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燕！燕燕！别来又一年。飞来！飞来！借与你两三椽。你旧巢门户零落不完全，快去衔土，快去衔草，修补趁晴天。
燕燕！燕燕！室内不可留。关窗！关窗！须问你归也不。你最好新巢移在廊檐头，你也方便，我也方便，久远意相投。
“这首歌都一百年了，我九十二了呀。” 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钱仁康这样感慨道。
这首诞生在一百年前的歌曲描绘的是江南春天的景象。九十二岁的钱仁康是原上海音乐学院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史学家。他撰写的《学堂乐歌考源》收集了现代音乐进入中国时，最广为流传的歌曲，这些歌曲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学堂乐歌。
《燕燕》同样也是影响钱仁康一生的歌曲，他还记得小的时候和妈妈学唱这首歌时的情形。那时候钱仁康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妈妈到河边洗衣服，他也跟着在水边玩耍。春天的江南总让人想放声歌唱，妈妈就教他唱这首《燕燕》，悠扬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让钱仁康一直不能忘记。
有些歌声，穿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依然有人倾听。一百年前，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中国相遇，现代音乐也留在了当年孩子们的记忆里。《燕燕》的词作者沈心工是上个世纪初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学习西方文明来改造积弱已久的中国，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他们带来的学堂乐歌往往模仿欧美、日本音乐风格的旋律，填写上文白兼用的诗歌语言，伴着新式学堂的出现而诞生。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在有新式学堂之前，中国儿童接受正规启蒙教育的场所是学塾，根据经费来源的不同，大致分为家塾、宗塾、义塾和私塾。
关于上私塾，鲁迅的记忆最为真切。那时他的名字叫周樟寿，1892年初春，他十二岁，第一次去上私塾。在后来回忆自己儿时生活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他写道：“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先生性情温和，学生们就有机会逃课溜出去玩。周樟寿当然也会参与其中：“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岗．．．．．．”
学塾里没有歌曲，能唱出来的是这种三言或者四言的古老韵文，最著名的启蒙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合称为“三百千”。《千字文》是南朝梁代的周兴嗣所撰写，流传到清代末年一直使用了一千五百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全篇一千字，没有一个字重复，仍然能组成一篇音节铿锵、条理清晰、知识丰富的优雅美文。
每个读过学塾的人都要背诵《千字文》，号称“天地玄黄喊一年”。过了识字这一关之后，就可以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了，而学习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背诵。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01岁的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的官宦世家，对于这位现代语言学家，童年时上学塾背书的经历，甚至影响了他一生的职业，他后来回忆道：“吟诵，是一种音乐化的语言，它的音乐性还没有达到唱歌的水平，它比唱歌的水平要低一些，可是很有趣味的。”
离开故乡江南已经几十年了，但周有光背诵童年时学过的文章，如果用普通话，他还要在头脑里翻译一番，十分费劲，方便的还是家乡的常州话。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周有光的童年总有着浓浓的江南气息。常州和长江三角洲其他的城市一样，都有深厚的文化传承，同时也最早接受到西方文明影响。在周有光童年时成长的常州青果巷，还走出过两位比他年纪稍长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赵元任和瞿秋白。他们三个人都是中国现代文字改革的重要奠基人。
在遥远的中国内陆，离广西桂林60里外的小山村，农家子弟的启蒙教育和江南的世家子弟大不相同。多年以后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描绘自己的私塾生涯，私塾约有二十来个学童，大家挤在一间斗室里。先生只是要学童们背书，但从不讲解书中的意思，一旦背诵得不流畅，就要被斥责、罚跪或者挨打。
李宗仁觉得非常屈辱，五十多年后，李宗仁还在他口述的回忆录里讲：“一班同学都视书房为畏途，提起老师，都是谈虎色变的……我那时宁愿上山打柴，不愿在书房里受苦。”
放牛放到山上，山上青草长；放牛放到山下，山下百花香。老牛吃得快活，连赞好食粮；牧童玩得快活，山歌随口唱。
在中国西南地区，风光秀美的山地丘陵比比皆是，在后来的学堂乐歌中，也有歌曲描绘亲近田园和大自然的农村少年的心境。
而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学塾总是和先生的责罚有关，大多数的先生都笃信严师出高徒的说法。有些地区管学塾叫做卜卜斋，“卜卜”是象声词，正是先生打手板的声音。先生们一般还喜欢打屁股和脑袋，从江南到塞北，从沿海到内陆，各地私塾里都流传着类似的童谣：“《中庸》《中庸》，打得屁股鲜红；《大学》《大学》，打得屁股烂落。”背书和挨打带来的苦难，让许多私塾里的孩子，在还没有发现学问的重要以前就被吓跑了。
