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朱妮

　　从5月前期采访，6月拍摄，7月编辑，《一个人的抗战》耗时近三月。对我来说，这段日子并不好过，是一个质的蜕变。也正因为此，它在我大脑皮层沟壑里留下的印迹至深。或许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竟使得我不敢下手再做下一个片子了。

　　《一个人的抗战》主角樊建川，是一个很难定位的人——收藏家、儒商、馆长……做片子过程中压力相随，我想很大程度上来自仰视樊建川的辛苦。

　　因为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的契机，我们选择了他的一个小小侧面：收藏家，甚至只选择了收藏中的又一个小小的侧面：抗战文物收藏。而仅此一点，便足以让我又继续伸着脖子仰望。

　　前期联系的过程很顺利。樊建川是个豪爽的四川汉子。从另一个编导那里得知联系方式，拍摄的相关事宜在电话里竟全部搞定。相比后来的策划拍摄和编辑，这样的开头显得轻松，也让随之而来的困难和瓶颈把我搞得猝不及防。

　　最先到来的问题是前期策划。写完《赌王反赌》和《毛孩》的策划，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樊建川这期策划也不会刁钻到哪去。写完一稿，满怀信心递交制片人，得到评价：逻辑乱、东西杂、思路不清。对于策划，相当于死刑啊！小敲小打湿改不好思路上的问题的，看来得从根本思路上大刀阔斧地改了。再次搜索樊建川的资料，再次从抗战文物中寻找切入点。二稿出炉。被打回。继续东西杂乱。

　　有点焦虑了。我写东西的习惯历来如此：一开始找不对路子，接下来也完蛋了，拗到一根筋里怎么都出不来，看来这次策划凶多吉少。后来我自己梳理这个过程，还是没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这次策划，仰视让我扭痛了脖子，也迷糊了眼，看到东西都想往策划里塞，结果一盘散沙。

　　接下来的问题很明白：如何删繁就简，如何取舍。而解决问题似乎不在我能力范围之中了。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之作，是政治题材，是历史题材，牵涉的东西太多。纵使我有三头六臂，单凭我这23岁的淡薄阅历也是难以拿捏妥当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百忙中的制片人给我找了三位老师解决这个问题：阅历丰富的赵；老师、颇懂历史的杨老师和潘老师。三人合力，稿子得到改观。

　　问题接踵而至。凭着其他媒体的二手资料，定下来重点访谈的这些文物内容，是否合适，又是否是最经典的呢？网上找不到答案，电话里也讲不明白。

　　于是有了五一期间的前期调查。我和一个摄像奔樊建川而去，奔樊建川的文物而去。对于后来的策划，这次调查却给了我意想不到的结果。

　　5月3日见到樊建川。年轻时应该算是个帅哥。我们在建川博物馆（专门展览樊建川私人收藏的文物）坐落的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落脚——一个很安静的小镇，和大地主刘文彩的刘氏庄园相邻而居，将抗战文物、文革文物放在这样一个有积淀的地方，樊建川的眼光可想而知。

　　是带着任务来安仁的，一是为了樊建川，更是为了他的文物。

　　和樊建川的交流并不容易，问题在于他根本没有时间，既要管理建川集团整个房地产的宏观问题，还要忙建川博物馆这一件于国家于民族都当之无愧的大事。可能是每天不得不日理万机的缘故，樊建川的语速也相当快，相同的说话时间比平常人要多一倍的信息量。这点让我很兴奋，节目的内容势必很多，嘉宾说话快有利于谈话。和樊建川在饭桌、办公室里的谈话让我们得到信息，在收藏抗战文物之外，樊建川有着更多更有意思的人生故事。

　　文物的状况却让我担心了。一来文物摆放的地方不利于拍摄，二来文物多是瓷器，珍贵而且易碎。我和摄像在樊建川的文物室里呆了整整一天，将前期策划中“钦点”的文物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布光进行拍摄。

　　四天后回到北京，开始梳理重新写稿。本以为前期采访能让我思路变清晰点，结果“云深不知何处去，只缘身在此山中”，和樊建川的接触加深了对他的尊重，卯着一股劲想把他的人格魅力体现出来。结果又出现了和二稿一样的问题，贪多贪大让稿子成了个大胖子，线条全没了。

　　制片人急了，我也急了。稿子简直让我一夜白头，怎么改怎么不对头。我深感压力，在压力中也要深深感谢肖老师，给一次压力其实就是给一次绝佳的机会。无论如何，稿子得继续改下去。于是，继续删除，继续衡量，继续忍痛割爱，继续改。

　　5月底，决定赶赴四川正式拍摄了。出发前，稿子仍戴着未定的帽子。忐忑不安地来到了安仁。在正式录制访谈前，身上的担子不轻。最大的问题在于稿子还是悬而未决，二来文物是否能安全到位呢？

