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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1971(下)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年04月09日 14:43 来源:CCTV.com
     
    [内容速览]1971年9月1日,新广播体操开始在全国推行,在北京,厂桥小学的小学生李连杰因为做广播体操姿态标准优美,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随后,他又被老师选中,开始学习武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也会因为武术而改变。

  1971年5月中旬的广州,气温已经达到20多度。一年一度的春季广交会刚刚结束,街头还处处可见广交会的痕迹。一天,太平路一家小饭馆里,突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用很不熟练的普通话,要了一碗面条,吃了起来。小店的店主在交谈中了解到,他是一位来自美国的记者,名叫西默•托平。

  西默•托平是加拿大人,这时的身份是美国《纽约时报》副总编。一周前,他在岳父——前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朗宁的帮助下,收到了进入中国采访的邀请。

  25年前,托平以国际新闻社实习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随后加入美联社。1949年,西默•托平是第一个报道解放军进入南京的外国记者。

  22年前,西默•托平曾经随溃退的国民党部队到过广州。那时的太平路,是一条霓虹闪烁、布满酒吧的大街。现在,酒吧已经销声匿迹。西默•托平发现,广州不止是市容变化很大,人们的面貌变化更大。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的穿着色彩单调,款式单一,有些令人失望……但人们的身体看上去十分健康,非常健壮。曾一度令我恐惧的枯槁的面容、灰蒙蒙的双眼、长满疥疮的身躯早已消失殆尽。年轻人笑时露出的是整齐、洁白的牙齿,而不是空空的牙洞或黑黑的牙根。”

  西默•托平在广州短暂停留后,坐飞机在杭州短暂停留,然后来到上海。

  托平住在著名的和平饭店,他有些惊奇地发现,上海外滩上钟楼的报时音乐,已经改成了乐曲《东方红》,素以“十里洋场”著称的上海,居然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中国人来到饭店门口,只为一睹他们几位外国人的“芳容”。

  托平来到位于南京路上的上海第一百货大楼采访。解放前,这个商场叫做“大新百货”。 第一百货大楼共有5层,每天接待大概15万顾客。托平采访了一位50岁的食品店工人张明远。他了解到,张明远的月工资是70元,他的妻子每月挣50元。一家六口的张明远每月房租3元,交通费3元,除了吃穿费用,每月大约能剩下45元钱。

  采访中,托平记下了第一百货大楼部分商品的价格:帆布胶鞋3元7角,皮鞋17元;裤子6元,棉上衣7元,女式毛衣10元;闹钟15元,手表120元,短波收音机120元。

  就在西默•托平访华后不久,7月9日凌晨,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悄悄来到北京。这次秘密访华行动代号为“波罗行动1号”,取马可•波罗东方之行的意思。

  基辛格在北京停留48小时,与周恩来举行17小时会谈。会谈中,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

  9月1日,新广播体操开始在全国推行。新华社的消息介绍说,为了使新广播体操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参加编操工作的同志遵照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伟大教导,在进行编操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到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广泛征求意见,依靠群众开展编操工作。新操编出以后,又在一百四十多个单位的九万多人中进行试做和反复修改。新广播体操吸收了过去几套广播体操的优点,音乐、动作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

  这是北京厂桥小学的小学生李连杰,他因为做广播体操姿态标准优美,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随后,他又被什刹海体校的老师选中,开始学习武术。

  一年后,九岁的李连杰到济南参加了生平第一次比赛。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武术比赛,李连杰赢得比赛的冠军。回学校后,李连杰接到通知,每天只用上半天学,其余时间训练。后来,他搬到了体校宿舍,每周只是周六回家,剩下的时间全用来训练。

  1974年,李连杰经过层层筛选后,入选出访墨西哥、美国的武术表演团。为了这次出访活动,团员们接受了一系列特殊的培训,学习怎样用刀叉吃饭,以及吃饭时如何不露出牙齿等礼仪。

  来到美国后,李连杰和伙伴们发现,美国高楼林立,车多路宽,学校里竟然还有游泳池。他后来在自传中写到,“嗨,这儿真漂亮!’。当时,没有敢说这样的话,但实际上每个人都这样想。”

  在美国白宫前的表演结束后,美国总统尼克松问李连杰长大后是否愿意做他的保镖。李连杰不加思考地回答说,他不愿做任何人的保镖,长大后,要保卫十亿中国人民。

  李连杰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在场的人都很震惊,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作出这样的回答。”

  李连杰后来蝉联五届全国武术比赛冠军,并因出演电影《少林寺》而成名。随后,他又移居美国,进军好莱坞,成为世界闻名的功夫片明星。

  9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六版右下角发表了只有103字的简短消息,标题是:赫鲁晓夫死了。

