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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长征的第二步－－西柏坡唤起的深思 |
历史，在西柏坡留下了深长的回味。
今天，在西柏坡唤起了无限的深思。
西柏坡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很特殊的：它不仅以交公粮、参军、支前和保卫中央机关等方式支援了革命战争，而且在这块土地上，中国共产党还开始了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构想和实践。可以说，新中国经济制度的构架和中央财经的雏形就是在“西柏坡时期”完成的。这种构架和雏形的意义，可以从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的一段讲话中看出来。毛泽东说，在过去28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中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西柏坡时期的贡献在于：第二步怎么走，在此已开始探索和实践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具体系统地讨论新中国的经济问题，是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当年的会场是在中央机关的小食堂，会议桌是由饭桌拼的，据了解，散会后就在这里就餐。由于这次会议重要，史称“九月会议”。
这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作报告，提出了全党将要面临的新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在13日的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他认为尽管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民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但国家经济是重要的社会主义成份。围绕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对资本主义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竞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泽东预测：到底何时对资本主义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
在九月会议的基础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概括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指出：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新中国的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在会上毛泽东还具体分析和论述了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和党的相应政策：一、产值只占国民经济10％的现代工业经济是先进的，它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官僚资本手里，必须没收为国有，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二、中国大约90％的个体的分散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落后的，它们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但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三、对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利用其积极性，以利国民经济发展，但将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等方面对其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党在西柏坡时期还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进行了有意识的实践。我们从踏访中发现，最成功的是其中两件事情：一是《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出台，二是解放区财政金融的统一。这两件事情均出自中共中央的高瞻远瞩的统一部署：1947年6月14日，远在陕北的毛泽东致电到达西柏坡不久的朱德、刘少奇，要求中央工委在今后6个月内做好三件事情：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
并说：“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以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为己任，但由于受历史条件制约，农民的土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经党中央、毛泽东审定，《土地法大纲》于1947年10月10日向全国公布。颁布后不到一年，解放区一亿六千万农民，约占全国37％的人口得到土地。
《土地法大纲》出台的意义重大。一方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法，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历史夙愿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实现了。美国人韩丁在他的书中感叹：“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另一方面，《土地法大纲》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经济生产关系的基础。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3年春，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约七亿亩土地，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所有制至此被彻底消灭。
人们这样回忆：1947年7月17日在西柏坡的恶石沟沟口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会场没有会标，刘少奇坐在一块石头上，以膝当桌；卫士看朱德年纪大，借来一把木椅，他接过来当桌子记笔记。参加会议的董必武、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邓颖超等100多名代表，不是坐在石头上就是坐在木墩儿或草墩儿上……时间虽已过去54年，睹物思前辈，仍是那么震撼人心。
在解放区进行土地制度变革的同时，中央开始在逐渐连成一片的华北解放区进行统一财政的工作，改变各解放区各自为政、货币不统一、经济相互抵制甚至相互封锁的状况。统一财政的目的有二：一是保证战争的需要，二是为新中国的财经工作积累经验。
1947年4月16日，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统一财政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决定》，使财政工作实现了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的三个统一，使新中国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
1949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业已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着即结束……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在移交工作中，华北人民政府为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税收、财政体制等方面做准备，提出建议，拟制方案。1949年8月，华北税务总局草拟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税制及税收、税务机构方案；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也为中央人民政府拟制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制度草案。这些工作从经济上又一次证明了人们对西柏坡时期的评价：“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西柏坡时期统一财政的工作，最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币的诞生。在石家庄，我和本报钟劲、雷汉发、郝卫几人，冒着酷暑，专门就此进行了一天的寻访。
1947年春，随着战争形势的急剧好转，华北、西北、华东解放区逐步扩大，各解放区之间贸易联系日益增强，但由于货币不统一，比价不固定，造成贸易上的重大障碍。为此中央决定筹建华北财经办事处，迅速调整各解放区的货币、贸易关系，并着手开展货币统一工作；1947年8月16日，中央批准了由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草拟的《华北财办组织规程》，决定“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
中央银行叫什么名字好？当时大家提出了几种方案，有人提议叫“联合银行”，也有人提议叫“解放银行”或“全国解放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提出的“中国人民银行”建议得到了董必武的认可。1947年10月8日，中央复电董必武，同意了他的建议：“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发出布告、通告，正式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当日上午9点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科将新印制的第一批伍拾元券人民币交付前来取款的平山县银行，至此，人民币正式诞生。
6月10日下午，我们来到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1号，这是当年著名的“小灰楼”所在地，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和发行第一张人民币的地方。如今小灰楼已不复存在，取代它的是天园大酒店。据市党史办同志介绍，经历了50余年风雨的小灰楼是前几年才拆除的，许多领导和许多部门都想保住它，但最后还是没保住。这确是憾事一桩。
小灰楼的命运如此，当年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为发行人民币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花园饭店”更是无处可寻了。它的旧址现建起的是6层大楼，据说人们最近看到了它的价值，现在也改叫花园饭店。市党史办同志告诉我：据资料记载，当年第一张人民币就是在花园饭店附近印制出来的，但具体地址搞不清楚。这个线索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沿着市党史办同志确定的方向，我开始了逐家店铺、逐个单位的寻访，但没一个说得清楚。
后来在河北省科技印刷厂同志建议下，我们在西建街的该厂宿舍楼内找到了一位老厂长，他叫郭四，今年82岁，1944年即在晋察冀日报搞印刷。他告诉我，凭记忆，当年的印钞厂是绝对保密的，设在离石家庄西北200多公里的太行山里，但具体地址也讲不清了。
据了解，1955年3月1日，国务院决定收回第一套人民币，发行新版人民币，至此，第一套人民币才正式“退休”。但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币参加了党和政府组织的同投机资本斗争的两大“战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解放初期，由于种种原因，物价飞涨，旧社会留下来的投机资本乘机兴风作浪，扰乱金融，在上海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经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党和政府打击了投机资本，稳住了物价。有几个数字能证明“战果”：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以解放后第一个月即1949年6月为100，到1950年2月猛增到2097.9，上涨20多倍；打击投机和统一财经后，以1950年3月全国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到1950年12月为85.4，1951年12月为92.6，保持稳定并略有回落。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经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国民党时期自抗战以来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局面。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不得不表示佩服，叹为奇迹。奇迹之源当然可以追溯到西柏坡，这是西柏坡对我们进行的万里长征第二步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经济日报 罗开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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