　　第一个问题，制片人熬了两个夜帮我解决了，肖老师改稿子的韧劲让我叹服。来《乡约》这么久，最怕的事情就是和肖老师对着改稿子，因为他想得多，问得多，写得快，写得好。这次改稿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一个关于抗战时间的数据让我无地自容，写了一个月的策划，居然忽视了这么重要的历史真实性，真是欠打。上网查找，结果出门就摔了个大跟头，看来真是因果有缘。

　　改完的稿子出现了质的变化：顺畅了，互动有力了，开头巧妙了，结语提升了。改完稿子，我稍稍缓了口气。

　　6月2日，正式拍摄。近十件文物的准备让我们忙了好一阵子。谈话所需的文物有部分是非常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例如那张《飞虎图》，樊建川的司机一直牢牢背在身上，生怕出了什么差错，并且直到最后时刻才拿出来，还有一些世界仅此一份的文物，例如日军完整的八本日记，接过它们的时候，我心里都在打鼓。我还记得拍摄完成时，我长舒一口气对自己说：“对付文物比对付人难多了”。

　　因为烈日，因为都是老观众的原因，拍摄时间拖到下午4点，以后我也不敢完全相信天气预报了，说好阴天的结果太阳都白了。布置现场的过程，要感谢焦峰、王凡和锻炼。忙里抽空拍摄的樊建川的几个特写，要感谢焦峰，樊建川是个不好对付的嘉宾，不听镜头的话，后来回放时看到这几个颇有韵味的特写，足见焦峰的“磨”功到家，用樊建川的话说是折腾。

　　是啊，折腾！一个半小时的折腾，节目顺利完成，文物没有弄错，观众反应很好，嘉宾情绪高涨，主持人声情并茂，让我觉得内疚的是让主持人和嘉宾流了太多的汗，顶着烈日做访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回到北京，开始节目的编辑工作，学习对象是老编导涂华。跟涂华我学了很多，如何快工出精活，如何提高效率，如何保持节目编辑的连贯性，如何配音乐，如何保证头脑的清晰和节目的清晰。

　　节目顺利编辑完毕，找历史资料的过程比较痛苦，涂化老师录了几天才找到所需的资料。7月4日审片，大家鼓励很多批评也很多，心存感激，肺腑之言。

　　明天就要播出节目了，这时的我很平静，下一个节目马上到来了，又要开始新一轮了。

　　樊建川介绍：

　　“在收藏这数千件抗战文物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它们僵硬外壳下活跃的生命……”樊建川希望人们从中找回激情和纯真。“插过队，当过兵，教过书，做过官，后辞职经商”，几乎所有建川公司提供的有关这家公司掌门人樊建川的简历中，都有这段话。这显然出自樊建川本人之手，他为文喜用短句式，说话语速极快，一如他的行事作风，干脆利索，速战速决。

　　这个浓缩了樊建川18岁以后经历的简短排比句式使用了过去完成时，但另一件贯穿始终的事却没有排比进去，那就是收藏。自认是收藏天才的樊建川把自己的收藏元年定在5岁，那一年，他收藏了自己在幼儿园的一份成绩单，这份藏品现在已经成了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件生活藏品的一部分。这在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樊建川后来成为‘文革文物收藏家’的部分端倪，他的另一个名号是“抗战文物收藏家”。

　　这个出身于军人世家并有近10年行伍经历的中年人称自己“很恋旧”。从有规模地收藏开始，樊几乎把每一个不工作的双休日都花到北京、上海、西安、武汉、郑州等地的古玩市场了，在这些地方，因为要和三教九流打交道，樊的身份是“开面馆的”。自言有农民般结实身体的他称，所有藏品都是自己亲手带回成都家中的。“这要感谢在农村和部队打下的底子。”看到这些“把玩起来都会让人手心发烫”的藏品被封存在仓库里，樊至少焦虑了5年，等到有了建一个博物馆聚落把它们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这个念头开始，樊做事更加急如星火，快如闪电。在每周的5个工作日里，樊都要坐着他的奔驰车在成都、都江堰、广元和安仁之间穿梭，他公司的项目都集中在这4个地方。樊一共换过4辆车，从最初的长安奥托、普桑、奥迪到加长红旗，樊一直是国产车的拥趸，“现在要跑高速，要快也要安全”，于是才有了与其地产商身份相匹配的座驾。

　　因为低调，樊在地产界的名声不如在收藏界大，这似乎符合他对自己人生的设计。在谈到当年以最年轻的常委身份，从宜宾市常务副市长辞官经商这段经历时，樊强调了两点，一是不想在一种过于程式化的生活中耗尽一生，“整天坐着开会实在不能适应，即便做到这个位置，也不觉得有什么成就感”，另一个原因就是收藏，“以我的性格和做人的原则，是不可能靠做官来发财的，可一个国家公务员的收入是养不活一个收藏家的”。经商10年，樊已在收藏上投入上千万，不过，他的公司每年上缴的3000万利税让他更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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