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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稻花

——民俗畅想--走姜庄看高密三绝

CCTV.com  2007年12月13日 11:39  来源:  

  有人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两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中国结”热,在成都还出现过“万人编结中国结”的盛况,不仅表现了人们用手工艺方式祝福祖国的心情,同时也是当代文明的一种折射。2001年10月APEC各国领导人身穿中式唐装一亮相,一下子唐装空前地流行起来,表现民族特征的民间文化所具有的商品价值,引起商家广泛关注。同时,也有些人开始关注中国民俗文化传统与现状,开始思考在现阶段考察、发掘、保护民俗文化的意义。

  争论由此而来。

  按说农业生产有了拖拉机,那么犁和锄头也许就该被收藏了;家用洁具有了抽水马桶,也许真的马桶以及夜壶之类也就该被保护了……。可是难道让某些人非得去使用犁耙锄头耕地、马桶夜壶盛秽,以此呈现被保护的民俗吗?假如这样的民俗又好又实用,那么它原本就不会消失,又何劳外人去保护?假如人们已经厌弃某种民俗,外人非得去为之保护,究竟是为人还是为己呢?

  在云南省卡瓦格博神山(梅里雪山)中的雨崩村生活的藏族村民,出于对神山的虔诚信仰,自古就有保护山林的习俗,很多原始植被得以保存至今。由于和外界不通公路,出入这个村要爬6-7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坐上汽车。要不要修路?专家和领导意见不一。旅游规划者希望修路,以增加游客数量,减少未来的经营成本;学者和生态保护者却担心,修路会破坏自然植被和景观,中美考察组的人员想在此建立自然文化保护区,当然更不想让路来破坏这里朴素的面貌。可是,当问起当地人怎么想时,十几个态度非常严肃也非常诚恳的藏民们的回答,让考察组的成员很为难:这些藏民们恳求修路!他们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前年春节前,一位妇女到外村办年货,返回时翻越那6-7小时的山路,遇上大雪,被活活冻死在一棵树下。村长说,要是有一条通车的公路和一条电话线,这个悲惨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另一个是有两户人买了手扶拖拉机,山路开不上去,只好动员村里的男人,用了几天才抬回村子。那里经济收入极低,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生存都是问题,我们是把他们简单地“保护”和封闭起来,还是帮助他们先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呢? 我们时常会抱怨城市生活是如何的紧张、冷漠、空虚,可是究竟有多少人真的愿意离开那些家用电器和信息渠道,重新选择闲散、原始、闭塞的乡村生活呢?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又凭什么去要求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的人群不去追求我们既不满意却又不想离开的都市生活呢? 民俗的生生灭灭,亘古而然,天天发生,所谓“花自飘零水自流”。有人觉得“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还有人要“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这些争论也许离我们身边的民俗都太远。

  在高密市姜庄镇,那些手上还留着祖辈传下来的老手艺的庄稼人,虽说没大有评价民俗的本事,却是民俗命运真正的主宰者。有些精明人发现在追求高科技追求现代化的今天,那些土习俗、土工艺,有着成为时尚的可能,一些在别人看来土的掉渣的东西, 不承想用用就能发财, 这可使得姜庄人一下子找到了大显身手的舞台。2002年的冬季寒风呼啸,我在高密市姜庄镇采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红红火火的民俗文化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添了一把火。

