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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共产党员杨兴民 |
老共产党员杨兴民今年虽已82岁高龄，身体却很硬朗。杨兴民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初杨兴民在北平斋堂区的一个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工作，后来任区青救会主任。他组织抗日先锋队的青年们唱歌、学习，还时常把队伍拉出来，破坏电线，埋地雷，找日本鬼子的麻烦。1940年日军在斋堂、青白口等地建立据点，杨兴民被派往敌占区二区担任我党治安员。
杨老回忆说：“当时有一个伪乡长、两个伪警察是咱们的人，他们把收集到的情报写在纸条上，塞到葫芦里，再放到树窟窿里，我就负责取出情报交给八路军。那时候我还有个化名，叫‘芦林’。鬼子最初建据点时，白天进村弄吃弄喝，烧房子，为非作歹，晚上就回山坡上的炮楼。我们不了解鬼子的兵力，不便轻举妄动。后来我们把敌人情况摸清了，想整他们就整他们。我们组织民兵埋地雷，挖大沟，敌人大白天再不敢轻易进村，晚上更是心惊胆颤。记得有一次我们摸到离鬼子炮楼100米远的地方，把二踢脚连起来，装到弄了几个窟窿的水桶里，一点，再扔几个手榴弹，鬼子那头立马枪声大作，折腾了半宿。”
“当时有个伪乡长住在圈鬼子的铁丝网外面。有一天，我们三个年轻党员趁夜黑摸到他家，把他抓出来，拉到一个小土坡，教训他，让他以后把鬼子的情况及时汇报，弃暗投明。后来他表现还是差，我们干脆把他又弄出来，拿大石头结果了他。”
杨老特别感念战争年代老百姓对共产党员的理解和支持，他说：“早年鬼子进村的时候，多次用枪逼着村民供出共产党员，但村里没有一个人告密。记得有一回，我刚从村支书家出来，一个村民跑过来对我说：‘你怎么出来了？那边有个伪军副官正搜查呢，你先躲躲吧。’他带着我绕到村外，我才免去了一次与敌人的正面遭遇。”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杨兴民调往张北坝上任解放区公安局副局长。“那一段儿可真好，我们可以随便拿鬼子的窗帘当包袱皮儿用，老百姓也能吃上大米白面了。可惜两个月后，国民党进来了，解放战争开始了。”杨老回忆说：“那时候蒙汉两个联队合并，我也当骑兵了，和国民党打游击，几乎天天打仗。我们都骑在马上举着大刀冲锋，谁的马快谁就在前头，真刀真枪，特别激烈。有一次我在冲杀中掉下马来，马一惊就跑远了，幸好后面一个蒙古警卫连连长上前一把把我拉上马。虽然敌人人多势众，但几乎都是我们打胜仗，极少打败仗。后来敌人又派出大部队来围剿，我们处境就艰难了。有一天，我们部队驻扎在梁家村，改善生活，正吃饺子呢，突然哨兵来报：‘赶快备马，我们被包围了。’村子西门被堵住了，东门城墙有个急转弯，只有冒着敌人炮火，策马飞速拐过墙围子，一下冲上山，才有可能摆脱包围圈。那次突围特别惨烈，牺牲了不少同志。我们冲上山去，敌人也追上来，我们下山，过平川，奔对面大山。敌人汽车又过来了，关键时刻，我的马转向了，往敌人那面跑去，我的警卫员赶紧给了那马三鞭子，这才掉过头来。天黑了，敌人怕遭埋伏，撤了。我们在山上呆了两宿一天，没进米粒。派十个人先探好了路后，我们趁夜一口气走了180里地，白天在离敌占区5里地的地方休息了一天，天一擦黑，又起程了。那时候是冬天，正赶上下大雪，因为马蹄儿中间都有个窝儿，走一段儿就得给马蹄除雪，大伙实在太困了就在马背上打个盹，那会儿可真是又饿又累，可战士们谁也不叫苦，照样是有说有笑，最后，我们走到内蒙和那里的部队会师了。不久全国就解放了。”杨老讲起早年那段峥嵘岁月，不禁感叹：“那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是真不怕死，和鬼子斗，和国民党斗，苦中也有乐啊！”
共和国成立后，杨兴民来到秦皇岛市任市公安局局长，后任市委副书记。杨老指着一张有毛主席，李敏、李讷姐妹，还有杨老本人的照片说：“那天，我们几个警卫陪同毛主席游泳，毛主席游得特别高兴，笑着说：‘今天我请客！’买了两大筐螃蟹和大家一起吃，吃罢还颇有兴致地倡议：‘咱们合个影吧！’”杨老还曾经受周总理的委托去唐山调查一位我党积极分子的情况，记得回来后向总理汇报：“他成分不太好。”当时总理笑着说：“成分不好，还能比我不好吗?这可不是主要的。”北戴河留给了杨老许多珍贵回忆。
（吴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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