不能自行开裂,只有黑色凤头鹦鹉(Calyptorhynchus banksii)可以咬开它,(请注意,鹦鹉的拉丁名称也是"班克瑟亚"Banksia)。然而,仅仅依靠鹦鹉是不行的,因为它们很少会将到口的果实遗留在土地上。而且,随着欧洲人大量引入坚果类树种(如松树、橡树),鹦鹉已不太喜欢Banksia的种子。那么,播种的“重任”就落在了“野火”的身上。大火可以使坚果炸裂,种子飞出很远。可想而知,如果在原野上没有野火,这类种子就没有机会破壳、萌发、生长和传播。在原始状况下,许多植物要依靠大火去更新换代。一种叫格拉斯的矮小植物只有在大火之后才开花、结果,平时它们根本没有机会获得生存空间和营养。
  那么,一些植物需要火来发展自己,动物是否也是这样呢?显而易见,大部分动物是怕火的。但不是全部,鸟类就是个例外。象乌鸦、钟鹊、猫头鹰等经常会出现在火灾的现场。因为这时的小动物们都在四处逃逸,很容易被捕捉。而且那些烧熟的尸体、果实正可改善一下伙食。袋鼠、针鼹、负鼠和蝙蝠等机动性很好的兽类,也不怕野火。那些穴居物种,如两栖、爬行和鼠类等小动物,火灾之后会很快出现在空旷的场地上,良好的视野和新萌发的嫩芽正是它们需要的。
  访澳期间,正遇上斯内克岛(蛇岛)大火,管理人员苏珊小姐说,她们只是将“国宝”考拉(Koala,树熊)空运出来而已。浓烟一直冒了个把月,岛上的几种毒蛇却安然无恙。火不是人类发明的专利,但人类一直利用火来改变着世界。


  5. 燕 鸥

  维多利亚省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面积不到23万平方公里,但却有上千公里的海岸线。其东面是太平洋,南面则是印度洋。许多来自北极苔原的候鸟云集到这里来越冬。其中包括多种燕鸥和鹬类。有些小鸟(如滨鹬)体重只有20多克,依然要飞越太平洋,完成万里之征。最著名的要数北极燕鸥(Sterna paradisaea)这个迁徙冠军了,它每年要在北极和南极之间飞行一周,行程达2.6~4.0万公里。依照北极燕鸥平均寿命30年推算,它一生的旅程可能超过100万公里。世界上约有44 种燕鸥,亚洲26种,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往来的约18种。大部分燕鸥是在北半球繁殖的,秋季迁往赤道附近或南半球越冬。但是,大凤头燕鸥(Thalasseus bergii)恰恰相反,每年的10-12月它们来澳洲南部繁殖,3-8月去北方(包括中国)或赤道附近越冬。
  还有一种外形类似于燕鸥的海鸟,名叫短尾鹱(Puffinus tenuirostris),在分类上与信天翁同属管鼻目。其翼形尖长,极善飞行,夜行性。一生中的许多时间在空中或辽阔的海洋里度过,仅在生殖季节来维多利亚附近的小岛上筑巢。19世纪初,刚刚登陆的英国人没有肉吃,腥臭的短尾鹱的蛋和富含油脂的幼鸟就成了他们盘中之“美味佳肴”。因而,短尾鹱又有一个难听的英文名称——“羊肉鸟”(Mutton-bird)。11月6日下午,我们驱车前往菲利普岛自然保护区,观看世界上最小的企鹅(Eudyptula minor)登陆。傍晚,当数百只小企鹅被海浪推卷着涌上海滩,成群结队地穿过参观的人群时,上千只短尾鹱如箭一般凌空而降。象卫星定位一样,它们每年都可以准确地找到草丛中属于自己用过的那个地穴。
  据皮特先生介绍,象大凤头燕鸥一样,短尾鹱9-10月出现在南半球,筑巢、求婚,然后产下一枚特大的蛋。接着是漫长的“坐月子”(实际上整天睡大觉,孵化期55天)、抚育幼鸟(100天)。父母用嗉囊内半消化的小鱼喂幼雏。至5月幼鸟随同父母去北半球的阿拉斯加半岛越冬。他们要用两周的时间直飞白令海峡,因为那里的食物极其丰富。偶尔你会在中国海域看到这种鸟,但它们很少停留,每年数万公里的环太平洋旅行,不能有片刻的耽误。


