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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新闻工作者如何践行三个代表

CCTV.com  2007年12月13日 12:42  来源:  

  2001年七一前夕,为了赶制一期“七一党建特别节目”,我来到了寿光市侯镇东地沟村。瓢泼的大雨掩盖不了东地沟的富庶与殷实,东地沟一百二十户人家,四百口人,八百亩耕地 ,2000年人均纯收入四千六百元,集体积累四百多万元。在雨中,我无法把眼前的东地沟与材料上介绍的过去的东地沟相提并论,一个盐碱滩上寸草不生的穷村、一个曾经人气不旺选不出个村支书的破村,如何能够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我知道,那其中的规律性的认识与总结,是我此行的目的。

  1982年,东地沟的村民王平出任村支书后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开了一个会,一个全部由党员参加的会。我问王书记:“你上任后开的第一个党员会是什么内容”?他说:“主要就是先纠正党员自身的毛病,不要说歪风邪气吧,反正都得给它先刹住,所有的党员与支部形成一个拳头,心往一处想,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卖私盐也好 ,本人或者亲戚计划生育有问题也好,正人先正己,一刀切,全部刹住”。记得很清楚,当时王平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铿锵有力,我分明感觉到,一个强有力的班子,一个打谱子领大伙干点事儿的班子,就是从那一次党员会中诞生的。之后的曲曲折折、林林总总,东地沟快速发展的历程,也是从那一次凝聚人心,凝聚人气儿的党员会开始的。那一次的采访紧张而顺利,之后,我结合曾经多年在各地农村的采访经历,对富村强村的突出特点进行集合总结,结论有三:致富有道;精神富足;思想统一。我想,我是不知不觉从各地乡村支部的工作经验中,体会到了执政资格、执政能力和为谁执政这三个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决定意义的根本问题,这也是我从具体实践中,认识到的关系我党永葆先进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生产力始终是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因素。任何一个政党要取得执政资格,都必须代表特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了解生产力性质变化、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的规律,正确解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同任务、手段、途径和方法。2001年,我所主持的山东电视台《乡村季风》栏目,获得了中国新闻名专栏的称号。我想,获此殊荣与栏目一直以来所恪守的“高唱致富经”的定位不无关系。农村是一个“海洋”。农村、农业、农民是一个极宽阔的概念:政治,经济,文化,法制,道德,生育。照以往的概念,农村节目应该都包容在内,而栏目却始终紧扣农村最迫切的、最关键的问题:农民要脱贫致富。而脱贫致富的道路就是把农民引向市场。品种、技术、加工、储藏、营销、观念,无不蕴含着商机,也处处隐藏风险,科学理性的报道与分析,是如何引导农民致富的关键所在。同样是结构调整,当“万亩果园毁于刀釜”、“卖粮难”、“瓜贱如水”的时候,我们报道的是极富市场潜力的新品种,更新品种便意味着增加效益。当“一哄而上,一哄而下”农民围着市场转的头昏脑胀时,我们关于结构调整的内容也在进行调整,结构调整不光是品种的调整,也包含着销售季节与量的调整,庄稼怪张国田不种大棚菜、希特菜,普普通通的大路菜由于种植时间的调整,亩收入照样达到一万多块,当各地农民大呼隆种植西瓜时,关于全省西瓜协会成立的报道,使更多的农民意识到宏观调控与产业协会在新时期生产实践中的重要性。而关于烟台果蔬会、寿光农博会、全国农博会、中国首届大蒜节等活动的报道,我们又力图使农民意识到,在新的时期面对市场,结构调整的内容里还有一个质的调整的问题。现如今,我们还在说结构调整,那其中已经开始包含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的结构调整。终日下乡采访,我更深刻的感到,先进生产力的提高重在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手中的纸笔、镜头和话筒,都代表着党的主张,关系着人民的根本利益,份量不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解放了被旧体制束缚的生产力。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置于“三个代表”之首,既放眼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又立足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其规律的意义更加明显。

