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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巴文化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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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7月10日 16:39 来源:CCTV.com

  考古发现,在鄂西南到峡江一带,有一支夏商时期的文化类型。这类遗址主要有秭归朝天嘴B区、鲢鱼山、柳林溪、宜昌中堡岛上层、三斗坪、白庙、路家河、杨家咀、宜都红花套、毛溪套、长阳香炉石、四川忠县 井沟,巫山大昌坝等。

  1.秭归朝天嘴B区遗存

  秭归朝天嘴遗址是长江中游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址,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该遗址时,分为两个发掘区,A区主要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B区则为夏商文化遗存。B区地形呈斜坡状,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东南部与长江的河漫滩连接。文化层堆积也为西北高、东南低,文化层厚

  度2米,分为8个自然地层,以第6层的遗存为主。

  出土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有斧、锛、凿等,多以河卵石制造、打磨兼制。 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红陶和黑陶。陶器制法有轮制、手制两种,烧制技术较高。绝大部分为素面,纹饰主要有绳纹、弦纹,此外还有少量篮纹、方格纹、压印纹、附加堆纹、刻划纹及篦点纹等。以平底、圜底器为主,三足器次之,圈足器较少。有个别凹底器。平底器有罐、钵、缸、盆等,圜底器有釜、钵、杯等,三足器有鬶、盉,圈足器有豆

  、灯座形器等。其组合以釜罐类为主,其中釜、鼓腹罐和器盖等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代表性器物,此外该区所出小平底罐、灯形器及角形杯等与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同类器类似。而鬶、盆、大口缸则与江汉平原夏商时期同类器相同,由此看来,朝天嘴遗址B区夏商时期遗存应是峡江地

  方一个地方文化类型。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相当多地吸收了周围地区的文化因素。

  2.中堡岛遗址

  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为中堡岛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在该时期文化遗存中发现有少量灰坑和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土坑墓中人骨架已严重腐朽,葬式及性别不辨,随葬陶罐。出土遗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有少量的泥质黑皮陶。除大量素面陶外,所见纹饰以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篮纹、方格纹较多,还有少量的圆圈纹、太阳纹

  、S纹、云雷纹等。器类主要有罐、釜、豆、盆、灯形器和器盖等,此外还有少量的盉、罐、钵、鬶、瓮等。石器数量较少,仅见斧、锛等生产工具,形体较小。除个别为打制外,余均磨制。中堡岛遗址的陶器以灯形器、窄沿小平底罐为代表性器物,这些特征与宜都毛家套、红花套

  、宜昌三斗坪等遗址的特点非常接近,其时代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时期。

  3.宜昌杨家嘴遗址

  杨家嘴遗址位于宜昌县莲沱区乐天溪西口,长江北岸的二级阶地上,与遗址隔江相对的是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陵庙和清水滩古文化遗址。1985年,为配合三峡二期工程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三峡考古队在对峡区文物点和古文化遗址进行调查时发现发掘了该遗址。

  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地层可分五个自然层,以第四层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文化遗物有石器、陶器、骨器、角器和铜器。按用途分,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三大类。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凿、石镞、骨镞、角凿、铜凿、纺轮等器类。

  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灰陶和黄白陶少见,有少部分泥质陶。陶器纹饰以绳纹多见,其它纹饰有方格纹、刻划纹、贝纹、戳印纹、压印纹、云雷纹、“S”纹、“回”字纹、锯齿纹等。主要器形有釜、罐、瓮、豆、钵、灯座形器等,陶器中多圜底器,少量平底器。陶器制法有手制和轮制两种,手制陶器很不规整,器胎厚薄不均,内壁留有深浅不等的按窝。轮制陶占有一定数量,器形规整,器胎均匀。

  杨家嘴文化遗存中出土一批中原商文化的器物如簋,大口尊、豆等,又出土一批川东巴文化遗存特征的器物,如釜、罐、灯座形器等。时代为商代。

  4.秭归鲢鱼山遗址

  鲢鱼山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中部之北岸,西距秭归旧城约6公里,遗址南临大江、北依高山,东西均有山涧横流。因该处形似鲢鱼而得名。

  1958年和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此遗址作过调查和试掘,1981年,湖北省博物馆又一次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遗址东西长80、南北宽50米,层堆积厚1米。以夏商文化遗存为主。

