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六十周年。6月，两位韩国记者悄然来到昆明，找到社会科学院的龙东林院长，向他打听一支朝鲜民族抗日武装当年在昆明的活动遗迹。据他们说，这支部队在昆明的一所特殊的军事学校受训以后，就奔赴了东北边境地区的抗日战场，随即在1920年10月间，歼灭了日本讨伐队400多人，创下了朝鲜民族独立史上著名的青山里大捷，成为了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一支铁军。他们的领导人李范是将军，更成为日寇投降以后韩国建国的开国元勋。
韩国记者的要求，却让熟悉昆明历史的龙东林犯难了，他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在昆明还活跃过一支朝鲜民族抗日武装的身影。他来到大学里去询问有关的专家，却没有打听到一点下落。
韩国记者失望地离去了，这件事情像一块石头一样沉甸甸地压在龙东林的心头。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学者，龙东林对昆明的大街小巷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至今在昆明街头，还保留有不少当年的战争遗迹和旧址，但没有一处能够透露出当年这支朝鲜抗日部队的信息。他们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昆明受训？难道昆明还存在过一所跨国性的军校？
昆明社会科学院院长龙东林：既然是韩国那么重要的一个电视台，就MBC，他能派出记者来到昆明来拍这个专题，应该是这个事实在韩国应该是公认的，那么昆明之所以找不着，就是我们线索还没有查到。
事有凑巧，昆明著名的收藏家殷晓俊这时在一家古董商店里，淘到了几本毛笔抄写的珍贵书籍，包括战略，战术和工程等等的内容。专家们认为这是一套很有研究价值的完整的军事教材，那么它会不会跟韩国记者所要寻找的那所军事学校有关系呢？
昆明收藏家殷晓俊：但我有一册打开的时候，就看到它是庚子年修订的，这个庚子年，也就是1900年。细心的殷晓俊仔细查找当时昆明的所有军事单位，发现了在昆明出现的第一所军校。殷晓俊说：这个庚子年的话，也就是我多年在追踪的云南武备学堂是1899年开始组建，1900年开始上课，这是正常的。
昆明发现了最早的军事教材，给龙东林的调查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他找到历史学家谢本书了解情况。谢教授虽然并不知道云南武备学堂和朝鲜抗日志士之间有无关系，但还是力所能及地提供了一些背景资料。据考证，清朝末期的昆明的确出现过军校，它是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危机的产物。
在清朝统治的后期，屡屡遭受到列强的入侵。1894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在两年时间里，日本在海上和陆地都对中国发动了进攻，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军事技术落后，中国遭到了全面的失败。清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朝野上下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整军习武，以救危亡”。一些以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为主的旧式军队逐渐装备起新式火器，也从国外翻译了新式的教材来培训军官。
谢本书说：云南因为地处边疆，当时清政府给云南的名额是两个镇，就是建立两个镇的陆军，新式陆军。当然直到辛亥革命前期，云南只建了一个镇，就是第十九镇，要建立这个新军，就急需新式教育军官。
专家们认为，殷晓俊发现的这套教材，就是云南新军培训新式军官的教材。
在昆明社会科学院院长龙东林的记忆中，当年和中国接壤的朝鲜，几乎是同时遭受到日本人的入侵的，两国之间都有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经历。那么作为清朝训练新军抵抗外国殖民者的云南武备学堂，是不是就是这批朝鲜民族抗日志士当年留学受训的地方呢？9月份，他决定去一趟韩国，实地调查搜寻有关的资料。
与此同时，收藏家殷晓俊先生在继续研究他收藏的这套教材。通过考察当年云南新军和武备学堂面临的处境，他发现，它们都无法完成清朝政府期待它们的抵御外辱的历史使命，竟然成了一所非常短命的学校。
殷晓俊说：而云南这个地方的话，英国的势力从缅甸已经过来了，法国的势力从越南已经过来了，甚至的话，在那个时候，法国的话，已经把云南府，就是现在的昆明，已经划为他的版图。所以也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法国的总领事，是强行地进驻昆明。两年以后，他就得到大清帝国的执照，他进昆明的话，是强行地在这里设立领事府，强行把他的法兰西的旗帜挂在昆明的。
在面临英法帝国主义入侵的严峻的形势下，尽管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多名朝廷重臣来整顿云南的军事，也不能挽救云南武备学堂摇摇欲坠的命运。
1904年，正是昆明的多事之秋。法国殖民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开工修建一条由法属殖民地越南通向昆明的铁路，妄图掠夺中国云南省富饶的资源。清朝当局为了抵御外辱，保护边疆，从云南选拔了一批素质好，又有爱国热情的年轻人留学日本，学习军事。这批人回国以后，于1909年，在武备学堂的基础上，又建立起一所崭新的近代军事院校：云南陆军讲武堂，期望它能够培养出重振云南军事的人才。
