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人物志•张晓刚》

《大家庭》

几乎每天，张晓刚都要从望京出发，到机场附近的工作室去工作。最近几年，随着我国艺术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在北京的东北部安营扎寨。对于张晓刚来说，把工作室安在北京，更加明确了他作为一个职业画家的身份。

美术评论家黄专：他有一个名言叫做“重复就是力量”，他可能通过重复来描述这个历史，他可能就获得一种，我觉得有点说就是这个，把时间融在他的风格里边。

油画家张晓刚：我可能骨子里边有一种，有一种流浪的东西。一种流浪的，一种不敢说是渴望，就是天性里边有一种呆不住，内心里边好像一直，这么多年，一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一种渴望，就老渴望在远处一个什么地方，有一个对我来讲更重要的东西。

1977年，在云南省晋宁县二街公社插队的张晓刚，是他们那个知青点上最后一个拿到高考录取通知的。当张晓刚拿到了那份迟到了两个月的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通知书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一年四川美术学院在云南只有两个招生名额。然而当张晓刚兴冲冲的赶到学校时，他的心一下子凉了下来。

张晓刚：当天晚上到了以后，就到各个宿舍去串嘛，一串吓我一跳，我一看，噢哟，何多苓、什么程丛林、高小华、杨千、朱毅勇，朱毅勇当时还不突出，还有几个，包括女同学，我一看完全吓坏了，他们素描画得太好了。

画家叶永青：张晓刚他比我早来半年，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就说，你没有办法想象我的这些同学，他们画得有多好。

1979年，张晓刚的同班同学高小华和程丛林的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并获奖。第二年，罗中立的《父亲》在全国青年美展上引起了轰动。这些与伤痕文学同时期的作品被称作“伤痕美术”。显然，与这些春风得意的同学相比，张晓刚显得特别不自信，因为张晓刚觉得自己永远都画不了他们那么好。这是张晓刚写给他哥哥的一封信，在信中：张晓刚说我是班上最差的，我想退学。

张晓刚：想了一个星期，我发现自己太喜欢绘画了，才没有放弃。这个时候，星星画展的领头人马德生、王克平到我们学校讲演，我们崇拜极了，他们已经进入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我们虽然看不懂，但被这种氛围感染得特别兴奋，对现代主义的艺术萌发了浓厚兴趣，加之知识面逐渐打开，四年级的时候，我才开始变得基本自信起来。

1981年，在四川美术学院77级油画系毕业的学生里有八个被留在学校，这其中没有张晓刚的名字。那时候，留在学校教书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张晓刚虽然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叫做黄桷坪的市井包围着的学校，但分配到昆明歌舞团做舞美，却更是他不情愿的事情。在昆明歌舞团的四年里，张晓刚很多时候是与朋友一起纵酒狂饮。

张晓刚：我在昆明那几年，四年里边我基本上没有私生活，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三点， 我的房间里面永远都有人不停地有人要来，有时候有些人来，他可能也就失恋了，痛苦了，或者怎么样，他就找个人坐一坐排解一下，甚至半夜都有人来敲门。

张晓刚因为喝酒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当他从死亡的边缘被拉回来后，他的作品也走向了另一种风格。

1986年，张晓刚调回四川美术学院，他的单身宿舍是一个听起来很美的地方，叫做桃花山。

张晓刚：我一直到现在，我回忆起我在重庆那几年，我就觉得很可怕，就那气候受不了，而且我们住的是平房，特别黑，白天都要点灯，一碰到梅雨季节的话，基本上那生活在一个很，你心里边很不舒服的一个环境里边，老鼠也多。

叶永青：他每在早上来跟我说的一个故事，永远是一个故事，就说他的房子里有一个老鼠，那个老鼠每天晚上都会出来，他就非常担心，就是每天都在说那个老鼠，昨天晚上他跟那个老鼠的故事，昨天晚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东西。

这是张晓刚给叶永青夫妇画的漫画，1985年的时候他和叶永青、毛旭辉等人组织了西南艺术群体。那个时候的艺术群体在全国风行，艺术的活跃不仅表现在作品上，也体现在艺术家的身体上。

画家陈卫闽：那个时候，张晓刚就经常有的时候会说我，老陈你的那个头发，有的时候也太不像艺术家的头发了，现在都是时兴留长发，我说长发洗起来好麻烦，又容易脏，这样感觉很不舒服，他说不行的，他们然后就是跟甫立亚讲，到时理发的时候不要给他剪短，然后就给我剪了一个，就是那种两边剃得很短，后面留得很长，有一点像那个蓬克头那样的，当时自己也不是觉得蛮舒服，但感觉上这也是个潮流，也要跟上这个潮流。

张晓刚说成都实在是一个好地方，在这个地方他建立起了一个家庭。在这个地方他有一帮艺术上生活里的朋友。1997年他和唐蕾在成都的玉林小区开了一间不大的“小酒馆”。

张晓刚：97年开的小酒馆，原来，其实原来就有一个小酒馆，后来是一个朋友开，完了以后做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做不下去，然后我们就把它接手过来，后来就成了艺术家聚会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家的客厅。