  采集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陶器比较粗糙,以褐陶为主,还有黑陶、灰陶、红陶和掺炭陶。主要纹饰为交错粗绳纹、细绳纹、方格纹,还有划纹、弦纹等。器形主要有敛口罐、侈口罐、直领罐、壶、盆、豆、鼎足、灯座形器等。

  石器主要为打制石器,比较粗糙。器形有石斧和刮削器等。

  从鲢鱼山遗址的文化内涵看,其陶器以敛口罐、侈口罐、灯座形器为特征,应属早巴文化遗存。时代为商代。

  5.江陵荆南寺

  江陵荆南寺遗址位于荆州城西1.5公里,于1982年发现,1984、1985年,由荆州地区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了两次发掘。遗址为一长方形台地,东西长约120、南北宽约60米,面积约7200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堆积厚约2米余。可分六层,包涵有东周、西周、商代、龙山文化、大溪文化等不同时期的堆积。其中以夏商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该期文化遗存中发现有灰坑和墙基等遗迹。灰坑有圆形、圆角长方形以及不规则形。墙基形状不明,可能为房屋遗迹。

  文化遗物有石器、陶器、铜器、卜甲以及动物骨胳。

  石器种类有石斧、石锛等。铜器皆为小件,有镞、鱼钩和削刀等。出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还有少量的硬陶和原始青瓷。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其他还有方格纹、网格纹、米粒纹、附加堆纹、弦纹、云雷纹、叶脉纹、圆圈纹等。陶器中主要器形有鬲、釜、深腹罐、凸

  肩罐、豆、碗、大口尊、缸,另有盆、甑、罍、盂、壶、杯、 和器盖等。

  荆南寺相当于夏—早商的遗存,依据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的不同特征可分为七期。

  第一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时期,第二、三期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时期,第四、五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第六期相当于殷墟一期,第七期相当于殷墟二期。从陶器演变规律看,第一、二期之间有缺环,自二至七期则呈连续发展,联系紧密。

  有的学者把荆南寺的陶器分成四组,其中的B组陶器中,有一些陶器如釜、凹肩杯、高领台棱罐、敛口花边碗等与峡江及川东的同时期的陶器风格相同,这一类型的特征在遗址的第六、七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说明这一类同于峡江地区的文化遗存在商末的一段时期内、在荆南寺遗址占主导地位。也即这一与早巴文化有关联的文化因素在殷商时对荆南寺一带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时期正是巴文化扩展的时期,其最东已经到了江汉平原西部边缘。

  从以上遗址的文化内涵中,我们可以找出一类以釜为代表的陶器群遗存。这类遗存分布沿长江一线,东达江汉平原西缘,西至川东,出现时期为夏商之际,延续时间长,文化因素稳定,尽管随时代的不同,这一器群在形制、组合及功能上不断地在变化,但其主要特质一直得以保留。这类在空间上有一定地域分布,在时间上发展连续,在文化特征上具有共同性的遗存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与传统中的巴人的早期活动地域吻合,应属巴人族群的文化。

  由以上遗存 可归纳出考古学巴文化的特点如下:

  陶器:陶质以夹砂褐、灰陶为主,陶胎较厚,多为手制,粗糙。纹饰以绳纹为主,有相当数量的篮纹和方格纹。器形以圜底器和平底器居多,少量圈足器和三足器,器类主要有釜、侈口深腹罐、灯形器、角形杯、豆、盉等,组合以釜、罐为主。

  石器多以卵石打制而成,少数磨制。用于砍、削的较大型工具较多,小型石器少见。特别流行蚌壳形石片刮削器。器类有斧、锛、凿。

  铜器极少见,仅个别铜凿、镞等工具。

  早期巴人的墓葬为不规则的土坑墓,将尸体放入,无棺椁,无随葬品。

  结合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述,我们可以勾勒出早期巴国的历史面目。

  巴文化形成于夏商时期,其源地为峡江地区,其在发展过程中,除保留原有传统外,大量地吸收了周边其他文化的先进因素。如中原的商文化、南方的印纹陶文化以及川西的蜀文化等。揉合到自己的文化特色中,不断地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这表现在文化遗存中,就是巴人遗址中有大量的商文化特征器物,如鬲、 、簋、大口尊、斝,蜀文化的特征器物如鸟首形柄、

