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影视圈，恐怕知道邓建国的人不在少数，前些年他的名字常被人们与“恶意炒作”联系在一起。

　　邓建国，1959年出生，出道及主要作品：1991年广州，1995年15万元起家投拍《广州故事》。1996年创立(民营)巨星影业公司，投拍《广州教父》、《鸦片战争演义》。1997年投拍《反贪风暴》、《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一、二部)等片，创下广告帖片1.1亿的收入。随后几年陆续投拍《风流才子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三部)、《审死官》、《猛龙过江》、《格格要出嫁》、《我这一辈子》等影视剧。2000年度被媒介评为『十大影视风云人物』之首。

　　1995年，他投拍了自己作为出品人的第一部电影《广州故事》，这是一个既没有故事情节，又没有多大演出阵容的影片。老邓以15万元钱的投资拍成了一部耗资200万元的电影，这在当时开创了市场化运作影片的先河。拉虎皮作大旗，民营机构挂靠在国有制片厂的金字招牌下，恐怕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关键，也是一般人想不出来。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和脑子里许多人想不出来的歪歪点子，邓建国初战告捷，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走上了一条几乎平坦的影视之路，由他投资拍摄的影视作品几乎是拍一部火一部，十年来，邓建国共投资拍摄影视作品38部900多集，与其合作的演员中不乏炙手可热的当红影星。1996年，邓建国注册了巨星影业公司，第二年更创下贴片广告1.1亿元的惊人销售额。

　　有人说奠定邓建国在影视道路上辉煌的是与张国立的合作，6年拍了6部戏，4部《康熙微服私访记》、一部《我这一辈子》、一部《京城大状师》。这不仅让张国立家喻户晓，邓建国也赢得丰厚的利润，奠定了其在影视圈的江湖地位。

　　熟悉邓建国的人都同样熟悉他那句口头禅：“我是农民的儿子”，在文化人扎堆的影视圈里也的确有不少人觉得邓建国太“农民”。然而就是这位“农民”，近几年来在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沃土上植出了一颗影视业的大树。广东巨星影业有限公司。同样横空出世不过数年、同样频繁推出新作、同样采用新型的管理与经营模式、同样备受舆论青睐，有人甚至把“北京紫禁城”和“广东巨星”这一南一北两大影视业新名牌相提并论，当做九十年代的重要文化经营个例加以关注。

　　年届不惑的邓建国出身于江西临川一个农民家庭，所以这位“农民的儿子”总是不忘自称是一个“粗人”。然而“粗人”邓建国却一直渴望着“细作”，他投身文化产业，特别喜欢和形形色色的文化人打交道，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把自己巨星影业公司塑造成了一个名牌。

　　外行团结内行

　　多年以前，邓建国曾经在电影放映队里放过五年电影，他的影视梦也就从那时起开始生根发芽。邓建国身上有一种农民的实在，那就是从不掩饰自己。他总是说自己不懂的太多，但他懂得把那些有才华的创作者“拉拢到”自己的身边。名编剧邹静之、名演员张国立邓婕夫妇就这样开始了与邓建国长期的合作，并在一种和谐的创作环境下推出了迄今为止巨星公司最成功的作品《康熙微服私访记》及其第二部、第三部。翻开巨星影业公司短短数年的历史，在这样的合作名单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李保田、陶虹、朱媛媛、汤镇宗、汤镇业、温兆伦、舒淇、张敏、彭丹、张国强、古巨基等一长串两岸三地星光熠熠的名字，而邓建国还渴望着在自己的“红名单”上留下更多合作的佳话。与很多知名文化人开办影视公司不同，邓建国的创业经历给中国影视业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模式，即：一个成功的制片人不一定要什么都懂，但却一定要懂得团结和“利用”那些在各个专业领域都做得非常专业的文化人。这也就是谦虚的邓建国所说的“外行团结内行”。

