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近代
对资本主义侵犯的反应
19世纪末，英国人、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坚持要求建立通商关系。普鲁士商人奥佩特于1866年两次叩敲朝鲜的门，要求进行贸易，但是遭到拒绝。同年，美国船“谢尔曼将军号”冲进朝鲜水域的重大行动，目的是要迫使朝鲜政府同意通商。这艘船满载着欧洲商品驶入大同江，一直驶抵平壤。在那里，他们在同朝鲜军民打交道时不体面地动用武力。被激怒的朝鲜军民对这艘船发起进攻，放火烧了它。
大院君屠杀天主教徒大大地刺激已经在印度支那建立了立足点的法国，促使它对朝鲜采取侵略行动。法属印度支那舰队司令P.C.罗斯海军将军率领他的分舰队于1866年10月13日驶抵江华岛附近海域，并令军队在岛上登陆。可是，他们被朝鲜军队击退，于是法国舰队被迫撤走。
日本从1868年起，作为实施对朝半岛侵略政策的第一步，开始逼迫朝鲜举行旨在修改传统关系的谈判。从美国的观点看，作这样一种修改也是十分可取的。“谢尔曼将军号”事件促使美国加紧努力，迫使朝鲜开放其港口。1871年，华盛顿指示其亚洲舰队进犯江华岛。美国军队被朝鲜守军击退，于是他们的舰队撤出朝鲜海域。
当日本表示它打算终止同朝鲜的传统外交关系时，摄政王表示了一种不同的见解。他主张恢复由对马岛的统治氏族充当两国政府的中间人这种行之已久的办法。
由于摄政王在这件事上态度坚定不移，日本领导人抓住“朝鲜问题”作为缓解国内不满情绪的排泄口，制订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驻在这个地区的日本官员奉命暗中收集有关朝鲜国内形势的材料。日本领导人建议派30个团占领整个朝半岛。朝鲜的自然资源和充裕的大米产量是日本侵略谋算中的重要因素。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日本人制造了许多事件。他们派遣军舰袭击朝鲜沿海的一些地点，釜山和江华岛，制造一种眼看就要实际开战的气氛。1876年1月16日在江华岛甲串登陆的日本代表团，由400人的军队护卫，配备了齐全的战斗装备。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缔结了一项12条条约。这项条约是日本单方提出的，规定要修改两国外交关系。这项条约的一个由一项贸易协议和一项关税协定组成的附约于7月份签署。贸易协议和关税协定全部都是日方起草的。这些文件给予日本方面诸如治外法权、免除关税和在对外通商港口正式承认日本货币等特权，因而为日本进行侵略提供了法律基础。这些为日本在朝鲜进行侵略奠定法律基础的条约，是强加于朝鲜的不平等条约，就像一些年前日本受到欧洲国家和美国的胁迫一样。
1881年，日本的侵略范围扩大，迫使朝鲜方面开放元山港和仁川港。另一个要求是日本要在朝鲜首都派驻一名领事。在发生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朝鲜人中有两种强烈的意见，一种主张打退“刁滑的”外国势力，另一种则主张国内进行改革。
反对日本
日本驻朝鲜公使花房义质强迫朝鲜政府采用日本军队的训练制度，并为此建立了一个单独的训练部。实施军队改组和训练本身便是进行侵略的有效跳板。日本于1876年垄断了朝鲜市场。两年后，日本的第一银行在釜山建立了一个分行，鼓励日本商人大规模打入朝鲜。日本商人可以用低得难以置信的价格买进大米、大豆、牛皮和砂金，在本国获取高得惊人的利润。另一方面，朝鲜面临着想出某种办法来保护本国经济的迫切需要。
武装力量内部的差别待遇成了一个引起愤慨的问题。在抗议运动处于高潮时，在特别部队中进行日本式训练的士兵的薪饷和犒赏，明显地高于接受传统训练的普通士兵。后者被这些不公正做法所激怒，起来造反。朝鲜士兵为发泄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袭击了日本公使馆，迫使日本公使和他的手下人员于夜间逃往仁川。国政再度交托给大院君处理，以期能挽回局势。
闵妃皇后一伙逃离皇宫，从而勉强脱身，未被造反的军队抓获。她要求中国军队帮助镇压这次起义。中国允她所求，派了四艘军舰和3，000军队到朝鲜。此外，他们把摄政王抓起来，带往北京。已设法逃到日本的花房公使于8月12日回到汉城，带来了1，500军队和四艘军舰。花房打进朝鲜首都后，逼迫朝鲜政府赔偿损失和同意日本军现阶段驻扎朝鲜。
在日本威逼之下缔结的济物浦条约中，朝鲜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其中包括朝鲜答应支付50万圆（WON）的赔偿和允许日本军队驻扎在朝鲜首都保卫日本公使馆。这项条约还扩大了日本以诸如釜山、仁川和元山等港口为中心的侵略活动的范围。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干涉朝鲜内政。他们任意改组朝鲜的政府体制，任命以前盘踞高位的闵妃集团的成员担任重要职务。中国权势赫赫的李鸿章派他的使者穆麟德和马建忠到朝鲜执行改组朝鲜外交的任务。朝鲜军队由清朝的袁世凯指挥，对它进行中国式的训练。