  姜庄镇棉花屯村吕蓁立老汉今年50多岁,在他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就跟他爹学习扑灰年画的技法,几十年来他这老手艺断断续续地也撂下过,不过这两年老吕可来了忙,他爹、他媳妇、他闺女,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一年四季不闲着,干啥?画画!如今省内、外省的大城市还有国外,对扑灰年画的需求量不低,虽说是全家不停地忙活,可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扑灰年画起源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所谓“扑灰”主要是根据它的生产制作技术而言。它的制作是先根据所构思的题材内容,打好腹稿之后,用柳枝炭条起轮廓,拿画纸在上面扑抹,一稿可扑数张,为了增加数量,还可以在扑好的画稿上再用柳枝炭条描一遍,重扑。这样不但增加了数量,也使得同一张画稿成了对称的两张,扑灰年画大多对称的原因就在这里。扑灰起稿之后,即开始手绘,先是平面涂色,后再勾画轮廓“粉脸”、“涮手”、“赋采”、“开眉眼”、“勾线”、“涮花”、“磕咸菜花”、“描金”、“涂明油”。由于整套工序都带有“抹”的味道,故民间艺人俗称扑灰年画为“抹画子”。它是我国民间年画由手绘向印刷转变的重要标志,有“姑嫂闲话”、“踢毽子”、“财神”、“五子登科”、“麒麟送子”等一百六十多个品种,其造型拙朴简练,用笔自如很有写意国画的笔墨情趣。

  扑灰年画的创始人据传是高密市北乡公婆庙村的王姓人家,他的名字已无资料可查。最初在明朝初年,他们为了生计,临摹一些文人画和庙宇壁画拿到市场上去卖,初期的扑灰年画大都是以神像、花卉为主,到乾隆末期,高密李家庄的胡玉显、赵家圈的赵大伦、杜家官庄的杜万,慕名投奔公婆庙拜师学艺,三人艺满归里,公开办作坊,收徒弟,很快吸引了大批外地的画商,生意越做越大。在这时,扑灰年画也从单纯的花卉墨屏那种轻松消遣的趣味之中摆脱出来,向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人物画方面前进了一步。由于创作者一直生活在劳动群众中,对人们的追求、向往、喜爱和憎恶了解的很清楚,因此扑灰年画不管是取材于神话故事、戏剧故事,还是民间传说,无不打着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印记,总是借作品替生活于低层的人们抒怀寄情。据说,胡、赵、杜三人在题材方面各有侧重,各有拿手的绝活。胡玉显喜欢画“八仙屏”、“天女散花”、“三仙姑下凡”、“胖娃娃”等题材的扑灰年画;赵大伦靠画墨屏美人发了财,曾一口气儿买地160亩,成了赵家圈的富户;杜万则善画刀马人物,比如三国人物、杨家将、岳飞等。

  扑灰年画至清道光年间形成两个分支。一个以画墨屏为主,画风典雅,淡写飘逸,浓笔深沉,趋向民间年画的传统画法;一个讲求以色代墨,艳彩浓色。观其画风,细腻处丝丝诱人,狂发时涂色如泼,作品色彩艳丽对比强烈。这时,高密扑灰年画可以说进入了鼎盛时期, 世世代代生长在这里的民间画师们,窥透了乡民们的心思、摸清了乡民们对年画需求的脉搏,他们准确地把握了年画姓“年”这一基本特点,把年画创作与年俗活动紧密结合起来,阴历的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家家户户要贴“灶王”,除夕要请“财神”,张贴的时候还要内外有别、房间有别、老少有别等规矩,以使不同的房间在旧年之尾、新年之首焕然一新。可以说,民间画师们一年的年画,就靠一个腊月倾销于市了,腊月卖不出去,就得压上一年,这就逼着画师们千方百计地揣摩乡民的需求心理,提高产销对路的能力。比如:发家致富要贴“文财神”、“武财神”,中老年人的房间里要贴象征长寿的寿桃、古松、仙鹤等,还有让子女孝顺的“二十四孝图”、“三娘教子图”。他们还为姑娘媳妇们的房间里准备了“踢毽子”、“吕布戏貂蝉”、“五子夺魁”等。