  高柄豆以及南方印纹陶文化的几何形纹饰等存在。这时,巴文化迅猛发展,巴人为了更多地与其他文化接触,逐步地走出偏远闭塞的山地,向民族杂居集中的江汉地域扩展。到商末时其势力

  深入到了江汉平原的西缘。这从荆南寺遗址商代晚期文化遗存中有强烈的巴文化因素可见一斑。巴人在此逐步站稳的同时,其氏族社会组织迅速地解体。这一时期的巴人处在一种游动农业阶段,无固定住所,可能是由于战乱或水患,经常迁徙。由于经济生活的不稳定,这时的制陶

  业虽已经发展,但不是很发达,冶炼业尚未兴起,铜器少见,仅为一些工具和兵器。这时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由原始的部落联盟制向家长奴隶制过渡。商末周初,巴人建国于今河南南部和湖北的汉水流域,周人伐商,巴人成为周人的一个重要盟军,身先士卒,立有奇功。周

  王朝成立后,封巴以子爵,巴国成为周朝的南土。这时也是巴文化的鼎盛时期。正当巴人有所发展的时候,从江汉地区悄然兴起了一个楚国,楚国迅速掘起,使得巴国和楚国有了相当密切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联系。随着楚国的强盛,“侵凌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巴国也成为楚的附属,参与楚的兼并战争,《左传·文公十六年》:“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春秋中期后,楚国的疆界逐步扩展,对巴国构成威胁,巴与楚之间的摩擦增多,《左传·庄公十八年》:“及(楚)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

  ……。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左传·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围鄾。”从以上三条史料可知,巴人与楚的争战越来越频繁。巴人为了避开楚的锋芒,逐渐把政治中心西移。春秋中晚期,巴国地望,大体在楚国西北部,中心在汉中、巴山一

  带。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已成为“南卷沅湘,奄有南海”的泱泱大国,战国七雄之一,巴已无力与楚抗争。只能在汉中巴山一带苟延残喘。为了避开西方新兴起的秦,以及东南方的楚的夹击,巴国只得向川东、川北和川南发展。《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巴)东至鱼复,西至 道,北

  接汉中,南极黔涪。”“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至平都,后治阗中”。就是对战国时期巴人不断迁徙、政治中心逐步西移的历史的真实写照。(来源:《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07日 11:43

  考古发现,在鄂西南到峡江一带,有一支夏商时期的文化类型。这类遗址主要有秭归朝天嘴B区、鲢鱼山、柳林溪、宜昌中堡岛上层、三斗坪、白庙、路家河、杨家咀、宜都红花套、毛溪套、长阳香炉石、四川忠县 井沟,巫山大昌坝等。

  1.秭归朝天嘴B区遗存

  秭归朝天嘴遗址是长江中游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址,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该遗址时,分为两个发掘区,A区主要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B区则为夏商文化遗存。B区地形呈斜坡状,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东南部与长江的河漫滩连接。文化层堆积也为西北高、东南低,文化层厚

  度2米,分为8个自然地层,以第6层的遗存为主。

  出土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有斧、锛、凿等,多以河卵石制造、打磨兼制。 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红陶和黑陶。陶器制法有轮制、手制两种,烧制技术较高。绝大部分为素面,纹饰主要有绳纹、弦纹,此外还有少量篮纹、方格纹、压印纹、附加堆纹、刻划纹及篦点纹等。以平底、圜底器为主,三足器次之,圈足器较少。有个别凹底器。平底器有罐、钵、缸、盆等,圜底器有釜、钵、杯等,三足器有鬶、盉,圈足器有豆

  、灯座形器等。其组合以釜罐类为主,其中釜、鼓腹罐和器盖等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代表性器物,此外该区所出小平底罐、灯形器及角形杯等与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同类器类似。而鬶、盆、大口缸则与江汉平原夏商时期同类器相同,由此看来,朝天嘴遗址B区夏商时期遗存应是峡江地

  方一个地方文化类型。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相当多地吸收了周围地区的文化因素。

  2.中堡岛遗址

  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为中堡岛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在该时期文化遗存中发现有少量灰坑和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土坑墓中人骨架已严重腐朽,葬式及性别不辨,随葬陶罐。出土遗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有少量的泥质黑皮陶。除大量素面陶外,所见纹饰以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篮纹、方格纹较多,还有少量的圆圈纹、太阳纹

