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杨凤山

　　2005年6月25日22点50分许，《乡约》栏目编导办公室的电话接二连三的响起。我操起话筒一听，原来是全国各地的观众们打来的电话，他们说刚刚收看完中央电视台—7《乡约》播出的《救命天使——李树文》，对李树文的救死扶伤的义举非常感动，有的询问李树文的病情，有询问李树文的联系电话，要为李树文捐款。有一位操着湖南口声的观众在电话里说，五年前，他叔叔开车往东北送货时在葫芦岛附近发生了车祸，就是当地一个叫李树文的好人救助的。五年后，在《乡约》栏目里能看到当年的救命恩人，心里非常激动。

　　第二天，我打开电脑，登陆网易网站，发现了不少网友发布的观看《救命天使-——李树文》后的帖子：这些网友被李树文的行为所感动，为李树文目前的处境鸣不平，有的网友直接建议葫芦岛政府在李树文的问题上要有所作为。观众们被感动了。

　　是的，凡是看过李树文事迹的人，都会被他行为所感动，而且让人在感动与被感动中生存。

　　两年前 我就听说过李树文自己掏钱无偿救助交通事故受伤者的事迹，并在我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但后来听说，他的救死扶伤联合会已经关门了，人也离开了葫芦岛，是什么原因？我不太清楚，也没有多想。只是对他“关门”和人的离开感动惋惜。尽管如此。每当我看到发生车祸的场景时，就会想起了李树文。我与李树文一面不识，印在我脑海中的只是“李树文”、“葫芦岛”、“无偿救人”这三个概念。为什么一看到车祸就会想起了李树文呢？答案很简单：在我们社会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太需要像李树文这样的人啦。

　　——1997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人们都明亮的路灯下纳凉；公路上人来车往，一辆运钢板的手推车因车胎爆裂，停路中，3厘米厚的钢材随着车势翘起足有半人多高。这时，整个城区突然停电，眼前的明亮瞬间了，一切都被黑色笼罩。这是，人们只“咣”的一声，接着就是一声惨叫。人们循声路去，打着手电一看，一农村穿着的小伙子倒在那辆拉钢板的手推车旁，一旁的自行车后轮还缓缓地转着；再看那位躺在地上的小伙子，整个脸面已翻到脑盖上，白森森的骨头上在不停地往外涌着血。地上的鲜血越来越多。在场的人也猜到了，这可能是在城里干临时工的农村孩子，干完活骑着自行车想快点回家，不料，路灯突然一灭，眼前一黑，撞到这块翘的钢板上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仍然在猜测伤者的身份，有的在惊叫中惋惜，有的受不了这场面的刺激掩面而去。就是没有一个动手救人的。为什么不救人呢？第二天，我去采访目击者时，他们说：怕把自己扯进去，惹一身麻烦。

　　——1998年冬季 这天已是晚上6点多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马路上，一派车水马龙的景象：在城里打工农民骑着自行车匆匆地往家赶；身着校服的学生们也在急匆匆地赶往学校上晚自习。路上的机动车不时地鸣着喇叭在自行车流中飞驰而过。尽管如此，这条马路的的路灯还没开。众多骑自行车人只好借助机动车大灯射出的光柱照明前进。一个年龄只有十七八岁的打工者，为了赶上前边的同伴，骑着自己的那辆坏自行车加速向前追赶。这时，一辆拖有挂车的汽车鸣着喇叭从后面驶来，这个打工者急忙把车把向外一打，让汽车过去。就在主车刚刚过去的一刹那，他又往回一打把，就听“咣”一声巨响，他被主车后面的挂车撞出去五米多远。这声巨响，肇事司机也听见了，可是车丝毫没有减速，他逃逸了；现场围观的人有的那个骂肇事司机，有的骂供电局长为什么早开路灯，有的埋怨这受伤的小伙子刚出家门行路没有经验，但是就没有伸手救人的。其中有一个年纪较小点学生说：我去告诉老师。最后，还是还是一个好心人拨通了交警队的电话……