  扑灰年画也有衰老的时候,也许这是扑灰年画在经历了产生、兴旺、发展过程之后,一个必然的归宿吧。有人给扑灰年画走向末日总结了三条原因:其一,后世的民间画师们过于看重了它的商品性质,而忽视了它不仅是商品首先是艺术品的特点。作为艺术品,一旦被视为单纯的商品,就会陈陈相因,缺乏创新,那它的末日就是必然的了。后世的年画艺人多数无借鉴创新之意,而以复制先师们的画样为首要,照着葫芦画瓢,复制起来倒是容易,而且能以令人眼红的效率大量生产,经济效益又好,但却为扑灰年画失去生机埋下了祸根。其二,扑灰年画自身的种种局限性,亦加速了其走向衰败的进程,除了它产量难以大幅度提高,与木版年画的生产速度难以比拟之外,就是在绘画题材、生活深度方面,都直接接受到它独有的画法的限制。对于场景大、多层次、故事情节曲折复杂的年画题材,以它自身的平板构图和近乎二度空间透视的人物造型特点,很难承受表现内容复杂的负荷。其三,新的年画品种在形式上表现了比扑灰年画更突出的优越性。30年代,烟牌大美人的出现给扑灰年画重重的一击;40年代又出现了石印画;到了50年代扑灰年画即为擦笔年画所代替了。

  棉花屯村吕蓁立指着他的扑灰年画跟我说,就人物穿的袍子那一块地方就得要反复画上50多遍。“细心粉脸,眉眼巧画”。这是扑灰年画技法中最为细微用心的部分。凡是扑灰年画的人物作品,都有一个或几个洁白的“粉脸”,这个粉脸不是戏曲中的“白脸”,而是指在作画时,把人物脸的部分先粉一个洁白的脸型,然后巧妙地勾画眉眼、五官、再敷彩,涂明油,让人看上去面部富有弹性,透明细腻,给人一种强烈的肉质感,这是在其他任何民间年画所达不到的艺术效果。这里一个“细心”,一个“巧画”,就很明确地体现了民间画师们对人物画中最重要部位的谨慎态度,这就绝不是一个“大笔狂涂、描子勾拉”所能包含替代的了。由于制作过程颇费人工,因此画的价格也不低,吕老汉最贵的一幅画卖了7000多块呢。虽说扑灰年画是老吕他们家祖传的工艺,不过到了吕蓁立这辈儿上,已经有很多经过了技术改进,改进的目的很明确,缩短周期、降低成本、增加色彩,这赚钱的营生是越做越精明呢。吕老汉新装修的大房子十分气派,家里的各种电器一应俱全,老吕也不避讳,这一切都是扑灰年画带来的。

  扑灰年画这两年越销越好,与整个儿大市场的需求不无关系。在我到姜庄镇采访的过程中,当地政府的领导送我一幅扑灰年画,我将画铺展开来仔细端详,顿时一种清新委和的气息扑面而来,其中蕴含的幽远的传说、典故,艺人们匠心独具的涂画技法,无不深深地吸引我,我知道,这种吸引便是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在今天,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绘制的年画作品,虽然“土味十足”,无法形成规模生产,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高科技产品充斥的今天,手工绘制、工序繁杂、乡土气息浓郁的扑灰年画尤显金贵,据我了解,如今扑灰年画售价不菲,有相当的一部分是被层次较高的消费者所收藏,仔细想想,所谓民俗的生命力,或许就在于民俗产品本身是否能够承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是否具有一定的商品特性,还在于经营者营销手段是否符合市场规律,宣传推介、引导消费、开拓市场、资金投入、产品定位等一系列综合的因素。

