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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农民兄弟

自序

CCTV.com  2007年09月21日 12:15  来源:  

  作一个跑农业的记者,作一个农村节目主持人,当然要不断地接触农民。偶尔会向自己提出一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什么是农民?其实,“农民”作为一个词组出现,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礼记•月令》有“农民毋有所使”;《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吕氏春秋》有“古圣之重农民”;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义经书”;清代郑板桥将农民分为三等:“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勉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吧:农民,“种田为业者”也。

  研究日本的战后经济,不能忘记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研究美国的工业化,不能忘记福特、洛克菲勒。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发展,似乎鲜见具有辉煌成就的农民个体,然而你却可以看到一批拥有朴素的哲理,执简驭繁、敢为天下先的农民群体。回顾当今中国数次重大的变革,最初的探索,竟然都是出自这些并没有高深理论基础的人群之手。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尚在酝酿,安徽小岗村农民竟然就私底下搞起了包产到户。当时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读者来信”:“这不是包产到户的单干吗”?多严厉的责问!然而离经叛道的小岗村农民却用锄头和镰刀探索出一场生产方式的革命,中国的农业从此踏上高速发展之路;斯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非国有经济当然要拒于“国门”之外。温州农民却大胆地创办了一批批“个体、私人经济”,人均只有三分地,却在全国率先脱贫,为党中央完成“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宏大构思提供了成功范例;当很多人表示怀疑:“乡镇企业不是在为和平演变铺平道路吗”?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却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出感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当人们还在争论计划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标志时,万千农民以铺天盖地之势涌向沿海港口、大小开发区、大中城市。对他们的评价也从“盲流”到“民工潮”,从“民工经济学”到“农村劳动力转移”……

  中国的大事儿中都有农民的影子。计划生育问题、共同富裕问题、国民素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国计民生的大事儿,大头都在农村,农村稳,则天下安。

  下乡采访的过程中,我开始结交我的那些农民兄弟。

  记得在蒙山嶂子崮采访治山典型公茂田,他开发荒山十几年,穿破的胶鞋就有好几百双。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勤劳;莱芜农民张松泉,与种姜户签订的收购合同由于国际贸易争端无法履行,为了不让农民受损失,一赔就是60万,当地农民感动地为他送去锦旗。从他的身上,我找到了诚信;滋川区商家镇的农民,在满天飞舞的大雪中,神采飞扬、迎风斗雪,震天的鼓点声中他们擂出了“商家大鼓”的金字招牌。从他们身上,我感染了乐观;国庆40周年,普通外地车一律不准进京,平邑农民张广清为了让自己的广清牌大红石榴进京参展,竟然在当地租了一辆邮政车运送石榴,使广清石榴得以在京城扬名。从他的身上,我发现了精明;威海环翠区柳泉镇农村支书吕贵波,自己村里困难的时候,人家给他送来了钱,这个整天笑哈哈的村支书,竟跑到屋檐下没人处呜呜大哭。从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了率真;50多岁的肥城农民彭诗政早已是百万富翁,这个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的老汉却搞起了葡萄种植,天天下地干活,竟然累瘦了30多斤。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进取;济宁渔台县农民陈益斗,一年四季在各地放蜂,住在他微山湖边的帐篷里,一夜间我被蚊虫叮咬了一百多个包。空旷的野地里,追花逐蜜的艰苦与寂寞一般人无法承受。从他的身上,我体会到了从容……。

  行走乡村,品味农民。你注定会从他们身上咂摸出更多的思考。今天,绝大部分农民衣食早已无忧,但他们的现代化意识、成本意识、商品意识、标准意识、国际意识、风险意识……,却还普遍与入世的大环境相距甚远。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环境,以家长地位为标志的独断专行,以人伦关系为经纬的人格准则,以三纲五常孝悌仁亲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纵横交错地构成了具有普遍性的农民观念。中国农民喜欢以经验为蓝本,过一种趋稳守常的生活。正如费孝通所说,他们“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地里讨生活的传统”,而不善于、甚至不屑于经商。

  在这方面,山东人似乎尤其为甚。数千年来,山东出了无数风流人物,从春秋首霸的齐桓公以及孔子、墨子、孙膑、扁鹊,到秦汉的蒙恬、田横、邹阳、东方朔,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孔融、诸葛亮、左思、刘勰,到隋唐的秦琼、程咬金、房玄龄、杜伏威,从宋金元的李清照、辛弃疾、马丹阳、张泽端、邱处机,到明清的李樊龙、蒲松龄、孔尚任、王伦……竟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大商人。梁山一百单八位好汉,有数的几位从商的还是主管人肉包子的。重农抑商之举发端于鲁国。臧文仲被斥为“三不仁”,就因为他主张废掉关卡发展工商业、让家人织蒲席出卖、并且鼓励搞副业生产。