　　2001年秋，一条国道中央躺着一个人，身上不往地流血。来来往往的各种车辆都减速绕之而行。路边一个卖水果的老汉不住向过往的车辆央求着：你们把那个捎到医院去吧，他还喘气呢！老汉介绍：我就在这路旁的果园里看园子，昨天下半夜时，路上过了很多运麦秸的四轮拖拉机，那些拉麦秸的拖拉机都装得很高，至少得有四五米高。夜里3点多钟时，我听到“通”的一声，披上衣服跑过来一看，路上躺着一个，身上还沾着不少麦秸，前后都没有别的车，就是那些运麦秸的拖拉机，可能那个人是从最后那台拖拉机上掉下来的，当时他可能是睡着了，被甩下来了。

　　这些过路司机赞同老汉的分析，但谁也不愿意停车救人。理由也很简单：怕救人不讨好，反过来把自己也扯进去而脱离不了干系。此时已是上午10：30分了。

　　今天一开篇就给大家复述所听到的这三件事，

　　一是，提醒咱农村的哥们儿在行路时应注意的事：在能见度不良、前面路况不明的情况下，一定要把急切回家的那颗心放慢，实在不行，咱就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现在带挂斗车相当普遍，而且车身长，拉得多，跑得快，给这种车让路时，不能只看前不顾尾。不行，咱停下来，让他老人家过后，咱在走。这样安全；在我国的冬麦区，现在又要开始打麦秸，运麦秸了。把麦秸打成捆，运到造纸厂换成钱，当然是好事，光靠在墙根晒太阳，鸟辈子也发不起来。不过，在运麦秸时，一别装得太高，装高了惯性大，左右摇摆容易翻车，二是押运时别睡觉，你睡着了从车掉下来，谁也不知道。最后弄了断胳膊断腿，这麦秸还不如不卖呢！

　　二是，人们都说，社会需要李树文这样的好人，可是也有些人遇到别人需要救助的时候，又怕“沾包儿”。而李树文已救了300多人，也怕“沾包儿”。严格地讲，社会需要的是像李树文这样既救人又不怕“沾包儿”的人，像这样的人才算是有真正的爱心。所以，我很崇拜李树文，他与白求恩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毛泽东于1939年12月21日写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时学的，至今还能倒背如流：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

　　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求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那种救死扶伤的精神感人挚深，对生命，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感人挚深。因此，很多家医院认为自己与白求恩是同行，把白求恩的雕塑非常虔诚地立在医院最惹眼的位置。认为，有了白求恩的塑像就有了救死扶伤的精神，自己穿上白大褂，就成了白衣天使！君不见，个别医院却没有救死扶伤的精神，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的追求！前日，我从新闻广播里听到：某地英勇见义勇为负伤，医院却因其无钱而拒绝抢救。等等。这与李树文做法真是天壤之别。

　　因为崇拜李树文，就自觉不自觉地关注李树文。今天4月底，我偶然发现了李树文又出山救人的消息。于是决定赴辽宁采访李树文。

　　2005年5月11日，我与摄像焦峰驱车沿京沈高速公路直奔葫芦岛。北京离葫芦岛400公里，约4个小时的时间就到这了目的地。

　　李树文的救死扶伤联合会位于连山区境内，紧临102国道。能看得出来，这里是一个汽呈修理厂，可院内空空如也，不见一台待修，或正在修理的车辆。挂在大门口的那块白底黑字的修理厂的牌子已是油漆脱落。只有大门上方中间印有白求恩画像、两旁书有救死扶伤字的扁额格处醒目，这是不久前刚刚装上去的。大门两侧各是一排低矮的简易平房。我走进平房，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排救死扶伤联合会施救队员的彩色照片：其中多数是女孩子，她们身着部队战友穿的训练服，个个显得英姿飒爽，富有朝气；照片的周围和里间屋里的墙上都挂满了署有不同地名、不同单位、不同人名的锦旗，仔细看上去，这些锦旗有的已显提陈旧，布满了灰尘。但那些用金铂字的锦旗依然在阳光的照射闪闪发光。