  6. 历 险

  初到澳洲,首先见到的是喜燕,英文名Welcome Swallow,可直译为“欢迎燕”。这种燕子衔泥作巢,和中国的家燕差不多。但它能否使你可喜可乐好运不断,那就很难说了。
  12月11日,大凤头燕鸥(Thalasseus bergii)的幼鸟已经快会飞了,我们租乘一艘快船去穆德岛(Mud Is.)环志幼鸟。途经天鹅湾时有一群鲣鸟在灯塔下的平台上筑巢育雏。大约1小时后船驶近荒无人烟的穆德岛,远看小岛如一条绿线,没有起伏的高地。在离岛200米处船搁浅了,我们只好抛锚,下到1米多深的海水里涉水上岛。岛上繁殖的水鸟被惊动了。首先是一群新西兰红嘴鸥(Larus novaehollandiae)向我们俯冲过来,然后是白鹮、鹈鹕、燕鸥等铺天盖地般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克莱弗欣喜若狂,抢先上岛去哄赶燕鸥。很快就有600多只大凤头燕鸥的幼鸟被大伙围在了一起,逐个套上了金属环。由于海水腐蚀,那些成鸟脚上的环已经发白了。
  下午3点,突然刮起了大风,还夹带着雨。维多利亚受南极气候影响,温度变化很大。老人和孩子们冻地只发抖。这时回头再看我们的快船已不见影子。潮水涨的飞快,雨雾让人难辩方向。“快返回!”60多岁的老克莱弗抱起孙子小克莱弗跳入大海向着抛锚的地方游去。20多人紧随之后。不一会就看见那艘快船在浪尖上时隐时现。潮水上升了一米多。个子高一点的还可以踮起脚尖行走一会儿,那些70岁左右的老人可真够惨的了。有位老太太水性不好,差一点被大浪卷走,我赶忙上前拉了她一把。后来有人从船上放下一根长绳子,才使这些无法游近船的老人化险为夷。上到船上有人发现背包里的东西都被冲走了,照相机也浸湿了,身边没有一件干衣服。由于寒冷、恐惧和晕船,小克莱弗上吐下泻。船工只好放慢速度,并用雨布挡住一侧,以避免海水和海风的侵袭。几位来自美国、荷兰的考察者十分生气,他们受到了严重的惊吓。   后来,我和老克莱弗提起此次历险,他却不已为然地说:“算不了什么!”而我看,这次确实是万幸,因为没有人象近期才发生的渤海湾事件那样被海水冲走。


  7. 乌 鸦

  圣诞节前夕,年近70岁的老太太道瑞斯,开车带我去一个军事基地捕鸟(环志)。路边的云雀和蛎鹬还在巢中孵蛋;狭嘴金鹃矗立于灌丛之上,鸣叫个不停;黄脸吸蜜鸟正忙于育雏;“清道夫”渡鸦飞来飞去,有时站在大路上东张西望,一点也不惧怕汽车;大袋鼠不时结群穿过原野,弹跳自如,如舞蹈演员一般。从墨尔本至堪培拉的这段公路上,每天都有十几只袋鼠被汽车撞死。虽然,标有树袋熊(Koala,考拉)或袋鼠的黄色警告牌一路可见,但夜间行车仍然是难以防备的。人们不禁要问,乌鸦为什么很少被汽车压死 ?可能是它太狡猾的缘故。从鸟类“进化树”的排列顺序看,鸦类是最进化的一支。
  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在澳大利亚,乌鸦有5-6种。特殊之处是它们都有一双雪白的眼睛,有点类似于新疆的寒鸦。但从品行上看,天下乌鸦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们总是站在高高的树上观看你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在算计偷点什么。当我们在军事基地安扎好帐篷,随便吃点东西,匆匆忙忙去远处装炮设网时,树上的那几只渡鸦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袭了我的帐篷。可恶的家伙叼破每一个食品袋,打翻瓶瓶罐罐,每样东西都要品尝一下,包括面包、水果、巧克力和蔬菜。非要让你彻底断了口粮不可。
  在野外,一律实行A-A制,不提倡“共产主义”风格,谁也不会多带一丁点食品给他人。遇上这群乌鸦,真让人苦不堪言。乌鸦这种鸟到哪儿都是令人生厌的,中国的也好,澳洲的也好,不管是白眼睛,还是黑眼睛,叫声都是一样的难听,都嗜好偷食其它鸟的卵和幼雏。甚至,是偷吃黑天鹅或白天鹅那三、四百克重的蛋。