  长期的传统观念渗透使山东人普遍认为经商致富是“背德可耻”之事。以商为耻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后虽然有很大的改变,但以商为荣的风尚却仍需在更大的范围内树立。我曾在一个农户家中居住,几亩小麦玉米,外加圈里的几头猪,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我跟一家人坐在一块交流:“怎么不想着种点别的?养点别的”?家中的男主人说得坦白:“也想着搞,但是没搞过,怕不行”。我再问:“试过没有”?他说:“没有,要动就得花钱,成不成还两说。再说现在够吃够喝的也就行了”。我又问:“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再说,不种地出去经商、打工也行呀”。女主人倒是实在:“那你说搞啥呢?出去打工,背井离乡的上哪儿呢?干啥呢?”这下真把我问住了,我确实很难告诉他们一个万无一失的项目,我只是知道应该变一变或者必须出去闯一闯。不出门永远不知道该上哪儿!不尝试永远不知道该干啥!德州平邑县临盘镇有那么一大片盐碱地,浙江舟山的一位农民跑来瞧了瞧,就把家安在了这里。他平地、盖房、挖池塘,养起了鸭子。鸭子越养越多,老家人来这里落户的也越来越多,几年的功夫,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浙江村。同样是那片盐碱地,浙江人千里迢迢跑来开发,把它变成了直供北京市场的鸭蛋生产基地。他们的眼光和精明自不必说,那种哪里有市场就把家安在哪里的精神头,才是他们发家致富的最可宝贵的本钱。采访时临盘镇当地农民对我说:“一开始觉得不理解,一年到头连过年都不回家,为了挣点钱大老远跑这儿来遭这个罪,值当的吗?后来看到他们养鸭子真能挣大钱,思想转过来了,这就是差距,不瞅市场光知道傻种地,不行啊!”

  与农民亲近的经历使我对于所从事的职业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让临盘农民转变思想的这些所见所闻,不正是我们镜头的焦点吗?一个农村节目似乎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然而它的目光和触角却可以遍及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面对浩如烟海的三农题材,如何把握?一些采访报道的原则,需要记取。

  说话负责,态度严谨。财富原本在那儿放着,获取财富的方法却总是知易行难。致富个案的报道说来简单,放在全局分析,导向上的判断总会让人踌躇不前。对农报道牵扯不小,一条片子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捅了火药库造成大范围的误导。我曾经报道过一个《一棚黑豆芽 收入过十万》的节目,当时用黑豆生产的豆芽市场上非常少见,生产成本低、操作简单、周期短、产量非常高,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采访的时候我们算了一笔帐,一个大棚一年的收入就高达十万元。在当时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这个项目可操作性强,用得上推得开。节目播出后当地政府的电话便被打爆了,一个星期之内不得不另外装了两部热线电话,一个月之内就办了二十多期培训班。一个好项目因为我们的报道而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广,就在我为此高兴不已的时候,一封观众来信却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位浙江观众,他在信中非常严肃地批评我,说他看完节目后也算了一笔帐,一个大棚一年的效益不过一万多元。那我这不是严重误导观众了吗?!收到来信的时候,不知有多少农民已经平整地面、建起大棚、种上了黑豆芽啊,如果这笔帐算错了,将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影响,将会给多少农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啊?栏目的声誉也将因此一落千丈!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把帐重新算了一遍,结果发现是这位观众算错了,一畦黑豆芽的密度他少算了一个零。庆幸之余我对他油然而生感激,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不仅帮他算清了这笔帐,还向他表示了这份深深的谢意。我的感谢是发自内心的,这次虚惊使我体会到,干农村节目,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疏忽,也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为记者不熟悉政策而造成的误导,其结果更是无法想像。下笔说话之前,心里要紧绷一根弦,因为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农民将会受到你的影响,谨慎二字,真是须臾不敢忘记呀。