湖南凤凰的沈岳焕就是一个长期逃学的顽童，在他后来写的自传里，这个湘西少年这样为自己的逃学辩白：“我的生活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得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
湘西的凤凰城实在是个好玩的地方。清代初年，为了镇压苗民叛乱，清政府修建了凤凰城和大山里绵延数百公里的南方长城。沈岳焕童年时代的特立独行应该和当地剽悍的民风一脉相承，而他的细致深情也应该来源于凤凰的秀美。
离开书房，沈岳焕就可以捉蟋蟀，偷枇杷，到凤凰城外的小河里游泳；去看英武的苗人挑着死老虎进城，大街上军人用单刀扁担的决斗；去听田埂边土穴里大黄喉蛇的鸣叫，一只黄牛当屠夫把刀刺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去闻腐草的气味，烧碗的土窑淋雨后放出的气息。因此，沈岳焕能逃学的时候就逃学，不能逃学就只好做梦。当然，被家里或者先生抓住时，仍然少不了再挨上一顿臭揍。
沈岳焕写下自己的自传时，使用的笔名是沈从文。
离湘西数千公里之遥的北京，紫禁城的高墙深院里，和沈岳焕年龄相近的另一名少年也开始了他的启蒙生涯。清代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老师都是些大名鼎鼎的鸿儒，陈宝琛、王国维、罗振玉这些国学大师负责他的教育，溥仪十岁时《左传》的读书笔记已经非常工整严谨。
1911年，武昌起义引发全国推翻满清王朝的洪流，随后，新的民国政府成立，溥仪在紫禁城里当起了闭门皇帝，但少年人爱玩的天性是深宅大院也锁不住的，溥仪带上了墨镜，自己剪去辫子，爬到皇宫顶上拍照片，为了骑自行车方便，他还叫人把宫里的门槛锯掉。照片里末代皇帝的穿着打扮，已经和外面富家子弟完全一样了。
此时，皇宫之外，科举制彻底废除，普通教育的制度陆续得到改进。
民国四年，沈岳焕进入学堂读书，偏僻的湘西也有了新式小学，他的逃学生涯因此改变。学堂开设了以前没有的体操课、手工课以及音乐课，沈岳焕也可以像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孩子一样学习学堂乐歌了。
《始业式》：学堂今朝开校，清晨起床早。同学依然济济，殷勤相问好。国旗五色飘飘，旭日正相照。从兹进步愈速，知识日增高。
对于迷恋着在山野里游荡的沈岳焕来说，新学堂提供了不少的便利。《从文自传》里，他有这样的纪录：“学校不背诵经书，不随便打人，同时也不必成天坐在桌边。每天不止可以在小院子中玩，互相扭打，先生见及，也不加约束，七天照例又有一天放假，因此我不必再逃学了。”
沈岳焕在湘西边城的乡野世界里读着学校之外的大书时，上海铁马路南里张家三小姐张兆和也开始了正规的启蒙教育。张家是安徽合肥的官宦世家，张兆和的曾祖父曾经做过两广总督，迁到上海后，家里特地请来一位姓万的女老师给三姐妹开蒙识字。虽然是大家闺秀，老师也是一位女先生，但是张家三小姐的私塾生涯也少不了挨打。她的二姐张允和后来回忆，一同念书的三妹兆和最淘气，“但她有本事，挨打挨罚，不哭不跳不反抗，闷着头不吭声，老老实实接受，罚完了接着惹事，所以她挨打手板的次数最多。”（《张家旧事》）
张兆和的父亲张吉友本来想到上海开工厂办实业，但并不成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张吉友倾尽所有，开办教育，1921年在苏州创建了乐益女中。张兆和也跟几个姊妹一起，离开闺房，到学校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算术是不受欢迎的课程，音乐和舞蹈则是姐妹的最爱，家里还请来舞蹈老师，置办了练功服和软底鞋。张兆和嫌自己在照片里不美，还把照片上的脸抠破了。
张兆和12岁那年，张家姐妹参加了乐益女中组织的一次远足，这是这些大家闺秀第一次出门去春游，张兆和还与老牛一起拍摄了一张合影。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装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荠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游览完镇江北固山后，张兆和当天的日记是一首七言绝句：“春风吹绿到天涯，遥望姑苏不见家。西下夕阳东逝水，教人哪不惜芳华。”
八十五年前，张家姐妹春游的时候，周有光家也迁到了苏州，和张家在同一座城市，但他依然留在常州老家上中学。
“我们的学校很有名，有名在什么地方呢？上午上三节课，下午没有课。下午有两节课，叫游艺课，游于艺嘛，游艺课。”
游艺课的内容就是玩耍，大家根据各自的喜好，自由选择科目，武术课可以挑南拳或是北拳老师，音乐课则可以选西洋乐器或者中国民乐。没有这些文体特长的周有光选修的居然是补习《左传》。
“我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没有家庭来管的，现在是家庭要管小孩的教育，所以家庭忙得不得了，那时候没有。我觉得我们那种放任的方法效果还是并不坏。”
许多年以后，已经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周有光到张家登门拜访，他是为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而来。为了赢得张允和众多弟弟的支持，他还为大家演唱了《卖布谣》。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好了下面就不唱了。”
周有光最终通过了张家六个弟弟的面试，也赢得了张允和的芳心。1933年，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此后两人一起度过了70多年的幸福婚姻。
同一年结婚的还有沈从文和张兆和。沈从文从偏远的湘西走出来后，历经坎坷，成为标志中国现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家，并且与张兆和白头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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