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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亥·1947(上)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年04月09日 14:06 来源:CCTV.com

     
    [内容速览]1947年是农历丁亥年,这一年,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军费开支增大,大量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上海、南京爆发黄金抢购风潮。由生活艰难的国统区学生发起的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抗议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947年1月22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微雨中迎来农历丁亥年春节。

春节前4天,面额一万的大额法币正式发行,《中央日报》以《过年杀穷人,百物见风升》为题报道了大额法币发行的市场反应:“今万元大票一出来,正好又逢旧历年关,真像火上浇油,物价又猛烈的跳跃了……米价上涨,面粉上涨,一涨就是三五千,任你气得发跳,多买恕难从命……”

1947年1月19日《中央日报》

在南京、上海,一部描写八年抗战的史诗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春节期间上映。影片取材于抗战期间抗敌演剧队队员的艰苦生活。影片中江玲玉、高礼彬等爱国青年千里转战,抗战胜利后却无处容身。

而江玲玉的表兄周家荣却在战时大发国难财,胜利后又成为巧取豪夺的“劫收大员”。影片借女主人公江玲玉之口,发出了对战后社会现实的谴责:“这个世界,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人家的产业,人人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而不敢言…… ”

影片中讽刺投机商的歌曲《你这个坏东西》,传唱街巷:

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

柴米油盐布匹天天贵,这都是你,都是你,囤积的好主意

你只管发财肥自己,别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

你这个坏东西,坏东西、坏东西

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扰乱金融、破坏抗战,都是你!

春节期间的上海,银楼的生意颇为兴旺。《大公报》报道说:“(顾客中)尤其多的是工人、娘姨、小商人、乡下佬等下层阶级的人。上海共有大小银楼二百家,平均每天实销达一万两以上。”

1947年2月3日《大公报》《本市新闻》

随着内战规模扩大,国民政府军费日益增长,财政赤字日益膨胀,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除了大量发行法币,还不断抛售黄金和外汇,吸收市面上泛滥的流通货币,以抑制通货膨胀。从上一年3月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央银行黄金和外汇的贮量减少了一半,黄金连同外汇,共值美金4亿元。

2月8日,在蒋介石的干预下,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停止抛售黄金。上海、南京随即引发黄金抢购风潮。3月1日,宋子文在各方攻击下辞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被免职。

这一年,原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张学良47岁,上一年11月,他被押送到台湾新竹县井上的大山中。

在大山中,张学良身边只有赵一荻陪伴。原本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每日里只能种菜种花。闲暇时他们喂养了几只鸡,鸡下的蛋,是他们山中生活必不可少的营养品。

虽然在山中,当年名闻京都的“赵四小姐“——赵一荻仍然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着,修指甲,涂指甲油,保持着一个女人爱美的天性。

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到,赵一荻正在擦拭玻璃。他们在井上温泉的居所,年久失修,难经风雨。张学良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二三时左右,狂风暴雨,我们的住房到处漏雨,迁床搬东西,一夜未好睡。”

两人此时的照片多为院中拍摄,没有批准,张学良不能离开院子,这时候,他已经被囚禁20年了。两人的合影并不多,张学良似乎不习惯面对镜头,他的视线总是侧向一边。在草木疯长的温暖南方,张学良对恢复“自由”的期望正慢慢枯萎。

3月初,张学良和赵一荻看似平静的生活受到冲击,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寓中如临大敌,我的窗前门外,全布有卫兵,并皆手持武器……又见他们焚烧文件,收拾行李,人员纷纷乱窜,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哪!”

