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距离第一次踏进小白楼111《乡约》大门的第138天，一个值得我一生回味的日子，这是场历练，更是一次蜕变。《法盲诉讼》的现场部分终于告一段落了，平静不了，晚上就杀去后海了。就像主持人在结束语中说的，采访周密德的过程，经历了重重波折。从之前的联系嘉宾，到跟老周沟通，到现场的确定、找合作单位，一直到最后的拍摄，还有后期，妈呀，都是波折重重。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片子，而且是独立做编导的第一个片子，看着它一点一点接近播出，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一点的长大，好伟大！

　　万事皆缘

　　按照时间顺序，在《法盲诉讼》前面应该是有其他节目成为“我的第一”，可是就是这种冥冥之中的所谓叫“缘”的东西，把我推向了他——周密德，这个有争议、有故事、有个性的普通农民。

　　其间有太多太多帮助我的人，首先值得特别感激的就是上海《新民周刊》的高级记者陆幸生，陆老师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来自“老家”的声音，我只想说那是一种乡音的支援，让我不断地、奋不顾身地去努力，一定要促成这次节目，在每每遇到挫折的时候，他都是我心底里的一个暗示者。我想到了中学里看陆老师的文章，看《新民周刊》中的陆老师的文章，那是一种仰视，一种敬畏，现在，我在《乡约》的平台上，能够跟一个我年少时曾经当作偶像式的作家，一起去促成一个访谈的节目，为社会和观众诉说一些声音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

　　在上海，我留下了一些遗憾，在北京我想重拾那些遗憾，意图在异乡弥补一些缺失。上海，有我曾经的梦，有我曾经想要程门立雪的、值得我一辈子去追寻的导师，放弃曾经垂手可得的那些梦，来到北京，我没有任何退路，只能不停得去追逐，去超越曾经的梦。我想这也是北京、是《乡约》跟我的缘分吧。

　　嘉宾故事

　　请周密德作节目有很多困难和困惑，我始终要在节目的兴趣点和政治性上作这样那样的度的把握，真是让我难受。原本已经差不多的地方联系拍摄，临时在关口上出了问题，我终于让他踏上了来北京的列车，我一定要做，不惜一切代价。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找周密德就整整找了半个多月，遇到了当地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老周得罪了好多人，都是她为农民打官司的时候得罪的人。

　　当我六点到北京西站接他看见他的那一秒，我一点都没有顾虑了，那一秒，我觉得他分明就是一个最最普通的农民，穿的衣服在我看来就是最典型穷苦人家穿的衣服，他提了一个蛇皮袋，就来北京参加节目了，据我了解，这已经是他挑的比较好的比较新的一身行头了。我想带他住宾馆，结果他还想让我给他省钱，说住招待所，好实在。

　　来农影，最容易让我感动的就是镜头里的最最朴实的农民，第一次是跟着科技苑出去拍农学教授给农民讲课，那里三层外三层的农民，眼睛里冒出来的像对领袖一样的崇拜，让我有说不出来的真切感，这就是繁华都市里感受不到的真实；第二次就是看见周密德，在老实人面前，我不想有任何伪装。

　　老周这个没上过学的“文盲”，却受聘给武汉大学本科生讲课；一个曾殴打法官的“法盲”，却为自己和他人打赢160多场官司。周密德，一个上瘾的诉讼代理人，因打官司太多，而触怒他人，有人竟给他作出“患精神病”的鉴定，而他，以其人之道，成功反击……

　　周密德花白胡子齐胸，头发杂乱披肩，衣衫稍显破旧，不认识他的人都会把他当作算命先生，或是流浪汉。虽打扮如此怪异，但找他代理打官司的人却络绎不绝，甚至许多律师都坦言：他没读过书，却比我们更懂法、更会利用法！

　　事实上，周密德读过书，不过是在女儿上小学二年级时，他才开始在女儿所在的学校上小学一年级。

　　周密德1949年出生，因为家境贫困，从未踏入过学堂门槛。长大成人后，他在政府的安排下进入武汉一军用被服厂当了一名工人。周密德居住在汉口汉西二路汉西村这一城乡接合部，在此娶妻生女，悄然度日。