  8.结 语

  在我匆匆完成为期三个月的“澳洲物种考察”时,忽然想起了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及其有关物种“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精彩论述。达尔文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去研究物种、物种的起源、物种的进化。他一生写了大量的著作和考察日记,如《兰花的传粉》、《贝格尔号的动物学》、《人类的起源》、《攀缘植物》、《同种花的不同形态》、《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物种起源》、《考察日记》、《食虫植物》等,无不浸透着他对“物种”的关注和热爱。达尔文的物种情结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人,尽管有人怀疑进化论,但它依然是100多年来的主流思想,甚至影响到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的各项变革。
  1831-1836年,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乘坐“贝格尔”号环球旅行绕过南美洲,途经澳洲也是在这个季节。他漫步在水边的草地上,思索着澳大利亚那奇异的动、植物和原始的自然景观,为什么与其它大陆迥然不同,难道会有不同的上帝去缔造同一个世界?许多事实在他心目中对《圣经》里的“上帝造物论”产生了怀疑。由此萌发了他对物种起源和物种进化的认识。后来他的《物种起源》成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一个里程碑。那些古老、独特而又丰富的物种令其惊呆了。他在这里捕捉袋鼠、观看白鹦鹉、研究鸭嘴兽。在《航海日记》中,他这样写到:
  “别了,澳大利亚。当我离开你的海岸时没有任何惋惜和悲伤。”

——作者:马 鸣(副研究员 中国鸟类学会理事 新疆动物学会理事)
  地址:乌鲁木齐北京路40号,附3号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邮编:830011
   E-mail: maming3211@163.net
       maming3211@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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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多种文明神话,包括辉煌一时的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和世界“八大”奇观等(实际上国际公认的只有七大奇迹,然而每个国家都在标榜自己的第八大奇迹),一个个又怎样,如同过眼烟云都早已衰败或消失了。遗憾的是人类并没有汲取教训,森林继续被砍伐和火烧、植物和动物被过度采猎、杀虫剂仍在任意使用、荒野和湿地被围垦、破坏性的渔业生产、空气污染......,周而复始,环境不断恶化。科学在不断地进步,但人们对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及其里面千变万化的物种却知之甚少,缺乏关心,完全低估了自身行为将要产生的严重后果和代价。在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人类面临的环境压力却与日俱增。他们还能自我拯救吗?

  地球上还有多少是“自然”的?