张学良日记 1947年3月5日

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国民党保密局少将刘乙光此刻如临大敌,防备着有人借机劫走张学良。

与外界隔绝的张学良并不知道,2月27日,台北专卖局缉私人员查缴私烟时,处置失当,引发台北市民请愿示威。一天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卫兵枪击请愿民众,事件由请愿惩凶转变为对抗公署,进而激化成遍及全岛的暴动,各地民众纷纷袭击政府机关,殴打“外省人”。从1945年,台湾民众涌上街头欢迎国民党军队到发生民变,不过两年的时间。

在德国,德国人正在忍受零下二十度的严寒,由于易北河、威悉河、莱茵河的水道全部结冰,在整个西方占领区内部,已经无法用船运输鲁尔区的煤炭。

在汉堡,共有85人冻死,这是在战争期间也不曾有过的情况。在城区,剧院和电影院全部关闭,一百多所学校被迫停课。汉堡市供电局局长在回忆中写道:没有人提供帮助,到处都是饥饿和严寒。

二战结束后,德国没有了中央政府,战后共同管理德国的美、英、苏、法四国冲突严重。3月,为了解决冲突,四巨头会议在莫斯科举行。美国人和英国人坚决主张对德国实行经济统一,法国人和苏联人则表示反对。经过6周徒劳无益的争论之后,会议宣布休会。

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咨文,称苏联是极权国家,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抵制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种种侵犯行动。

二战中同一条战壕的盟友苏联,此时已被杜鲁门公开宣布为美国的敌人。这项后来被称为 “杜鲁门主义”的政策,成为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标志。

上一年年底,国民党军队攻占解放区在华北和华东的两大政治中心——张家口和淮阴,国民党还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和谈的大门彻底关闭。

2月17日,蒋介石发表《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形势之分析》的讲演,他说道: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如此,而最关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比预定期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

此时,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已经随东民民主联军进入到哈尔滨一个多月了。四年前,罗生特加入了新四军。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罗荣桓和陈毅都曾是他的病人。

抗战胜利后,罗生特跟随部队进入东北,他所在的卫生部接受任务,要为八个师各配备一个医疗中心,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下初到东北时的情形:“我军在严寒的东北行军,穿的是从华中带来的布鞋,类似欧洲的家用拖鞋,没有大衣……在南满的第一个冬天,仅仅因为冻伤,我们就不得不为好几百人截肢。即使对一名硬心肠的外科医生来说,这也是一项可怕的工作。”

《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

上一年2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四平、长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撤至松花江以北地区。哈尔滨成为中共东北局总部所在地。

东北,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来自纯农业地区的战士,努力适应当地的生活。罗生特写道::“我的警卫员们过去几乎从没见过电灯,现在却很快学会了开汽车,短短几个月后,使用英式抽水马桶、现代煤气炉和浴盆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土包子’很快成了大城市的城里人。”

罗生特很喜欢哈尔滨这个城市。这里牛奶充足,甚至有黄油、奶酪、香肠和真正的咖啡。而电影院里天天爆满,上映的都是有中文字幕的苏联电影。在手记中罗生特写道:这是个迷人的城市,一派欧洲风格,这里有许多洋葱头式的圆顶俄罗斯教堂,其中一部分是木头建筑,更为这座城市平添了特殊的美感。

哈尔滨建立了第一所共产党领导下的医学院,教材大部分是从苏联现代医学教科书翻译过来的。通过大连和朝鲜,部队还采购到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部队也穿戴上了自己工厂生产的毛皮鞋、皮帽子、棉军装和棉大衣。这一年的冬天,冻伤的人数迅速缩小。

同期声:

十一点钟是上军事课的时候,今天的课目是机枪。这里放着这么多的机枪,都是战士们在无数次的战斗中间,用自己的生命和血肉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夺来的。看,这是英国造的,加拿大造的,这是捷克式的,这是日本造的。

从当时的纪录片《民主联军营的一天》中,我们看到,不久之前还拿着锄头耕地的年轻农民,在部队里过着新鲜的集体化生活。

同期声:4点钟是晚饭时间。

部队里每天只吃两顿饭,官兵一起吃大锅饭,由于主食有定量,食量大的战士就忍不住挑拣个头大的馒头,但全部战士都能吃饱肚子。

同期声:晚饭以后是战士们的娱乐时间。

战士们的娱乐活动,仍以集体的方式进行。娱乐项目中,最受欢迎的是从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传统项目——篮球。其它类似体育课堂上的项目,也让大部分从未进过校门的农民士兵感到新鲜有趣。适合于儿童的游戏——摸瞎子和丢手绢,战士们也玩得津津有味。