　　转瞬到了1985年，周密德夫妇二人开始考虑如何致富了。他家旁的荒地上有一口废弃的水塘，周密德夫妇首先与大队口头协议承包了这口臭水塘，邻居对此不解。之后，周密德又与环卫部门签订合同，让环卫工人将垃圾拖来填埋臭水塘。接着，他再请几个人专门分捡垃圾，分捡的废品卖出后双方对半分成。邻居看到这样的致富路，恍然大悟。此后，周密德充分利用自家私房宽敞的优势，雇人开起了私营作坊，从事豆制品加工，生意甚为红火，他家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万元户”。

　　然而，周密德当时却是“法盲”，税务部门检查税收情况时，发现他漏缴了许多税款。最后，连缴带罚，夫妻俩需补税1万多元，反比他应缴税款的数额大得多。周甚感委屈，一气之下将税务部门告上了法院。在法官的教育下，周密德知道了“依法纳税”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同时感觉到，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遵守“游戏规则”，而这个“游戏规则”就是法律。

　　“纳税官司”平息后，周密德两亩臭水塘也被填满，他变废为宝，腰包又很快鼓了起来，这是大队没有料到的，不久，他被告知承包协议必须终止。周密德又一纸诉状将大队告上了法庭。几经周折，在法院的调解下，周密德夫妇与汉西村委会签订了《土地使用合同书》。

　　之后不久，本已明确规定了承包使用的臭水塘，却又遭到了村民的侵占，万般无奈下，他咬牙又将村民胡某推上了被告席。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诉讼之路，18年来为自己打了60多场官司，为他人打了100多场官司，收到法院传票1000多张，收到判决600多份。

　　周密德寻求法律保护，但他不知道法律的严肃性，他将本村村民告上法院，在法庭上，周密德大叫大喊，手舞足蹈，唾沫四溅。审判员走到他的座位边警告他，他却理直气壮地反问道：“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又没有坐到你的位子上，你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审判员哪见过如此放肆的原告，便严厉地喝令周密德退庭，周密德不但不理睬，反而问审判员：“凭么事让我退庭！”审判员强压怒火，欲将周密德拉出庭去，不料被他一把抓住，冷不防吃了他两拳。因周密德严重违反法庭纪律，法院给予他羁押10天的处罚。

　　这场官司周密德输了。10天后，周密德从看守所出来，呼吸着自由清新的空气，陷入了沉思。从此，他开始钻研法律。周密德不仅是个法盲，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当年已42岁的他，不得不当起了小女儿的学生，当时小女儿正上小学二年级，他老老实实地拿着女儿的课本请教发音识字，一笔一画地临摹着女儿的作业。

　　1990年9月，已开始练字学法的周密德遇到一件让他一生难忘的“小事”。邻居董某的一只鸡被人打死，其妻找到周密德，一口咬定是他干的，气愤至极的邻居站在他家门口破口大骂，周密德不想与之计较，闭门不出。

　　董某不依不饶：“连法官都敢打的人，这回咋不回嘴？分明就是心虚！”董认为这就是铁证，一怒之下，将周家窗户的一块玻璃打碎了。周密德终于站了出来，他据理力争：“你说我打死你家的鸡，什么证据都没有，你现在又打破了我家的玻璃，你是赔礼还是赔玻璃？”对方当然什么都不赔。周密德一纸诉状，将邻居上诉至硚口区法院，请求赔偿那块价值8角钱的玻璃。

　　案子经过调解结案，周密德赢了，邻居需赔偿玻璃，但他也要承担一半的诉讼费：25元钱。

　　“这么个小事，为什么要上法庭？”记者问。

　　“我觉得法律是最公正的，鸡是不是我打死的，别人说了不算，法律说了算！”

　　“官司是赢了，可25元钱换回一块8角钱的玻璃，值吗？”

　　“你错了，我用25元换回了一个公道，而不是8角钱，我认为值！”如今的周密德，还是那股倔强劲。

　　1997年，被全国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1元钱官司”，一度被认为是中国诉讼案值最低的官司，而此时周密德的“8角钱玻璃官司”已过去了7年之久，应该说，周密德的官司，创下了全国最低“诉讼案值”。

　　后来，周密德就一起案件多次向法院起诉，却未得到任何答复，周密德想出妙法，他请来公证机关，将自己向法院起诉的行为进行证据保全公证，此举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法制日报》称其为全国“诉状公证”第一人。

　　周密德打官司上了瘾。他对于打输了的官司，不断上诉，在法律上也锱铢必较，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

