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刘观宏 摄像：张文田
2006年，4月的昆明，草暖莺飞。清明节这一天的清晨，这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又来到了他们恩师闻一多先生的墓前，静静地凭吊。他们缅怀的是六十年前的一个传奇——西南联合大学。整整60年了，红颜成了白发，西南联合大学早已恢复成如今的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然而逝去的一切，对这两位老人来说却是无法忘却的。
60年前在昆明这片土地上，有过怎样的岁月让他们如此无法忘怀？为了探寻这60年的风雨历程，摄制组特意赶到这两位老人的家里拜访了他们。妻子朱汝琦拿出珍藏多年的相册，里面有很多六十多年前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能引发老人对六十年前的回忆。
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抗战时期的临时大学。战火纷飞中，北方很多高等学府纷纷南迁，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这三所久负盛名的学校来到昆明三校合一，临时组建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学生张世富说：“当时在联大学习的学生当中，从战区来的学生很多，都叫做战区学生，有的又叫流亡学生，有从华北来的，有从华东来的，有从华南来的。”
当半壁国土沦陷时，张世富与所有怀抱许多梦想的年轻人一样，带着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民族的爱，离开故乡北平辗转来到了美丽的彩云之南。朱汝琦久久凝望着丈夫年轻时候的照片。朱汝琦说：“他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他）刚刚上联大，他比我早两年。”
照片上的张世富是一个英俊挺拔的青年人，他是西南联大39级心理系的学生。而妻子是42级外语系的学生。艰苦的环境并没有磨灭年轻人的天性，形式多样的学生社团让西南联大的校园充满活力。张世富参加了其中的诗社、体育会、和合唱团。他与妻子最初的相识，就是在西南联大合唱团。张世福说：“我们是在联大认识的，在歌咏团认识的，感觉她很朴实，（跟）她一起唱歌呢，我感觉到也是个音乐爱好者，所以首先是一个共同语言。”
第一次相识，他们唱的是西南联大的校歌。
张世富说： “合唱团做游戏的时候，我想跟她多接触接触，我们就玩这个碰球游戏，她是2球，我是6球，我的6球碰2球，我老是碰这个2球，目的就是引起她的注意。” 朱汝琦说： “玩游戏，碰球碰到我头上了。我本来对他没有任何印象，就是这次游戏，他什么意思啊，以后就注意他了。”
后来张世富才知道，朱汝琦也是北京人，由于抗战跟随家庭一路颠簸来到昆明。
张世福说：“她父亲也是京汉铁路局的一个职工，我的父亲也是京汉铁路局的一个职工，她的父亲也是随着抗战跑到西南，我们家也是跑向西南，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就更加亲密了。”
两个来自北京的年轻人，就这样在昆明相识相知。不仅是他们，所有联大的师生都对那段岁月有着格外真切的感受。与朱汝琦同岁的冯宗璞现在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她与父亲冯友兰在昆明一起生活了整整八年。
冯友兰女儿冯宗璞说：“我们回到北平来以后，很多年大家都很想昆明。”“我父亲他们当时正当壮年。到昆明以后留了胡子，我父亲和闻一多先生都留着大胡子，闻先生在家书中说，从长沙到昆明走出了好几个大胡子，只有我和冯芝生的最美，冯芝生就是我的父亲。”
蓄须明志成了日后文坛的一段佳话，也昭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上至校长下至学生都对中国民族怀有必胜的信念。民族文化正需要有这样一些坚定不移的传承者。
60年前的联大就实行了自由选课制，选课并不受专业限制，这一切对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时，张世富选了英文系的《英国文学史》，尽管他学的是法语，教这门课的老师是鼎鼎大名的吴宓教授。
朱汝琦说：“我感觉他是因为我的缘故才选修了这一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考试他考得特别快，很快就答完交卷了，我还没答完。吴宓也很奇怪，就看他的卷子。”
张世富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考试，也赢得了朱汝琦欣赏的目光。
这个清癯挺秀的中年人就是当时实际管理西南联大的梅校长——来自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教授。办学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校舍问题。他找来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进行设计，但经费的短缺和建筑材料的匮乏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恐怕很难想象，这些简陋低矮的屋子竟然是出自一代建筑大师之手。