正月的东北,风雪弥漫。刚过破五,牡丹江分区二团的侦察排长杨子荣带着五名侦察员,化妆成土匪,进入到完达山脉深处的夹皮沟剿匪。解放后以杨子荣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林海雪原》,展现的正是共产党在东北剿匪的情形。

当时的东北,究竟有多少土匪武装,几乎没有人说得清。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面加紧调派大批正规部队到东北;一面派遣特务、干训团潜入东北,开展“建军”活动,武装政治土匪。

在建立民主根据地的同时,东北民主联军也在加紧剿匪,到1947年年初,东北的剿匪已经进入到肃清残匪、捉匪首、挖匪根时期。从当时拍摄的纪录片《翻身曲》中,我们看到,随着土改工作的深入和群众武装的建立,搜山拉网、清查户口、查验路条等群众性的剿匪斗争开始在根据地逐步推行。

2月6日,杨子荣领导的侦察小队深入蛤蟆塘一带,活捉了当时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张乐山等13名土匪。这个以少胜多的剿匪战例,被《东北日报》报道后,迅速传遍整个东北地区。在表彰战斗英雄的大会上,杨子荣留下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半个多月之后,他牺牲在剿灭惯匪郑三炮的战斗中。

杨子荣牺牲的这次战斗,是牡丹江地区剿匪的最后一次战斗。5月,东北解放区的匪患基本肃清。

9年后,杨子荣所在部队的副政委曲波,将东北剿匪斗争以及杨子荣的传奇经历写成小说《林海雪原》,这部小说不断被搬上舞台,最著名的就是京剧《智取威虎山》。

3月8日下午四点,延安上万群众参加了“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会上总司令朱德号召大家做好坚壁清野的工作;同时要军民配合,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从上一年11月起,延安已经处于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

5天后,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发出了进攻延安的命令。

3月18日傍晚,延安的窑洞里,国民党军队的炮声已经清晰可闻。毛泽东离开了他生活十年的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放弃了延安。

第二天,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延安这座空城。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强大的记者采访团前来延安。

同期声:

这是中外记者团的专机做了第一次的访问延安。解放延安的健儿们列队欢迎。这位便是胡宗南将军。

胡宗南对外谎报胜利果实说:俘虏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记者团到来前,胡宗南调动自己的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俘虏。胡宗南还特地花费了几天时间训练这些官兵,以应对记者的提问。

胡宗南还规定,不安排记者单独接触老百姓,因为留下的大都是妇孺老弱,态度敌对。

《中央日报》的记者这样报道被占领后的延安:“当肤施县政府命令一大群孩子给记者们表演秧歌舞时,‘反动派’‘卖国贼’‘顽固’‘封建’,依然在孩子们的口里震天地响着。”

《陕北行》,《中央日报》1947年4月17日

5月3日,抗战期间曾担任美国驻重庆新闻处中国部主任的刘尊棋来到日本东京。曾经是东京最繁华地区的银座,已经出现一些新建的房子。建筑材料虽然蹩脚,但门窗粉饰一新,鲜艳耀目。在战时这里被轰炸得最为惨烈,战后又成为恢复最快的地方。

刘尊棋回忆说:“尽管细雨蒙蒙,银座街头仍是红男绿女穿梭不停。我不禁惊奇于他们红润的面庞和新裁的衣巾。”这一天是日本新宪法实行的日子,全国放假。

新公布实行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在上一年年底来到北平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敏锐地感觉到,中国的内战,即将变成一场争夺中国大陆的全面冲突。因为担心交通会随时断绝,他在1947年初动身前往华北解放区。