  老吕家的扑灰年画画得好,姜庄镇李仙村彭金芳大娘家剪纸的手艺也不赖。彭大娘家的姑娘媳妇多,巧手也多,剪刀挥舞,一张张薄薄的红纸,变成了充满灵性的各种图案。窗花、灯花、喜花、十二生肖、戏曲故事、鞋花、顶棚花等近200个品种。在当地转转,我了解到这里的剪纸历史悠久,技法溶江南剪纸之纤巧和江北剪纸之粗犷于一炉。艺人时而屏气精工,时而大刀阔斧,加上阴剪阳剪相互配合,构成了生动明快的单色画幅,所剪事物粗犷中见清秀,拙朴中藏精巧,玲珑剔透,纯朴可爱。尤其动物剪纸,构思浪漫而不浮夸,造型严谨而不拘泥,动作情态若似活物跃然纸上。要说剪纸可真的挺费功夫,可李仙村的妇女们自出娘胎,血液中便似蕴含着一种对形象艺术独特的理解,瞧啊,老的小的围坐在桌边,红彤彤的染纸,寄托着一辈辈李仙妇女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据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定型的剪纸艺术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人将金银箔、皮革和丝织物进行镂空,而成为剪纸的雏形。据记载,剪纸艺术的产生在我国最少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可以从汉武帝的愁思诗和招魂幡谈起。据说汉武帝刘彻有一个宠爱的妃子李夫人不幸早逝,汉武帝十分地悲伤,思念不已。有一个好讲神仙方术的人,自称能将李夫人的灵魂招来,汉武帝听后大喜,降旨准他招魂。这个人用剪纸剪了李夫人的影像,到了夜晚在一顶方帐中点起灯烛,映出象李夫人真人一样的影像,使汉武帝在另一帐中远远看见,于是更加悲切,由此而作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姗姗其来迟”?可以说,我国民间剪纸造型起源于具像剪影手法。民间剪纸从彩陶、青铜艺术中汲取意象手法后,打破了具像剪影的局限,开始运用虚构、想象、拼合、寄寓、夸张、装饰等浪漫主义方法表现物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概括简练,形神兼备,装饰强烈的艺术,又由于它的工具材料的特殊,便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语言,经历数代而不衰。直到近代,剪纸花样用于书籍装帧、商标、广告、动画影片、舞台美术、邮票设计、报刊应用等,可见其艺术魅力之所在。

  高密剪纸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主要在于它所表现的题材之广泛和艺术风格之独特。民间剪纸题材多与日常生活及传统民俗有关。譬如春节,是村妇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糊“福”字灯,贴窗花,在器具、瓶罐、箱笼、炕围等处应用,极力渲染春节的吉祥喜庆气氛;三月清明祭祖扫墓,在祭供物品上粘贴与祭祀内容相应的剪纸,以寄托悼念之情;男人结婚、闺女出嫁时,剪纸多是用于装点嫁妆、装饰洞房。如顶篷中央要贴“龙凤呈祥”的团花,而四角则贴蝙蝠图案,这是取了喜气吉祥和如意多福之意。天旱无雨,则剪一个小纸龙送入水井或池塘,以乞龙王快快降雨,以保丰收。

  在姜庄镇政府的右临,有一个生意兴隆的馒头店,在一个个犹如锅盖大小的大馒头和各式面鱼上,都带着“招财进宝”、“吉祥如意”字样的剪纸,由此可见,社会尽管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现代化的用品也在不断地涌向农村家庭,剪纸艺术在某些方面却仍然受到欢迎,并放射出应有的光彩。如今的剪纸题材不仅局限于日常生活的人和事,而且还包括了传说、神话、故事、历史、政策等多种题材,内容丰富,有一些还颇具时代感,高密的剪纸艺人戚秀花在1997年牛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就曾经剪过1997头各式各样的牛,用来表达内心的祝福,庆祝香港回归。要说剪纸很难用三言两语说的清楚,初看起来,似无定法,但细细读来,真可谓“拙在表面意在其中”。它的可贵之处全在一个“意”字上,从内容到形式,从构思到技法,充分表现了美、新、巧的意境。当地的剪纸艺人以精巧的构思见长,坚持既忠于自然、又不拘泥于自然,常常大胆地冲破常规,巧妙地运用独特的构图来表现自己的创作设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捉蝈蝈都是养在笼子里,要在单色剪纸上表现这样的题材是极不容易的。于是,聪明的剪纸艺人将一个极其大胆的构思付诸于单色纸上,别出心裁地把蝈蝈放出蝈笼,使它的一双坚硬有力的后腿紧紧钩在了一蝈笼上,双须前伸,引颈高歌,二目圆睁,蝈蝈与笼子浑然一体,相映成趣,充分表现了旧时的农村姑娘渴望自由、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用高密市姜庄镇李仙村彭金芳大娘的话说,过去咱李仙妇女剪纸不为别的,就为一个字:好!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只要手里一拿剪刀,就来了精气神,说不出的舒坦。如今这剪纸的爱好却成了家家户户来财的好门路,彭大娘剪了一辈子财神,没承想财神就在自个儿手拿的剪刀上。姜庄镇党委民间艺术中心的伊红梅向我介绍,买上一张红纸花两毛钱,如果把它剪成一套十二生肖的图案,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四、五十元钱,而且还销得不错呢。