在昆明的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一个叫朱德的四川年轻人，当年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没有被录取的故事。据说，朱德和他的一个叫做秦昆的好友，从成都出发，在四川和云南之间的崇山峻岭之间跋涉了70多天，前来投考昆明这所刚刚开办的军事院校。
但入学考试过后，同为四川老乡的秦昆金榜题名，而朱德却名落孙山。这是为什么？细问之下，秦昆告诉他自己改填了云南的籍贯。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说：因为他一开始作为云南这个边陲，防范法国和英国对云南的入侵，因此他一开始把这个目标就定在，就是招云南籍的军官。
朱德急于考入讲武堂报效国家，在第二次参加考试的时候，就迫不得已把自己的籍贯改成了“云南蒙自县”。可这一次却发生了新的意外，虽然他被讲武堂录取了，但一个教官发现他的四川口音跟填报的云南籍贯不符，于是决定开除他的学籍。
争执闹到当时的校长李根源那里，他宽容地做出了决定：留下朱德。在当时，谁又能想到，李根源的这个决定，深深地影响了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吴宝璋说：本身李根源当时是同盟会云南支部的负责人，因此，他要罗织人才，所以他感觉到朱德这是一个苗子。
就是这双历经长途跋涉的脚，穿着草鞋走进了讲武堂，几年以后，当它穿着军靴再走出讲武堂的时候，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将为之震撼。若干年后，当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将军回忆起讲武堂那段难忘的学习经历时，不无感慨的说道：“我们都是战神的信徒”。
当朱德在讲武堂学习的时候，战神也正在昆明的上空盘旋着。
在帝国主义列强连续的打击下，满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建立起的新军也无法挽救它灭亡的命运。讲武堂的大部分教官，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开始追随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加入了他创办的同盟会，开始了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封建统治的秘密活动。当年轻的朱德考入他们任教的云南讲武堂后，也迅速地加入了学校里进步的同盟会组织，密谋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
1910年前后，中国和朝鲜的民族危机都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已经正式宣布吞并了朝鲜；在中国，4月1日滇越铁路正式建成通车，从此，这根插在中国云南省的吸血管就开始大口吮吸中国人民的鲜血。在滇越铁路通车仪式的当天，讲武堂的校长李根源就带领学生来到昆明车站，让他们亲眼目睹云南人民遭受的耻辱。看到法国铁路工作人员在车站耀武扬威，有的学生当场痛哭失声。回来以后，李根源写下了“坚忍刻苦”四个大字，作为讲武堂的校训，他对学生们说，这个校训的精髓就是“拼死”。
谢本书说：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已经迫在眉睫，而清朝政府又十分腐败，在这种情况之下，李根源提倡拼死精神，带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非常重要的针对性，他就是要号召我们的讲武堂的师生们，讲武堂的学员们，为祖国的危亡而不惜自己的生命来挽救祖国，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2005年9月，在韩国调查的昆明社会科学院龙东林院长得到消息，经韩国学者朴钟一查证，韩国开国元勋李范是在昆明接受军事训练的时间是1916年，那么那所学校很可能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
由于云南地处边陲，远离中国北方清朝统治的中心，革命力量就有可能在这里悄悄地蓄积力量，许多进步书刊都在讲武堂师生中悄悄传播着。
云南陆军讲武堂遗址管理员倪宝兴说：当时法国要把云南变成它的殖民地，就在云南设了一个邮政局，它的邮品不受满清政府的检查，好多的进步革命的刊物都是通过它寄进来。当局要检查的时候，讲武堂的学员要不就把它用火烧了，要么就把它埋起来，但是革命的进步的思想已经牢牢地记在了大脑里面。
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黄毓英的同盟会员会常常潜入新军士兵的宿舍里，进行进步思想的动员。黄毓英：大家还酣睡不醒啊，你我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你我中华男儿，与其被人当牛马驱使而终不免死，不如于枪林弹雨中为同胞求幸福而死。
倪宝兴说：有个学员叫李伏龙，他每星期休假外出的时候，都要到云南省军械局去视察一周，然后又到总督府的大门去看一看，主要是为以后的起义进攻做准备。
1911年10月10日，推翻封建清政府的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了。在短短的十多天之内，上海，广州，福州，南京等省会城市相继起义。（减一段特技）滇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和将武堂的教官们，聚集在一起密谋响应，10月30日，也就是晚间9点钟，新军的秋季演习结束的时候，起义开始了，当时在新军任下级军官的朱德带领一个连的兵力经过整夜的激战，才攻下了总督府，起义取得胜利。事后朱德回忆说，满清政府已经腐朽得不堪一击了。