　　走进里间，在不在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披了一黑色大衣：鼻子间一根细细的塑料管直接连在身旁一只大氧气瓶：他需要供助氧气呼吸了。老人见我来了试图站起来，可他那两条腿努力了半天，没有发挥作用。我急忙示意，不要站起来。老人咬着牙终于站起来了，并递给我一支香烟。我在接过香烟的同时，顺势让老人坐下。这时，一个名叫张三的女子跑进来介绍说：杨导，这就是我们李会长，李树文。这就是我崇拜的偶像李树文。李树文冲我笑了笑。黑白相间的头发，黝黑的脸庞，眼睛不大水小，但已失去的光泽，有些灰蒙蒙的。李树文与我交流时，不断地咳嗽。我把手里的那支点燃，李树文也点了一支烟，吸了起来。

　　我问：你咳嗽这第厉害，还能吸烟吗？

　　李树文说：生活上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吸点烟。

　　我问：你在家也吸烟吗？

　　李树文说：哪还有家？这就是我的家。我老两口子在这住，孩子们在隔壁住。

　　我环视一下，这是一间办公兼住宿的房子。靠北是一张双人床，木制的，堆着凌乱的被子；床头是一张三抽屉桌，上面摆满了药瓶子。我转身到隔壁，这是二儿媳妇的家，四周空空，靠门只有一张双人床。这是她睡觉的地方。再靠远点的那间屋子是大儿子李白的新房：一张新的席梦思床；一台崭新的电视机放在一张很破的桌子上；几幅李白与妻子的婚纱照拍得很精制，上面李白和新娘子的笑容都流到了像框的外边。可是，这几幅精美的婚纱照，挂哪里都不谐调，只好随意扔在地上。这就是李白的全部家当。

　　我回到办公室想与李树文详细地聊，可是患有老气管炎，又喘不上气儿来了。

　　这时，从门外走进两个，一高一矮，这两位首先对《乡约》栏目能到葫芦岛采访表示最热烈的欢送。原来，那位个高的是葫芦岛连宣传部的张志，矮的是《葫芦岛日报》总编助理汪如海。两位都是我的同行，而且熟悉李树文的全部情况，聊起来也非常痛快，非常专业。没有多长时间，他俩把自己所掌握的李树文的情况全部输入我的脑子里——

　　李树文1940年出生于辽宁省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和千千万万个东北农民家庭一样，李树文一来到这个世间就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悲惨的生活的。他4岁丧母，6岁丧父。兄妹几个成了孤儿，靠讨饭和乡亲们施舍才使他长大成人。青年时代的李树文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用自己双手改变着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李树文带着妻儿离开了故土，在外面靠给人家扛麻袋、卖力气，养家糊口，之后又辗转到河北、天津、黑龙江等地开办或承包过工厂。成了改革开放后首批受益的农民。1993年，李树文觉得已人老力衰，自己无力再在外面拼打了，就带着妻儿回到老家——葫芦岛市连山区。两个孩子也大了，自己又有手艺，爷仨一商量，就在路边上开了一个个汽车修理厂。别说，那生意还很火，几年间就积攒下了百万资产。可是，多年的辛苦劳累，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

　　1998年正月初六，李树文觉得得身体不适，被妻儿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后，摇摇头说，晚了，一切都晚了，他是肝硬化晚期，说他没几天活头了，为他准备后事吧！家里人一听，顿时感到整个天塌了！

　　4天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李树文苏醒过来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向妻儿交代了自己今后的想法，家里人一听，先是愣住了，接着就是一片哭声。

　　在悲痛中妻儿还依稀地记得三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是1995年1月的一天中午，正在修理厂吃午饭的李树文听到门外102国道上传来一声巨响。他推开碗筷跑出去一看：坏了，这是一场三车相撞的车祸，一辆“213”汽车被一辆大货车追尾，大货车又把对面驶来的一辆轿车撞了，轿车被撞瘪了，车里的三个人一死两伤，伤者都被撞昏了，伤口血流不止，生命危在旦夕。他一面用电话向交警报案，一面下令全厂停产救人。他顾不上自己鼻句 巴气喘，带领20来名工人火速赶到现场抢救，指挥工人撬开变形的车门往外抢救受伤人员往医院送。两位受伤人员被他们及时送往医院，经抢救都脱离了危险，事故现场也被他们清理得干干净净，使102线又恢复了正常交通。这时候，他实在挺不住了，气也上不来，脸上直冒虚汗，瘫坐在地上，被两名工人搀回了办公室。虽然他的病情又加重了，但他救了两条人命，心里感到特别舒畅。