  赫鲁晓夫曾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正是在他主政苏联期间,中苏关系走向破裂。

  就在这一天,一些人从蒙古共和国的电台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蒙古境内时坠毁。

  半个月后的国庆节,北京天气晴好,气温适中,但五年来破例第一次没有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各界群众在颐和园、中山公园等处,有组织地开展游园活动。

  20多天后,《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列宁的文章:《欧仁•鲍狄埃》,同时刊登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曲,并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唱好这两首歌,“对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此时,音乐家劫夫正为创作一首新歌绞尽脑汁。他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正在思考合适的歌词时,夫人张洛进来,告诉他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国。劫夫一听,大惊失色,当即停止写作。 

  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早在抗日战争,他谱写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歌曲就广泛流传。解放后,他又创作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等著名歌曲。

  李劫夫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说∶“我觉得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十分必要的。假如有哪一个党的重大的方针、政策或政治上的重大事件没有在我的歌曲中有所反映,我总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 10首语录歌里,就有8首是由李劫夫作曲。

  当时的语录歌具有旋律简单、易唱易学的特点,许多语录歌一经诞生,就传遍城市乡村。1966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提到:“广西一位农民的三岁小孩,刚刚懂事,也从广播里学会了二十四条毛主席语录,学会了十六首毛主席语录歌和其他革命歌曲。”

  当时给“毛主席语录”谱曲之多,难以统计清楚,甚至被称为“老三篇”的毛泽东三篇文章都被谱成了歌曲,特别是《为人民服务》一篇,几乎通篇被分解成“语录”,谱成了歌。

  10月20日,李劫夫进入“学习班”接受审查,原因就是那首只拟了一个标题的歌曲。

  1972年初,广播电台、电视全面停播劫夫所作歌曲,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才重新出现在舞台上。

  这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期《新闻简报》,介绍了吉林省辽源市毛泽东思想医疗宣传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愈聋哑患者的事迹。

  在北京,西默•托平夫妇被邀请到北京第三聋哑学校参观。学校的领导告诉他们,医生们以矛盾论和实践论为指导,运用中国传统的针灸术,让90%的聋哑儿童恢复了听力。许多完全不能讲话的儿童经过治疗后也能讲话了。西默•托平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自己参观后的心情:“我们怀着一颗被感动的心驱车离开校园。但至于我们目睹的是一个在聋哑治疗方面连西方都无法比拟的重大进步呢,还是一种原本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表现呢,我不敢断言。”

  这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用穷棒子精神办小工业》开始在全国上映。影片介绍了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中心修造站的工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经验。

  “穷棒子精神”,出自毛泽东1954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勤俭办社》一文所作的按语。文章写道,“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当时,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节约闹革命的典型。沈阳黎明机械厂的职工家属们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时,在发达国家,工业生产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

  这个看起来有些简陋的电子元件,是这一年11月美国英特尔公司推出的4004微处理器。4004微处理器每颗售价为200美元,是世界上第一款微处理器,虽然它的功能还不够强大,但为日后开发更高级的个人计算机,进而发展信息技术奠定了基础。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部新闻简报,说的是首都人民欢送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半个多月前的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赞成票中有26票来自非洲国家,接近总数的1/3。

  表决通过后,一些非洲国家代表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尽情欢庆。智利代表还在讲话中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称毛泽东是革命斗士、思想家、诗人。他还热情地朗诵了毛泽东1930年所作的一首词——《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

  11月11日,代表团到达纽约。在中国代表团中,32岁的吴建民是年纪最轻的一个。他和其他代表团成员都穿着在“红都”服装店定做的崭新中山服。吴建民后来回忆道:“我们穿了一色的中山服,他们觉得很新鲜。很多记者就守在我们的楼下,每天都要问旅馆的工作人员我们今天吃了些什么。记者把我们当成外星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

  11月15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厦,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蜂拥而至的各国记者面前开怀大笑。乔冠华潇洒豪放的笑声,被西方媒体形容为“震碎了会议大厅的玻璃。”

  乔冠华发表讲话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在大会厅内排起长队,纷纷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祝贺仪式整整持续了两个多钟头,乔冠华由于握手次数太多,手竟然被握得有些肿胀。

  年底的时候,西默•托平邀请乔冠华等人到家中做客,共同庆祝岳父朗宁77岁生日。他们围坐在壁炉周围,品尝着火鸡,喝着中国茅台酒。乔冠华和朗宁举杯对饮,用中文互致祝词,猜拳谈笑。托平后来在文章中感叹到:“这是一个重逢喜聚的时刻,充满了朋友相伴的温馨和融洽,这曾经一度是美中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时极具典型性的一幕。难道这样的交往就不可能再次成为现实吗?”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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