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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咏叹调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9月20日 11:27 来源:CCTV.com

  2005年的4月,湖北应城退休教师陈培环在家门口碰到了她的一个邻居。邻居向她问起陈培环两个儿子目前在外求学的情况。


  陈培环的大儿子余嘉明目前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小儿子余昕也已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而在县医院退休的丈夫作为专家,已返聘在广州市的一家医院。所以,家里只有陈培环孤零零一人,在湖北应城这个文化欠发达的地区,一个教师家庭培养出了两个博士,使陈培环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人们流传最广的,还是陈培环个人的高考经历。

  陈培环是老三届的第一批毕业生。66年4月的一天,她和同学们正在教室里填写高考志愿表,老师建议他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正在这时高音喇叭里播出一个惊人消息,高考废除了,教室里立刻一片哗然,有的同学惊叫,有的很沮丧,有的甚至流泪了,但不管同学怎样的议论,怎样的激动,还是随着滚滚的洪流,由学生变成了回乡知青。那一年我父亲为了鼓励陈培环写了一幅对联帖在的门上,写的是“山穷水复今日投考无门,柳暗花明明日投考有期”。

  虽然“文革”十年,陈培环一直没有获得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父亲的对联使她并没有熄灭内心憧憬大学的火焰,在陈培环中学毕业十一年之后,国家终于在1977年的冬季举行了“文革”后首次恢复的高考,作为被浪费十年光阴的一代青年,渴望命运的改变使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这盛况空前的考场。这一年,陈培环已是所在乡村的民办教师。

  作为老三届,陈培环因为年龄问题公社没有准许她参加1977年的高考,但为了广招人才,在距1977年冬季高考的半年之后,国家又于1978年的夏季组织了全国统一高考。经过多方争取,陈培环和同是回乡知青的丈夫终于获得了考试资格,但对于像陈培环这样的大龄考生来说,1978年夏季的高考,是国家政策允许他们参加的最后一次高考。

  但此时,陈培环已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考生,因为他当时已是一个3岁孩子的母亲,同时又怀有十个月的身孕,是拖着极不方便的身体来到了考场。

  由于陈培环身体特殊,当她走到那个考场外面的石灰线的时候,保安人员就上前挡了驾,因为他们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考生。陈培环就庄严的把她的准考证递上去,他们几个年轻人又仔细地查对了一下,开始是敬意,然后肃然起敬,最后由衷地说祝你考上。

  虽然为了高考,陈培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但命运之神却并没有眷顾于她。

  在考试的第三天的凌晨两点,在考场附近紧挨的卫生所里,陈培环的孩子降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她躺在那个病房里,仍然还再想着那个高考的事,想着没有结束的高考。

  就这样,陈培环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在考场生下的儿子余昕却给母亲带来了新的希望。

  陈培环说:“有的人,看到我的小孩,他们就说你上不了大学不要紧,让孩子长大,考一个全中国最好的,就这样,开玩笑鼓励我们。当时他们的这些话,实际上又成为了一种预言。”

  同是在2005年的4月,电影导演白羽已在为他的第二部电影进行拍摄场地和选择演员的准备工作,在目前国产电影尚未走出低谷的情况下,一个导演要想获得一部电影的投资,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和陈培环一样,白羽一生最为艰难的也是他坎坷的大学之路。

  1970年,白羽毕业于北京市的一所中学,由于父亲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白羽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影视工作者。但“文革”期间,大学的推荐入学制度使白羽失去了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继续深造的机会。

  白羽被分配做小学教师参加培训的时候,曾经起草了一个呼吁书,有上百名同学联合签名,写的就是我要读书,要继续上学,后来这件事被作为一个错误,作为一个过失受到了批评,而且被记入档案。

  那个年代由于高考的大门关闭多年,白羽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因求学无望而常常陷入人生的迷茫之中。

  白羽回忆说:“上大学,受高等教育,受继续教育这样的机会就被剥夺了,然后我们选择自己职业、事业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也就是自己的发展前途,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来主宰,都不能自己来掌握。所以当时我们很痛苦。”