  动态考察,与时俱进。我曾经做过一个《粗粮细作面条 玉米身价倍增》的节目,介绍了曲阜市科协的颜世恩同志的两项发明专利:纯玉米弹性面条和玉米面条机。玉米是我国的第二大粮食作物,长期以来却普遍效益不高。这两种机器能够把遇水就散的玉米粉加工成筋道滑爽的面条,无疑为玉米的加工增值找到了一条出路。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节目肯定会引起广泛关注。果不其然,节目播出后,三个月之内老颜就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来访者八千多人次。但是当地工商局的同志介绍,前来购买玉米面条机的人远不止这些,更多的人是被当地一夜之间冒出的假冒厂家所分流了。真的加上假的,小小面条机竟然使这个著名的旅游城市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的旅游收入。当时的曲阜汽车站,上百条“玉米面条机”的横幅迎风飘扬,横幅之下却不知道有多少上当受骗的眼泪。本来报的是一件好事儿,却突然冒出了“李鬼”。接到大量质询电话之后,我们二赴曲阜,伴随着《李鬼明火执仗 工商打假护农》节目的拍摄,曲阜工商一夜之间清理了假冒厂家,为专利产品正了名。一项发明本身是单一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有可能派生出很多新的问题来,这就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再比如我们报道过的《甜叶菊的苦与甜》,相邻的两个村都种植甜叶菊,却因一个与企业签了订单一个没签,结果大相径庭。而《大小樱桃两重天》则说的是同样种樱桃,品种不同效益天差地别的故事。农业报道不能泥于一事一人一时一地,要动态考察,还需要横向的观照。

  审美构建,灵动思维。古人诗句:“雨过柳头云气湿,风来花底鸟声香”。鸟声没有气味,岂能用“香”来修饰?又如:“月凉梦破鸡声白,枫霁烟醒鸟话红”。月岂能凉?鸡声岂能白?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些诗句是不顾概念内涵的,但从诗歌的角度看,却不失为有景色、有情致的好诗。这是诗歌在语言运用上的独特艺术特点。如何营造农村电视专题的意境美、情节美、语言美、思想美、画面美、衔接美,需要按照艺术作品的标准来精心打磨。比如语言美。像《小镇专“吃”果品 带起百业兴旺》、《香菇开了花 菇农发了家》这样的题目,形象传神、质朴可爱,同时高度凝练了新闻素材的主题。比如衔接美。在农民的生姜加工车间里,我们与百十号农民一起,同远在百里之外的其他农民通过电视交流,时空连线在农家的感觉使人耳目一新。比如情节美。葱王比赛中得了三等奖的农民登台亮相时竟然把“三”字给盖住。一位种植人参果的农民为了见客户,在大棚门后挂了数十条领带。比如意境美。雨夜的联合收割机行驶在镜头前,天际突然滑过一道闪电,收割机立刻变成雨中一道剪影……。表现乡村的美,关键在于是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种热爱便是节目“灵动”的源泉。“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制作农村节目的过程中,我总会想起著名艺术家罗丹的这句提示来。

  “新闻学要同一个最为变幻莫测的对象――人性――打交道”。当记者以个体之眼传递世界眼光时,一切的表现均围绕着对人的把握而组织。《农民李洪儒网上开花店》、《欧盟开关 鸭农开栏》、《休渔人不休 增收靠旅游》、《百万河蟹下江南》、《麦客跨省作业记》、《现代农业在寿光》、《牛倌当老板 博士来养牛》、《张松泉和他的外贸生意》……。对农节目便如同无声润物的细雨,传播着那些发生在乡村的真实故事、那些活生生的变化,潜移默化、启人心智。我们知道,给他一车猎物,不如给他一杆猎枪。这猎枪就是一股子闯市场的锐气,这猎枪就是农民发自内心深处强烈的致富渴望和有效的致富方法。全国农博会没有为个人准备展位,一位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就在门口拿着自己的寿桃让大家品尝、向众人宣传。一位普通农民为了卖菜,在自家的墙壁上画出销售曲线,对市场进行细分;另一位农民种植白莲藕,为了打入国际市场,竟然自己摸索出全国独一份的白莲藕国家质量检测标准;还有更多的农民,闯荡市场凭的就是自己朴实厚道诚信的金字招牌。我们制作这些节目就是为了给农民传递这样一杆猎枪,因为这才是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收获“猎物”的根本。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报道过的许许多多农民兄弟,个个都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他们的观念与认识,我知道,那是注解咱们乡村面貌改变的最积极、最生动的素材。

  西谚有云:考虑你的读者,仅此就构成了技巧。新闻是对时代的一种观照。作一个农村节目的主持人,为了叫语言巧发微中、速喻明理,经常会运思谋作、处处体味,但是引弓未满的遗憾总是难免。传而不通当为谬矣,我们不停地在各地乡村寻找那些符合时代特征的鲜活素材,已经深感“市场把握之艰难”;今天的农民,价值取向、行为规范、获取信息的途径正变得多元化,更使我们感受到“有效传播之艰难”。《管子》一书中说:“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农业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农民更是根本中的根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更多农民的振作和精明。我们所做的工作谈不上登高瞭望、奔走鼓呼,“实用”而已。让农民过的更好一点!真正过上富裕、民主、体面的生活!这样的目标,难道不值得一生为之辛苦忙碌吗?

责编: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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