  如果只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在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上不能树立起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就没有能力去履行应有的职责。 先进生产力是在特定的先进文化的指引下的生产力,没有先进的文化,便无所谓先进的生产力。淄博市临淄区刘家村,作为全国的精神文明先进村,这两年,该村在经济建设方面发展很快,已经成为人均收入6000多元的亿元村。这两年他们走东窜西,要去就去名村,要学就学先进,不转不知道,一转吓一跳,因为一转才知道,自己同全国的那些名村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呢。富了还要再进取,源源不断地干劲儿就在这参观学习中悄悄滋生。刘家村给全村的每一户农民家中配备了一千多块钱的书橱和大量书籍,在刘家村人的家中,那些东西虽然算不上是最值钱的家什,可书中的故事、技术、思想却是刘家村给村民们的一分煞费苦心的馈赠。按说同搞经济相比,穿衣戴帽算是一桩小事了,可该村的一位小伙子擦完皮鞋一上班,楞是让村支书给撵了回来,为啥?因为皮鞋的后跟没有擦干净。面对这些发生在富裕村的新鲜事,我问该村的支书:挣钱跟提高素质培养高雅气质上哪一个更重要?是不是有先有后?如果有先有后,那对于更多的农村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培养素质要朝后放一放?村支书王兴国回答的干脆:人的素质与经济建设密不可分,有了好的素质经济才能发展,富裕村要想再发展,就需要人有更高的素质。我们强调代表先进文化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密不可分,目的在于强调二者对我们党的执政都具有本质的意义。 决不能因为中国生产力在整体上的相对落后而放弃先进文化的建设。一直以来,致富是我们大家一个共同的梦想,致富没有止境,就象刘家村这样的富裕村也还在想着如何进一步发展呢,而除了物质文明之外,精神的富足,素质的提高,其实也是关系到我们生存质量的一件大事。 我相信,关于像刘家村这样真实生动的报道,一定会引起更多的人关于如何代表先进文化这方面的深思!

  干部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 到农村采访,如果遇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采访起来便十分顺手,大喇叭一吆喝,招呼人准备现场干脆麻利,讲究效率。因为在那样的地方当家人都是精明强干、说一不二、很有威信,这威信从何而来?采访寿光市东地沟村时,有这样一个细节,他们那里宽敞明亮的办公条件,是支部带领大家购买材料,自己动手建造的。同包给建筑队相比,节省至少一半以上。看着那里一排排装饰一新的瓦房,看着村委大院前那漂亮的牌楼,我真佩服人家的手艺,同时,也对他们清正廉洁的作风肃然起敬。的确,装修办公楼不算什么大事儿,可对于东地沟的党员们来说,威信就是从这一桩桩小事儿中干出来的,村支书王平对我说:“你得从一件小事做起,常了群众也好,一般党员也好,认为咱支部研究的事,绝对是实事求是、没有虚假,时间长了就信你了”。听听吧,这就是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的思想境界,取信于民,“信你”二字得来不易啊!庄稼汉眼里不揉沙子,你当官的,如果所作所为真正是为了咱老百姓,俺就信了你,任你指哪打哪。不错,正确处理作官与做人、责任与权力、奉献与索取、监督与自律等各种关系,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在坚持自己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同时,努力实现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内的社会代表性。 作为一名记者,自省、自警、自励,坚持从我做起,传播党的优良传统,树立党的威信,你会发现,这是为老百姓、为国家做的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如今的受众在媒介使用上,会要求拥有更大的“内容主权”,因为现代社会的受众不是简单地从传媒中获取信息,日益复杂的社会变动和日渐荒疏的人际交往,使得受众在传媒中寻找自身生存状态和生活意义的观照、认同有了更加强烈的直观的需求。电视作为目前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媒介之一,自然不可能回避受众的这一要求。而以往的电视屏幕,多年来一直被负载着各种“理念”的“高大全”式的人或事所充斥,观众早已从内心深处给以本能的抵触,将视角转向生活中最平常的人或事,在节目制作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平等意识”,尊重采访对象,尊重自己,也尊重观众!便成为当今电视工作者一种观念上的转变。这样做是符合“三个代表”对于新闻工作者的要求的。从“高蹈”到“平实”,从“展现表象”到“记录心灵”,对百姓生存状态下心灵轨迹的描摹,将会使得我们的新闻报道更加趋于成熟。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栏目曾报道过一个管太平间的单身妇女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故事,这一家人就生活在太平间里,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非常自然,充满了乐观态度,为了拍摄这个节目,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就在太平间的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和这家人朝夕相处了一个月,以至于节目拍完之后,没有记者的出现,这家人感到生活中缺少了些什么,三天两头地给那位女记者打电话。记者没有高人一等的“救世”心态,自个儿也是拉肚子、菜市场上讨价还价的普通人,记录表现的才能成为原汁原味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与此相比,采访的对象如果不是普通人,同样也要做到平视而非仰视,这样做你的采访对象容易产生优越感,不认真回答你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降低了自己所在的新闻单位的地位,记者说话,绝对不仅仅代表个人,他代表的是一个新闻机构,被采访人面对的也绝不是记者个人,他面对的是千百万他必须认真尊重的观众,因此绝不能轻看自己。当我们理解了“三个代表”所蕴含的意义,我们便会很容易地摆正自己的位置,位置摆正了,记者所代表的观点,记者所说的话,记者本人的情感表露,才会真实而具有感染力,才会恰如其分地发挥出最佳的作用。