　　此时，躺在医院抢救室里的李树文知道自己的死期已定，心情很沉重，含着眼泪望着外面美好的世界，回想自己的一生：我是靠党的好政策才过上的好日子，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很快就不属于自己了。对死我到不怕，人总是要死的。但想想自己这一生得到的多，为社会奉献的少，总觉得好像欠下点什么似的，就这样躺在病床上等死吗？我还真不甘心哪。应该在自己的余生为社会做点好事，来回报党和人民，这样就是死，也能闭上眼睛了。

　　做点什么好事呢？李树文想了很多很多。葫芦岛是个沿海开放城市，辽宁的西大门，国道102线贯穿全境，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过往车辆就有两万多辆。车多，难免出交通事故。如果象他过去一样，一发现交通事故就对受伤人员进行及时救助，不但能挽救重伤人员的生命，减少交通肇事造成的损失，还能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葫芦岛的良好形象。于是，他就下决心把自己余生的事业定在公路交通事故的无偿救助上。

　　2月份，李树文不顾医生的劝阻出了院，进行筹划。3月初，他在自己的3辆价值20多万元的汽车车体上喷上“救死扶伤交通事故义务施救车”几个大字，配备了担驾和氧气袋、止血带等急救物品，聘用了8名施救人员，又在自己的办公室安装了专用电话，为施救车司机配备了传呼机，并将电话和传呼机号码通过新闻单位向社会公布。从此，他的3台施救车、8名救护员，每天早晨5点到8点、晚上6点到11点各出两台车，白天出一台车，在西至兴城、东至高桥、北至杨杖子和钢屯的公路上巡视，遇到下雪、下雨、下雾等恶劣天气，他们还要增加巡视次数。只要发现交通肇事，就马上实施义务施救。

　　据有关资料显示，现在我国包括汽车、摩托车在内的机动车数量将近9700万辆，只占世界车辆总数的2%，可交通事故死亡率却占世界的15%。 我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达10万人以上，平均每天有近300人成了公路亡魂。李树文想法就是设法多抢回几条生命，减少几个亡魂。

　　1998年3月19日，一辆山东车与辽宁车相撞，山东的车主于清仁被撞得血肉模糊、生命垂危。李树文的施救车及时赶到，将他送往市中心医院抢救，把他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厂里又派出17名工人将事故现场清理干净。车主于清仁伤好后，带着钱、土特产和高级香烟，专程从山东来葫芦岛感谢的救命之恩。李树文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钱和东西我是不收的。咱搞救死扶伤，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想给大伙做点好事。你能死里逃生，我比什么都高兴”。于清仁感动得跪下给他直磕头，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葫芦岛人真好！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

　　通过义务施救，看到伤者获救，家属和社会的赞扬，李树文越发觉得自己做得对。他为自己能在别人危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用自己的爱心为伤者带来生的希望，感到说不出来的高兴。心情一好，病情好像也减轻了，比以前还精神。从1998年3月到1999年3月，一年中他共救助了近30起交通事故的受伤人员34人。他救死扶伤的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他们的义务施救车在葫芦岛市也出了名，李树文成了新闻人物。可李树文想：就我这个岁数，又是病得快要死的人，出了名有什么用？我就是想用他的行为告诉社会、告诉人们，他们的社会需要爱，需要奉献精神。只要大家认为我做得对，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我就干！

　　在一年多的义务救助过程中，李树文发现有些被抢救的受伤人员送医院后，因家庭困难没有能力支付住院押金和医疗费，每年光市中心医院就有几十万元医疗费没处去要，交警、巡警、地方民政和医疗部门无力解决，他自己的资金也有限。他考虑，要想把义务施救活动坚持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把政府有关部门、医疗部门和他们的义务施救活动结合在一块，联合行动，救助资金的来源问题就好办了。为此，他上书市政府，汇报他一年来的救助情况，建议成立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葫芦岛市交通事故救死扶伤联合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公路交通事故中的特困伤员提供医疗费用。同时提出自己的想法：把肇事的部分车辆送到他的汽车修配厂修理，所创利润作为救死扶伤基金，全部上缴联合会，用于无偿救助行动。他并郑重地向社会承诺，联合会一不拉赞助，二不搞募捐，三不收会费，只求做好事，做善事，为社会分忧，替政府解愁。