  “聂家庄朝南门,家家户户捏泥人”。在姜庄镇聂家庄村,泥塑工艺流传已久,脚下的泥土加上灵巧的手艺,变成了喜庆吉祥的善财童子,还有栩栩如生的关公、夸张写意的老虎、清脆悦耳的“叭啦孩儿”,当我来到姜庄镇聂家庄村,正值春节前夕,泥塑艺人的家中,一排排、一列列的泥塑大军,正整装待发,准备开往各地的市场呢。泥塑的工艺流程极为简单,简单到即不需要什么作坊,也不需要什么复杂技术,只要用挖上来的黄粘土烧制成模具,稍有空闲就可以随地一坐搞起来,生产出的泥坯可以摆放在桌子上、木板上,慢慢晾干后再粉刷上色,成本就是咱村头的泥土和一些颜料,聂家庄人赚的纯粹是一个功夫钱,一道道工序加上漫长的时日,倾注于那泥块块上的心思和美丽的传说,是聂家庄人面对市场最大的本钱。有顺口溜曰:“ 一块泥巴一只笔,随心所欲来捏制。一家老少都能搞,两天能换一斗米。”

  泥塑作为装饰作为玩具并无优势,市场上有电动小汽车、电动小坦克、电子遥控小火车、物美价廉的塑料玩具、布玩具等等,看上去这些泥玩意无法与之竞争,不过我听聂家庄人告诉我,有不少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的客人,就喜欢这种东西,甚至还要求不要上颜色,就要土坯模子,越原始越自然越好。一般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戏曲人物、鸟兽禽虫等,在聂家庄的泥塑群里大都得到表现,还有常见的老虎、狮子、大鸡、孙悟空、猪八戒背媳妇、张果老倒骑驴、白蛇传、包公、刘墉、年年有余、麒麟送子等,清一色全都是吉利的东西。也许泥塑透着的土性味、土气、古老、吉利等特征,正是泥塑产品在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的最大本钱。

  最早的聂家庄泥塑,是在康熙年间,由当地的民间艺人从一种叫“锅子花”的花炮演变而来,它一诞生便极为畅销,因为当时可供观赏的装饰品和儿童玩耍的“洋玩具”十分稀少,为了应付供不应求的局面,聪明的艺人改手捏为模具制作,后来又由静态发展为会动、会叫、会斗趣的活玩意,如叫虎、叫狮、叫鸡、叫猴等。民间艺人们巧妙地将玩具分为首尾两个部分,中间用皮革连接,内装钢丝弹簧、哨子,用手拨动或摇动,就会发出鸣叫声。我听过叫虎的声音,虽然有些稚嫩,跟真正的虎啸完全不同,不过我们却从中听到了聂家庄人善良美好的想象。在艺术造型上,聂家庄泥玩大胆夸张,注重表神写意,立求似与不似,色彩简约概括,像泥叫虎,不能太真,太真了会给孩子一种恐惧感,但也要合情合理,不能离了大谱,因此,他们极力夸大老虎的头部,把虎口设计的特别大,以显示老虎威风凛凛,居百兽之王的神态。为了便于生产,又不至在孩子玩耍时碰断损伤,在设计耳朵和鼻子时,只是稍微突起了一点点,虎尾设计的特别小,仅在虎腚上露出一点凸突,四条腿设计的特别粗又特别短,只要拉动虎头和虎尾就能通过气流使老虎发出响脆的叫声,稚气可爱,深得似与不似之妙。