　　电视重于电影

　　今天的邓建国对国内影视业，特别是影视市场的发行交易环节已经有了很深的认识，对投拍的题材与剧本也看得很准，但是这位“行家里手”却的的确确是在团结内行的过程中由外行成长为内行的。1994年11月，巨星影业公司的前身珠江电影制片厂明星创作室用帐面上仅有的15万元人民币开拍了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彩色故事片《广州故事》，那时公司上上下下对影视制作都不太了解。筹拍时有人说：《广州故事》剧本是近年来珠影厂最好的剧本，邓马上点头笑着说：是的，是的。投资预算当时定为150万元，制作周期6个月，可是后来超过了预算100多万元，制作周期也超过6个月，接近翻番的时间。当时的制片主任问邓要钱，邓笑呵呵说，没关系没关系，钱照付。那时的邓建国可以说什么剧本呀，导演呀，摄影呀，甚至连化妆、服装、道具是什么也搞不清楚，这个来自江西林场的放映员凭着一股对电影的热爱及对影视的爱好“摸着石头过河”…… 1996年初，邓派公司的何小姐到上海永乐公司推销发行《广州故事》，从未做过发行的何小姐问邓：“老板，上海地区要卖多少钱呀？”邓说，你向他们开价200万，实价150万就可以卖了。何一到永乐就立刻打电话回来：老板，对方说我根本不懂，要老板亲自来谈。邓当天即飞到上海，寒暄之后，对方开了一个价：上海版权全部买断8万元，保底分成5万，最多就是这个价。邓当时吓得快晕了！因为未到上海之前，邓听说上海的电影市场占了全国1／4，如果上海卖8万，《广州故事》在全国最多只能卖32万，还不够《广州故事》在广州100多万宣传费的1／3。对方经理看到邓垂头丧气的样子，拍拍邓的肩膀，安慰道：邓先生，晚上我请你吃饭，下次你若有好片子，价钱给你出高点。那晚邓没有吃饭，他脑海里反复跳动着一句话：市场太无情了。对于邓建国来说，这是最艰难的一年，还没有从电影的噩梦中醒来，巨星公司投拍的首部电视剧《广州教父》又把另一道难题摆在了邓建国的面前。1996年8月，离《广州教父》开机不到3个月，香港演员的订金已支付了50多万元，公司帐户上只剩十几万，怎么办？邓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两个多月如何筹得到几百万元啊？公司有人提议向银行贷款，邓好像大梦初醒一样，发疯似的把全广州所有的银行行长电话都打了个遍，但大多数银行均无兴趣：在广州还没有贷款拍电影的先例呢！过了10多天，只有市工商银行答应可见面谈谈。在这关键时刻有个热心人热心地与邓一同搞市场调查，搞贷款资料，开认证会，最后是邓以公司全部的资产给珠影作抵押，并由珠影出面贷款。那一个多月，光跑银行就有上百次，每天都跑好几次，希望与失望反反复复，折磨得邓的精神几乎崩溃。在《广》剧开机后第15天，终于盼到了那笔300万元分三次的贷款。《广州教父》艰难地拍完了，邓建国也迎来了一片新天地。电视剧广阔的市场空间给这位白手起家的文化生意人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机遇。1997年，公司相继投拍了《鸦片战争演义》、《反贪风暴》、《康熙微服私访记》、《东方母亲》四部大型电视连续剧，四部电视剧都争到了全国二百家以上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每部剧的随片广告都安排得满满的，从未空播过一次。邓建国在电视剧发行过程中找到了投拍电影所没有的成功与快乐，电视重于电影也成了巨星公司近年创作的一个总体倾向。

　　通俗多于高雅

　　在影视界，有很多人对巨星公司的“产品”是不屑一顾的，认为这些影视作品太“俗”。在采访中我就这一问题请邓建国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他说：“这是我自己坚持的方向，我每年拍五部通俗的作品才会拍一部高雅的或纯艺术的。我理解别人所说的‘俗’就是贴近市场，为最广大观众所能接受的作品。”邓建国强调：“我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观众，我既没有编剧的水平又没有导演、表演的才华，我的心态和最普通的观众一样，就定位在‘俗’上。”按照邓建国的分析和推测，中国的高知识阶层比例还是相当低的，绝大多数观众，特别是电视观众还是倾向于看他所拍的这种“俗”的电视剧。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邓建国这位“农民的儿子”为什么能生产出那么多圈内评价不高但市场销路甚好的影视产品。