  如果地球的年龄按46亿年计算,经过20多亿年出现了生命的原始形式——单细胞生物。又过了20多亿年,哺乳动物才开始出现。人类的起源(猿猴——猿人——人类)距今至多也就160-200万年。在大约150多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并不是地球的主宰者,他们为了躲避猛兽的袭击,象现在的老鼠一样钻岩洞、爬树,过着居群的生活。而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出现是近10万年的事情,表现在种群数量的增加和分布范围的扩大,火的使用被认为是主要的动力。最辉煌的记录就是那种用炭灰和植物胶绘制的古代岩画,可以追述的历史约有 1万年。新疆是地球上岩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岩画故事中90 % 以上与动物有关,包括了狩猎、放牧、夸张的交配行为(所谓的生殖崇拜)、繁衍等。
  人类真正主宰地球成为“兽中之王”已是近代的事了。先进技术和机器(包括火药和武器)的使用,一直到人口“成功”地爆炸。其结果是数以万计的动、植物种面临种群崩溃和绝灭,60-90 % 的生存空间被人类侵占或受到干扰。面对生境迅速丧失,科学家们惊叹:自然生境还有多少是“原始”的和“自然”的 ?许多人假定“自然的”意味着“未被任何人类影响触动过”。按照这个定义,地球上已经没有剩下什么自然生境了,垦荒、烧荒、伐木、射猎、放牧、捕鱼等项人类经济活动彻底改变或简化了周围的景观和生物组成结构。有人指出“所有的亚洲森林都曾被人清伐过一次或两次。”
  一个脊椎动物种的平均生存期大约是500万年,依此看来人类好象还没有走到尽头。但是,在今后的20-30年,随着地球上多样化的生态系统迅速毁坏必将导致1/4的生物陷入大祸临头的境地。灭绝速率会大大加快。许多事件已经在我们身边的这片土地上发生:以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的名字命名的“普氏野马”,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1875年)就交上了厄运,还不到100年就在野外绝迹了。新疆虎的命运更悲惨,世界上尚无一个动物学家见过这种老虎的野生个体,什么时候绝迹的都说不清楚。在新疆有着相似命运的物种还可列出一串:普氏原羚、赛加羚、卷羽鹈鹕、白鹤(仙鹤)、白鹳、鸿雁、遗鸥、巨蜥、新疆北鲵、大头鱼、 ……。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概念传人我国已有十年了。但什么是生物多样性?依然鲜为人知。1998-99年塔克拉玛干沙漠相继被国际组织列为具有生物多样性意义的世界“特有鸟区”和“重点鸟区 ”。有人会问: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还会有“生物多样性”吗?显然,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生物并不丰富,那里是“生命的禁区”,生物种类稀少,似乎不存在“多”样性。但是,在沙漠腹地生活着两种新疆特有的珍贵鸟类,一种叫白尾地鸦,另一种叫中亚夜鹰,它们的遗传特性和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性,成为入选的条件。
实际上生物多样性的提出是从保护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期望在满足人们对生物圈利用(掠夺)的前提下,如何持续或永续地去获得好处(利益)。说的好听一些,就是能为子孙后代留点什么。因此这个“多”包含了有识之士的一种危机四伏心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丰富”。生物多样性包含了三层意思,即物种之间的不同性、遗传基因的变异性、生态环境(系统)的复杂性。请读者注意在这三个层次中并没有一个“多”字,我们理解这个“多”的概念就是差异、变化和复杂的简述。塔克拉玛干沙漠动物对极端环境的遗传适应性就体现了“物种——遗传——生境”的特殊性。
  当人们发现二氧化碳增多、全球变暖、臭氧层耗竭 …… 一系列灾难造成物种减少和衰亡,罪魁祸首就是人类无节制索取的时候,终于明白了地球——这个生态系统之母,她能承受的凌辱是多么的有限,所谓的多样性又是多么的脆弱。生物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石,她甚至是土壤、大气(氧气)、矿物(石油、煤炭、天然气)等看上去并非生命物质的缔造者。它不仅仅具有经济的价值(衣、食、住、行),还具有社会、伦理、文化等方面的价值。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相互依存才能健康发展,人类的文化必须建立在对自然的极度尊重上,和谐、平等、平衡、持续发展,无论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宗教意识形态都要承认自然与人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人们不能简单地去评价生物资源的价值,除了直接利用外,它的更大价值还在于间接地利用,包括水资源净化、光合作用、气候调节、土壤改良……这些无形的价值其生态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组成自然资源的基础“元素”是物种——那些可以繁衍、再生的“尤物”,包括了微生物、植物和动物。作为一个物种,无论是麻雀还是老鼠都有其生存的意义,前面提到的白尾地鸦, 国外称之为新疆地鸦,其分布区仅局限于新疆南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属于中国的特有物种。也是“世界濒危鸟种” 、“全球狭布鸟种”和“亚洲鸟类红皮书”物种。因为它与乌鸦为伍(“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些人会不以为然。实际上在极端条件下,那怕是一些“可恶的”老鼠(如跳鼠、沙鼠、塔里木兔等),都会被认为是在“多样性”概念下的保护对象。 从可以再生的角度上讲,似乎不必担心空气中的氧会不够用、山里的草会不够吃、潺潺小溪会干涸、圈舍里的小鸡长不大……,在一些人的眼里,“上帝”安排好了一切,生物资源会如同几何级数递增一般无穷无尽。但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就会看到,空中的啾啾小鸟不多见了、牧场上欢蹦的野鹿消失了、自然界中的水循环和热交换越来越不正常了……,而人却一年比一年多了,周围的世界已不象孩提时代那么丰富多彩、美妙绝伦了。多样化的世界正在滑向单调乏味的边缘。