　　李树文的行为和倡议，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长张东生在他的来信上批示：“李树文同志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乐于奉献，救死扶伤，充分展示了一个私营企业家的高尚情操，精神可嘉。他在信中所提问题，请公安、交警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并予答复。”4月2日，由他倡议的救死扶伤联合会召开筹建协调会，市直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市领导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他为精神文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号召社会各界支持他救死扶伤的义举，支持联合会的工作。当时把他感动直掉眼泪，不知说啥好。1999年5月11日，在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葫芦岛市交通事故救死扶伤联合会”正式成立，有108位市、县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副科级以上领导欣然应聘为联合会名誉顾问、名誉会长，近百家单位成为联合会团体会员单位。从此以后，以往他个人的救死扶伤行为，变成了一种社会行为。那一阵子，不知咋的，他工作起来特别有劲。各级领导的支持，圆了他余生所追求的梦，这等于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如果圆不了这个梦，恐怕他早就倒下了。他发自内心地感谢各级领导、有关部门所给予他的这一切。

　　联合会成立之后，救死扶伤不再是他一个人跳光棍舞了，市交警、交通、医院、保险等联合会成员单位互相配合，把救死扶伤这台戏唱得热热闹闹。就在联合会成立的当天晚上10点多钟，他们的巡路车在新区公园附近发现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212”吉普车和一辆农柴车相撞，农柴车司机当场死亡，“212”吉普车2人受伤。市交警、保险公司和他们先后赶到，三家联合救助。他们去了2台车、8个人，硬是用撬棍撬开车门，把伤者和死者拉了出来，等他们把受伤人员送往医院，通知殡仪馆把死者送到火葬场后，已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多了。这是联合会成立后救助的第一起交通事故。

　　仅隔一个月，6月15日凌晨2点，李树文的施救车到102国道巡查，当车行驶到塔山乡红旗营子村上坡处时，发现河北省一辆大货车发生重大车祸。这辆车当时是上坡，往锦州方向去，迎面的车是下坡。发生事故后，下坡的车因损伤较轻跑掉了，而上坡的这台河北车的驾驶楼整个被撞瘪了，驾驶室内的3个人被死死地挤在驾驶楼里，其中一名叫孙文峰的伤势最重，肠子都断了，昏迷不醒。4名施救人员配合先期到达事故现场的公路巡警塔山中队民警共同施行紧急救助。2点10分，塔山中队民警火速将伤势最重的孙文峰送往医院，5分钟后，他们联合会的施救车将第二个、第三个受伤人员也及时送往医院。这批受伤人员都在联合会会员单位连山区医院进行抢救，联合会副会长、院长李秀章和副院长李德华当即决定，先救人，后办手续。手术时血浆不够，李德华自己掏出1000元钱，派人到其他医院购买，为伤员及时进行了手术。这一天，他们派出20名工人护理伤员、看护商品，厂子全部停产。在医院，10名工人抬着伤员上楼下楼，配合医务人员进行抢救；另外10名工人将肇事车上的500多箱价值30余万元的商品倒放到施救车上，运到厂里代为保管。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抽出4名女孩子义务看护这3名伤者，每天为他们送饭送菜，24小时守护。孙文峰当时天天发高烧，几个女孩子就把水袋放冰柜里冷冻后，帮助他降温。第三天，他父亲来了，看到他们护理得这么周到，扑通一声给几个女孩子跪下了，感动得在场的医生、护士都流出了眼泪。第四天，孙文峰因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当天晚上，孙文峰的爱人来找他，跪在地上哭着说，李大叔，求您再帮帮他，无论如何把他的爱人送回河北老家。他又尊重家属的意见，联系来殡仪馆的运尸车，垫付了3000元的运尸费，把孙文峰送回了老家。在这场事故中，他们还捐助了5000多元钱。事过两个月，伤亡人员的家属来处理善后，给他们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葫芦岛精神文明好，助人为乐扶危帮困”，还带来了烟酒等物品答谢他，他只把锦旗留下了，烟酒没有收。以后，他们又来了两次，对他一再表示感谢。他说，不用多谢，这件事不但他能做，葫芦岛人都会这样做。