  、S纹、云雷纹等。器类主要有罐、釜、豆、盆、灯形器和器盖等,此外还有少量的盉、罐、钵、鬶、瓮等。石器数量较少,仅见斧、锛等生产工具,形体较小。除个别为打制外,余均磨制。中堡岛遗址的陶器以灯形器、窄沿小平底罐为代表性器物,这些特征与宜都毛家套、红花套

  、宜昌三斗坪等遗址的特点非常接近,其时代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时期。

  3.宜昌杨家嘴遗址

  杨家嘴遗址位于宜昌县莲沱区乐天溪西口,长江北岸的二级阶地上,与遗址隔江相对的是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陵庙和清水滩古文化遗址。1985年,为配合三峡二期工程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三峡考古队在对峡区文物点和古文化遗址进行调查时发现发掘了该遗址。

  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地层可分五个自然层,以第四层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文化遗物有石器、陶器、骨器、角器和铜器。按用途分,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三大类。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凿、石镞、骨镞、角凿、铜凿、纺轮等器类。

  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灰陶和黄白陶少见,有少部分泥质陶。陶器纹饰以绳纹多见,其它纹饰有方格纹、刻划纹、贝纹、戳印纹、压印纹、云雷纹、“S”纹、“回”字纹、锯齿纹等。主要器形有釜、罐、瓮、豆、钵、灯座形器等,陶器中多圜底器,少量平底器。陶器制法有手制和轮制两种,手制陶器很不规整,器胎厚薄不均,内壁留有深浅不等的按窝。轮制陶占有一定数量,器形规整,器胎均匀。

  杨家嘴文化遗存中出土一批中原商文化的器物如簋,大口尊、豆等,又出土一批川东巴文化遗存特征的器物,如釜、罐、灯座形器等。时代为商代。

  4.秭归鲢鱼山遗址

  鲢鱼山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中部之北岸,西距秭归旧城约6公里,遗址南临大江、北依高山,东西均有山涧横流。因该处形似鲢鱼而得名。

  1958年和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此遗址作过调查和试掘,1981年,湖北省博物馆又一次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遗址东西长80、南北宽50米,层堆积厚1米。以夏商文化遗存为主。

  采集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陶器比较粗糙,以褐陶为主,还有黑陶、灰陶、红陶和掺炭陶。主要纹饰为交错粗绳纹、细绳纹、方格纹,还有划纹、弦纹等。器形主要有敛口罐、侈口罐、直领罐、壶、盆、豆、鼎足、灯座形器等。

  石器主要为打制石器,比较粗糙。器形有石斧和刮削器等。

  从鲢鱼山遗址的文化内涵看,其陶器以敛口罐、侈口罐、灯座形器为特征,应属早巴文化遗存。时代为商代。

  5.江陵荆南寺

  江陵荆南寺遗址位于荆州城西1.5公里,于1982年发现,1984、1985年,由荆州地区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了两次发掘。遗址为一长方形台地,东西长约120、南北宽约60米,面积约7200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堆积厚约2米余。可分六层,包涵有东周、西周、商代、龙山文化、大溪文化等不同时期的堆积。其中以夏商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该期文化遗存中发现有灰坑和墙基等遗迹。灰坑有圆形、圆角长方形以及不规则形。墙基形状不明,可能为房屋遗迹。

  文化遗物有石器、陶器、铜器、卜甲以及动物骨胳。

  石器种类有石斧、石锛等。铜器皆为小件,有镞、鱼钩和削刀等。出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还有少量的硬陶和原始青瓷。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其他还有方格纹、网格纹、米粒纹、附加堆纹、弦纹、云雷纹、叶脉纹、圆圈纹等。陶器中主要器形有鬲、釜、深腹罐、凸

  肩罐、豆、碗、大口尊、缸,另有盆、甑、罍、盂、壶、杯、 和器盖等。

  荆南寺相当于夏—早商的遗存,依据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的不同特征可分为七期。

  第一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时期,第二、三期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时期,第四、五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第六期相当于殷墟一期,第七期相当于殷墟二期。从陶器演变规律看,第一、二期之间有缺环,自二至七期则呈连续发展,联系紧密。

  有的学者把荆南寺的陶器分成四组,其中的B组陶器中,有一些陶器如釜、凹肩杯、高领台棱罐、敛口花边碗等与峡江及川东的同时期的陶器风格相同,这一类型的特征在遗址的第六、七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说明这一类同于峡江地区的文化遗存在商末的一段时期内、在荆南寺遗址占主导地位。也即这一与早巴文化有关联的文化因素在殷商时对荆南寺一带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时期正是巴文化扩展的时期,其最东已经到了江汉平原西部边缘。