　　国内瞄准国际

　　人都有两面性，邓建国也不例外。人们都以为这位“农民的儿子”只能大量生产些简便易食的“文化快餐”，却不料他心里却有着极大的抱负，这抱负是很多搞文化出身的文化生意人都不敢轻言拥有的，那就是捧回奥斯卡金像奖。邓建国称自己拍了这么多面向普通观众的电视剧，其实最喜欢的还是《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的电影。为了将来能大踏步地走向国际影坛，去实现那个在旁人看来是天方夜谭式的奥斯卡之梦，邓建国已经开始把网罗影视界英才的目光投向国外。据他介绍，巨星公司已延聘好莱坞经典名片《雨人》的编剧为公司度身定做一部剧本，走向国际市场的探索与尝试不久可望付诸实施。 邓建国谦称自己是个“粗人”并非没有道理，个“粗”体现为他没有很多文化人的谨言慎行，而是在一种令人吃惊的程度上敢想、敢说、敢干。所以邓建国每一次雄心勃勃地摩拳擦掌只有两种结局：失败了遭人讥笑为头脑发热，成功了则成为一段经营奇迹。好在邓建国并不太在意别人怎样看待他，依然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干起来。自己就是这种风格，干脆就一路标榜下去。

　　莱温斯基、张艺谋、张纪中、贝克汉姆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吗？有！他们都是一个人想找的顾问，什么顾问？炒作协会的顾问。炒作协会是何组织？而那个人又是何许人也？竟然想请这些世界级名人当顾问，当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

　　随着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电影《母亲快乐》及《秘语十七小时》等作品炒作风潮一拨拨地起起落落，影视出品人邓建国自去年起宣称从娱乐圈“淡出”，将99％的精力投入白酒产业。邓建国做影视时因大肆炒作而名声时香时臭，而曾经有人站出来出书《娱乐江湖：邓建国八年炒作大揭秘》，狠狠揭了邓建国白手起家拍摄30多部影视剧的“老底”。

　　据了解，《娱乐江湖：邓建国八年炒作大揭秘》全书20余万字，是首次由圈中人自己解密江湖，全书用50余个典型个案“回放”了邓建国如何实现知名度快速积累、实现由江湖外的“小人物”变身为亦正亦邪一派的风雨历程。据行内人士介绍，书中涉及近百位名头不小的娱乐人物。

　　邓建国，究竟怎样把娱乐圈的水搅浑？

　　书中，作者很有意思地把娱乐圈比作“江湖”，并且披露了邓建国对“江湖”的直率理解：“我觉得什么东西在没有知名度之前都得使劲炒，不管正炒、反炒，只要吸引别人注意就行。待知名度确立了，人家知道你了，再修正，最终建立美誉度。”说白了，就是“把水搅浑再说”。他认为把注意力吸引过来，重要性不亚于把资金吸引过来。

　　娱乐炒作的毛孔里有什么？

　　作者在书中认为邓建国是他凭借制造“与众不同”闯出了名气。他一直想从圈中人的角度，真实地告诉人们，在市场经济的江湖里，“炒作”的毛孔里不是肮脏的滴血，而是规律本身的一个组成。

　　俗人邓建国缘何拍摄老舍名著《我这一辈子》。

　　作者认为邓建国是“在一个创意奇缺的年代，进入了一个极需创意的领域，干了一些很有创意的事情，获得了缺乏创意的评价”。他认为邓建国在娱乐圈的感觉就像周星驰在《家有喜事》中穿着纸做的西装、画了条领带出席豪门夜宴一样，无厘头到了“黑色幽默”的程度。尽管很多人认为邓建国“太俗”，但公正地说，《我这一辈子》和《风流才子纪晓岚》却都是他的东西。