1994年前后，在成都玉林西路这个叫沙子堰的地方，张晓刚和几个同学朋友一起买房，做了邻居。小酒馆开张以后，全国一些其他地方的朋友也经常在成都聚会。在一次酣畅的聚会上，张晓刚再一次显现了自己在漫画上的天赋，他把每一个在场的人刻画得惟妙惟肖，然后把他自己画成了桌子底下的一条醉狗。

在一个闲散的城市里，张晓刚除了画画，最大的乐趣就是和朋友一起吃饭喝酒聊天。

1993年的《中国经验》展对于张晓刚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画家毛旭辉：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海埂的训练基地，国家的那个训练基地，找了一个草皮，然后坐在那儿就开始，反正搞了一天，当时甫立亚还说这个展览很重要。

这张照片是在张晓刚的建议下在重庆特意拍摄的，当时周春芽不在。

油画家周春芽：我是有事情当时，他们在重庆照的时候，就把我空出来，空出来最后，当时在做底片的时候，做照片时又把我在成都照的像给他们加上，实际上我们“中国经验”，实际上在开始筹备这个展览的时候，张晓刚刚好在德国。

张晓刚：到了欧洲呆了三个月，每天都是看画廊，看博物馆，大量地看，看了多少，我都记不太清楚，反正都，我拍了一千多张片子，幻灯片。然后回来还想办讲座，等于把西方的艺术史从头开始考察一遍，一直到当代，看了一大圈，看到人都一提艺术，都恶心那种程度，然后慢慢，慢慢有一种东西出来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对艺术的理解发生一种，我觉得发生了一个本质上的一个飞跃，对我来讲，国为看西方的我原来崇拜的那些大师的东西，后来我发现实际上所有的大师，他们画的东西都跟他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

 

艺术评论家王林：当时张晓刚从德国回来以后，因为其他的画家的作品都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那么就等着张晓刚把他的新的作品拿出来，这个时候张晓刚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从德国经过北京回到重庆，沿途受到其它艺术家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他可能也有一种比较急的心态，就是要拿出一批作品来。

 

张晓刚：我当时，同时也是实验了两种三种风格，我也画天安门，用表现主义的方法画天安门，另外我也用平涂的方法画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同学，最后是很偶然的一个原因，回到昆明看我父母的旧照片，我一下发现这些老照片太好看了，其实他都不是特别突然，都是有前因后果的，我觉得。

 

这对革命夫妇怀抱的婴儿就是张晓刚。中国的六七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家庭合影都有着同一种姿势。

 

艺术评论家王林：我说你这个好像还是不是很到位，然后张晓刚在兴奋的时候，突然受了打击，就有点发火，然后说你知不知道，这是我很真实的感觉，现在我看人都是变形的。

 

 

画家甫立亚：当时那个不是请了这些批评家来，还是不少，开会在上面，我呢就在帮着录音，反正是坐在旁边，批评家好像有好几个人，记不得是哪几个了，反正都批评张晓刚的画，回来的路上吧，后来我就喊住他，我就说，我说刚儿，你的这些画我喜欢，这批画，人家把他们请来，像这样批评也太过分了，所以我才鼓励他，并不是说我真的觉得好。

张晓刚：其实有一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现在的人都没看过，《欧阳海之歌》，一个英雄人物的书，当时看了我就特别激动，连看了五遍，就是因为欧阳海是一根筋的人，后来才理解吗，欧阳海他一根筋一上来，那股劲一上来，他就非要把那个事情给做下来不可，我就觉得从那个书上我感觉到，我自己内心里边有这种东西。

2004年的10月4号，法国巴黎著名的香榭里舍大街流动着一种非同以往的气息，一个名为“巴黎·北京”的中国当代艺术大展在这里拉开帷幕。这是巴黎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集中展示中国近二十年当代艺术的成果。众多法国的政治要员和社会名流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在参观的过程中，几位中国艺术家的名字被反复提及，其中就有油画《全家福》的创作者---张晓刚。

 

艺术评论家栗宪庭：他的作品始终好像是，他做一个白日梦那样一个感觉，你看那个《全家福》上那些人，那个眼神，你注意他所有画的很多眼神，都有相似的地方，都好像是一个走神的，这个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有很多人没有注意这个细节，这种走神实际上是他一种自我内心的一种写照，老是会回到内心去，就内心独白，他在画里边强调这种东西，强调这种血亲，用这个小线，一代人和一代人这种血亲关系，用红斑就中国人那样一种平实，平静如水的这样一种感觉，还是自觉不自觉地，会给他视觉上一个很大的一种冲击，他能记住它，一下记住，它太像中国人了。

2003年前后，张晓刚开始在北京创作一个新的系列，他把这个新的尝试叫做“失忆”与“记忆”。张晓刚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过去的生活图像在当下现实中逐渐地淡远，又在梦境中更加地逼近，以至于常常分不清它们究竟是属于过去，还是一出正在演出的戏剧。人们因为“记忆”而感到自己拥有了许多财富，同时在面对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却因为太多的“记忆”而“负债累累”。过去与现实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相互暧昧，这种时空的混乱引出人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摆脱的孤独与惶恐。

责编：张曦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