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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手记]为啥都不守规矩?

——《电动自行车的禁与放》编导手记 白云升

CCTV.com  2008年05月04日 17:23  来源:CCTV.com  

  “怎么这里面没有人守规矩,老百姓,老百姓不守规矩,企业,企业不守规矩,政府,政府也不守规矩,调查一圈下来发现没人守规矩”。审片的时候,片子放到四分之三处,王猛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后来在评片会上,他又再次感慨了一番。其实,我也不止一次地这样的感慨过,无论是在前前期调研,还是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电动自行车,虽然不同的城市有的禁,有的放。但是在禁止上路的海口,大量的电动自行车照样在骑,即使被交警抓过,仍然接着骑,卖电动自行车的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而在实施目录管理、登记上牌的苏州,街上跑的大多是超标、超速的电动自行车,交警管不胜管,头疼不已。看起来,不管你政府是禁止还是不禁止,百姓只管我行我素,或者和交警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电动自行车企业呢,尽管有国家标准在那放着,但是越豪华越快的车卖的越好,消费者就是上帝,不管是大企业,小企业,要赚钱就得生产超标的,或者生产貌似合格的,买回去改装就行了。说穿了,生产企业和百姓串通起来不守规矩。

  再说交警部门,海口市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市中心,但是在执法的时候,对合格的却采取听之任之的默许态度。苏州虽然严格管理,但是对于路上跑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也基本上是不管不问。而在广州,不管你合格不合格,只要是电动自行车,不管你在城里还是郊区,只要你上路,就一律查扣罚款,尽管《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赋予电动自行车以合法的身份,尽管《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只是规定非机动车的登记种类由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定,而没有明确地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根据国家大法,地方政府到底有没有权力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有的学者说没有,有的又说有,所以最终我也只能把这种模糊留在节目里。

  另外,在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基地,地方政府又是另一番态度,在无锡政府看来,电动自行车产业环保、便民、节省能源,未来还有可能发展成电动汽车,为中国带来一个占据世界新兴产业制高点的绝好机会,所以他们呼吁尽快修改电动自行车的老标准,让现在这些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合法化。

  在电动自行车的规矩体系里,国家制定了一个大规矩,有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又制定了或禁或放的小规矩,而百姓要方便却不把小规矩放在眼里,企业要赚钱就钻小规矩的空子,结果地方政府只好挣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的地方政府要靠电动自行车发展经济,就强烈要求修改国家的大规矩。

  另外在道路上也有一个规矩体系,行人、骑自行车的人和开汽车的人指责骑电动自行车的人不守规矩,而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反问开汽车的人就守规矩吗?

  放眼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守规矩何止发生在道路交通领域之内,经济、医疗、教育等等,哪一个领域规规矩矩了呢?再问一句,有哪一个人没有不守过规矩?想必很少,我亦不能幸免。

  “规矩”就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包括法律、道德和伦理,守规矩,才会有政治秩序、经济秩序、道德秩序和文化秩序,而不守规矩,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说大一点,社会这个大系统就无法正常地运行,说小一点,人活着就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中国素来号称礼仪之邦,礼仪即是规矩,怎么到今天反而不守规矩了呢?按照一般逻辑来追究原因,要么是规矩制定的有问题,大家都难以遵守;要么是人的素质问题,都只顾自己,不管规矩。

  规矩肯定是人定的,那么是由谁定的呢?翻开历史,规矩都是由权威来定的。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里,用“横暴权威”和“共意权威”区分了中国乡土社会传统中的两种权威。横暴的权威主要存在于政治生活领域,体现为国家强制力,也就是以国家权力来制定规矩并强制遵守;而在一般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则“政不下县”,实施的是礼法统治,也就是代代相传的教化伦理和熟人社会大家共同达成的民俗习惯,这种规矩已经内化到了每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之中,可以做到不守而守。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社会转型就意味着秩序的转型,也意味着规矩的转型,其实质是制定规矩的“权威”发生变化。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历时性的角度,把权威分成传统的权威、暴力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三种类型。他强调,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过程,是法理权威代替传统权威的过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告诉我们,规矩得大家一块商量着定。因为任何规矩背后都代表着不同人群的利益,要实现公平和正义,就要保证不同人群的利益,就需要大家互相照顾,互相尊重和互相妥协。

  所以,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多数人不守规矩的现象,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规矩的制订过程没有转型,仍然停留在传统时代,没有商量和尊重,损害了一个人群、甚至一个阶层的利益。另一个是人的心智仍然停留传统时代,对于工业时代的规矩不适应。

  那么对于转型的中国社会而言,第一个原因所带来的不受规矩,要解决必须依赖于社会公共领域的建立,依赖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互相的尊重与妥协,从而建立一套新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道德文化秩序;第二个原因所带来的不守规矩,要解决则依赖于教育——现代的公民教育,学习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时如何互相尊重与妥协。

责编: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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