为了恢复中国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建议朝鲜同欧洲国家和美国缔结一系列商务条约。韩美通商条约于1882年5月22日议定，并于6月6日签署。朝鲜于1883年11月26日在汉城同美国和德国签署了修订条约。这两项新条约连同与日本缔结的第一项国际条约，是对朝鲜最不利的条约。
1884年6月25日，同俄国签订了一项通商条约，接着于1888年8月8日又缔结了另一项有关韩俄陆路贸易的协定。1886年6月4日，与法国订立了一项通商条约。
日本与朝鲜缔结了一项有关日本在韩侨民商务活动的协定。在这项与日本缔结的协定中规定的税率对朝鲜十分不利。穆麟德企图把俄国势力引进朝鲜，其目的是策划在两国间订立一项秘密的保护条约。可是，他的这一行动促使英国占领巨文岛以阻止俄国的推进。朝鲜被抛进了国际角逐的旋涡。
随着英国于1885年4月10日占领巨文岛，朝鲜丧失了对南海的最佳港口之一的控制权。在经由李鸿章从俄国取得它不会试图占领朝鲜的任何部分的保证之后，英国遂于1887年2月27日从巨文岛撤走了舰队。
1884年的政治动乱
同外国缔结一系列的通商条约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侵入。一批改革派人士谴责主要的当政者依靠外国势力，他们试图实行改革，以改善社会状况，使人民富裕和增强国力。金玉均和洪英植主要关心的事是使现代改革开始进行。闵氏家族发生军队反叛以后严重依赖中国，导致中国军队占领了首都。
在中法之间爆发战争时，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同这些改革派谈及发动政变的计划。当时中国虽已从朝鲜撤走了部分远征军，但是它继续保持的军事实力仍远远胜过日本人。
改革派策划在定于1884年12月4日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暗杀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显要官员，但是这项计划没有完全付诸实施。改革派首先到皇宫谒见高宗（1863-1907）极力要求他允准他们的改革方案。12月5日，在军队指挥官们和大臣们前去朝见国王的途中，改革派在宫廷大门之内暗杀了他们。可是，改革派被迫逃走，没有宣布他们的14点综合改革法令。金玉均和徐载弼逃到仁川，登上一艘日本船前往日本避难。
日本通过订立天津条约，解决了同中国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在该约中商定：（1）双方同时把远征军撤出朝鲜；（2）双方不派教官去训练朝鲜军队；（3）如果一方决定派军队去朝鲜，要事先通知另一方。然而，袁世凯仍留驻汉城，干涉朝鲜内政，而日本不愿甘拜下风，随时准备抓住一切适宜的机会进行侵略。
日本业已巩固了它对朝半岛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日本指望以朝鲜的生产来满足对大米和大豆的需求。随着日本人口的增长，这方面的需求也相应地飞速增加。朝鲜大米质量比日本大米好，价格又便宜得多。日本人开始使朝鲜农民依赖日本资金，用高利贷手段剥削他们。日本还通过第一银行在釜山、元山和仁川开设的分行，廉价收购牛皮供军用，廉价收购黄金作为日本银行的储备金。
日本对朝鲜的出口商品在初期主要是转销欧洲货（尤其是英国货）和美国货。日本后来把这些欧洲商品留着供本国消费，逐渐以质量低劣的日本货取代欧洲货出口，大多是些日用的杂品。
渐渐地出现了粮食大量外流的情况 ，最终使朝鲜农民民不聊生。1889年和1891年，当咸镜道和黄海道农作物歉收时，日本政府却以日本商人蒙受了所谓损失为由。索取了高额赔偿。大多数农民由此陷于贫困境地，他们认为他们的悲惨境况是由朝鲜统治阶级造成的，因此向他们发泄怒气。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起义。在从1884年政治动乱到1894年这段时期里，各道都一再爆发农民斗争。
1894年的东学革命
东学所本的原则是解救农民，使其摆脱贫困生活。虽然它的宣传带有宗教色彩，但是它主要关心的事情是实现现实的国家稳定和安全。政府看到崔济愚的学说越来越得人心，便于1864年以扰乱社会的罪名把他处死。可是，他的运动继续存在，为贫困所迫的农民都涌到他的旗帜下，1892年，全罗道和忠清道发生了大规模的东学道示威。1893年，东学信徒信们前往汉城，在皇宫前举行示威，但被军队驱散，约2万名东学信徒在忠清道的报恩集会，宣告他们抗拒日本和欧洲的决心。1894年，全奉准担任全罗道东学的领导人。在一个新水库建成之后，对生活已经十分艰难的农民又受到残酷的剥削。