张世福说：“草棚子，窗子是没有的，贴一点报纸，讲究的贴一点绵纸，冷天就是吹。”
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华北早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的特殊时刻，能够拥有这样一席听课读书的地方，就尤其珍贵。在这样的校园里，两颗心贴得更紧了。当时，喜欢音乐的朱汝琦在利用午饭时间学钢琴。
朱汝琦说：“只有吃饭的时间可以练琴，我那时候劲头还挺大的，就牺牲吃饭时间，我就买一个大饼，常常去练琴。”张世福说：“每次学我都陪她去，为了我们共同的爱好，我说你学钢琴，我支持你。”这条通往琴房的小路，他们不知走了多少遍。从这条路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如今，他们最常演奏的曲子依然是联大的校歌。60年的风雨历程，只有这首歌才能表达他们对于母校的情怀。
战争阴云笼罩昆明，联大师生磨难重重。闻一多为生活刻章治印，一肩挑起生活教学两副重担；飞虎队支援中国空军，文弱书生投笔从戎。美丽的彩云之南并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它同样处在民族危亡的血雨腥风下，任何人都不能幸免。
冯宗璞说：“是1938年9月28日，我记得，大概是第一次。”从这一天起，日本飞机毁灭了昆明以往的平静。他们的老师吴宓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吴宓日记》“2：00 见日机27架飞入市空投弹百余枚，烟雾大起，火光迸烁，响彻山谷。”从此，跑警报成了联大师生的家常便饭。张世富与朱汝琦也常常在慌乱的人群之中。
朱汝琦说：“那天是白天，我们两个原来呆在一块，一听见预袭警报来了，同学们都纷纷地马上跑起来，往这个方向跑，我们两个也是，一般是翻过铁路就跑到后面那个红山上，当时我们两个就躲在两个坟堆中间。”张世福说：“就看见有三架飞机，扔下来十几个炸弹，晃晃悠悠，晃晃悠悠，丢下来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后来解除警报后，回到新校舍一看，正好我们那个宿舍中了头彩，整个宿舍都没有了，炸了一个大坑。” 被炸的不只是宿舍，还有他们的教室。联大学生李希文说：“我上过冯友兰先生的伦理学的课，上了整整一年。我们上这个课没有教室的，是在一个炸弹坑里，每天教务处办一个黑板到炸弹坑边上，冯先生每次都是提前4、5分钟，穿一个蓝布大褂。”
现在的梅园是梅贻琦校长捐赠自己的工资修建的，当年他曾亲手种植过一些梅树。“这是日机当年轰炸昆明时，这个地方落了好几个炸弹，炸出大坑来。” 现在很难想象在这汪清澈的池水下，当年是怎样的情形。张世福说：“1942年春节，我们一文钱都没有，我说朱汝琦你有没有钱啊，请我吃个锅盔咱们过年吧，她说我也没有钱，我们过年就这么过去了。” 为了生活，张世富做过电影院的放映员、茶馆的服务生，当他找到第一个正式工作后，曾经做过非常浪漫的一个决定。
张世福说：“1943年，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中学教书，拿的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双鞋给朱汝琦。不是买的是专门订做的，要的钱恰恰是我工资的全部。她好高兴啊，经常地穿着那双鞋跑来跑去。”
那段时间，日本飞机经常骚扰昆明上空。为了躲避轰炸，数学系的杨武之教授带着全家住进了龙院村的惠家大院。杨武之教授的孩子们就在这个院子里留下一张合影，这是他的大儿子，在联大物理系读书。多年以后，就是这个孩子，与联大的另一名学生李政道一起，成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他就是杨振宁。
为了寻访联大当年的痕迹，摄制组从市区出发，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龙泉镇司家营村。司家营村61号就是当年的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走进大门，主人告诉我们，这也是闻一多与朱自清合住过的地方。现在基本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这上面当时住的什么人，上面当时住的是朱自清、浦江清……”“这是闻一多女儿住的房间，那这很矮啊……”
狭窄的楼梯，低矮的房屋，旧式的门窗，这就是典型的昆明民居。随着战事发展，整个昆明物价飞涨，联大教授不仅要继续担负教学与科研的重任，还要为自己的日常生活苦苦挣扎。
一份广告在校园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发广告的是中文系的闻一多先生，为广告联名推荐竟有十几位教授，其中包括梅贻琦校长。看到最尊敬的老师发出广告，张世富连忙带着同学去找闻先生刻图章。
张世福说：“闻先生态度非常好，你们请坐请坐，给我们让座，然后你们要什么图章啊，留个样子吧，那个同学就把名字给他。”联大学生唐庆双说：“我就告诉他，我叫唐庆双，繁体字这三个字非常难写，笔画非常多，他说这么多笔画，我还没刻过呢。”
闻一多先生要维持一家八口的生计，而联大教授当时每个月的薪水只够换一袋大米，教学与生活的双重重担，却从未让这位铮铮铁汉趴下。