  意识到自己肩上文化责任重大的同时,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素质也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他有很好的文化意识,才能对自己的文化责任有浓厚的理解,他也才会特别注重自己的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他的文化意识与他的文化责任感同他对自己的文化职业的敬业精神,是三位一体的。电视新闻工作者采访时要顾及的因素很多,因为即使剪辑也无法改变采访得到的事实,特别是对人物的采访,一定要努力缩短自己与采访对象的距离,使对方信任你。要研究采访对象,不仅要熟悉采访对象的生平事迹、事业、专业特长、文化素养,还要了解采访对象的性格、爱好、家庭等。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齐1980年在北京采访邓小平时,在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仔细翻阅了有关邓小平的许多材料,制定了周密的采访提纲,采访出人意料的从邓小平的生日开始:法拉齐:“明天是您的生日?”邓小平:“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明天吗?”法拉齐:“不错,邓小平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邓小平:“既然你这样说,就算是吧,我从不记得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就算是我的生日,你也不应该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76岁是衰退的年龄。法拉齐:“邓小平先生,我的父亲也是76岁了,如果我对他说那是一个衰退的年龄,他会给我一巴掌呢!”邓小平笑着说:“他做的对,你不会这样对你父亲说话的,是吗?”采访便在十分轻松的气氛中展开了,显然,法拉齐对邓小平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了解到采访日期紧挨着邓小平的生日,有敏捷地联想到邓小平与她的父亲是同龄人,于是巧妙地构思了这个轻松、友好富有人情味的开场,即调节了气氛又拉近了与采访者的距离。

  践行“三个代表”,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讲系统科学,要有团队意识。所谓系统,就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具有特定功能和运动规律的整体。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自然的安排符合惊人的“最优化”原则,如日月经天,蜂房的结构,蚂蚁王国内部的次序与分工协作等,连最权威的设计师也相形见拙,在系统工程中,最优指的是最优设计、最优控制和最优管理。系统方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之和,即1+2+3+4>10。这一点拿破仑可以证实。对于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是最善于单个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马木留克骑兵之间的战斗,他曾做过这样的描述:两个马木留克骑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士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组织是一个整体,组织中任何一个部分如果离开了整体,就失去了它的系统功能,各个部分组织起来的功能,远非各部分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各自功能的简单相加,而要比简单相加大得多。也许我们个人不是最优秀的,但是我们的团队纪律严明、上下一心、士气高昂、配合默契,依靠整体的功能,一个栏目,或是经年累月的新闻报道,才可能发挥出最有效的、持续的、威力强大的宣传影响。

  关于“三个代表”不是一句空话,仔细咂摸咂摸,其中蕴含着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作为一名记者,长时间一线采访的经历,使得我有机会在实践中对这样的规律进行总结与印证,而领会把握、发现传播“三个代表”的精髓,让更多的人尽快深刻地明了“三个代表”所指引的方向的正确性和权威性,意义更加重大,因为那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它不仅是我党登上历史舞台的决定因素,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而且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而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学习并发现最优的方式方法,是我们每一个新闻工作者,践行、传播“三个代表”的基本要求。

责编: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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