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朝廷准备出兵援助。
为了此战，有商人自愿为朝廷捐输白银30万两，这让万历皇帝非常高兴。
此人名叫吴养春，是徽州商人，拥有2400亩黄山林场。
吴养春一门世居歙县丰南村，也就是今天徽州区的西溪南。这是一个著名的徽商故里，明清两代涌现了大批的徽商。吴养春一家，既是闻名乡闾的书香门第，刻书、藏书不计其数，又是万历、泰昌、天启年间称雄两淮的大贾，“盐、典、钱庄、珠宝、丝绸、木材”无所不备，家资累万。然而，令吴氏一门没有想到的是，富裕带给他们的，最终竟是一起“黄山大狱”冤案。
〖采访内容〗西溪南吴氏思睦祠三十九世 吴惜奇
当时我听我先父讲，说吴家买进黄山八百里，其实是2400亩土地，整个黄山是他买了下来。他就是为了2000亩土地出了问题，因为他的兄弟有好几个，他的弟弟吴养泽，三点水的泽，吴养泽。吴养泽家就雇了一个佣人，那个佣人还是吴养泽把他从小带大的，应该说恩情很深了，是不是？可以说是再生父母，可是后头这个吴养泽因为年轻时候就死掉了，英年早逝。死掉过后，这个仆人叫吴荣，光荣的荣，吴荣这个人品质不好，一方面侵吞了（吴养泽）的家产，恩将仇报，（吴荣）跑到京城里，那时候刚刚是魏忠贤势力最猖狂的时候，（吴荣）找了个熟人就投靠到那里，就告了一状，什么呢，两个理由，一个说是他为富不仁，他那个山产是霸占来的，在地方上横行霸道，那是莫须有的东西了；第二个，他那个时候好义，为了发展西溪南的文化，就开辟了一个溪南书院，办了一个书院，准备里面培养子弟、学生读书的，培养子弟，（吴荣）就把学院好的东西说成他结党营私，按现在的话讲，他会聚了一帮狐朋狗党在这儿反对朝廷。就这么两条，一下子把他告了，他就吃了好多苦，官司拖了好多年，把他逮捕入狱，他家一共八个人抓了去，这是吴养春，还有兄弟，还有子女，八个人就死了五个，剩下三个，官司到末了没有了结，直到魏忠贤垮台，这事不了了之了，他家也搞得家产、也就家破人亡了。
今天的西溪南，当年吴氏家族的风光不在，昔日的荣耀只能到那风景如画的黄山上去寻觅了，而冤屈和悲伤全刻进了石头。这一块隐匿在墙角的石碑是在徽州区潜坑村发现的，斑驳的石碑上，字迹隐约可见。宣纸揭开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吴氏一门含冤而去的悲惨一幕。
“黄山大狱”案，尽管最终真相大白，但是，“黄山大狱”案震撼着徽州大地，同时震撼着徽州商人，这让徽州商人更加明确了结交官府是商业经营之道这一信念，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只有逢迎、依附、仰攀封建政治势力，才能在忍气吞声中求得发展。因此，徽州商人称雄商界数百年，大红大紫，大起大落，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势力往往左右着徽商们的商道。
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正月，乾隆皇帝准备第六次下江南。
两淮盐政伊龄阿奏称：“据淮南北商人江广达等呈称，恭逢翠华南幸六举时巡，商等情愿公捐银一百万两以备赏赍之用。”
乾隆硃批道：“不必复经伊龄阿，于山东泰安行在面奏。”
这就是说，皇帝要亲自会见一个做生意的商人了，这在当时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乾隆皇帝要接见的商人江广达，就是盐商江春。江春是徽州歙县人，今天，在江春的故里江村，那印记着岁月痕迹的残垣断壁，似乎在告诉人们江春曾经拥有的荣华富贵。
歙县为徽州府所在地，从这一地域走出去的商人大多经营盐业，民国《歙县志》中记载：“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为兴盛焉。”盐业贸易为歙县人所擅长，也是徽商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宗商品。
徽州人染指盐业经营，最早是从明初朱元璋实行的“开中制度”开始。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显清
明把元推翻之后，元朝残余势力退到蒙古沙漠地区，它不时向内侵扰，所以在北方建立边防县，建立了九镇，九个军事重镇。那么，为了解决军事重镇的粮饷供应问题，粮食，粮草，服装供应问题，实行开中制。开中制，简单地说，明初是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什么来补偿呢？给你盐引，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这个叫开中制。
所谓盐引，就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众所周知，山多地少的徽州，粮食一直短缺，为解决生计，徽州人最早将徽州的特产，诸如木材、茶叶、文房四宝通过新安江等水流运出大山，以换取粮食。随着徽州商人“走吴、越、楚、蜀、闽、粤、燕、齐之郊，甚至逖而边陲，险而海岛”，徽州人积累了资金以及长距离粮食运转的经验。当开中制推行之时，徽州商人挟资北上，开赴西北九边，纳粮开中。
