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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集 青春记忆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年01月16日 15:54 来源:CCTV.com
     
    [内容速览]随着文革的结束,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终结,一批批知青开始考虑回到城市的问题。在云南,有一群知青为了争取能够重返城市作出了各种努力。对于他们来说,在云南边陲的青春是一段苦涩和甜蜜混杂的难忘岁月。

  “朋友们,这优美的音乐和画面,彷佛我们又回到了一个特别的年代。还记得,1971年的春夏,咱们重庆两万四千名学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踏上了去云南建设边疆的征程。他们才十六七岁,满脸的稚气,一腔豪情,义无反顾……”

  这场叫做红土情缘的文艺晚会,吸引了来自四川、云南、上海以及重庆本地的数百名中年人。他们相聚在这里,是为了纪念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部分知识青年响应政府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从那时候起,“上山下乡”成了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词汇。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上山下乡运动进入了高潮。

  1968年冬的北京,每天都要发出三列知青专列。在北京开往山西的火车上,一个叫做郭路生的青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火车把青年们带到了四面八方。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总人数超过了1700万,安置经费超过100亿元。这一空前的人口迁移也改变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命运。知青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农村的建设,尤其是边疆的开发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年后,一些知青出身的作家把这段特殊的经历称为蹉跎岁月。

  今年53岁的丁惠民在几个月前应聘到一家公司当仓库管理员,每月工资600元。这是近几年来老丁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时间倒退30年,丁惠民在五万多名云南西双版纳知青中是一个响亮的名字。

  1970年,17岁的丁惠民同两万多名上海知识青年一起下乡到了云南,被分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即西双版纳景洪农场。

  第二年,一个名叫徐裕铭的重庆知青也来到了景洪,在工作单位几经变化之后,徐裕铭和丁惠民成了同事,一同住在这间茅屋里。到1978年,他们已经在红土高原干了8年,返城回家成了他们的共同愿望。

  (采访)丁惠民:因为在云南呆了八年了,已经麻木了。每天拖着锄头,半死不活的。开始还雄纠纠气昂昂像扛把枪一样扛在肩上,像红缨枪一样的。后来拖着走,穿双拖鞋,慢慢地走就是了。一件脏衣服大概半个月、一个月没洗了,臭得要命,都是汗水味道。找个绳子一捆就是了,皮带都不要。就是这个样子。

  这时候已经是1978年。这一年年初,努力证明歌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成为全民皆知的英雄。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一张张欢快的笑脸,印证了郭沫若诗一般的语言: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文革结束两年后,中国社会开始全面复苏,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采访)丁惠民:反正有很多东西都在开始和以前不一样。那不是90度,那是180度,360度的大转弯。然后我就感觉到我们知青这个事情有希望了。

  这一年的5月,《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全国性的思想大讨论。丁惠民想到,应该通过适当的途径,实事求实地向中央领导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遇到的问题。

  就在这间小屋里,丁惠民萌发了给中央领导写信的念头。

  (采访)丁惠民:决定写信以后,写给谁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也反复考虑了几次,那我想到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已经出来工作了。当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要选择人,就写给中共中央国务院都可以,这也是一种选择,但是不好,我反复掂量以后,还是决定写给邓小平。

  丁惠民用了一整天时间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采访)丁惠民:“第一句话就说了,你那敢说敢做敢斗争的精神给我们知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敬佩你,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腹语向你倾诉。这句话就代表了我为什么选择邓小平的根本意图”

  在信中,丁惠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知青遇到的困难。在信的最后,他写道:

  邓副总理,请您帮帮我们知青,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吧。

  早在1972年,一个叫李庆霖的福建知青家长也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反映知青的困难。毛主席回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各地政府为了贯彻毛主席复信的精神,为知青们增加了数目不等的补助。但是,这些应急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知青的困难。

  几天以后,距景洪三百多公里的勐捧农场知青周嘉陵接到了丁惠民的联名信。周嘉陵立即自己掏钱油印了一百份,在知青中传阅。

  (采访)周嘉陵:那天晚上是我们那个地方放电影,我们那里要是放电影的话不得了,全部的人都要去,几个营都在那里。我就悄悄地用北京的那个挎包、解放军的那种挎包装起,你一份,我一份,不敢乱发。

  1978年12月18日,北京瑞雪纷飞。对中国的未来有着重要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一天召开。


  这次全会作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丁惠民等人到达北京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在北京寒冷的冬季,知青们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各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

  几天后,1979年的新年来到了。为了庆祝元旦,丁惠民安排大家参观了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知青们并不知道,在离他们不远处的人民大会堂里,一场联欢活动正在进行。

  元旦这一天,邓小平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并被评为上一年度的风云人物。时代周刊的封面写着: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