  但与陈培环不同的是,在1977年冬季那场影响许多人终生的高考中,白羽终于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

  白羽还记得那天上午在工作单位的传达室等着通知书。远远地看见邮递员的身影,骑着自行车,绿色衣服的身影,白羽高兴极了,但是仍然有担心,怕到最后一刻还是落榜。所以他又要克制自己,就是先不要激动,要看到结果,而且如果落榜以后,还要有心理准备,准备再考。等到邮递员来了以后,把通知书送到白羽手里,这时候他心里简直极度兴奋。


  大学毕业后,白羽被分配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做了一名专职电影导演。是1977年的高考实现了白羽的人生理想。

  白羽感叹道:“1977年的高考对于我,还有我这个年龄同时代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我们从此可以选择自己的发展前途,自己的命运,还有自己的事业和职业。”

  1978年夏季的高考结束以后,陈培环的丈夫考取了医学院。陈培环则回到了原来的学校,继续担任一个乡村学校的民办教师。虽然,自己上大学已没有可能,但她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身上。

  作为一个乡村的民办教师,工作并不是固定的,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陈培环孤身一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不同的代课学校之间飘来飘去,但她是一个倔强的母亲,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重担。

  陈培环带着两个孩子,到不同的学校去代课,生活非常地辛苦。大儿子余嘉明,小学读五年,就转了六所学校,由于陈培环生活不稳定,大儿子就跟着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陈培环去的六所小学都是乡村的,条件最差最差的那种学校。当时即使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她的孩子学习重视的程度,是一般人不能想象的。

  余嘉明记得当时父亲还在上大学,在外地,弟弟还很小。这种情况下,母亲还要代课,这时候陈培环的精力,余嘉明看起来是非常疲惫的,他们也经常被托付给一些其他老师。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陈培环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树立了上大学的目标。

  由于工作出色,在余嘉明小学毕业的时候,陈培环终于转为正式公办教师。就在这个时候,孩子的父亲也将工作调回了家乡,实现了全家人的团聚。但陈培环并不因为全家人转为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就放松了对孩子们的学习要求。她用自己多年的教师经验,精心培育着余嘉明和余昕这两棵小苗。

  陈培环的家里总有一种对学习有利的氛围。在平时的谈话中,吃饭或者聊天中,一家人总是对某些有意义的问题,像某某作品,什么社会现象等进行交流,讨论,有时甚至争论。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国家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衡。因此,我国农村的教育事业长期落后于城市。1984年12月,为了解决我国农村长期教育经费不足的状况。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农村中小学校的学费开始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虽然,陈培环夫妇作为当地的工薪阶层,经济并不困难,但随后不久,陈培环的两个孩子先后上了地区重点中学,对孩子们的教育,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支出。

  那时陈培环夫妇两人的工资不够孩子们的学费。为了节约,陈培环平时的生活是不用钱的,他们自己种菜,自己养鸡,把全部的工资都给孩子们读书用,每学期开学的时候,陈培环就不得不就借帐,从儿子小学到高中,夫妇两就一直这么过过来。

  虽然,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国实行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政府在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上大学仍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社会资源。高考招生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比例。


  那个时候是在高考扩招之前,上大学的机会仍然很少。所以对所有的学生,特别是对农村的学生,高考或者上大学的机会,仍然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遇。

  令陈培环作为母亲感到欣慰的是,两个孩子的学习一直非常优秀,在继余嘉明1991年成功考上大学不久,陈培环在考场生下的儿子余昕也在1995年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他们在用知识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实现了母亲心中最大的梦想。

  由于自身的遭遇和经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是许多参加过1977年和1978年高考的人共同的价值取向。白羽的儿子白晨是在他大学毕业四年后才出生的。当时中国在城市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十年,对于自己的独生子女,白羽倾注了太多的希望。