　　就在不久前的4月9日，天气突然变化，又刮大风、又下雨雪，天空昏暗，视线模糊，路上又很滑，行车十分困难。根据李树文的经验，这样的天气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他把3台巡路车全派了出去，到各主要干线巡查。下午2点左右，他们的一台巡路车在老官卜乡信屯村大岭发现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桑塔那轿车与一辆中型货车相撞，轿车司机的一条腿被撞断，腰肋骨骨折，同车的另一个人头部受重伤，胸肋骨断了一根。他们迅速将这两个人送往医院。使他们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仅相隔2个小时，下午4点半左右，他们的另一辆巡路车又在塔山乡塔山中学大门口附近发现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尼桑轿车与一辆大罐车相撞，轿车被撞瘪了，车内的两个人当场死亡。当时雨雪很大，现场围了很多人看热闹，把路都堵死了。交警忙着处理事故，疏通道路，他们的施救人员就在那里从车里往外拉死者。因为车被撞瘪了，死者被死死地卡在车里，他们开始用铁棍撬车门，但费了好大劲，就是撬不开。没办法，只得返回厂子取来撬棍和千斤顶等工具，他又增派了10个人去帮忙。最后，他们硬是用撬棍把车门撬开，把死者拉了出来。他们又与殡仪馆联系，把尸体送往殡仪馆，一直忙到晚上7点钟。当他们的巡路车赶回厂子时，看到工人们浑身上下都被雨雪浇透了，冻得直打哆嗦，身上沾满了泥水和血迹，但大家都显得非常高兴，好象刚打了一场胜仗回来一样。

　　联合会成立至今，他们就救助了在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47名，协助交警抓获交通肇事逃逸车3台，保住了价值60多万元的货物，赢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在李树文的办公室墙上，挂着37面来自全国14个省、市被救人员送来的锦旗和镜匾，上面写着“葫芦岛人风格高尚”，“葫芦岛精神文明好”等字样。更有桂林、杭州、山东、天津等地的群众打来电话，询问他的病情，有的提出自愿拿钱请他去外地肝病专科医院治病，有的拿出祖传秘方前来送药慰问或邮寄药品，沈阳市离休的著名老中医安民老人还专程来葫为他诊治，拉着他的手说：“现在社会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好人啊”。善良的人们都希望他能多活几年。去年年末，有4位女大学生自愿加入到他救死扶伤的行列。她们说：“很多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到那里去？起早贪黑地巡路，奋不顾身地抢救伤者和死者，图的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是李会长的事迹感动了他们。从李会长身上，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

　　李树文搞义务救助以来，也被人误解过，有人说李树文是借救助之名为自己捞钱。听到这些话，他真是又生气又伤心：我已是患肺心病和肝硬化晚期的病人，还有几天活头？还有什么可图的？李树文搞义务救助以来，不但没有从中捞到钱，相反，每个月花在油料、人员工资、垫付或捐助部分医疗费、给伤者买营养品等方面的费用将近2万元，加上购买3辆义务施救车，一共投入了30多万元钱。要说是为了挣钱，谁愿意去干这种赔钱的傻事！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家里人的看法也不一样。那年，他大儿子李白结婚，向父亲要35000元钱，李树文说：我没那么多，要给只能是一万元以内。李白一听，火了，说，你这个老头子把家里那么多钱都让扔在救人的事上了，连我结婚都不给钱！说完操起家伙儿，把李树文的办公室砸得稀巴烂。

　　说实在的，此时的李树文真掏不出钱来为儿子操办婚事了。曾经的百万富翁和他的救死扶伤联合会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了。不少人多次劝老李摘掉这个牌子算了，省得活受罪，可是，老李却冻死迎风站，在自己的窘境和道路上不断发生的惨祸两边忙碌奔波。

　　让李树文满足的是，是自己的老伴儿理解他、支持他，几年来，都是她亲自带着巡路车，风里来，雨里去，每天坚持巡路，为他的事业吃了很多苦啊，却毫无怨言，只要李树文活一天，就要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战斗一天，把联合会办下去。可是到后来李树文连生病买药钱都拿不出了。最后不得不为两个儿子准备的两套房子也卖掉抵债。捱到2003年10月，“联合会”已欠债达65万元，终于被迫关门。面对曾经获得的一面面锦旗和一件件荣誉证书，李树文，这位坚强的老人，此时掉下了眼泪。