  丁惠民从随后发生的事情中了解到,邓小平在关注国际国内大事的同时,也在关注知青的生活。

  元旦刚过,丁惠民接到通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要接见知青代表。

  (采访)丁惠民:邓小平说了,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它建设好。要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好像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国家要进行大的投资,如果钱不够,没得钱,动外汇,外汇也要动,要下决心把它搞好。

  两天后,王震副总理对丁惠民等人的讲话被印发到全国各大垦区。当《人民日报》随后刊登出这个消息时,丁惠民已经带着知青们回到了云南。不久,他们就接到了云南省委的通知:按国务院指示,不愿意留下的知青,统统可以回城。

  (采访)丁惠民:“我宣布这个消息,那是山呼万岁,因为这个消息用不着分什么内外,成功了每个人都可以回家了,我直接就给知青宣布了。人越来越多,那天是把景洪这个饭馆里的所有的酒,包括商店里的红烧肉罐头,什么罐头全部都买完了。畅饮一回。”

  多年以后,人们在一首歌曲中唱到了这一年的春天。在知青们开始大规模返城的这个春天里,深圳、汕头等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南方崛起,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迈开了更大地步伐。两年后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掀起高潮的知青运动也以绝大多数知青的返城宣告结束。

  (采访)周嘉陵:回到阔别八年的城市,周嘉陵感到了他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他从西双版纳带回来的物品成了那一段蹉跎岁月的见证。为了跟上日新月异的城市的步伐,周嘉陵专门去服装店缝制了一身西服,到理发店做了头发,然后到相馆留下了回城后的第一张照片。

  在徐裕铭运回城市的行李中,有自行车、收音机等物品。三十年后,这些当年的奢侈品早已没有了踪影。而徐裕铭带回来的照片、票证和文字资料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些小小的纸片清晰的再现了徐裕铭离开农场的过程。

  1979年3月,徐裕铭离开了农场,在思茅的向阳旅社和墨江的人民旅社分别住了一晚,花费不到一元钱。到昆明后,徐裕铭到火车站办理了四件货物的托运手续,100公斤货物的运费是六块六毛钱。然后购买了一张3月24日的火车票,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曾永庆也在这个时候回到了重庆,他被分配到重庆第一建筑公司从事宣传工作。

  (采访)曾永庆:这张字是我回城后,才回城后自己写的。当时我进单位就贴在我的寝室边上,我们领导还来给我打招呼,叫我取下来,有点悲观的形式。就是贴在我的床头上,我把它作为座右铭,回来要努力工作那种形式,不忘那八年的苦水。这是临摹的,后来回来后画的。我记得好像是这一张,当时好像是没有画完,所以说没有拿给她本人,所以我留下来了。而且这一张是用铅笔画的素描,其它那些都是用碳笔画的,画的速写。这张是画的素描,所以说时间用的比较多。当时可能是没画完,没交给她本人,所以我留下来了。这个人的名字我现在也记不得了,后来过后一直没见过面,大概好像是南岸那边的一个战友。

  1978年,曾永庆为28个到北京的战友画了肖像,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张。回城后不久,曾永庆放下了画笔,。当年和他一起画画的战友有的成了国内著名的画家

  (采访)曾永庆:这是给丁惠民画的一张像,是以纪念碑作为背景画的一张黑白像,因为我也很崇拜他,我认为他是我们知青的一个代表,也是一个英雄。


  (采访)丁惠民:英雄倒谈不上,我倒是有点成就感,哎呀,总算做件有意义的事情了。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几万知青。

  1979年3、4月间,大多数知青离开了西双版纳,丁惠民却留了下来。

  (采访)丁惠民:我主要考虑到,当初在发动知青的时候,我给大家说过一句话,如果运动成功的话,我丁惠民最后一个走,就为了承诺或兑现这句话,我就拖了将近十个月。

  1979年12月,丁惠民的母亲退休了。按照政策,他可以回城顶替母亲的工作。丁惠民离开西双版纳,经重庆顺江东下,来到在湖北工作的父母家中,这时候已经是1979年的最后一天。

  (采访)丁惠民:“那时候是12月31日,我记得很清楚,厂里面已经放假了,到处都贴着标语,庆祝元旦啊,门口挂着灯笼,非常热闹,第二天就是一号,就是1980年了,80年代了。我觉得我们知青和八十年代新一辈也没有多大关系,可能中间有个别人,少数部分人可能和八十年代又关系,八十年代是一种有文化的,工作条件都比较好的,知识技术要比我们强的,那才是八十年代。”

  1985年,丁惠民来到重庆,与妻子女儿团聚。在这间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老丁一家住了二十多年。现在这栋楼房即将被拆除,由于没有凑足购买新房的钱,一家人暂时还住在这里。

  丁惠民:我丁惠民早就不属于我自己,或者属于我这个家庭。我永远属于知青。

  老丁当年的战友阿城回城后成了作家,他写的《棋王》、《树王》、

  《孩子王》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总结当年的知青生活时,阿城以思辨的口气写道:

  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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