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品投资》节目。传奇故事、传世档案。南北朝时期的佛造像是我国佛造像艺术中的精华，许多这一时期的野外石刻佛像都国家一级文物，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人文景观。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一起佛造像被盗案惊动了全国文物界，这就是今天传世档案中的北魏太和造像。

　　这尊佛像由一块大椭圆形云岗岩镌刻而成，身高1.65米,右手平举于胸前,左臂下垂过膝,下系羊肠大裙,衣纹用凹线雕刻,流畅有力.佛身后的背光分内外两层，分别刻有忍冬纹、火焰纹。石佛头部周围雕刻着吹、拉、弹、唱，歌舞伎乐仙人二十九尊，技法生动逼真，惟妙惟肖。佛像腿部两侧分别侍立着合手弟子。在佛身背后，有十二排数量不等高低不同的124尊小佛像，佛像最小一尊只有四厘米。在首都博物馆的佛造像展厅里，这尊佛像十分惹人注目，它安然祥和的仪态是这个展厅里最大的亮点，这让我们感叹1500年前，雕刻家高超的技艺。九年前，这座珍贵的佛像还暴露在北京郊区的山坡上，任凭风雨侵蚀。

　　在北京市海淀的西北部山区，凤凰岭风景区的南麓，有一个车耳营村，村子后面的山坡上就是这尊佛像原先所在的位置。 由于车耳营村及其附近山谷中并没有寺院，这尊佛像古代时是从何而来，至今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证实。

　　在石佛像的背面下方刻有造像记，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太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阎惠端为皇帝太皇太后造像”。北魏太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489年，太和是魏孝文帝的年号，文字上所说的皇帝也就是魏孝文帝拓拔宏，拓拔宏是北魏非常杰出的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改革家。他三岁时就被立为太子，五岁时，他的父皇就把皇位禅让给了拓拔宏，但是国家政权却掌握在拓拔宏的祖母冯太后手中。这个冯太后也就是石佛像造像记中所说的太皇太后。冯太后对这个年轻的皇帝很不信任，所以朝中大事皇帝无从插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太和14年，也就是公元490年，冯太后驾崩。而这尊石佛像就是在冯太后去世前一年，公元489年雕刻而成的。由此可见，这尊佛像仿佛只是为了冯太后一人造像，之所以把皇帝也捎带上，只不过是礼节的需要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北魏的都城还在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大同，这尊佛像既然是为太皇太后造像，也应该是在都城附近啊，可为什么会流落到当时还是一片荒地的北京地区呢。

　　在魏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还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长期大规模的民族征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形成了北魏贵族集团的民族优越感和歧视其他民族的心态。这种心态不仅是遭到其他各族百姓的反抗，而且还失去了汉族地主的支持。而平城一带又是鲜卑贵族元老集中的地方，保守势力强大，民族冲突强烈，这对于北魏政权完成封建化进程十分不利。而平城地处西北，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在军事上，平城一带还受到更北方的少数民族柔然的侵扰，很不太平。于是，在太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495年，魏孝文帝把都城从平城迁到了洛阳。据史料记载，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这其中也包括了许多鲜卑贵族。内迁的人们带进内地的不仅仅是大量家当资产，也有他们信仰的佛教。据说，这尊石佛像也是要随着南迁的队伍进入中原地区的。但是这尊花岗岩材质的佛像实在太重了，行至车耳营一带时，天突降大雨，道路更加泥泞难行，不得以，这尊佛像只好终止了南下进程，孤零零地落户附近的山坡上。值得注意的是在佛像身体的两侧各有四个长方形穴槽，传说过去佛像两侧曾经装饰着翅膀，在搬运的过程中遗失了或者是损毁了，现在已经无稽可查。或许，这尊佛像见证了北魏时期这次规模宏大的民族大融合进程，所以更显得珍贵了。

　　在魏孝文帝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不只是接受了中原汉族文化，而且也把他所信仰的佛教极力推广。公元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洛阳作为北魏的都城，成为北方佛教的重要中心，不仅聚集了一些精通佛教的有学问的僧人，并且在洛阳龙门，仿照云冈，修建了大规模的石窟。这尊佛像则是早于洛阳龙门石窟佛造像的又一代表作。

　　佛像所在地的车耳营村原有寺庙一座，根据史料记载：在清咸丰二年，这里曾经有住持僧，法号融和。到后来，民国时期的文献《妙峰山琐记》记载：其处久远无僧徒，现一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姚姓者居守，庙以"石佛殿"称，不知有无寺庙也。这说明石佛像最早的时候并不是暴露在野外的，而供奉在寺庙之中，有人值守看护的。这居守石佛殿的姚家人后来也搬离安定门内的方家胡同，住进这车耳营村，世代守护佛像。姚家人以这种特有的方式与佛结缘，世代传袭。