农民由于和平抗议毫无结果，便采取暴力手段。政府以残酷的措施对付他们。汉城派出一名督察下令成批处决。全奉准领导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起义，击败了政府军，占领了道的首府全州。在那里，他们同意停火，并提出一项全国改革方案。然而不幸，闵妃家属把持下的朝廷决定要求中国干预。2千人的中国军队自6月8日开始在牙山登陆，攻下公州，政府军则于6月11日夺回了全州。农民军溃散。日本于6月10日派400名海军陆战队登陆，于6月16日又派一个混成旅登陆，不久，日军便进入汉城。
日本军队只是在中国军队撤出了朝鲜领土后才把注意力转向东学道。东学道面对着政府军和日本的联合进攻，在全罗道的泰仁遭到毁灭性打击。全奉准被活捉，在首都被斩首。无数的东学军和农民被日本人俘虏和屠杀。
俄日之争
以日本默认俄国租借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和租借大连为商港25年为条件，俄国同意不妨碍日本在朝鲜的商业和工业活动。这就是1899年4月25日日本外相西德二郎和俄国驻日公使罗森之间签订的第三次俄日条约的实质。俄国由此给了日本肆意侵略朝鲜的机会。
由于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在满洲爆发了一场反对外国的运动，俄国以保卫铁路为借口向满洲地区投入了18万大军。满洲领土的四分之三处于俄军的占领之下，他们在那里伺机入侵朝鲜。
在鸭绿江畔经营的一家俄国木材公司－一家为俄国帝国基金会所拥有的公司－的经理正好在1903年向俄国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俄国公使巴甫洛夫建议俄国在鸭绿江以南确立势力范围，并拒绝其他国家对满洲进行任何干涉。据此，俄国集合了它驻旅顺口的舰队并把地面部队部署在凤凰城和鸭绿江沿岸。1903年8月，俄国占领了龙岩浦，并匆忙构筑军事设施，包括堡垒、兵营和通讯线路。
日本通过1902年签订的英日联盟条约，在英国合作下，获得了国际上对它侵略朝鲜政策的承认。这项条约规定，以英国给予支持为交换条件，日本将承担在远东阻止俄国向南推进的责任。日本以俄国承认它在朝鲜的活动为条件，同意承认俄国对满洲的占领。
俄国和日本正面对峙着，每一方都企图占领鸭绿江的两边，作为走向既占领朝鲜又占领满洲的准备步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停泊在仁川港和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开火，由此触发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
教育变革
独立协会提倡进行现代化改革，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向朝鲜示范了欧洲式的现代教育。在日本加紧侵略的情势下，政府努力设法解决教育问题。政府于1895年颁布了汉城师范学校、外国语院校和小学教育条例，于1899年颁布了医学院、中学以及商业和技术学校条例，由此为现代教育奠定了基础。1904年，扩大商业和技术学校的范围，把农业学校也包括在内。1895年设立了学习日语、英语和法语的外国语学院，1896年设立俄语学院，1900年设立汉语和德语学院。
还设立了专科学校来为政府各部门培养具有专门技术的人员。这些学校设置诸如采矿、法律、邮政和电力等领域的课程。还有许多由民间人士和传教士开办的旨在鼓励独立意识的其他学校。1904年由牧师全德基创办并主持的青年学院，为同新民会（争取独立的一个秘密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青年提供教育。这所学校于1914年被日本强行关闭。
日本通过统监府，对朝鲜的教育取得了实际控制权，以皇帝敕令形式对教育系统实施改组。日本人企图把所有学校置于政府管理之下，减少学校数目，使教育内容服从他们的殖民政策，并以降低学术内容的水平来阻滞朝鲜教育。日本人通过1908年颁布的私立学校法令加强了对私立学校的控制，并关闭了许多私立学校。
但是，在豆满江（即图们江）对岸的滨海州和间岛地区，仍继续创办学校。1919年，仅在满洲地区，朝鲜学校的数目就达130所。流亡在满洲的爱国领袖们像他们在国内的同行一样，特别重视教育，认为这是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的一个必备条件。
1905年，周时经就朝鲜语言的研究和编纂一部字典问题向政府提出一项建议。由于他的努力和1907年建立的全国语言研究会的努力，采用了一种书写本国文字的新体系。根据这种新体系，官方文件和信函中不再完全使用汉字，改为汉字和韩字混合使用。
报纸和书籍使用了新的书写体系，以便在人民中更快地传播有关欧洲体制的知识。周时经于1908-14年间出版了他关于韩语语法和音系学的著作，对科学地研究韩语具有深刻影响。他还教导说，语言和书写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基础
