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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1959(下)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年04月09日 14:37 来源:CCTV.com
     
    [内容速览]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备受尊重的年代,掏粪工人时传祥成为人尽皆知的劳动英雄,沈阳铁西的工人村是五十年代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住宅区,第一个实现了人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

  1959年是个多灾的年头,从2月到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夏天的时候,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沈容接到一个任务,到广东拍摄水灾。

  沈容在后来的回忆录《红色记忆》中这样描述自己目睹的情形:那洪水真可怕,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水火无情”。公路两边的大树,只看见一个树梢。只见一片汪洋,有的群众躲到屋顶上,有的趴在树枝上。

  片子拍完,沈容摄制组的人都病倒了。

  从1959年起,中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年初提出粮食产量要达到10500亿斤,最后实际产量3400亿斤。

  9月26日,在东北的松嫩平原上,松基三井首次喷出了石油,由于正值建国十周年大庆,这个新发现的油田从此便有了“大庆”的名字。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没有石油,经济建设就缺少向前发展的润滑剂。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戴着贫油国的帽子。

  那时侯,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都背着一个硕大的煤气包.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

  一年后,大庆石油会战开始。

  此时,在全球范围,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9月,刚刚就职半年多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同意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一年后,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几内亚的所有前殖民地国家都赢得独立。

  在南美洲,33岁的卡斯特罗成为古巴最高领导人。6年前,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人开始了以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为目的的革命运动。元旦的时候,古巴革命取得成功。2年后,美国宣布与古巴断交,并实施经济制裁,这一举动促成古巴向苏联阵营靠拢,同年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9年的中国,都在为新中国十年大庆而努力。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特意拍摄纪录片《欢庆十年》,作为献礼。

  京剧大师梅兰芳也决定排演一部新戏,作为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剧目。从抗战前排演《抗金兵》和《生死恨》,近三十年过去了,梅兰芳再也没有创作出新的作品。先是长达八年的战争,等到和平了,又因为诸多事物而无暇去顾及艺术创作。

  三年前,梅兰芳观看了豫剧《穆桂英挂帅》后,便有了将它移植为京剧的冲动。他在《新观察》杂志中写到自己排戏的感受:“现在我再度在舞台上表演这位老当益壮的女英雄时,我感到这位戏剧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我有着情感上共鸣。不久以前,有一位观众问我:“您打算演到多大年纪?”我告诉他:“我自己不知道,艺术的生命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会里。”

  排演两个月后,5月25日,《穆桂英挂帅》在北京人民剧场首演,旋即引起轰动,成为久演不衰的梅派经典名作。

  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首演后两天,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这场小提琴音乐会,乐手全是音乐学院的学生。18岁的俞丽拿拉起了提琴,人们没有想到,在这个红色的年代,四根琴弦流淌出的竟是缠绵悱恻的江南曲调。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陈钢和何占豪合写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独奏小提琴的最后一个泛音渐消后,台下一片寂静。协奏曲的作者之一陈钢后来回忆:“突然,掌声如雷,‘泪飞顿作倾盆雨’,听众和我们同时流出了激动的热泪!”

  观众们激动的掌声一直在持续,直到俞丽拿把整个协奏曲再拉了一遍,人们的情绪才得以平息。第二天,通过电台,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9月底,首都北京已经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带团前来祝贺新中国的十周岁生日。在机场,细心的人们发现,当赫鲁晓夫想同毛泽东拥抱时,没有得到回应。这时候,50年代的中苏友好合作,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裂痕。

  年初,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为核心的对美缓和战略。

  6 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以苏联正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希望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为由,拒绝按照原先的协定,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告诫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一天后,新中国十年大庆开始。

  10月1日,首都北京,碧空万里。天安门广场上人潮涌动。有70万人参加新中国十周年庆典。

  在检阅人民解放军之后,游行的群众队伍走过天安门,他们用彩车展示共和国十年的成就。

  在过去的十年里,,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到1957年,中国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初步建立起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须的基础工业体系。

  和经济的长足进步相比,这个国家政治面貌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普通人正逐渐成为国家的主人。

  10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北京市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合影。

  3天前,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和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于参加会议的都是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群英会”。北京市的掏粪工时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这次“群英会”。

  “群英会”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理周恩来接见时传祥。刘少奇握住时传祥粗糙的手,询问他的工作情况。后来刘少奇还特意送给他一支钢笔,鼓励他好好学文化。

  11月的《人民画报》上,刊登了时传祥的回忆:

  解放前的二十年,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阔老爷和阔太太们骂我们是“臭屎蛋”“夜猫子”,我们连老婆都娶不上。解放之后,我们翻了身,当家作主了。我们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我一个月拿七十多元的工资,穿上了毛衣毛裤,有了收音机,生病还享受公费医疗。社会风气也变了,大家不再轻视我们了。”

  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备受尊重的年代,时传祥出名之后,很多人慕名而来,向他学习。

  北京各行各业的青年纷纷来到时传祥的清洁队参加义务劳动。仅仅几个月,参加背粪的就有二万多人次。媒体上说,清洁队成了首都人民公认的劳动大学。

  这是刊登在1959年第9期《人民画报》上的一组图片。画面中一排排整齐的楼房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建筑:工人新村。照片上报道的沈阳铁西工人村是五十年代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住宅区,158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全国率先引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的工人新村规模非常大,旁边的文字中这样描述:“几百幢红色的住宅矗立着,宽阔的马路、整洁的花园,到处一片浓绿。这里有商店、银行和邮局,那里有托儿所、学校和医院。每幢楼房都有好多套住宅,一套住宅一般有两个大房间,还有厨房和厕所。”