  白羽感叹道:“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之后,希望孩子也能够通过高考、通过上大学、通过自主的很好的选择自己的职业和事业,来很好的做事,很好的创业,很好的成才。”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高考长期成为我国中学教育的指挥棒,中学教学形成了一种偏重考试,偏重分数的应试教育模式。在高考的压力下,我国中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心理负担日趋加重。

  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正式提出了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学生的素质。1993年中国改革发展与纲要更是明确指出中小学要以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从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出现了素质教育的探索与尝试。许多学校及学生的家长开始培养学生及孩子的全面素质。

  白羽对儿子从小就很注意培养,一个是让儿子在学习的同时,要看大量的课外书籍,包括文学,包括历史。同时还让他学了一定的音乐的基础,比如说弹钢琴这样的一些活动。

  但在孩子进入高中以后,白羽发现了自己对孩子素质教育与社会的应试教育存在矛盾。

  白羽的儿子比较偏科,他酷爱历史学,酷爱西方音乐,西方古典音乐,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这上,而对于每天高中上课的那些普通课程,普通的作业,却不想写。

  2005年在白羽高考过去28年后,他终于面对了儿子的高考。但白晨在由高二进入高三,由自由学习状态向以高考为目标的紧张学习过渡中,他遇到了困难。白晨觉得有的时候学习抓不到重点,而是凭着性子去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听不懂,而在学习中遇到难题的时候,他也通常是采取回避或者是放弃的态度。

  由于不能适应过于紧张的学习,白晨出现了厌学情绪,放弃了学校学习回到了家里。白晨回忆道:“心理上有些不太适应,会突然变的焦虑或烦躁不安。往往不是说遇到高考的时候是黑色,往往是刚上高三的那段时间是黑色的。所以我想从学校离开。”

  由于高考无法回避,白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白羽把自己当年上大学的经过讲给儿子听。他想帮助儿子树立一个正确的态度,于是给儿子买了各种各样的辅导材料,有针对性的,同时请了有7、8个家教,轮番地来上课。

  时间到了2005年的5月底,这一天,陈培环特地从湖北应城来到了北京大学,因为,她的大儿子余嘉明不久将进行博士论文的答辩,她特地来看他。对于孩子们的大学生活,陈培环非常有兴趣去了解。

  陈培环有时会问儿子,宿舍里谁跟谁关系最好,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家里是什么样的。

  在考上大学后,陈培环的两个孩子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学习兴趣,并都以获得博士学位为求学目标。几年前,为了帮助小儿子余昕前往美国求学,家境并不宽裕的陈培环夫妇倾尽了全力。陈培环借了四五万的钱,直到2000年3月才还清。为此丈夫也退休后也一直在外面打工。就这样,整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对孩子有很高的希望。

  也就在2005年的5月底,白羽仍在外景地忙于自己新戏的拍摄。再过十来天,他的儿子白晨即将迈进高考的大门。

  由于白羽的工作性质要经常出差,但出差工作紧张的时候,白羽还要每天打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

  白晨也意识到问题比较严重,因为如果在这个地方失利的话,证明将来要在社会上做出一些工作的话,可能比其他的同学将来走的路要困难得多。

  2002年,陈培环将自己和孩子两代人的高考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

  “我高考的路上真是障碍重重,大学永远都离我望尘莫及,我的孩子们,他们上重点,读名牌,从本科到硕士,甚至到博士,都一路的畅通。我有时想我说这两代人不同的高考求学路,高考的经历,这不正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一种缩影吗。”

  2005年6月7日,全国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28年前,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白羽主动选择了高考,28年后,他的儿子白晨也不得不接受高考对自己的选择。

  白羽回忆道:“我们当时高考是改变命运、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就是受高等教育,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和事业,能够做出自己想做出的成绩。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他们还有别的很多出路。”

  1977年,一纸试卷给人们以公平改变命运的机会是社会的巨大进步,20多年后,仅用一次考试就决定命运,也成了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难点。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0年,我国共有58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先后有1100万学生被大学录取。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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