明中叶成化年间，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冲破了明政府的禁令，白银成为社会市场上通用的货币，因而，顺应市场，盐法改革，出现了开中折色制度。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所谓折色法，就是过去你得把粮食、各种物质送到边疆才能换盐引，那么这个折色法就是你直接可以用银子换盐引。那么在折色法实行以后，商人就分为两种商人，一种叫内商，一种叫外商。所谓内商就是拿盐引在内地贩盐，卖盐；所谓外商就是在边疆那儿换盐引的。这个内商和外商的发展，是外商在衰落，内商在兴起。而在内商里边，主要就是山西的商人和徽州的商人，徽商就在这个过程发展起来，形成的。以后山西和安徽经营盐的商人都迁到了扬州，两淮商人就这么形成的，所以中心是在扬州。实际人不是扬州人，是安徽人和山西人。但是其中安徽人，徽商占的比例大。
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开中折色的推行，徽州商人利用靠近两淮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已经具备的经济实力，纷纷迁徙扬州，经营盐业。在这股盐商转移两淮的初期，西北山陕商人在扬州的势力要超过徽州商人，嘉靖时，山陕商人在扬州有数百人，此后，徽州盐商的势力日渐增大，万历年间已居山陕商人之前。据统计，从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移居扬州的客籍商人共计80名，其中，徽人60名，山、陕商人各10名。
【采访内容】苏州大学教授 刘淼
那个时候的边商主要是以山西和陕西商人为主，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南方两淮两浙地区，控制盐货的是徽商，徽商如果不把盐货交给他的话，山西和陕西商人是没有办法去运盐的，这就造成一种，在当时万历的时候造成非常麻烦的事情，就是边引在那儿囤积，它销售不了，然后就变价，变卖，压低价格，抛这个边引，那徽州商人大量的收购边引，类似我们今天的炒股票，他就获取更多的盐的行销权。
【采访内容】安徽大学教授 卞利
明朝万历45年，袁世振为了疏销一些积压的盐引，所以就在淮南、扬州推行了纲盐法。那么这个纲盐法呢，主要是把销盐的一些盐商，把这个盐编成一种纲册，然后在案的，在纲册上的盐商，他就取得了盐引的批销权，也就是通过盐引可以专卖盐，而没有在纲册上，纲册名目上没有的，也就失去了贩卖食盐的专利权，所以这样徽商大量的在纲册上取得了自己的一个特权地位，而且这种地位不断在家族内部进行世袭，所以最后形成了拥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徽商，可以说，没有这些盐法的改革，没有从开中折色到纲盐法的改革，徽商是无法取得这种优势的。
江春的祖父江演于顺治初年来到了扬州，“数年积小而高大”，成为两淮盐商中的中坚人物。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盐区总商之一。
江春出生于清康熙五十九年，因为父亲的早逝，在他19岁的时候袭任总商。《歙县志》人物传中特别提到了江春：“练达明敏，熟悉盐法，才略雄骏，举重若轻。”
在江春担任总商的40余年间，乾隆六次下江南，为江春表现自己以及徽州盐商更进一步的与官府缔结良好关系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乾隆十六年首次下江南，江春率汪廷璋、黄履暹、洪征治等总商在蜀冈御码头接驾，四总商皆徽州歙县人。
乾隆二十二年，江春筹资，在天宁寺兴建行宫，并将瘦西湖北边的江园献为官园迎驾。
江园改名为“净香园”是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下江南的时候，这一次，乾隆临幸江春私宅“江园”，高兴之余，赐名“净香园”。
三十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江春一夜之间营造扬州白塔，令乾隆帝感叹不已：“盐商之财力伟哉！”从乾隆的这一声感叹中，可以想见江春财力之雄厚。
乾隆四十五年第五次下江南，江春率两淮盐商在熙春台为乾隆祝七十大寿，后人将这一盛世大典称为“春台祝寿”。此次，乾隆游览了江春东园。
四十九年，第六次下江南，乾隆再次临幸江春东园、康山草堂，并且面赐江春七龄幼子江振先“金丝荷包”。
在这一系列的迎驾活动中，江春竭尽心智，参与谋划。他的办事能力，惊动了朝廷。据说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对他们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广达”是江春行盐的旗号，过去，名以旗称，所以人们又称呼江春为江广达。
在两淮盐商同最高统治者的关系中，江春算是—个代表人物。
那么，盐的利润究竟有多大呢？
康熙时，郭起元说：“臣在江南仪真、通州等处见鬻盐，每觔制钱二三文。至江西、湖广者，民间买盐每觔一二十文不等。”
道光时，陶澍说：“盐场每向卖制钱一二文、三四文不等”，而汉口盐价“每斤需钱四五十文，迨分运各处销售，近者六七十文，远者竟需八九十文不等”。
