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河是汉水支流，顺江而下，一叶轻舟可以从襄樊入汉水，一直通往汉口。1904年，九岁的冯友兰和弟弟妹妹一起，随着妈妈，从河南的唐河县，去往武汉。冯友兰的父亲是清光绪戊戌年的进士，候补了六年才在武汉的新式学堂得到总务长的职务。
从小小的唐河，到汉水，再到浩浩荡荡的长江，是冯友兰一生中第一次远行的经历，轻舟激水让100年前的小男孩既新奇又惶恐。七十六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下了过长江时的所见：“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吓得惶恐万状，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经过说服，他勉强答应了，但是嘱咐大家，把窗子都关上，一句话都不要说。”
1904年的小船上，冯友兰可以看到长江里轰鸣的机帆船，甚至还有英国人的军舰停驻在汉口码头。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数次鸦片战争的战乱，沿着长江和汉水岸边，已经有上百家近代工厂的烟囱，在汉口沿江的繁华路段，能看到英国驻汉口领事馆和17个国家设立的银行，西洋建筑里还有中国最早的邮政局、电报局和电话局。这时的武汉被称为东方芝加哥。
在武昌冯友兰父亲任教的新式学堂，读书人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留辫子的学生坐在了阶梯教室里，学习的课程主要是英语，还有几何、化学、生物等更加新奇的科目，学堂里配备了打字机教室，辫子也有了新的功用，可以当作圆规画图。
学生们开始学习西洋音乐，校园里开始传出歌唱扬子江，鼓励学习的学堂乐歌。
长长长，扬子长寿扬子寿无疆。人杰地灵相影响，幸福惟吾享。训练兼修养，转瞬十年国自强。黄河北向，珠江南望，兄弟莫相忘。
武汉能得风气之先，与主持洋务的晚清最后一位重臣，两湖总督张之洞有关。1904年农历新年之前，张之洞奏请修改了学制，将各地的书院改为兼习中西的新式学堂，同时废除了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早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鼓吹维新，倡言废科举，办新学。新学课程设置中，就有学堂乐歌的科目，梁启超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
冯友兰和弟弟妹妹的年龄还小，没法上新学堂，母亲就在家里教他们识字读书。所学的内容很快从开蒙的《三字经》《千字文》进展到《论语》《孟子》。学到《左传》的时候，冯友兰的母亲就已经不能胜任了。
更让冯家兄妹感兴趣的是父亲从学堂带回来的新鲜玩意儿：“当时武昌的学校，无论大小都要穿制服。制服上身是一件浅蓝色短褂，镶上云字头的青色宽边，很有点像当时军队穿的号衣。下身长裤，也是浅蓝色。父亲也叫母亲给我们兄弟俩都做了一套。”
这位科举出身的父亲还教孩子们唱一种叫做学堂乐歌的新式歌曲：“天地泰，日月广，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在冯友兰晚年的回忆录里，他这样纪录唱学堂乐歌的情形：“我们这些小孩也学唱这个歌，其实也无所谓唱，因为本来没有谱子，只要大声念，再把腔拉长一点，就算是唱了。”
呜呜呜，汽笛一声飞出黄歇浦。吴淞公共新商埠，江门开一锁。炮台旧址无，江底空余活沙铺。西北转舵，回望三十六里烟模糊。
冯友兰和武汉的学子不是最早接触到学堂乐歌的人。此时，沿长江而下1000公里的上海，新学堂里孩子们的制服和歌声已经算不上新鲜。吴淞口的这座新兴城市是比武汉更先进的东方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探险者都选择这里作为登陆中国的第一站，黄浦江上汽笛声声，街道上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洋车、人力车、独轮车和轿子并行在大街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听到新奇的洋玩意儿。中国的第一首学堂乐歌也是在上海诞生。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1903年，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第一次唱响。学校的乐歌课老师沈心工上一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开始创作和教授学堂乐歌。早期的学堂乐歌大多以旧曲填新词为主，旋律多数采自日本的歌曲，有些曲调被不同的作者，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反复填上不同的歌词。《男儿第一志气高》就是采用日本童谣《手戏》的曲调改编。