冯宗璞说：“闻先生刻的图章当然是非常好的，艺术性非常高。他给我父亲可过两个图章，一个是冯友兰印，一个是芝生，是成套的。”
1941年，陈纳德将军率领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军来到了昆明，他们在昆明作战百次，战绩显赫，被昆明的老百姓称为飞虎队。飞虎队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联大的很多学生都参军做了翻译。张世福说：“我们1944级的同学、男生，没有一个避免，都要去做译员。现在他们的名字都在纪念碑上，比如说彭国焘先生啊。”
联大学生彭国焘说：“上面有您的名字吗，有，你看见了吗，第四行，从右边数过来，第九个，彭国焘，就是我的名字。”
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上一共有800多个参军学生的名字，我们还看到了梅祖彦、梅祖彤，他们是梅校长的一对儿女。
血雨腥风，联大师生传承文化信念坚定；灯光昏暗，冯友兰著书立说写下不朽经典。抗战胜利，闻一多剃掉八年蓄须，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复原北返，留下一段永恒的传奇。
风雨飘摇中，联大师生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呵护着民族的文化火种。
冯宗璞说：“他（冯友兰）常常是晚上写作，用一根毛笔，很小的字。他的眼睛又是很近视，我的印象中他常常离得很近，但写得很快。” “用一个小碟子，里面放几根灯草，就放上菜油，木架子还很好看，点上就可以照明。就释放出一股黑烟，离得很近的话，脸都熏黑了。”
在昏暗的灯光下，冯友兰写出了《贞元六书》这样不朽的经典。就是在冯友兰居住的那座破败的弥陀寺厢房里，在梅贻琦栖身的龙院村惠家大院中，在闻一多与华罗庚合住的传统民居“一颗印”的院落里，在躲避战火与忍受饥饿的时候，联大教授们怀着以文化解苦难的心情，殚精竭虑的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并写出了大批流传后世的学术著作。西南联大教授的部分著作： 华罗庚 《堆垒素数论》、冯友兰 《贞元六书》、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周培源 《湍流理论》
这些看似文弱的书生们，在偏远的西南一隅，在纷飞的战火中保存并壮大了中国的学术力量。
冯宗璞说：“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文化，因为文化就是他们的氧气，这是一种很大的精神。” 冯友兰在《贞元六书》的总序中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时，个人的学术研究早已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们都要为自己的国家延续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张世福说：“校歌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我们的意志，愿望和抗战必胜的决心。你看：千秋耻，终需雪，那个精神啊，一唱起来就不同；中兴业，需人杰。打回老家去，打回北京去。每个学生都有这种决心，回到北京。”
冯宗璞说：“自己一个国家如果土地被人占了，很多东西都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精神还有的话，一切都还是可以再重新回来的。” 那就是中华民族的魂魄。如今，年近80高龄的冯宗璞像当年的父亲一样在不断地创作，获得2005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东藏记》，就是来自少年宗璞在昆明的这段生活经历。
现在还有一间西南联大的教室。随着二老，我们来到了这间教室。张世福说：“火腿椅当时没有这么漂亮，没有油漆，都是原来的木头。玛丽自由夹。”就是在这样的教室里，中国一代最优秀的学者悉心传授着他们的学问和为人的道理，文化的火种因此而生生不息。六十年后，他们在这里又一次唱起校歌。
1945年8月14号，张世富与朱汝琦结婚了。一位朋友开玩笑说，他们一结婚，抗战就胜利了。张世福说：“我们结婚回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全校简直是狂欢啊。街头是游行啊，放鞭炮啊，唱啊，跳啊，欢呼啊，热闹得不得了。” 与所有的联大师生一样，张世富和朱汝琦加入了欢呼的人群。此时的昆明，与整个中国一样，迸发出空前的喜悦。 也就是这一天，蓄须八年的闻一多先生在龙头街的小理发馆刮掉了自己的胡须。
张世福说：“ 闻一多先生一进场全场轰动，胡子剃光了。他说非要等日本投降不可才刮胡子。” 这时，西南联大也即将完成他的历史使命。1946年5月4日，梅贻琦校长宣布“西南联合大学”结束，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复原北上。同一天，落成了西南联合大学 。
仅仅存在了九年的西南联合大学，60年后依然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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