　　据记载，在民国期间，天津一个文物商到妙峰山进香朝拜，路过这里，曾经多次瞻拜石佛并提出购买，遭到姚家人的拒绝。这文物商见购买不成，就想到了偷盗，当时姚家人日夜值守，没有给盗窃者任何机会。为什么这样一尊佛像让文物商如此着迷，甚至不择手段地要获取它呢，他看中的是佛像哪方面的价值呢？《妙峰山琐记》中还记载，石佛像"佛身高与人等，背光石座，具身涂赤金，眉间嵌紫色宝石。原来，石佛像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样子，他身上的宝石也是吸引盗窃者贪婪目光的重要内容。至于那紫色宝石是何时丢失的，现在的资料上没有记载。

　　民国十五年，也就是1926年，石佛殿漏雨，有崩塌的危险，凝聚了姚家人世世代代情感的石佛像又一次面临劫难。姚家的女婿，曾经留学法国的国民党文人段其光，仿照西欧建筑，在佛像的上方建造了石亭一座。亭高九米左右，四面辟有拱形券门，将石佛保护起来。虽然，现在看来，这石亭和佛像的风格是那么的不协调，但是，这是姚家人对佛像特有的情感符号。由于石亭的门窄小坚固，要想从石亭里面把佛像搬出来绝非易事，这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防盗的作用。在姚家人世代看护下，佛像几十年一直安然地供奉在石亭之内，直到1998年的一天夜里，佛像神秘地失踪了。

　　1998年3月24日深夜，（咣的一声沉闷的巨响，引起了村子里一阵狗吠）世代居守佛像的姚志明一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深夜里搅动着不安的正是来自300公里以外的几个异乡人。30多岁的陈孟星来自著名的石雕之乡河北曲阳，那里曾经产生了众多的能工巧匠，祖传的雕刻手艺成为曲阳许多农民的谋生手段。陈孟星虽然生长在这个石雕文化之乡，但是却没能借着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发财致富，而是走上了邪恶的偷盗贩卖文物之路。1998年3月24日深夜，陈孟星纠集一伙人潜入了北京市海淀区车耳营村，撬开了石亭上的铁锁。

　　第二天早上，姚志明的妻子张宝英来到佛像的石亭前时，惊愕地发现石亭的门已经被人打开。由于佛像的阻挡，从石亭的东侧门是从来都看不见西侧门的，今天却一眼就看透了，她猛然意识到，佛像没了，几乎瘫倒在地上。

　　在张宝英看来，佛像给她和整个车耳营村带来了安静祥和，也是他们家世世代代看守佛像最朴实的动力。而对佛像心怀敬畏的盗贼却把罪恶的黑手伸了过来，他们刚刚把一吨多重的佛像撬出须弥座，准备搬出石亭。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石亭的门太窄小了，石佛像根本就出不去。这是姚家先人感情和智慧的体现，但是善良人的智慧有时无法抵抗罪恶者卑鄙的手段，盗贼在情急之下，把佛像推倒在地上，摔成了5块儿。他们匆忙将佛像碎块装上车，发疯似地逃跑。逃回老家的陈孟星，把佛像埋入了自家的后院，等待出售的机会。罪恶在延续，摔成碎块的佛像在深埋的土层中发生着毁灭性的变化。

　　当警察和北京市文物局的领导赶到车耳营村的时候，张宝英几乎泣不成声，世世代代看守的佛像虽然历经劫难，从来没有出过事，今天竟在自己的手里被盗了，张宝英有一种罪恶感。

　　1998年正是全国范围内田野石刻被盗的高峰期，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要想富，盗文物，一夜就成万元户”，这些盗贼把罪恶的眼光扫遍了全国的野外文物，而且盗窃的手段极其野蛮和具破坏性。防范这样的犯罪行为并不是姚家人所能承受的责任。为了尽快破案，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了精兵强将组成了专案组，开展了广泛缜密的侦察活动。

　　6个月以后的9月29日，公安部门抓获了陈孟星、刘学知和王立强三位盗贼，并起获了佛像。石佛像被拉回北京后，北京市文物局组织专家进行修复，佛像被完整地黏结起来，基本恢复了旧日的风貌，但是，由于在土里埋藏的时间太长，彩绘矿物质原料已受侵蚀损毁，佛像色彩将永远不能再现往日的艳丽和清晰。这场劫难将不仅割断了姚家人世代守护佛像所结下的善缘，并把伤痕永远留在了佛像身上。

　　1998年4月，陈孟星因盗窃罪，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刘学知、王立强等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愿法律的无情能唤醒罪恶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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