　　转眼间，2004年春节就要到了，人们都忙碌着置办年货，准备欢欢喜喜迎新春。此时的李树文坐在床上，用棉被裹着身子，透过窗子，看着外在飞舞的雪花中急驶的汽车。他没钱了，不知道这个春节怎么来过。一家人都在注视着李树文的脸，希望他能想出一点辙来。可是李树文摇摇头，说了一句：没辙！

　　站在一旁的一位小女子顿时泪水如注：她是施救队队员，曾经每天与大伙巡路、找现场，救伤员。她就是李树文的二儿媳妇张翠萍。本来，她很想着带着已满周岁的女儿回娘家过年，让孩子见见佬佬、佬爷，自己也有两年没有回家了，很想爸爸、妈妈。可是，她不敢回去，她无颜去见自己的父母。她与丈夫是合法夫妻，是在民政部门领回结婚证的人。可是这老公爹把钱都用在救人上了，死活没给二儿子举行传统的结婚仪式。按照当地的风俗，没举行结婚仪式，没摆宴席请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吃上一碗喜酒，这不算结婚哪！你那么大的姑娘没结婚小孩儿都生出来了，这是伤风败俗哇。娘家在脸面上是不好看的！

　　她那挂满泪水的面部肌肉在微微抽搐着，喉部在剧烈地跳动，牙死死地咬住下嘴唇。她在抑制着自己。但是泪珠还是不住地是顺着微微抽搐着的面部往下掉。

　　还好，没几天，连山区敬老院、个体劳动者协会、居委会等单位分别给李树文送来的大米、白面和豆油等救济品。

　　春节过后，李树文说，咱不能光吃救济呀，说啥得找点活干，能挣一分是一分，能挣一角是一角啊。在好心人帮助下，李树文带领妻儿到河北省黄骅市，并在黄骅得到一项铺马路牙子的小工程。一年挣回60万元。

　　此时的孩子们希望能跟老爷子过上安稳的日子。可是李树文的选择的确让孩子们失望。他用刚刚拿在手中还没攥热乎的承包工程的辛苦费购买了车辆，装上急救设备，召回原班人马，又指挥大家上路救人了。从2005年3月1日到5月，他在葫芦岛救了12个人。他正为自己首战告捷而高兴的时候，电视机里播出了一条这样的消息：2005年3月7日，湖南一位29岁的青年因遭遇车祸，在公路边躺了5天5夜，因无人救助被活活冻死在公路旁的草堆里。

　　李树文惊愕了。于是决定去湖南。他带上自己的氧气瓶和部分药品，装齐装好抢救设备，带着四名施救队员，开着喷有“葫芦岛市交通事故救死扶伤联合会”字样的面包车上路了。在这数千公里的行程中，他们沿途救了六个人。而沿途的数十个公路收费站，都对李树文的义举严肃然起敬，工作人员见到李树文的车都举手敬礼，免费通过。这说明，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需要像李树文这样的好人，都尊敬李树文这样的人！

　　张志、汪如海都是很有学问有人，而且非常热情。对我说，遇到什么困难直接找电话他俩就行。

　　我回到宾馆写采访文案。焦峰跟着施救队员巡路，开始拍小片。

　　第二天中午，一个水凌凌的小女子推开我房间的门说：李会长，让你回联合会去吃饭。

　　这个小女子我认识，她不是跟李白照婚纱的小姑娘吗？按理说她应该喊李树文爸爸，怎么叫李会长呢？还没等我搞明白，这位小女子又在催我。我说：新事新办，一切从简。中午就不过去了。我在街上吃点就行。

　　小女子说，吃是一方面，还有几个人要见你。

　　在路上，我才知道，这位小女子，叫范娣娜。身兼二职，在家里是李白的妻子，在外面是施救队员，与妯娌张翠萍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说来也怪，我来了两天了怎么就没有见到汪如海给我介绍的那个张翠萍呢？

　　李树文的办公室里午饭弄好了。沙发坐着的三个陌生人见我来了，都非常礼貌地站起，并自我介绍：杜俊德，《葫芦岛日报》记者；齐文斌《中国矿业报》记者；董树岐，连山区宣传部干部。李树文说，杨编导来了，还没有在家吃过饭呢。你们边吃边聊吧，还一位正在路上。