中国现代教育的模式模仿的是近邻日本，事实上，日本的现代音乐教育也不过是从19世纪70年代的明治维新才开始。这些后来传到中国的乐歌，很大部分又是取材自欧洲和美国的曲调。
沿海开埠通商的城市往往更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冲击，而这时远在内陆的四川乐山，新学堂里的各种新式玩意儿还会引来无数人的围观，体操课让四川乡下少年郭开贞感到极为新奇。
多年以后他还记得13岁时看到的情形：“那时候的体操课真是有趣，在操体操的时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围拢来参观。那时候立正不叫立正，叫奇奥次克，向右转是米拟母克米拟……走起脚步来的时候便西、呼、米、西、呼、米的叫着。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觉得有趣，又觉得好笑。这些奇怪的口令在当时的人自然觉得是真正的外国货了。”
多年以后郭开贞去日本留学时才知道，这些他小时候听到的奇怪口号是日文。许多新学堂的教师都是从东洋留学回国的，当然体操课的口号也是搬用日本的，不加翻译。写这些童年回忆时，郭开贞的名字已经改为大家熟知的郭沫若。
1906年春天，郭开贞考入了乐山县高等小学堂，学校以前是座寺院，门外的戏台已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学校的正门，戏台前的广场成了学校的操场，操场左边有自习室，右边有学生寝室，而大殿则是上课的教室。在郭开贞班里，三十岁上下的学生居然占了一半以上，还有的已经考得了秀才的功名。学堂里增加了算术、地理、音乐和时政等新科目，而老师大多数是过去县里从科举出来的廪生、贡生，对新课程其实也只不过是一知半解，但郭开贞还是学会了很多首学堂乐歌，其中一首的歌词里说：“平上去入四声，字字要彻清。”。
《读书》：学生学生学生，读书要用心。平上去入四声，字字要彻清。音要准，读要勤，讲解要分明。字音字义要留心，进步自胜人。
和郭开贞年龄相近的冯友兰进入新式学堂的时间要晚一些。1907年，冯友兰的父亲病故，母亲带着他们兄妹三人举家回到故乡河南唐河。冯友兰的母亲粗通文字，家里三个孩子抚养和教育的责任由这个勤俭干练的家庭妇女一人承担起来。科举制废除后，冯友兰的母亲对孩子们的出路有些惶惑，对于冯家这样的耕读世家，还得把孩子们送出去读书才可以成为斯文中人。按她的折算，根据当时清朝的学制，到县城读完小学算是秀才，到省城读完高等学堂算是举人，到北京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毕业就可以算是进士了。冯友兰的母亲最后决定把他送到开封去读中学，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多事之秋，他的学业并不那么顺利。
冯友兰在开封读了一年多中学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满清皇帝浦仪宣布退位，新的国民政府成立。随后，国民政府陆续改定学制，彻底废除科举制度。《男儿第一志气高》也被填上了新词，歌颂新时代的来临，歌词中已经有了国民、讲求学问、知识开通、共和等先进的词汇。
国民第一资格高，年纪无老小，讲求学问不辞劳，知识开通早。敦品励行重节操，道德真紧要。体育功夫深造，体健身强脑力好，共和程度一齐到，全球人称道。二十世纪我同胞，国民资格高。
辛亥革命爆发时，冯友兰当时所在的河南局势一直很混乱，支持清政府和革命党的军队纷纷在这里集结，战事一触即发，各个学校纷纷停课放假，冯友兰也回到唐河老家。回家后他意外的发现，母亲已经是当地女学的学监了。母亲还告诉冯友兰，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吴清芝，还印了名片。这时她第一次走出家庭的范围，到社会上办事。
这让16岁的冯友兰非常欣慰，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她（母亲）本来是极有才干的人，有机会到社会上做一点事，自然很高兴，心情很舒畅。”