由此可知清朝前期盐的收购价格几乎没有变化，而盐的销售价格却扶摇直上。盐的购销差价不断扩大，表明盐商和官府所攫取的盐利在不断增多。
清初，淮盐每年行销140万余引，后增至190万余引，每引由200斤增至400斤。如果以每引300斤，销盐1斤可获利30文统计，那么行盐1引，就可获利纹银9两。以淮盐岁引140万引计之，当有1200万两之利。
如此高额的垄断利润，自然对徽商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所以江春，以及其他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们竭尽所能，千方百计地结交政治势力，甚至巴结皇帝。这种情感的投资，精明的徽州商人比任何商帮的商人都要大得多。根据乾隆后期董椿奏折，江春任总商时，每日补贴盐运司衙门饭食银50两，幕友束修笔墨纸张等杂费70两，全年达43000余两，这不是小数目，当时皇上全年的饮食消费也就是三万两。这种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你来我往，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徽商大贾很快由明朝“藏镪百万”发展至清朝的千万财富，财力几乎增长了十倍，有不少人封官进爵，成为红顶商人。
徽州的“红顶商人”，最著名的当属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
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出身寒门，历经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乱世岁月。那是一个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新旧事物急速嬗变的大变动时期，善于审时度势的他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西征筹边等重大历史活动为契机，苦心经营，在为官府效犬马之劳的同时，也为自己角逐赢利，终于从一介仰人鼻息的钱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富甲东南的商界巨擘和左宗棠的手下红人，鼎盛时期不仅置田地万亩、拥资产两千余万两白银，而且以富博求荣，获戴头品衔翎、三代封典，还披上皇帝舆从或军功卓著者才有资格披挂的黄马褂。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馀堂”，这句广告语闻名遐迩，反映了杭州胡庆馀堂国药号声名之隆。
杭州胡庆馀堂创立于清同治13年，胡雪岩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为什么要办一家药堂呢？“医者，是乃仁术也”，高大的青砖门楼上镌刻的“是乃仁术”四个字，昭示了胡雪岩创办胡庆馀堂的动机。
胡庆馀堂开张不久的一天，接待了一批从湖州来杭州烧香的香客。香客们叹息说，近年因战乱民不聊生，瘟疫大起。胡雪岩听后，送给他们每人一瓶辟瘟丹和大包的痧药，另外又托他们将药送给那些无钱治病的香客。同时，胡雪岩决定，派伙计到水陆码头等交通要道向百姓免费赠送辟瘟痧药三年。店内伙计对胡老板如此大方甚为不解，胡雪岩笑道：是乃仁术也！
【采访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高德步
胡雪岩是一个挺典型的徽商，徽商很多典型特点他都有，比如说儒商他是，政商他也是，这些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但是事实上徽商一个最根本的特点，或者说他突出的特点是诚信。
胡庆馀堂里挂有许多的牌匾，诸多牌匾中，印象最深刻和难以忘怀的莫过于“戒欺”匾。
“戒欺”二字由胡雪岩本人在光绪四年时亲自写就。
“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在这种情况下，“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成为药店生产最基本的要求。“大补全鹿丸”是胡庆馀堂的特色补品，需用鹿身上30多种珍贵药材。为了保证“修制务精”，胡雪岩在杭州涌金门外专门建了一个鹿园，圈养了一群鹿，成为当时西子湖边的一个独特景点。而制作的过程更为讲究，选“黄道吉日”，众伙计抬着披红戴绿的鹿，敲锣打鼓，游街一圈，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宰杀，一方面显示“货真价实”，另一方面又为胡庆馀堂做了一次活广告。
诚信为本，从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徽商们笃信并践行这一商业信条，徽商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雄踞中国商界达三百年之久。
责编：红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