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章京 摄像:曾南杰 周炳戌
让我们回到一百多年以前,十九世纪末,清朝的光绪年间,正是中国的满清政府走向衰落的时候。公元1892年,在工部任职的章炳焘以五品同知衔的身份来到河南省南部的内乡县任县令。由于兵荒马乱,当时内乡的县衙门已经被捻军烧毁三十多年了。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后,这个擅长土木工程建设的章炳焘竟然能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修复了这个县衙,而且比以前历代县衙规模更大,功能更加完备。
为了修复内乡县衙,章知县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那就是命令每个打官司的人,赢了官司要捐一笔钱,输了官司要罚一笔钱,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募集到了大笔的资金。从1894年开始到1897年,历时三年,修建了这座庞大的县衙。它占地共二万四千多平方米,共有房屋三百余间。由于内乡县的地位在当时很重要,章炳焘这五品官的官衔也不小,所以这内乡县的衙门也就比南阳当地其他的七品县衙要气派好多。除了这座规模庞大的内乡县衙外,在今天的南阳,还保存有一座完整的府衙。府衙是比县衙高出一级的行政机构,一般可以管辖几个县级衙门,这里的知府是正四品官员,打理的大多是比县官更为重大一点的事情,但府衙在建筑的样式格局和功能上都和县衙非常地一致。在南阳西部还有一个古代的繁华小镇荆紫关,,它有地位更低一些的衙门,一般称为总爷府,大概其主人是一位千总把总之类的武将。由于它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这衙门的功能也与府衙和县衙有一些区别,这样一来,在南阳就保留了三种不同级别的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完整形制,使今天的人能够通过它了解过去的历史。
由于在中国的清朝有文官回避制度,原则上县级以上的官员任职时,都要远离他的家乡五百里以外,所以到南阳任职的官员中有许多南方人,章炳焘本人就是浙江绍兴人,这使得他在修建县衙时,引进了许多江南的建筑风格。在这里,北方的四合院和南方的封火墙交相辉映,北方常见的单体硬山式建筑又被具有江南特色的回廊巧妙地连接到一起。建筑风格上的多样化,一般从属于它实用性的功能,内乡县衙也不例外。它在建筑上的整体布局,服从于它作为封建社会基层行政单位所体现的功能,在这一点上,全国从大到小的衙门都具有完全相同的特点。这些相同的建制,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行政管理结构和政治统治理念。
从北京的故宫到内乡的县衙,在这龙头和龙尾之间,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致性。龙头的朱漆大门上有狰狞的兽头门环,它体现了政权的强制性特征;而在龙尾的内乡县衙,它的黑漆大门上也同样有一个狰狞的兽头门环。实际上,衙门的牙通牙齿的牙,原意是指带有獠牙的门。
而在基本的建筑布局上,北京的故宫是一个以中轴线为主的建筑结构,因为古代中国人崇尚中央,中庸这样一些价值观念,在《孟子》这本书里就有“立中国而抚四夷”这样的说法,认为自己是在世界的中央,所以中国人非常重视居中的位置。
仪门之后,中轴线上的建筑是大堂,也叫公堂,正堂,公庭,正厅等,是知县举行重大典礼、审理重大案件,迎送上级官员的地方。公案后面的墙上,绘有一幅重要的象征性图画——海水朝日图。图上象征县官的仙鹤正在向代表封建皇权的太阳飞去,显示了县官手中的权力来源,公案上的一些办公用品,重要的是这绿头签和红头签,绿头签是批捕签,红头签是惩罚签。当这签掷地有声的时候,便意味着一项重大案件正在审理的过程之中。
大堂的后面,中轴线上便是县令日常办公的场所,叫二堂。别人如进入二堂是要向这小屋里的门房禀报的。内乡县衙的二堂又叫琴治堂,桌上的笔墨纸砚使这里显现出沉思的色彩。琴治堂的得名来自于《吕氏春秋》中的一个典故,讲的是古代上谷县的一个县令俞子建善于用道德来治理属下,平时只在二堂上鸣琴鼓瑟,不用事事操心的意思,显示出古代官员们对于以道德来治理国家的理想。
二堂后面,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便是三堂了。三堂是知县日常起居之所,但凡会客,商议政事,处理一般公务都在其中,有些涉秘和不宜公开的案件也在这里审讯处理。三堂又是知县的一般生活区,知县在这里可以品茗、更衣和读书。三堂东西两边院落里居住着夫人与子女,知县可以在这里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三堂的后面又有后花园,为县令和家人游玩的场地。 从大门到后花园,显示出衙门里“前庭后院”的结构。前为办公区,后为生活区,一县之令的生活与工作都在尽在这尊贵的中轴线上了。
除了中轴线上的这些重要建筑外,在仪门和大堂的中间,中轴线的两边还对称地排列着吏、礼、户、刑、兵、工六房,对应着中央政府的六部,是辅佐知县处理专门事物的机构。六房的排列左边为吏、礼、户文三房,右边为刑、兵、工武三房。前述的三堂和这六房便构成了县衙最基本的功能性场所。
内乡县衙是一个大型的衙门,除了三堂六房之外,还按照左尊右卑的顺序修建设了许多辅助性的院落。在大堂的左边为县丞衙,右面为主簿衙。二堂和三堂的两边又有东西帐房,东西花厅等。东西帐房是衙门里边处理钱粮的地方。而东西花厅是官员的妻子和儿女分别居住的场所。
在旧日的县衙中,县官统领着立法、司法和行政之责,对子民们掌握着生杀予杀之大权。大堂内的这些刑具和兵器,显示着作为一县之长,在这块土地上无限的权威,在内乡县衙里面,现在有一个专业剧团,常年为前来参观了解衙门文化的游人们表演着过去县官审案的一些具体过程和细节。