长长长，扬子长寿扬子寿无疆。人杰地灵相影响，幸福惟吾享。训练兼修养，转瞬十年国自强。黄河北向，珠江南望，兄弟莫相忘。
得到风气之先的仍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城市。辛亥革命胜利后，江苏常州的周有光要进入新式学堂上小学了。这时常州的小学里已经开始实行男女同校。
周有光回忆道：“我是常州最早的三个小学当中的一个小学。我进这个小学是当地算是最早的新式的洋学堂。很有趣味的是提倡男女同学。中学大学当然不能男女同学，小学提倡男女同学。它是上课了，先是我们男生先坐好，旁边空一排。空一排是女老师带着女生来坐到这一排上面。”
常州是典型的江南小城，临河人家都是前门上街出行，或坐轿子或骑马，后门水码头既可乘船外出，又作生活运输，柴米油盐都从这里进门，还有一种脚划船快如穿梭，负责送信或转运物品。
浓浓的江南气息一直萦绕在周有光的童年记忆里，他就读的小学在运河边上，学校是从以前的古庙改建而成。在新学堂学过的课程周有光早已经记不清，他只记得童年时淘气的经历：“上小学这个小孩子就是喜欢玩儿。屋檐里面全是麻雀窝。我们下了课，就拿了梯子，爬了上去拿麻雀蛋来吃。这个麻雀就在上面飞呀，排命叫，就是骂我们了，等于是。”
《夕会歌》：光阴似流水，不一会，落日向西垂，同学们，课毕放学归。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功课明白未？先生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望儿归，我们一路末徘徊。回家问候长辈，温课勿荒废。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
辛亥革命胜利后，天津的街头开始悬挂新的国民政府的五色旗。同样是在最早接触到现代文明的城市，天津的万家宝就没有上过新式小学，他的父亲把他留在家里上私塾。他父亲是清朝时官费去日本的留学生，辛亥革命后在直隶卫队任标统，却不放心让儿子到新学堂里去上学，特地聘请了一位旧学根基很好的亲戚，教万家宝四书五经。
私塾的生活乏味而且苦闷，幸好家里并不约束他的课外阅读，当时开明书店出版的《少年》杂志成为万家宝的最爱，《少年》的内容丰富多彩，童话故事、科学小品、散文等都有，这些新的少年读物，更能激起他的想象和兴趣。杂志里描绘外面多彩的世界，让少年人在幻想的国度里浮想联翩。
四十年后，已经是著名剧作家的曹禺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时和我一起读书的小朋友，他叫王傻子，很可爱的。他父亲是个买办，不收他的学费，他有时拿两袋棒子碴来，作为给老师的礼物。我俩经常到铁路旁边去玩，还一起坐车到光明电影院去看无声电影。”那时，名字还是万家宝的曹禺心中，一直渴望和其他孩子一样能去学堂念书。
《铁道唱歌》：汽笛一声呜呜吹响，火车开步走，离开新桥车站风驰电掣不停留。穿过夜空，但见爱宕山中景色幽。皓月当空，她是旅客们的好朋友。
喷吐着浓烟的火车从面前风驰电掣般飞驶过去，闪光的双轨向远方延伸，遥远的天边总让这个少年人感到神秘的诱惑，陷入一种莫名的憧憬之中，直到小朋友喊他，他才从这样境界里醒过来。
四年后，万家宝终于也能到学堂去念书，他在南开中学完成初中和高中的学业，然后去日本留学，最终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
周有光毕业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早的金融专家，之后改行从事语言学的工作，为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工作。
郭开贞在辛亥革命两年后去日本留学，大家熟悉的是他的笔名郭沫若，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冯友兰如他母亲之愿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留学哈佛大学时师从经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后来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是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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