在对民族语言有了现代化的理解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个新文学运动，目的是在群众中唤起民族意识。新型的诗歌、小说和游记用韩文出版。这些文学创作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头十年翻译出版了欧美文学著作并模仿它们进行写作。这一早期阶段的启蒙运动为20年代的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
三月一日争取独立的斗争
1919年3月1日爆发的全国范围起义，是朝鲜人民在遭到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无法容忍的侵略、压迫和掠压的情势下争取民族自下而上的怒吼。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显然出现了突然变化，一批朝鲜领袖人物便同时在国内和国外发动了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在国外的朝鲜领袖人物的活动中，当时在美国的李承晚试图参加1918年的巴黎和会，呼吁给朝鲜独立，但是美国政府不许他去国外因为美国把自己同日本的关系看得列加重要。作为一种替代办法，李承晚向当时在巴黎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出个人呼吁，吁请他将朝鲜交由国际联盟托管。
1918年12月，在东京的朝鲜学生讨论朝鲜独立的问题，并在1919年1月选出了一个包括崔八镛在内的十人委员会，把他们的计划付诸实行。他们在东京的朝鲜基督教青年会会馆召开了一次朝鲜学生联合会会议，宣布朝鲜独立，但是集会的学生在与警察发生短暂冲突后被警察驱散。2月23日，他们在朝鲜青年独立团发起下在日比谷公园举行了一次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朝鲜独立。他们的目的是激励争取独立的抵抗活动，并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
1918年中国成立了新韩青年党，决定派金奎植出席巴黎和会，呼吁让朝鲜独立。该党扩大了它同在中国、美国、日本、满洲和西伯利亚滨海州的领袖人物的联系，以推进它的事业。
在国内，天道教（前东学道）的领袖们－其中最知名的是孙秉熙－认定，争取独立运动在性质上应是民众性的，非暴力的。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指导人李商在和朴熙道的领导下，学生们团结在独立的旗帜下。这一运动的领导人还同李升薰建立了联系。在加强天道教与基督教领导人的关系上，崔南善和金道泰的贡献特别可贵。
在佛教方面，韩龙云一直在进行一场改革运动，以把佛教从由日本的政策造成的衰落中挽救过来，他还强烈地呼吁展开一场争取独立的运动。他在接天道教愿意合作的表示后，立即响应。儒学家一贯表示反对日本侵略，其中一些人率领志愿的“正义”军与日本人直接作战。
独立运动的筹划工作也是在同一直秘密进行活动的各个组织密切联络的情况下进行的。1919年3月1日，正值为不久前驾崩的高宗皇帝进行公共哀悼期间，运动达到高潮，在汉城的塔洞公园公开宣读了大韩独立宣言书。被唤醒的市民接着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要求朝鲜独立。这点燃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许多人不分地区和社会地位都参加进来了。
被日本人逮捕和交付审判的朝鲜人，各行各业的都有，教育水平也不尽相同。当时朝鲜人手中没有武器，而日本人在他们的殖民地却除了分驻于751个警察局所的一支5，402人的警察力量和一支将近8，000人的宪兵部队外，还驻扎着一个半师的正规地面部队。日本人为了镇压朝鲜人民的这些和平示威活动，把这些武装力量动员起来，犯下了野蛮的暴行。
日本方面投入了六个步兵营和400名宪兵来增援警察，进行这场镇压运动。他们杀戮了大约7，500名朝鲜人，打伤了将近16，000人。
日本人把凡是参加争取独立的抵抗运动的朝鲜人都定为罪犯，他们决定用屠杀政策对付以后的示威活动。发生在京畿道水原的一个事例是很有代表性的。4月15日，一队日军命令30来名村民到一所基督教学集合，关上所有的门窗，然后放火焚烧教堂。教堂烧了五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兵集中火力瞄准被关在里面的平民射击，把包括妇女和婴儿在内的所有人都杀死。日本士兵还烧了这个村子里的31所房子，然后又到附近15个村子放火焚烧了317所房子。加拿大传教士F.W.斯科菲尔德和美国一些传教士得到这一事件后，于4月17日前往事件现场，亲自察看了日本暴行的痕迹，并公诸于世。