  新疆——野生动物的“伊甸园”

  有人“考证”新疆昆仑山北麓是《圣经》中描述过的“伊甸园”所在地,塔里木河(古地中海的遗存 ?)漂泊过诺亚方丹。有无根据,暂不去论。新疆确实可以称得上是野生动物的伊甸园。辽阔无边的土地,相对稀少的人口,成为野生动物得以繁荣昌盛的天堂。不完全的统计,新疆有各种鱼类100多种,其中土著鱼类约占一半,两栖爬行动物50余种,哺乳类130-140种,鸟类400-430种,昆虫类至少有2万种,包括几百种蝶类。物种之丰富居全国前列。一些荒漠或高山特有的动物种群只分布于新疆及相邻地区,成为世人关注的宠儿,如塔里木兔、野生双峰驼、蒙古野驴、沙鼠、跳鼠、马可波罗盘羊、黑颈鹤、高山雪鸡、黑腹沙鸡、中亚鸽、中亚夜鹰、白尾地鸦、雪雀、南疆岭雀、西域沙虎、沙蟒、四爪陆龟、塔里木鬣蜥、新疆北鲵、塔里木裂腹鱼、大头鱼等。它们能享誉国内外,因为它们是世界物种基因库中的佼佼者。
  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是与完整的生态系统分不开的。在沿海地区,由于人口密集、环境已被彻底改变,大中型野生动物早已绝迹,只能在博物馆里还能找到它们的化石、标本和遗迹。甚至连许多可爱的小型动物也常常会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相比之下,新疆的高山、森林、草原、荒漠、绿洲和湿地还保持了较为原始的状态,还有一些没有人烟的地方。人们有着良好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习惯,捕杀动物被许多兄弟民族认为是不道德、不吉祥、不好的行为。新疆人有过太多的教训、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人为的开发活动曾造成古楼兰神秘地消失。上游地区大量的移民和垦荒活动使得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泊变成了“盐库”。历史的悲剧不能再上演了。
  种树、种草、引鸟入园,成为新疆人理智的选择。那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正在逐渐改变。为了合理配置水资源,很多地区开始使用滴灌、渗灌、薄膜覆盖、保水剂等新技术,让出一部分水流到下游去滋润整个生态系统。人们应该有信心与自然和平相处,互不伤害、持续发展。