　　江湖，不是杀手的战场，便是文人的梦乡。

　　一个叫邓建国的人，偶然来到距江湖最近的一个码头。他大声告诉停靠码头一叶扁舟里的艄公，想乘船闯江湖。艄公见他打扮，不屑地问：“你会使剑吗？”邓建国回答：“不会。”艄公又问：“那你能写一手好文章吗？”邓建国摇了摇头，艄公道：“你凭什么闯江湖，江湖风浪大，水流急，暗礁密布，险滩处处，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邓建国笑了起来，见牙不见眼。他对艄公道：“听说行走江湖有绝活就行了，是不是真的？”艄公再次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瘦巴巴的小个子，半信半疑问道：“你会什么绝活？”邓建国找了很久，拿出一柄乌溜溜的物件，向艄公亮了亮。艄公定睛一看，看到了一个类似锅铲的东西。 艄公行走江湖几十年，从未见过有人用这般劳什子，他疑惑地问对方：“这也是兵器吗？” 邓建国回答：“我不知道什么是兵器什么不是，我只知道拿它来炒东西。” 艄公以为邓建国原来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厨师，于是大笑起来，有几分奚落更多的是得意：“炒什么东西，恐怕是小菜吧。” 邓建国严肃起来，他一字一顿地说；“我炒的不是菜，而是电视剧、电影、白酒、我自己，当然也可能有其他东西。绝不是菜。” 艄公此刻脑海里隐约浮现了几百年前那个绝世高手西门吹雪的影子。他记得西门吹雪吹的也不是雪，而是血。 想到这，艄公内心升腾起几分颤栗，他不由自主地大喊一声：“客官，请上船。” 目前还没听见有人说邓建国也是“无厘头”，在做成了一桩桩名动江湖的大事后，江湖上对他的评价是“炒作高手”。 如果邓建国问一句；“有没有什么有创意的评价啊，各位？”我希望有人作“含情脉脉”状告诉他：“你是娱乐圈的思想启蒙者。” 千万别笑，这是一个庄重的命题。给邓建国下结论，其实应该放在10年以后。10年前不理解他的人，10年后也许会向他鞠躬致敬。但另一方面，谁都无法预测启蒙者的命运，就跟谁都无法在春天预约一场大雪一样。

　　除了肯定他会将炒作继续进行下去外，我们谁都无法预测邓建国的未来。

　　然而人心难猜啊！邓建国澄清“削发为僧”传闻 炒作大王深陷泥淖，如同“狼来了”的故事一样，邓建国这次尽管再三申明，“削发为僧”是谣传，但是几乎没人愿意相信这次真的并非出自邓建国的授意。从享受炒作的乐趣到品尝炒作的苦果，这其中的巨大反差也许会给邓建国以及愈来愈多的邓建国们意味到些什么呢？

　　价值5000万，占地40亩……屋如其人，虽然是最豪华，但看起来房东邓建国更像一个农民，一个有头脑突然赚到很多钱的农民。家境贫寒，全靠自己白手起家；没文化没背景，自称连剧本都看不明白……这样一个人，就敢扛着仅有的15万元血汗钱义无返顾扎入影视圈！你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和勇气、不能不承认他的精明和果断，所谓时势造英雄，一个能紧跟时势的人，自然有机会成为英雄。

　　但从他的广东豪宅里，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他骨子里“发财就要置田置地、建屋盖楼”思想的延续。从他豪宅的结构、布局、核心建筑与相邻建筑的排位、内部设计风格等等，又无可避免难以摆脱“暴发户”的痕迹。所以对他而言，“炒作大王”、“影视大鄂”都算是美誉了。有把话往难听里说的人，看不惯他在圈里上蹿下跳、挑事弄非、制造话题，干脆用“圈里的搅屎棒”来骂他！

　　可邓建国也够坚强。任你褒贬、任你评说，兀自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脸红、不心跳。因此，他应该算是圈里最异类的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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