大韩独立宣言书的33位署名人，与同他们密切合作从事独立运动的另外48人一起，被带到一个日本法庭受审。韩龙云是这些囚犯中的一个。他写了“朝鲜独立书”，陈述朝鲜人民应当获得自由的理由。这封信与大韩独立宣言书所附的公约三章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是为1919年的独立运动奠定精神基础的基本文件之一。朝鲜人民在展开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懂得了既要成立一个政府，又要进行武装抵抗的必要性。
临时政府
在独立运动处于高潮时，分别于3月21日在海参藏、4月11日在上海、4月21日在汉城成立了朝鲜临时政府。可以认为几乎同时在三个不同地方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在于，大家认为独立斗争迫切需要有人进行领导。
所有13个道都有代表参加的汉城的临时政府宣布朝鲜独立，要求日本废除其殖民体制，从朝鲜撤走其占领军。它号召朝鲜人民拒绝向日本政府纳税，不接受日本法庭的审判，并避免在殖民机构任职。汉城政府对日本整个殖民体制提出了直接挑战。
设在海参崴的大朝鲜民会在得到上海成立了临时政府的通知后，努力设法使自己的活动与上海小组的活动融合成一体。上海小组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与汉城的政府合成一体。
临时政府作为朝鲜人民的代表，同时作为他们在国外的唯一的争取独立的组织，尽管遇到财政困难和日本人想打入及镇压的企图，却竭尽全力履行朝鲜政府的国际义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对极权主义的日本宣战，并与盟国紧密合作。在27年时间内，临时政府在国外尽力代表朝鲜人民，直到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11月23日回到国内为止。
维护朝鲜文化
大约10名私立学校教师于1921年12月成立了朝鲜语学会，其使命是“通过研究朝鲜语的原理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作出贡献”。《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两家日报和一些月刊对这个韩语运动予以全力合作。《朝鲜日报》定了一个“韩语日”，在这一天出一增刊，登载专门研究朝鲜语言的学者们的论文。
出版发行了一个专门研究朝鲜语的刊物，到1932年时，该刊已为自己牢牢地确立了作为朝鲜语学会机关刊物的地位。它不仅从事研究而且还资助面临经济困难的学者。这个学会于1933年确立了韩语的新拼写法，并使朝鲜字和翻译外国词汇标准化。该学会还于1929年着手编辑出版一部韩文字典，并坚持不懈地进行。崔铉培关于韩语语法和语言学理论的著作对在日本统治之下推进国语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上述日报发动了一个群众启蒙运动。《东亚日报》于1933年4月1日采用了新公布的拼写法，《朝鲜日报》不久也跟着这样做。两家报纸发起了一个识字运动，号召中学生参加。《朝鲜日报》高举“走向人民的运动”这一口号。从1942年10月开始，朝鲜语学会的领导人遭到逮捕和囚禁。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些爱国志士中一些人的长期磨难才告结束。
日本人着手以根本否定朝鲜存在现由的强烈的日本心态改写朝鲜历史。朝鲜史学家们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驳点。朝鲜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叙述他们亲眼目睹的日本侵略的结果。朴殷植、申采浩、安在鸿和郑寅普驳斥了日本殖民主义学者撰写的歪曲了的历史，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
朴殷植（1861-1926）努力想办法来向同时代的朝鲜人以及子孙后代传播全国力谋实现全面改革的实际情况 ，并充分而公正地叙述朝鲜在武装抗击外国人侵者期间的种种经历。他在流亡期间，在他的一些同行的合作下，写了两部著作。这两部同时出版的著作，对朝鲜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宋相焘（1871-1946）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研究者，他给人们留下了每一位争取独立的斗士的传记。这些传记是他通过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事实材料之后写成的。他的工作是日本人进行监视和压迫的阴影下进行的，补充了朴殷植的著作的不足，因为朴殷植的著作所写的是到1919年为止的在国外的爱国活动，而宋相焘的著作则是集中记述从1919年到1945年这段时期的情况。