  我采访的姜庄镇聂家庄村的泥塑艺人,人家两口子每年做2、3万只各种泥塑,还不耽误干农活,抽空就干,一年下来收入不菲。

  泥塑离不开泥土,更离不开那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的民间文化,在姜庄镇我看到了慕名已久的“高密三绝”:扑灰年画、剪纸、聂家庄泥塑。 在这里,这些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手艺如今变成了致富的好宝贝,很多产品不仅畅销国内,甚至还走出国门,出口到几十个国家呢。 姜庄镇党委书记贺仁富是个务实的领导,他向我介绍说,姜庄镇是高密市重要的民间艺术基地,扑灰年画、半印半画、木版年画、聂家庄泥塑、剪纸、传统刺绣、木版雕刻等民间艺术种类繁多,如今,全镇民俗工艺品加工专业户870多家,专业村12个,从业人员3000多人,年销售收入5000多万。不错,如今的姜庄人已经意识到,民俗产品不能等同于地摊货,如何提高加工工艺,如何开拓市场扩大规模,使传统的民俗工艺变成增加效益的有效途径,是下一步姜庄人要认真总结思考的问题。

  姜庄的民俗经济如火如荼,对于更加广泛的民俗文化来说,毫无疑问,“有用”是能够得以生存的关键。“民俗本来就是变化的东西,消失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你没有注意到它的价值”。

  我们在试图对一种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时,首先要考虑清楚为什么要保护。这自然是因为它有价值。弄清了它的价值后,再把这种价值营养提取出来,用以构建更高层的人类文化。 农村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由过去的农业集体经济逐渐变为农户经济,农业生产科技含量提高,农民生活改善,信仰心理弱化,都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带来影响。在物质民俗方面,机械作业代替手工作业,传统的耕作方式和农业生产工具逐渐推出历史舞台,现在我们在农村要收集齐备这些农业器具已是很困难的事情;民居的变化更大,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农村建起了砖瓦结构的楼房,传统海草房已很难寻找;服饰文化紧随城市服装的潮流……。 也就是说,当民俗对人有用(审美也是有用的)时,民俗就会得以传承;而当民俗对人失去效用时,民俗就会失传。

  早期的英国民俗学家斑尼(C.S.Burne)女士,在其所著《民俗学概论》中说:“民俗包括民众的心理方面的事物,与工艺上的技术无关。例如民俗学家所注意的不是犁的形状,而是用犁耕田的仪式;不是渔具的制造,而是渔夫捞鱼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屋宇的建筑术,而是建筑时所行的祭献等事。”显然,这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有所不同,当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发生变化时,一定程度的毁灭便不可避免。演变的进程是无法阻止的,事物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啊。

  “高密三绝”的再度“复兴”,可以看作是民俗文化实用性的再开发和再利用。这的确是保护民俗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观念改变了,不再需要以过去的方式来获取吉祥的含义,或者即使仍然比较喜欢传统的文化方式,但由于其工艺的复杂性和现代生活节奏的紧张性,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也很少有人会做了。 也许是一定时期内传统文化思潮的回归,购买扑灰年画、剪纸或泥塑一时间成了一种“时髦”。于是,那些制作这种商品的人恰恰就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而使得这种传统民俗艺术形式出现了“中兴”。然而,这种“中兴”就如“时髦”一词自身所表达的含义那样,稍瞬即逝,它的适用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并不是所有的民俗群体、艺术种类都能够这么幸运。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也仍然不是一个绝对的办法。把实用性转化为审美性( 不是现时流行的、世俗的、夸张的审美性),加强民俗现代的商品特性,是延长传统民俗生命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引起世界的关注,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近几年有人用“民间文化学”代替传统“民俗学”概念,包括了民间工艺、民间艺术、民间科学技术和民间组织等许多方面。这标志着中国民俗学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种研究领域上的转轨,将目光投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意味着民俗学已不是一种陈旧的、僵死的学问,而是一种新鲜的、活泼的学问。并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和世界民俗学取得同步发展。民俗学的“现在性”,标志着中国民俗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为民俗具有传承性,不了解民俗的历史,就无法把握民俗的现实。 民族文化造就民族性格,传统的民俗文化中蕴含了许多民族的独特的精神,建立传统民俗文化保护目录并对其加以保护,为人们了解本民族的文化提供了条件,有利于通过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责编: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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