　　1993年10月，他突然收到武汉某医院司法鉴定办公室的一份“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里面“综上所述”，对周密德“诊断：偏执性精神病；结论：无行为能力；建议：监护治疗”。一纸公文，周密德成了病人。这让周密德莫名其妙，更让他及家人愤怒至极。

　　当时，周密德经过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益保护中心的推荐，正受聘给武汉大学法学本科生讲课。这一“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下达后，周密德的生活又发生了改变，在武汉大学讲学半年之久的他，收到了书面答复：经研究决定，暂不接纳为我中心正式工作人员。而且最让他无奈的是，作为“无行为能力人”，从此无权打官司，更无权给别人代理官司了。

　　有人煽动周密德用武力去报复这个“恶作剧者”，但是此时的周密德非常清醒，他安静地在单位上了两年班，而后开始酝酿着反击的机会：不是武力，而是法律。

　　1996年，周密德给朋友写了一张1000元的假欠条，让朋友去起诉他。法院告诉对方说周密德已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了，劝对方不要告他了。但对方坚持要起诉，为平息事端，法院出面支付了1000元钱。令法院没想到的是，1996年至1997年间，周密德写了更多的欠条，而且金额越来越大，他的朋友们也很够“朋友”，纷纷按照他的要求到法院起诉周密德。法院招架不住了，只好判决周密德还钱，理由是“周密德虽然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但欠钱是事实。”周密德反问法院：“既然我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我写的欠条怎么会有效呢？”在他的不依不饶下，法院最终承认，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但这只是他的第一步。为了拿到权威的证据，证明自己有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工厂生产组组长的他，在一次工厂发工资的时候，周密德有意将同事的工资全部代领。任凭他们好说歹说，甚至领导谈话，周密德就是不肯退钱。他对同事说：“你们到法院告我呀！”

　　同事被迫将他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周密德一口咬定自己患有精神病，不承担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受武汉市第四律师事务所委托，武汉市司法鉴定委员会与同济医科大学共同对周密德进行了精神病鉴定，最后证明：周密德“精神状态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场官司输了，但周密德兴奋异常，他把钱如数交给了同事，而自己从此又回到了当初他选择的人生轨道上。

　　今年7月，记者与一上诉人罗先生一起听庭。罗是某高校的博士生，因购房问题，将房产开发商告上法庭，被告违约证据确凿，但是，在判决时，审判法官却称，罗未向法院提供证据。

　　“怎么可能，我明明将相片、材料交给法院了，怎么会这样？”

　　罗懊恼不已，但无奈他的官司因证据不足而败诉。

　　“这是目前较为普遍的现象了！”周密德说，“这的确是上诉人的不对，他没有按程序办事！交给法院的资料、材料、证据等，交给谁，必须要谁签字接收。法官拒绝接受，我就要找领导投诉，这不是相不相信法院的问题，打官司还是要严格按程序办事！”

　　周密德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说，打官司不能“抖狠”，要学会“钻空子”。他所说的“钻空子”，其实就是从司法程序上纠错，以此达到立案、胜诉，或者缓判的目的。

　　周密德在受理一桩民事伤害案时，当事人把起诉书寄到法院，一直没有回音，他上法院打听，告申庭庭长说：“我们并没有收到啊！”此后，他又用挂号信寄出，仍没有回音。拿到挂号信回执单的周密德再问法院，答复是：“收到了，是上访信，不是起诉书，所以我们没有立案。”周密德问：“你说的那个上访信现在在哪里？”庭长回答：“在领导那里。”

　　周密德无奈再出一招：将起诉书的内容写在挂号信的背面，再次给法院寄出。他的理由是，法律没有规定起诉书要写在哪里，也没有禁止写在挂号信的反面。最后，这个案子终被法院立案。

　　他说，这一“绝招”他曾告诉过很多人，大多成功。

　　2001年1月9日，周密德因8000元的“借地”补偿费纠纷将汉西村委会告上了法庭，但法庭认为此案的诉讼标的是价值1800万元的土地，因此要周密德交纳10万元的诉讼费。周密德认为法院对标的判断有误，他不应该交这笔巨额的诉讼费，结果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此后两年内，周密德多次找到法院，但都不被理会。