在各级衙门里都有一重重的大门,这些大门上大多挂有一些楹联,它反映了作者们对为官之道的思考和对官民关系的表述。在内乡县衙的大堂两边就有“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在南阳市区的南阳府衙的正门上,也挂有“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窗外鹃啼鹊噪恐有冤民”的楹联,还有挂在仪门两边的“民情虽有顺逆从修齐治平可造盛世,官品本无高下能公正廉明才是青天”。对古代官员们的所作所为一般没有完备的监督措施,很多情况下,只能依靠官员的道德自律,所以从明代朱元璋开始,在各地官衙前的照壁上都绘有一幅叫“贪”的怪兽的画像,这是用以警告官员们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不要贪污的警示画。 在内乡县衙的仪门后还有“公生明”碑,背面有南宋皇帝赵构手书的诗人黄庭坚《戒石铭》刻石,内容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警戒词语。说到官员的自律,在今天的县衙门口还立有两块石碑,其中这块《三院禁约碑》就详细规定了官府招待各种宾客所用的钱粮,仪仗等项花费,并按官员等级制定出严格的规则,谁也不能逾越一丝一毫。一些严于自律的官员往往得到人民的敬重和爱戴。受到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一些廉洁奉公,体恤百姓的人称为父母官。实际上,“父母官”这个称谓最早在民间的流行是在汉朝时的南阳郡。西汉元帝时,有个叫召信臣的南阳太守经常像父亲一样关心民众疾苦,人们也把他像父亲一样来尊敬和爱戴,把他称为“召父”。东汉光武帝时,还有一个南阳太守叫杜诗的,他发明了水力鼓风炉用以冶炼钢铁,铸造农器,积极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被人们称作“杜母”。从此以后,人们就把廉洁奉公,关怀百姓的官员称为父母官。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出现了许多体恤民情,鼓励生产的优良传统。每年的立春前后,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最有诗意的几天,在这几天里,各地的官员都以“打春牛”的仪式来勉励农民耕作。在这一天里,就连北京的皇帝也象征性地扶犁驾耕,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勤奋劳动的气氛里。一个基层的县令,他的日常职能除了鼓励农业生产之外,还有征税纳粮,灾荒赈济,听诉断狱,教化百姓,兴学与科举等工作,与民间的联系最为紧密,往往要做一些与百姓利益休戚相关的事情。象这只在南阳县衙里的标准石斗,就是清朝道光年间县令熊延基所制,它是为了防止粮行剥削农民所用,起到了安抚民心的作用。
在中国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社会,发展农业生产是各级衙门最重要的职能。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区的不同,官衙的职能也就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在南阳西部的繁华的小镇荆紫关,从战国以来就是一个繁忙的水陆码头,又是一个军事要冲,在这里有一个总爷府,它除了维持地方安定外,还在当地繁忙的商业交易起到了调节和稳定的作用。
荆紫关位于南阳市的西部淅川县边境上,与陕西、湖北两省接壤的地方。在这条叫做白浪河的小河边上有一个村落,村中有一个三省界碑,界碑不仅标志出三省分界的具体方位,还铭刻着三省百姓友好交往的历史。离这块界碑不远的地方,一条叫做丹江的大河缓缓流过,它上通陕西省的龙驹寨,下至湖北省的老河口,在过去是一条沟通中国南北方的黄金水道。在今天铁路和公路运输非常发达,早已取代了丹江航运。但在河边上还留有一座清代风格的小镇,向人们讲述着过去繁华的历史。根据有关记载,到了唐代,荆紫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热闹的集镇。明朝和清朝,是荆紫关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已经形成总长约2.5公里的繁华的商业街。
由于荆紫关是丹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所以镇上还留有多处商会的会馆遗址,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湖广会馆和山陕会馆。南方湖广地区的商人多是坐船而来,所以他们供奉古代治水有方的大禹。而北方山陕地区的商人多是由陆路而来的行商,所以他们会馆的门口有方便马车行驶的马车道。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此地建屋盖房,小镇上也就留下了各式各样风格独特的房屋建筑。像这种硬山式的房屋,是一种典型的北方房屋样式,从这个院落的规模和格局,便可以想象到当年的主人是多么风光和阔气。而南方曲折的回廊,重叠的月亮门,以及在街道上处处可见的带有高耸壮观的风火墙的屋顶,也无不向人们显示出当年有多少南方商人来此落脚。
荆紫关的繁荣是靠航运来维持的,镇上的人常年在江上航行,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所以在小镇上修建了保佑船只平安航行的庙宇平浪宫。在宫里供奉的是丹江流域特有的保护神杨四爷。传说,杨四爷是古代的一个将军,他曾经治水有功,祷雨辄应,连河道中的龙王都怕他,所以船工们把他作为保佑自己的神明。如今丹江河道虽然已经断航,可杨四爷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变成了地方上的保护神,至今得以香火不断,许多人现在还祈求杨四爷的保佑。
想象中的神灵未必能保佑人们的幸福,而现实生活中却必须要有人来保证一方水土的平安。据专家考证,荆紫关的这个军事性质的衙门不仅在维护当地商业繁荣,也代行税收等地方政府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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