  自然保护面临的困惑

  当50-60年代中国人为了粮食而向麻雀开战的时候,显然还没有保护动物的概念。20多年后,人们发现农田中的鸟儿越来越少了,虫害却越来越猖獗了。虽然大量使用农药可以遏制住其发展,但残留在粮食中的毒药同样给愚蠢的人们带来了麻烦,生态环境正走向崩溃的边缘。这时候才有人出来自觉或不自觉的去保护生物,保护环境。但怎样去做却始终是“摸着石头过河”。
  1980年以来,新疆陆续建立了约20个自然保护区。其中有三、四个还是“国家级”的呢,它们在对普通百姓的宣传上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政府部门之间的纠葛,农业、水利、林业、环保、军队、渔业、旅游、牧业、科研、公安......,如今几乎所有机构都在打保护区的主意,保护区成了他们之间争夺的一块“肥肉”。官员们为了地区的利益,可以将“保护法”置于脑后,明目张胆地在保护区内开拓地盘、大兴土木、伐林、放牧、开放搞活......,只想把20年来辛辛苦苦积累下的一点点“家业”都一下子变成钱。保护区的前景令人担忧。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保护生物学的概念已被扭曲,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正在步入误区。人们可以不顾及给后代留点什么,但也应该为自己眼前的环境问题着想。下面针对新疆自然保护现状及其一些错误的提法,谈一点个人的观点。
  误区之一是对保护区的性质、目的认识不明确。一些地方把保护区变成了公园、游乐场,变成了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地方。如哈纳斯自然保护区,近年开山筑路,还盖了许多不伦不类的小洋楼,与自然环境一点儿也不协调。决策者的意图就是想大搞几个所谓的“经济增长点”,片面地强调发展而忽略了合理利用和保护管理。再如巴音布鲁克草原,年生畜存栏数从二、三十万只猛增至五、六十万只,草地逐渐退化,结果不得不将羊群赶入天鹅湖的沼泽中,与野生动物争夺食物和空间。按照规定,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禁止一切人畜活动的,伐木、割草、放牧、旅游更是不能允许的。但是从天山到阿尔泰山的各个保护区内,至今还时不时地传来电锯隆隆的伐木声音,更别提其它林区了,这与全国上下一片“禁伐”之声多么不协调。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还没有建立起来,保护什么?人们为了眼前利益,似乎眼光变得越来越短浅了。在国外,保护区划分为绝对自然保护区(科学保护区)、国家公园、物种保护区、景观保护区、自然资源保护区等。国家公园允许科研、教育和一般性的消遣活动,但决不允许有商业性消耗利用活动的存在。其它几种类型的保护区也是如此。
  误区之二是“再多建一些保护区”。在新疆早已经有人提出了一揽子建设方案。从理论上讲,多建几个保护区可能会对某些物种有好处(特别是植物)。但几十年的“试验”告诉我们,这是很迫不得已的做法。仅仅靠保护区是无法对全部、甚至是大部分物种、遗传资源和生态过程实施有效保护的。盲目地去划定自然保护区,造成内外“两重天”本身就潜伏着巨大的隐患,它加快了对自然生境的分割、缩小和消亡。学者们把保护区比做“人工孤岛”,研究表明在近代历史上灭绝的哺乳类和鸟类中约有75 % 是来自岛栖的物种,一些地方90 % 以上的岛生维管束植物处于濒危状态。新疆位于内陆干旱地区,“绿洲化”的过程就是“岛屿化”的过程,如果我们再在这些“小岛”上去任意切割,人为地去分配动物们“偏爱”的生境(绿岛),情况就会适得其反,必然加快了物种灭绝的速度,后果不堪设想。建立保护区首先要考虑“有效面积”与物种的数量。如果一个保护区不能囊括一个小小的绿洲,在“岛屿”之间又没有“走廊”相通,造成单一生境和遗传隔断。那么,就不能起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对不会飞的那些动物危险更是特别大。而在实际操作中,保护区面积太大就与人类经济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另外,对于贫困地区财力不足也制约了保护区的健康发展。奇台县硅化木保护区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典型的例证,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招来了人们的好奇心和祸水。所以,真正搞好几个保护区,比盲目上那么多不管用的保护区,更符合国情和区情。
  误区之三是一些不实际也不科学的提法长期困扰着从事保护工作的人们。特别时髦的提法如“再引入”、“放生”、“人工驯化”、“易地放养”、“野化”、“克隆”等。新疆野马面临的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动物园中现存的一千多匹野马,可能都是某几匹公马的后代。它们生命力低下,各种畸形的近交衰退效应,逐渐使其丧失了遗传变异性,从而限制了未来的进化(难以逾越的“遗传瓶颈”)。试想这种所谓“野马”怎么还能再引入自然呢?“易地放养”或“异地放养”更是荒谬绝伦,一个在原地都不能生存的动物,换一个地方可能会更糟。这倒给了那些惯于靠倒卖和贩运野生动物发财的个人和部门一个很好机会和口实。去年林业部门将来自邻国的千余只四爪陆龟没收后“放生”到霍城自然保护区内。专家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它有可能改变、融合或失去本地四爪陆龟基因遗传多样性的地区特色。
  在法制不健全、科技和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上述种种不合实情的建议和提法都是危险的,只会加速野生动物的灭亡。
——作者:马 鸣(副研究员 中国鸟类学会理事 新疆动物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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