　　就在诉讼时效即将过期的前3天，周密德来到某公证机关，要求对他的起诉行为进行公证。这在湖北甚至全国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公证人员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公证，他回答说：“从法律角度讲，我不能证明自己的行为，法庭上讲法律事实并不讲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是我去过多次但他们都不受理。”公证人员问他为什么不相信法律呢？他说，正因为相信法律才找法院，公证人员又问他既然相信法律为什么还要公证呢？他说是不相信那个法官。

　　2003年8月27日，江岸区公证处两名工作人员及劳动街司法所所长，与周密德一同来到法院，对周密德向该院案件受理窗口递交起诉状的全过程进行了现场公证。

　　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周密德提出很多常人想象不到的“非常方式”。

　　“我最大的愿望是与他人合作出一本书，其内容就是教人如何打官司，如何应对少数法官不讲诚信，如何应对不正常现象。”

　　老周的小女儿跟我差不多大，老周想要她准备考研，我跟他说，如果要来北京，我会竭尽所能帮他的。他想让他的两个女儿都读博士，我想，可能大人都想在孩子身上实现他所不能实现的愿望吧。其实女娃娃念博士以后会有很多问题的，虽然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打算。

　　专家助阵

　　得到岳成律师的帮助一直是我这次暗自庆幸的事情，中国首届十大律师之首的京城大律师，来给我的第一个片子做专家嘉宾，让我受宠若惊。因为采光的问题，很遗憾没能在岳成律师事务所拍摄，如果能在那里的话，我想这个片子一定会凭添几分专业氛围。

　　转战神农庄园之后，岳成老师又能够搁下自己的繁忙公务，赶到西山附近。说实话在节目之前的交流中，我对岳成老师是充满敬畏的，律师界的泰斗似的人物，一个逻辑缜密、思维敏捷、口才绝伦的专家坐在我的面前，我这个法律、法学的门外汉，生怕哪里出错闹出笑话。可是，越是交流，越是觉得岳成老师他的为人谦和。那种油然而生、情不自禁的敬仰。

　　在开头的互动、访谈中间的讨论和最后的点评，因为有岳成老师的支点，使得整个片子有一种最后的升华和思辨，能结合当下，对周密德的个人、以及这个世界千千万万类似于周密德的人和事，归纳出了一个思辨的衍生。这是我要的片子的感觉——情绪、情节背后的思索。真的是由衷地感谢。

　　后期

　　真的是太年轻了，很粗糙，什么都不懂，稿子的问题给后期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幸好后期的哥哥姐姐们那么的耐心，亮子那么多天不回家，他家的狗狗想他想的都开始刨他的脏衣服咬了，亮子都想媳妇儿了，哎，以后要好好思前想后，给后期减轻负担。

　　我

　　前面说到了蜕变，可能本身跟这个文案没大关系，但是从这个片子的报题到拍摄的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有了些回顾与思考，或许这样一片札记也是一个让我自省的机会，一个静下心又可以写些心里话的机会。锁定《法盲陪审员》，会有几个与我有关的关键词：

　　一鼓作气。文案初稿是一个通宵的结果。回过头来，对照终稿肯定有很多的稚嫩和不足。但是，因为它的唯一和不可替代，我看到的是很多灵感的光芒，像是点点星光，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那么的美好，让我觉得这个选题可以作为我的第一个片子展示给大家。

　　情感变迁。在这期间，我跌跌撞撞开始了新的生活，与那场三年多的梦魇挥手告别，在昏沉中我似乎经历了生离死别，让我一下子把自己的心读懂了，挣脱了那个泥潭，去寻求我这个年纪的人应该去努力的方向和那盏明灯。

　　喜悦新生。10月中下旬我脑袋磕破了、肋骨也断了，有个可怕的医生说了很多恐怖的话，我想到这个片子，实在是不甘心就这样让它夭折。是《乡约》的兄弟姐妹们让我感受到了温暖，让我有足够的动力和激情继续我的工作。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就象是陈晓春的歌里唱的“一切风尘仆仆，全都不必在意”了。

　　现场遗憾。由于我的稚嫩，面对室内拍摄显得手足无措。背景光线是这期节目的一大败笔。我自己都越看越难受。小片拍摄，因为种种原因我都没能全程参与，幸亏段哥和摄像大哥们，没有他们的全情支援，我根本就没法想象，这个片子怎么能够顺利首尾。

　　尾声

　　12月16日，是我来栏目整整5个月的日子，祝我的片子好运吧。

责编：肖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