谢本书说：战斗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据我们所知，它是武昌辛亥起义前后，战斗最激烈的省份之一。按照学者们的研究，武昌首义最激烈，其次就是云南起义。就是云南起义仅次于武昌首义的战斗的激烈程度，牺牲了一百多人。
在四年以后的护国战争中，讲武堂出身的军人们，用拼死精神再一次挽救了民族的危亡。当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窃取大总统职位的军阀袁世凯做起了皇帝梦，在美国，日本等列强的支持下妄图复辟帝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1915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间，时任滇军副团长的朱德奉命率部星夜兼程从蒙自县向昆明进发。同时，滇军的高级将领和讲武堂的教官们，也在杀血为盟，决定举行讨伐袁世凯的起义。第二天，就组成了讨袁军，分别向云南省的周边四川，贵州和广西进攻。
在护国三军中，以蔡锷所领的第一军战斗尤其艰苦。最为激烈的战场是在四川纳溪的棉花坡，朱德临危授命，以3000人左右的部队对敌6000多人作战，阵地反复争夺了40多天，朱德对战士动情地说：我们的确打得很苦，许多弟兄都牺牲了……但我们是为保卫共和而战，生为共和的人，死为共和的鬼，不推翻袁贼，我朱德死不瞑目！阵地最后终于被朱德组建的敢死队拿下。几个月后，袁世凯就在走投无路中病死，护国运动终于取得胜利。
昆明社会科学院的龙东林院长从韩国回来后，接到了韩国学者朴钟一收集后发来的资料。朴中一收集的材料再一次证实，朝鲜被日本吞并后，皇室后裔李范是将军在1915年逃亡中国东北，第二年辗转来到云南，年仅16岁的他化名为南洋华侨李国根，进入讲武堂第十二期受训。那么，李范是将军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到遥远的中国云南上学呢？
原来，护国起义胜利后，云南陆军讲武堂名声大振，也引起了亡国后的朝鲜民族抗日志士的注意，他们纷纷来到讲武堂求学受训。当时讲武堂内还有一批越南学员和不少东南亚的华侨，成为了东亚，东南亚地区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军事培训基地。
讲武堂这期间为朝鲜民族培养出军事人才50多人，分为骑兵，工兵，炮兵，步兵等科目。他们在这里不仅学到了西方新式武器的用法，还学到了中国独特的游击战略战术。同时，他们也和中国学生一样，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而刻苦地训练着。
倪宝兴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一片的停车场，就是当年讲武堂的厕所，它有一百多个茅坑，因为学员比较多，每个茅坑前面都插了一根竹竿，为什么插这根竹竿？学员的话军训比较累，比较艰苦，每次方便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都有一点困难，所以就插了一根棍子，就方便站起来。
吴宝璋说：这样呢久而久之在昆明人当中就流传了一个歇后语：拉屎扶杆子，干把稳事。
在昆明翠湖边上，这个巨大的米黄色四合院，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保存下来的主要部分，它是1907动工兴建的，大门是哥特式的门楼，属于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寓意着海纳百川，广泛吸收东西方军事思想。如今的讲武堂，还保存着当年起义时用过的武器，墙上还有着讲武堂师生唱着它慷慨赴死的军歌。讲解员和车模在唱歌：风云滚滚，感觉他黄狮一梦醒，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但凭着，团结力，旋转新乾坤。哪怕他，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练成铁肩但重任。壮哉中国民！
云南陆军讲武堂仅仅存在了26年，然而它总共培养出各类军事人才将近1万人。从这些毕业生中产生了40位上将，72位中将和数以百计的少将。讲武堂还为中国周边遭受殖民侵略的国家培养出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
在昆明拍摄的这些天，我们没有寻找到一个还活着的讲武堂老人，除了年代久远的因素以外，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战争年代里，相当多的讲武堂师生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统计，仅仅在抗日战争时期，讲武堂毕业的将校以上的军官就牺牲了100多个。
很不容易打听到昆明郊区有户人家还保存着讲武堂毕业的烈士的遗物，我们走了整整一天的山路，找到了这户人家。这位老人从屋子里取出了自己父辈的讲武堂毕业证书。
嵩明县白邑乡甸尾村村民刘存孝：这个是毕业证书了，我老祖宗的，在讲武堂的毕业证书，这是讲武堂的丙班生。陆军讲武学校工兵科学员刘国威，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说，睡狮猛醒，所以当时设计这个呢，只是设计，现在这成了事实了，一百年后，这成了事实了，就是睡狮猛醒了，我们中国已经富强起来了。
像这位叫做刘国威的烈士一样，从讲武堂走出来报效祖国，血洒疆场的毕业生和为了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军人们，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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