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之旅
在中国，王宏斌领导的南街村可称得上是个极具个性的亿元村。有人称之“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这里始终坚持大学毛选，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的“三大活动”。
南街村有14亿的家底儿，但没有“私有制”。在这个只有1.78平方公里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金钱的交易。村民的一切由村集体供给。
有人认为王宏斌在南街村进行着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一直存有的“大同”之梦，而他把正在做的一切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今年52岁的王宏斌还在为他的理想而奋斗。而在更多人的眼里，他则是个谜一样的人物。
王宏斌的故事
1961年，王宏斌出生在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南街大队一户农家，因为南街大队穷得出了名，所以周围的村镇叫它“难街村”。王宏斌的父亲在县里的供销社上班，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女儿，突然得了儿子，王宏斌的父亲格外高兴，不久王宏斌又有了弟弟、妹妹，虽然孩子多了，但家里还算是过得去。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父亲觉得王宏斌很倔、很犟，你不让他做的事，说也好，打也好，说完了，打完了，他一声不吭照样做。似乎他认定的事情他就得干。
高小六年级毕业时，王宏斌正赶上毛泽东提倡青年人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学上不了，他回家干农活。因年龄小，身体单薄，生产队照顾他，安排他看庄稼，王宏斌没事儿就学着用玉米秆、高粱秆编草垫，给奶奶纺棉花坐在身子底下，软活，队里人看了都喜欢，也找他编草垫，最后，队上50多户，每家都有他编的草垫。
王宏斌十七岁时，生产队的老队长觉得他虽然年岁小，但做事情细致负责公道，就推荐他当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的主要职责是领着大家干活。当时，农村实行“工分制”，讲劳动纪律，要按时出工。王宏斌一上任，就因为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来晚了，当众扣了她们的工分。大家都不敢小瞧这个年轻人。全队人齐心合力，精耕细作，年底一评比，南街村的粮食亩产全县第一，王宏斌在全县出了名，领导带着他到各村介绍经验。
可王宏斌的父亲却高兴不起来，他觉得儿子应该有更好的出路，经过一番努力，从县里他跑来了一个工人指标，于是，王宏斌在父亲的安排下，在县生产资料公司上班，干了两年多，王宏斌没有找到当工人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打算盘不会，给人家开发票有些字不会写，很困难，内心里确实想回来，队里人也盼着他回去继续当队长。
1974年的一天，时任南街村的支部书记王黑带着几个人，开着南街大队仅有的两部小拖拉机到城里把王宏斌接了回来。可以想象，他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坐着拖拉机一路颠簸回来，那时的拖拉机就相当于现在的奥迪，它象征着村民对王宏斌的最高礼遇。回到家，王宏斌遭到了父亲的冷遇，父亲说他没出息，甚至不认这个儿子，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父子俩没有说过一句话。
县里把王宏斌树为邢燕子的典型，给了他很多的荣誉。1977年，王宏斌被推选为南街村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宏斌不负众望，连续两年粮食、烟叶亩产全县第一，但他发现，村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好过，倒是有人说刘庄的史来贺让村民家有粮吃，手有钱花，王宏斌带着村里的主力，去刘庄取经。在刘庄，王宏斌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没有工业，农民富不起来。回来之后，他们用东拼西凑的3万元钱办起了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这就是南街村的第一家企业。面粉生产出来，销路是个大问题。王宏斌他认为，中国的城市中北京最重要，因此，他们决定将面粉厂的产品先打进北京。一天，他敲开厂长的门，说明来意，希望糕点厂化验一下南街村面粉的质量。王宏斌的真诚打动了糕点厂厂长，他答应化验一下。结果，经过化验，发现南街村面粉厂的产品比糕点厂用的面粉的产品质量要好。于是，糕点厂就跟王宏斌签订了一份长期的供货合同。于是，北京的市场被南街村人打开了。
从北京回来，王宏斌发现县里的新鲜事。县机砖厂生意红火，当时处处搞建筑，办砖厂肯定赚钱，可办厂至少要30多万，这可是个天文数字，王宏斌想出了个融资的土法。他首先在党员会上吹风：这么多年，一直是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一次，咱们关起门来，给大家搞点福利，村里打算办个砖场，眼下市场上一块砖卖3分3，咱们优惠2分5，每家限购3万块，出了门，大家谁也别说。可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没几天，就有人找支部反映情况：党员占大便宜了，盖房子也就3万块砖，党员盖房子能剩下400多元钱。过了几天，村里的大喇叭喊开了：经村委会决定，按优惠价向村民预售机砖，每户限3万块，军烈属、教师家属优先，仅限3天，欲购从速。就这样，村里很快筹集到30多万现金。
有了充足的资金，南街村的机砖厂很快运转起来，生意比王宏斌想象的还好，连附近县都到南街村拉砖。这样一来，村里每天是尘土飞扬，有村民开始抱怨，事又凑巧，由于操作不当，机砖厂的工人出了事故，村民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了，谣言满天飞，说村里只顾赚钱，不顾村民死活，还有人向王宏斌院里扔大便，王宏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在想，如何度过这场危机。
这天，他与村班子商量给村民办福利的事情，首先免水电费，算下来一年要集体贴2万元，有些人反对，机砖厂刚办起来，每年赢利也就3、4万，拿出一半办福利，怎么扩大规模，福利是不是可以等几年再办。王宏斌说，不能等，村里搞发展不是单靠村班子几个人，靠的是全体村民的支持，失去了这个支持，我们什么也办不了。很快，王宏斌宣布了这个决定，在关键时刻，争取了村民的支持。
转眼到了1981年，全国实行联产责任制，南街村的一切财产都分家到户。村里搞承包，结果也不太不理想。因为南街村靠近县城，村民做小买卖的很多，无暇搞农业生产，农田撂荒；原来的面粉厂、机砖厂承包给了个人，他们欠着村里的承包款不交，村集体没有收入来源，村公共事业没人管，村民意见挺大。
1985年，王宏斌和全村的干部群众以承包人不交承包款，违反承包合同，把承包出去的企业收归集体，还把村民撂荒的土地由集体统一耕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王宏斌把村办企业发展成为固定资产10亿元的南街村集团。还实现了他入党时的誓言，为建设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主义具体在南街村就是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王宏斌在南街村实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制度，村民人均工资是250-300元，村民的住房、生活所需的米、面、肉、蛋、油、气，村民生老病死、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每年一次组织村民到各地旅游全由村集体负责。未来5年，王宏斌还要实现生活日用品、服装、一日三餐的统一供应。他的口号是“让村民富的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也许这与现在保护私有财产的距离有些耐人寻味，但正如王宏斌自己说的，现在村民衣食无忧，比城里的下岗工人好得多，多几个南街村，全国实现小康的步子就会更快些。
到了下班时候，随着喇叭里的歌曲，人们从厂区涌出来，拿着饭盆奔向食堂，原本宁静的街道一下子热闹起来。和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革命歌曲斗志昂扬的调子，大家的步伐、说笑声洋溢着生机、活力，甚至激情。革命歌曲之后，也会播些流行歌曲。
有人说，站在南街村有恍若隔世之感，而我们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人不能不回忆起小时候老师讲2000年我国将实现共产主义，到了那个时候，实行“按需分配”。当时就想，到时候要什么有什么。这个儿时的梦想从此便扎下了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妄想漫漫而寥寥。到了南街村，这些梦想又从我们沉封的记忆中回来，晃若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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