不论贝尔登走到那个村子,他都能看到农民在聚精会神地做作业,或者成群结队地上冬学,而不久前他们还是教育无缘的人。贝尔登特意抄录了晋冀鲁豫边区课本中的部分课文,课文的内容从个人卫生、男女平等、领袖毛泽东到边区政府,涉及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课本中,劳动生产的内容,篇幅最多。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啥得啥

李家庄的儿童团比赛捡粪,捡得最多的坐飞机……

小妹妹,留在家,我和妈妈种棉花……”

贝尔登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每一页所讲的,不是肥料,就是种树,或者是打水。生产啊!生产啊!翻来覆去总是拿生产来激励解放区的农家孩子。课文中没有对无产阶级的号召,没有任何关于工业的内容,只讲土地和种地。显然,农业生产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一个下雪的清晨,贝尔登结识了进屋烤火的共产党作家赵树理。他这样形容对赵树理的第一印象:“身穿棉袍,头带小帽,像个私塾先生一样”。

此时的赵树理,已经凭借3年前发表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成为名满边区的著名作家。这部描写农村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小说,不仅发行了大量的单行本,还被搬演到了话剧舞台。

当贝尔登问道,赵树理有没有从他的书中获得版税,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时,赵树理这样解释道:“抗战前,自己不掏点钱,书就没法出版。而现在,我想写的东西,政府就帮助出版。不过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从前好多了。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组织,能纺纱织布,能种地。出版社每天发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一套单衣。出版社还给我钱,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五百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千块钱。我现在简直没什么负担了,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了。”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

这一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清华大学开设名为“农村社会”的课程。不久,费孝通将课程的讲稿结集成《乡土中国》出版。在这本著作中,费孝通的研究从三十年代的田野调查转入理论分析,他引入西方契约社会的事例,对比中国乡村熟人社会的现象,衬托出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组成结构和文化心理。

《乡土中国》出版后,费孝通收到许多来信。很多人在信中说,这个集合了14篇学术文章的小册子,让自己体察到了身上的乡土本色。

此时,费孝通已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各大报纸杂志上经常发表他的文章。写作的内容,主要是课堂上的讲稿和对时事的评论,以及出国访问的杂记。

费孝通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不得不为吃饭连续发表文章。单靠我的工资不能维持我的生活。大专院校教师的工资极低,只够支付我生活费用的一半。所以我不得不靠我的这支笔生活。

从当时的一幅漫画《“叫瘦”与子女》中,可以看出国统区公教人员生活的窘迫。

清华大学薪水最高的教授,在上一年的年底还可以领到薪金83万元,能够购买23袋面粉。半年之后,物价陡涨,一个教授的月薪已经不够买10袋面粉。北京大学仅这一学年,就有600多名学生因贫病而休学。

在上海,交通大学四年级学生江泽民为了养活自己,利用课余时间到上海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去教代数和三角学。

国统区的学生,一日三餐成为最大的问题。《大公报》的时评《今日学生的烦闷》一文中写道:“无数青年学生,破衣两席,旧被一条,每餐白水菜汤半碗,咸菜一碟,窝头三个,随时对着学校催交学杂费的牌告发愁,这生活真够困苦了。”

此时,联合国一家救济机构向特定人群发放救济品,大学生也符合申领的条件。依靠领来的奶粉、面包和旧衣服,再加上自己的教书所得,江泽民勉强维持生计。

上一年4月,江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学校园里,他的时间非常紧张——既要参加学生运动,还要为党工作。在整个春季,江泽民参加了一个接一个的抗议活动。

5月20日清晨,由中央大学学生和上海、苏州、杭州学生代表,发起“京沪苏杭十六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许多原本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也积极参与。当请愿游行遭到当局打压之后,学生们发出总罢课的号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抗议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五二零运动之后,21岁的江泽民毕业,进入上海一家生产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工厂,他逐渐成为一个工程师。

在北方,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开始反攻。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鲁西南战役打响。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战略进攻的序幕。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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