申采浩（1880-1936）是撰写朝鲜早期历史的学者。他在中国东北、上海和北京积极参加了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他不断地出版他研究朝鲜历史的成果。
现代文学作品是用韩文写的，号召公众实现社会和国民觉醒。它谋求吸收欧洲现代文学的精神遗产。在吸收外国文学过程中，出现两股主要潮流。一批作家创作讽刺作品，以激励独立和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批作家却依靠外国影响，企图把欧洲发生的现代转变移植到朝鲜来。朴殷植、申采浩和安国善所创作的作品属于第一类。第二类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李人植。精神堕落是他们在日本统治下的必然结局。
从一批作家的文学活动中可以发现朝鲜现代文学的实质。这批作家在20年代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思考殖民地的现实，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来克服它们的两难处境。取代传统文学的所谓“新文学”的趋势，早在1908年就开始了。在1919年以前，由于日本在1907年强迫朝鲜政府颁布的出版法，朝鲜作家不可能创作启迪人民的作品。总督府规定朝鲜人只能通过《每日新报》棗日本人用朝鲜文进行宣传的手段棗出版他们的作品。要进行反映朝鲜人的真正思想的文学创作是很困难的。
1919年，金东仁和金亿创建了一个名叫《创造》的文学杂志，它标志着朝鲜现代文学的起点。继这个杂志之后，黄1禹和廉想涉于1920年出版旦《废墟》，李相和与玄镇健于1922年出版了《白潮》，李章熙和梁柱东于1923年出版了《金星》。这些作家企图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来把握住思想的主流，表明朝鲜未来应走的道路。
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其他文学杂志为朝鲜现代文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40年代，随着日本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和整个东南亚，他们加紧了控制，因而几乎所有这些杂志都被勒令停刊。20年代的重要任务是想出办法来把外国的成分引入有关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现实的文学作品。
沈熏的《常绿树》（1943年）是以朝鲜人自己进行农村开发为主题创作的。李箕永的《故乡》（1932年）描写日本殖民资本打入农村地区的过程。他以浪漫的笔触刻划了30年代朝鲜农村的贫困状况。洪命熹的《林巨正》描写了腐败的政府官吏和一批以林巨正首的落草者之间的对抗，激起了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情绪。
有许多诗人启发人民的民族感情。韩龙云可以说是现代诗的先驱。他所写的《他的沉默》（1925年）表达了他对丧失了主权的祖国的热爱之情。李相和有美丽的心灵。他以象征的方式讴歌他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被日本宪兵逮捕、囚禁和拷打致死的李陆史表达了自己祖国未来的无限希望。这些是整个殖民统治时期朝鲜文学精神的主要主题。
廉想涉是从历史角度追求民族意识的一位作家。他试图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影响的角度描写20年代争取独立的斗争。他在《三代》（1932年）这部不朽作品中，表达了朝鲜人民在从传统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左右为难处境和磨擦。
30年代的作家在这种过渡现象中涉取主题思想时，不得不抛弃廉想涉的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而采取讽刺的笔调。蔡万植在30万代末开始登上文坛。他的《天下太平春》（1937年）讽刺在沦为殖民地的朝鲜仍然存在的过时事物的残迹，他写的《浊流》（1914年）嘲讽总体的朝鲜社会，尖锐地批评日本资本对朝鲜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对最终亡国的抵抗