  从以上遗址的文化内涵中,我们可以找出一类以釜为代表的陶器群遗存。这类遗存分布沿长江一线,东达江汉平原西缘,西至川东,出现时期为夏商之际,延续时间长,文化因素稳定,尽管随时代的不同,这一器群在形制、组合及功能上不断地在变化,但其主要特质一直得以保留。这类在空间上有一定地域分布,在时间上发展连续,在文化特征上具有共同性的遗存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与传统中的巴人的早期活动地域吻合,应属巴人族群的文化。

  由以上遗存 可归纳出考古学巴文化的特点如下:

  陶器:陶质以夹砂褐、灰陶为主,陶胎较厚,多为手制,粗糙。纹饰以绳纹为主,有相当数量的篮纹和方格纹。器形以圜底器和平底器居多,少量圈足器和三足器,器类主要有釜、侈口深腹罐、灯形器、角形杯、豆、盉等,组合以釜、罐为主。

  石器多以卵石打制而成,少数磨制。用于砍、削的较大型工具较多,小型石器少见。特别流行蚌壳形石片刮削器。器类有斧、锛、凿。

  铜器极少见,仅个别铜凿、镞等工具。

  早期巴人的墓葬为不规则的土坑墓,将尸体放入,无棺椁,无随葬品。

  结合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述,我们可以勾勒出早期巴国的历史面目。

  巴文化形成于夏商时期,其源地为峡江地区,其在发展过程中,除保留原有传统外,大量地吸收了周边其他文化的先进因素。如中原的商文化、南方的印纹陶文化以及川西的蜀文化等。揉合到自己的文化特色中,不断地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这表现在文化遗存中,就是巴人遗址中有大量的商文化特征器物,如鬲、 、簋、大口尊、斝,蜀文化的特征器物如鸟首形柄、

  高柄豆以及南方印纹陶文化的几何形纹饰等存在。这时,巴文化迅猛发展,巴人为了更多地与其他文化接触,逐步地走出偏远闭塞的山地,向民族杂居集中的江汉地域扩展。到商末时其势力

  深入到了江汉平原的西缘。这从荆南寺遗址商代晚期文化遗存中有强烈的巴文化因素可见一斑。巴人在此逐步站稳的同时,其氏族社会组织迅速地解体。这一时期的巴人处在一种游动农业阶段,无固定住所,可能是由于战乱或水患,经常迁徙。由于经济生活的不稳定,这时的制陶

  业虽已经发展,但不是很发达,冶炼业尚未兴起,铜器少见,仅为一些工具和兵器。这时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由原始的部落联盟制向家长奴隶制过渡。商末周初,巴人建国于今河南南部和湖北的汉水流域,周人伐商,巴人成为周人的一个重要盟军,身先士卒,立有奇功。周

  王朝成立后,封巴以子爵,巴国成为周朝的南土。这时也是巴文化的鼎盛时期。正当巴人有所发展的时候,从江汉地区悄然兴起了一个楚国,楚国迅速掘起,使得巴国和楚国有了相当密切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联系。随着楚国的强盛,“侵凌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巴国也成为楚的附属,参与楚的兼并战争,《左传·文公十六年》:“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春秋中期后,楚国的疆界逐步扩展,对巴国构成威胁,巴与楚之间的摩擦增多,《左传·庄公十八年》:“及(楚)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

  ……。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左传·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围鄾。”从以上三条史料可知,巴人与楚的争战越来越频繁。巴人为了避开楚的锋芒,逐渐把政治中心西移。春秋中晚期,巴国地望,大体在楚国西北部,中心在汉中、巴山一

  带。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已成为“南卷沅湘,奄有南海”的泱泱大国,战国七雄之一,巴已无力与楚抗争。只能在汉中巴山一带苟延残喘。为了避开西方新兴起的秦,以及东南方的楚的夹击,巴国只得向川东、川北和川南发展。《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巴)东至鱼复,西至 道,北

  接汉中,南极黔涪。”“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至平都,后治阗中”。就是对战国时期巴人不断迁徙、政治中心逐步西移的历史的真实写照。(来源:《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责编:郭翠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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