　　这又是几位同行，觉得一见如故，一搭话就聊得很开心。

　　这时，一股侠气从门外涌来，吹得桌的筷子微微发抖。这股侠气越来越强，杯子里的水开始泛起了涟漪。所有人的目光开始盯住了门口。不多时，只见一个身材魁伟，留着背头，身着杏黄色西装的人进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喊道：侯铁！

　　侯铁，辽宁省作家、诗人，《葫芦岛晚报》副总编，《世纪风》丛书主编。

　　一听这名字，绝对是铁哥们儿。不错，侯铁这铁哥们儿侠气、豪爽，坦诚、大度，老诚，绝对是一位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帅才。

　　侯铁：有什么事需我们办的，杨导你说就行。

　　我就把拍摄时间、现场布置、人员组织等事宜与在座的同事交换意见。大家说，没问题。这些交给我们就行了。正说着，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一天不见杨导，我这心里就痒痒。

　　原是汪如海也赶来了。接着大家就坐在一起就拍摄准之事进行了分工。

　　很好哇，葫芦岛这些哥们儿绝对够意思。要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一点也不假。

　　这几天，焦锋一直跟随施救队员巡路。这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在市区内两辆出租车迎面相撞，有三人受伤，其中两人血流满面。张三带领施救队员及时赶到出事现场，把伤者送进了医院抢救。当张三她们安排好伤员，准备离开时，伤者的一位朋友感动的非的要给施救队员跪下磕头，被队员们劝止了。整个施救过程都被焦峰拍摄下来。

　　第二天，我决定回北京把拍制组带来。下午，我们就启程了，车上除了司机外，还两个女施救队员，一个是张三，一个是曹晓盼。在路上，我问张翠萍是谁？晓盼用眼睛直勾勾地看了我半天说：张翠萍就是张三，张三就是张翠萍啊。

　　啊——，此时，我眼中的张三已不是小女子了，她是一个大英雄，她不亚于刘胡兰、赵一曼。张三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她自己带着已三周岁多的孩子，而且每天要早起晚归地巡路，抢救伤员。她太不容易了啦。

　　经过两天的准备，5月16日上午9：30分，《救命天使——李树文》正式开拍了。当地的妇婴楼和两家保险公司派出了200多人的观众队伍，曾经受到李树文救助过的部分伤员也来到的采访现场。当地的同行汪如海、杜俊德、侯铁、齐广斌、张志、董树岐等都提前来到了现场。

　　当主持人肖东坡问到这个联合会，下一步怎样解决费用问题时，李树文拿出了几件“镇家之宝”，让我们帮助卖掉。一件是已有200年历史的狐狸皮大衣，这是用野狐狸脖子部位的毛皮拼成的，一件也是已经200年历史的狐狸皮大衣，这是用野狐狸腿部位的毛皮拼成的。另外是两块老式的欧米茄表，一块是自动的，一块是半自动。现在李树文苦于找不到买主，所以，我们给帮忙卖掉。如果把这几件 “镇家之宝”，卖掉，就能解决一部分费用问题。（你想买吗？如果你想要，就给李树文打电话。电话是0429—2651791）

　　中主持人在采访张三时，她再抑制不住了，把几年的苦水倒了出来：现在，我的小孩子都3周岁多了，我长这么大，我没穿过婚纱。我们家孩子3岁多了，我不敢回我娘家，我不敢见我爸。我怕说我。我连婚都没结过。

　　主持人问范娣娜，为什么称李树文李会长，而不喊爸呢？小范羞涩地说：没结婚。

　　李树文，曾经的百万富翁，倒头来连给两个儿子操办婚礼的钱都拿不出来，有点钱就去救人。这是为了谁呢？也许，你能在《为了谁》这首歌里能找到答案吧。

　　从2005年3月1日到现在他已救助了30多人。这八年间，李树文已抢救因交通事故而受伤的人达340多人。

　　就在CCTV-7《乡约》栏目结束对李树文采访的第二天，这位李树文因患结肠癌而送进了医院。

　　现在，李树文急需社会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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