由于日本开始对亚洲大出发动侵略战争和侵略战争扩大到太平洋，日本进一步加紧它对朝鲜的控制。日本殖民政策的目的是把朝鲜变成它在亚洲大陆进行侵略的后勤基地。这是日本在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
日本以沈阳的一起捏造的挑衅事件为借口侵入满洲，不久便侵占了整个这一地区，这一冒险活动是由于日本要在国外为国内的经济萧条寻找一条出路而引发的。
日本垄断资本流入朝鲜，为侵略亚洲大陆制造军火。在朝鲜，由于日本的剥削造成的贫困，有着廉价劳动力可供使用。在一些制造业中，已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这是一种适应殖民主义的“附属性”工业化。
日本把它侵略亚洲大陆的战争从满洲推进到中国中部。在30年代，在朝鲜的侧重点由食品制造逐渐转向诸如机械、化工品和金属这样的重工业。1939年，重工业占了整个工业的50%以上。农产品的产值逐渐下降，从193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60%下降到1942年的32%。
尽管工业部门有明显的进展，但是本国资本的投资额却微不足道。随着战争的继续，对朝鲜劳工的剥削变得更加残酷。朝鲜人被排队在技术性工作岗位之外，被迫干重体力劳动，而工资却不到日本同类工人的一半。当局大力推行工业发展是与推行增加稻米生产这一殖民地农业政策结合进行的。
随着战局转为对日本不利，他们用“供出”即“定额缴纳”的办法从农民那里榨取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农民为了完成指定的定额。被迫施用昂贵的化学肥料来种水稻。
1944年3月，日本人为了确保军需供应，对主要的采矿和制造工业规定生产定额，并把中小企业合并。对殖民地工业进行了调整，把重点放在钢铁和轻金属工业以及原材料的生产上。在对经济进行这些限制的同时，还进一步剥夺思想自由和公民自由权。
在1937年侵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人开始压制宗教和信仰自由，代之以强迫朝鲜人民到日本神道庙去朝拜。1938年，中学课程中取消了韩语的教学，从1941年4月起，强迫朝鲜的学校完全采用日本学校的课程。
随着战争变得更加激烈，1943年3月颁布了教育法，使对朝鲜人的教育适应日本的战争体制。小学里不再教韩语。
但是，总督府的这种高压政策必然引起持久的抵抗。许多人被以“企图实现解放朝鲜人民的野心”这种罪名逮捕。在压迫最厉害的时期（1937-1945），民族主义者表现最活跃。1941年，思想犯预防拘禁令公布实施，在汉城建立了一座预防拘禁监狱，几乎所有的抗日积极分子都被关进了这座监狱。总督府宣布说，实行预防性拘禁是为了把这些不守法的“思想犯”与社会隔离，惩戒他们。这是一场从朝鲜人头脑中根除独立意志的运动中的第一步。
1942年，总督府受日本政府的中央行政控制，大规模动员朝鲜的人力物力纳入日本的战争努力。从1943年起，朝鲜青年被征入日本军队 服役，1944年1月20日的学生法强迫朝鲜大学生从军。
根据日本的全国总动员法，朝鲜劳工被强行从朝半岛拉走。强征劳工是1939年开始的，许多人被运往日本，萨哈林岛（库页岛）或东南亚。截至1945年8月15日的统计数字表明，有4，146，098人被分派在朝鲜境内，有1，259，933人被分源到日本。朝鲜工人大多数被派到日本的煤矿劳动。一些人至今仍留在日本和萨哈林岛。
中日战争的发展进程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1940年，朝鲜临时政府也不得不迁到那里。1941年8月28日，朝鲜临时政府响应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的联合宣言，发表一项声明，要求承认朝鲜政府，要求提供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以进抗日运动，并要求朝鲜在战后参与决定朝鲜的命运。
在日本对珍珠港发动偷袭后，朝鲜临时政府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欧美联络委员会，以便向欧美各国积极展开外交工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订了一项援助协定，同时努力设法加强政府的内部组织。在美中英三国领导人1943年在开罗举行会晤时，临时政府的金九寻求蒋介石的帮助，而联络委员会主任李承晚则令郑翰景前往开罗，去促进朝鲜独立的事业。经蒋介石提议，三国同意在开罗宣言中加进主张朝鲜自决和独立的内容。
1944年2月，临时政府吸收了一些左翼人物入阁，组成了联合内阁，由金黄色九任主席，金奎植任副主席。1945年2月，临时政府正式对日本和德国宣战，参加实际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