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我们的朋友丹尼尔

　　丹尼尔是我们的奥方导游，从1995年起，每年他都代表奥地利广播公司（ORF）负责接待国际部的转播小组。第一眼看上去，他是一个三十多岁极普通的奥地利人，个头不高，有着中欧人常有的浅褐色头发，脸庞清俊瘦削，不大的两只蓝眼睛常常露出腼腆的神色。和大多数讲究穿戴的欧洲绅士相比，他更像是一个不重衣着，不修边幅的嬉皮士。我至今还记得和他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他总是嘴唇上挂着鼻涕，时不时地从大衣兜儿里摸出一块黑乎乎、皱巴巴的手绢，胡乱地在鼻子上擦抹几下，鼻子红红的，再把手绢揣回兜里，他好像特别容易感冒。好在每年我们摄制组都从台里领一大堆手绢围巾之类的礼品送给他，真可谓知其所需、投其所好吧。

　　欧洲人行为做事古板保守，但丹尼尔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人，他太爱开玩笑，有时我怀疑他有多动症。他既是我们的导游，又是司机，经常拉着我们满街跑，有时路过街边的议会大厦，他会突然一拐把儿开上会议大厦的台阶，在门口来一脚刹车，然后回头看着惊魂未定的我们，很严肃地说：“这是一个正直的奥地利人对中国电视代表团的特殊礼遇。”然后又驶回原路，弄的大家哭笑不得。再比如，大家拍了一整天片子，都很疲乏，往往在回酒店的路上昏昏欲睡，这时，他会回头看看我，俏皮地眨眨眼睛，然后嚷嚷：“瞧一瞧，看一看啊过彤又在想女朋友了。”马上，大家都转头看着我，我也立刻打起精神，迎接新一轮“舌战”。

　　因为他的存在，车里总是充满欢笑，在这种气氛感染下，语言障碍几乎不存在，不管是讲英语的还是不会讲英语，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在车里嚷嚷、哄笑。像嗓音浑厚的赵老师也频频地用英语和丹尼尔“过招儿”。老赵曾经对我们说，他平时出国很少讲英语，但是只要一见丹尼尔，英语单词就根本控制不住地往外蹦，每次从奥地利回来，都觉得外语长进了一大截儿，期盼着下次再去。

　　逗归逗，真正工作起来，丹尼尔绝不含糊，而且非常细心。他常常会在头一天提醒我们第二天要准备些什么，包括从哪个角度拍，哪里有可能出彩儿，提出各种建议。有一次，我们要去ORF主控机房协调线路，那天正好是元月一日，他来接我们时带了一块巧克力蛋糕，我们有些莫名其妙，他解释说，让我们把这块蛋糕作为新年礼物送给ORF主控人员，我们照做了，奥地利人果然非常高兴，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丹尼尔的建议使我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丹尼尔的家住在维也纳的内环路边上，是一所祖上留下的老房子，粗粗一看200多平米的面积，房间颇多，特别是硕大的书房给我印象极深，欧洲老房子屋顶特别高，大概有5米多，整个一面墙从地面一直到屋顶全是摆得整整齐齐的书，而且书架前横着一架梯子，供丹尼尔爬上爬下取书看。

　　丹尼尔的祖上当过维也纳的市长，而且他的母亲是五六十年代奥地利最有名的电影演员，我们曾经有幸在回北京的奥航班机上，欣赏过她在电影《舒伯特》中的表演。也许是从小家庭条件太优越，也许是从小就生活在明星妈妈的阴影中，丹尼尔更像是一个纨绔子弟，年轻时当过演员，拍过专题片，但大多是玩股票儿，并没有干出名堂。现在他以做导游为生，自己并不富裕。

　　我们是他接触到的第一拨中国人。起初，他以为我们和日本人一样（他曾经接待过日本NHK的摄制组），对人彬彬有礼，但敬而远之。可是我们和他在一起没过几天，就已经熟稔得有些相见恨晚。工作闲暇时，他也常常和我在一起感慨生活的无奈。他和妻子（实际上并没有登记结婚，这种情况在欧洲很普遍）同居9年，育有一个3岁女孩，但是他的太太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经常和他发生争吵，携女弃家而走。我95、96年到他家作客时，都没有看到他的妻子，据丹尼尔讲，她们回乡下过节去了，我也不便多问。

　　国际部的同事们和丹尼尔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工作关系，我们是朋友。每次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管国际部谁去前方维也纳，临行前，在北京的人员都会让他带礼物给丹尼尔，而且在正传送信号时，通过主控肆线大家也少不了和他寒暄，那场面现在想起来又热闹，又温馨，大家相隔万里却不断地呼唤着对方的名字，共贺新年，也送去无尽的祝福。甚至连赵老师也都利用转播间隙，跑出演播室迅速地和丹尼尔聊上几句，然后再钻回演播室。

　　1997年我没有去维也纳，在北京参与转播。据后来回来的国际部的同事们说，他们在奥地利，轻易不敢提我的名字，只要一提起我，丹尼尔眼泪就要往下掉。听到这些，我心里也不好受。同事们在他家看到了丹尼尔的太太和女儿祖伊，祖伊今年4岁了，是个漂亮的小洋娃娃，而且喜欢我送给她的小礼物。看来他们一家又重归于好。

　　丹尼尔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万里之遥的北京衷心地祝福他。

　　每年的元月一日，特别是近几年，中国人的新年节庆文化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现在，国人除了打麻将，逛商场，也开始走进音乐厅，走进剧场聆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会。今年元旦，仅在北京就有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等领衔主演的大大小小音乐会不下二十多场，演出曲目从西方古典音乐道中国民乐种类繁多。我认为这种风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央电视台始于1987年，对奥地利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11次成功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国人在欣赏美妙音乐的同时，也从中慢慢感悟到奥地利人那种割舍不断的音乐情结，那种要把自己古老文化传承下去的强烈意识，同时也唤起我们自己的民族意识，文明意识。

　　我为能够参与了这一工作感到自豪。（聂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