  从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都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之下进行的,进行大型工业企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的各项定额指标,,如道路宽度,厂房单位面积,都是沿用苏联标准。住宅则按照人均9平方米的标准,据说这是列宁签署过的。

  演员崔嵬也是全国群英会上的特邀代表。

  这一年,崔嵬和另一位导演陈怀皑共同拍摄了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青春之歌》。

  上一年1月,作家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正式出版。《青春之歌》讲述的是女中学生林道静因家长逼婚,只身出逃。后来,在党的引导下,林道静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小说出版后,反响强烈,到6月份,已经印刷39万册。在许多人眼里,“林道静的道路”,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曲折历程的“缩影”。

  1958年下半年,为展现建国以来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中共中央决定在经济建设和文化领域组织一批重点项目,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中,电影献礼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北京电影制片厂选择了小说《青春之歌》和《林家铺子》等几个题材。

  由谁出演女主角林道静是导演崔嵬的一道难题。59年3月份下了场雪,女主角还没有最后定夺,为了抢时机,电影匆忙开拍。一天,崔嵬突然想到湖北歌剧院23岁的演员谢芳。

  谢芳有些特别,她父亲是基督徒,神学院教授,曾留学海外。谢芳从小生活在宗教气氛中,每周要做礼拜,每顿饭前要闭目谢恩,每晚要祈祷忏悔。

  谢芳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我这七十年中》写到:“那时候我已经在武汉的中南文工团演了7、8年的歌剧,当时想既然领导让我来试一试,那就试一试呗,选不上就还可以回去演歌剧。”

  经过试镜头、试戏,崔嵬决定,女主角林道静的扮演者就是谢芳。

  5个多月后,电影《青春之歌》拍摄完成。

  在杨沫的儿子老鬼写的《母亲杨沫》一书中描述说:《青春之歌》公开上演后,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上演,昼夜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却饿着肚子排长队买票。看完电影,等于吃了顿饱饭,完全忘记了饥饿。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随着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电影捧红了从未演过电影的谢芳。银幕上,她那对水汪汪的大眼成了一代青年心中的美好记忆。

  国庆前后,文化部最终确定的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影片共计18部。

  从1959年底开始,文化部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了国庆国产新片展览月活动,观众高达1.2亿人次。

  这批献礼影片成为新中国电影创作的一次高峰,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这一年被称为“难忘的1959”。

  此时也是世界电影史上的重要时刻。上一年,电影导演克洛德•夏布罗尔的处女作《漂亮的塞尔日》上映。法国《快报》的女记者第一次用“新浪潮”这个词来谈论当时一批年轻法国电影导演的处女作。

  1959年,弗朗索瓦•特吕弗拍摄了自传体电影《四百下》,让-吕克•戈达尔导演了彻底革新电影语言的《筋疲力尽》,阿伦•雷乃拍摄了《广岛之恋》。这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三次美学运动,这些新导演的电影被统称为“新浪潮”电影。

  “新浪潮”运动的主要成员以前都是电影评论人,都来黄色封面的著名杂志《电影手册》。“新浪潮”作者电影的风格,大都以专注的手法记录或表现一个事件、一些人物。因而有很强的纪实性,不少影片都有强烈的个人传记色彩。与传统明星制度相对立,新浪潮运动的导演们还启用了大批不知名的年轻人做演员。

  在美国,电影《宾虚》上映。《宾虚》改编自卢•华莱士的长篇小说《基督故事》,它以西方世界的新约时代为历史背景,以犹太人宾虚同罗马指挥官玛瑟拉之间的爱恨情仇为主线,通过个人之间的冲突反映了罗马帝国对异族异域的侵略扩张和残暴统治,表现了犹太人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坚定信仰。

  在第32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宾虚》共获得11项大奖,首创奥斯卡奖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50年代,美国是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电视这一大众消费品日益崛起。由于电视的冲击,好莱坞电影显得很不景气。1959年美国各公司拍摄的影片只有160部。后来,《宾虚》唤起了成千上万观众的注意力,使电影界重新活跃起来。几百家在“倒闭危机”中苟延残喘的影院重获生机。

  12月9日,农历十一月初十,北京的天气有些寒冷。

  在北京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53岁的溥仪见到了穿得厚厚的妹妹和妹夫。这时,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认得出这位当年的宣统皇帝了。

  3个月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建议还说: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在第一批被释放的战犯中,溥仪名列其中。    

  两天后,溥仪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一位年轻的民警为他办理了户口登记,户口本郑重地写上了他的名字——爱新觉罗•溥仪。

  由于长时间与社会隔绝,在新生活开始的时候,溥仪还是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他后来回忆说:“第二天早晨,我很想和这些邻居们一起做点什么,我看到有人拿着笤帚去扫胡同,就参加了打扫。我一直扫到胡同口,回来的时候,找不着家门了,结果走进一个陌生的人家。这家人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十分热情地把我送了回来,并且告诉我用不着道谢,说“咱们还是街坊,就不是街坊,新社会里帮这点忙又算什么呀!”

  不久,北京市民政局组织特赦后住在北京的一些人,溥仪和前国民党将军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进行参观。他们看了一些新建的工厂,扩建的各种公用事业以及城市的人民公社。最后,游览故宫时,溥仪临时充当了一次解说员。

  在从前自己住过的地方,溥仪看到,到处都油缮得焕然一新。溥仪还发现了不少解放后,又经博物院买回来或是收藏家献出来的东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原本是溥仪和弟弟溥杰盗运出去的,现在又被政府买回来了。

  在自传中,溥仪这样写道: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

  一年后,溥仪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开始了每天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生活。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溥仪在温室里学习下种、育苗、移植等工作。

  1950年8月,溥仪从苏联被移交给中国,经历了8年多的改造,他已经成为一个靠自己双手吃饭的劳动者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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