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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门第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9月13日 16:38 来源:CCTV.com

  2005年的夏天,在太原工业大学,已故教授徐云的老屋里,三个儿女唱起了当年父亲教唱的英文歌。循着歌声,他们的思绪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七年前的那个春天。就在那一年,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际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78年的2月17日,徐沅正在家里休息。上午11点钟左右,一个邮递员来到了家里,手里拿着三个牛皮纸的信封。徐沅一看正是家里的三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在高兴的签收后,她迫不及待的把三个信封都拆开,她回忆道:“当时赶紧就看,特别高兴,那时我家里人都没有回来,着急地就赶紧在门口等着我爸妈中午回来,着急把这个喜讯告诉他们。”


  这张照片是当时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的全家合影,父亲徐云是太原工学院的教授,母亲刘蕴石同是大学老师,大姐徐沅是纺织女工,二姐徐方是中医研究所的护理员,弟弟徐杨、小妹徐敏则是晋北农村的插队知青。

  一九七七年的冬季,五百七十万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青年参加了文革后我国首次恢复的高考。同年的十二月五日和六日两天,北方古城太原也有近两万名考生走进全市的五百五十八个考场。从一九七八年二月开始,各高校共向全国发出了二十七万余份大学录取通知单,而徐家收到的这三份大学录取通知单,不仅改写了三个年轻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改变了这个知识分子的家庭。

  徐家兄妹的父亲徐云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学美国,抗日战争中又投笔从戎,加入国民党空军,投身于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一九四八年,追求进步的他又只身来到了解放区。

  徐云在解放区认识了同是大学毕业生的妻子刘蕴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夫妇来到太原工学院,像当时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以火热的赤诚参加到了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二姐徐方随着串联的同学来到了北京。

  徐方还记得她曾经给我父亲在北京寄回来一本书,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拿红笔划上,中间就有一段毛主席在讲知识分子你们怎么应该改造,怎么应该向工农兵学习,你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徐方曾经问爸爸:“我说爸你看了那本书了没有,我爸爸就什么也没说,他可能只能用沉默回答。”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思想改造”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根据1951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新知识辞典续编》一书,“思想改造”一词定义为“一定的阶级,产生一定的反映其阶级利益的思想,如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等,凡是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具有无产阶级思想,这种使思想转变的方法过程,叫做思想改造”。

  1951年9月3日,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正式邀请中央领导为北大教师会作报告,以推动以思想改造为目的的学习运动的开展,并以此为起始,至第二年秋天,新中国开展了第一次针对全国范围二百万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及自我改造运动”。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次更大的思想改造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一步深入为“灵魂深处的革命”。

  徐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反正当时好多挂牌子游街,给人感觉就挂牌子,特别惨,抄了家以后给你挂那个大牌子、大铁牌子,关牛棚,戴纸帽子,坐喷气式,还有拿鞭子打,拿那个皮带抽打,哎呀到处都是这个场景,真的是惨不忍睹。”

  1966年6月12日到16日,清华大学第一次共有16名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

  同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吴祖缃等知识分子被批斗。

  同年6月,武汉大学也在该校小操场内发起了批斗知识分子的运动,我国著名数学家李国平被打成武汉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

  当时几乎是天天有人来抄李国平的家,武汉大学的大学生里面战斗兵团很多,每一个战斗兵团都要到家里来施展一番拳脚,表达一下革命的态度。大字报把李国平家里的门糊得出都出不去,撕也不能撕,撕了以后就是破坏文化革命论。

  大街上,大字报栏里面到处都是打倒李国平的,画的漫画,石膏水写的都是打倒李国平的字,一个字有20多个平方米,4、5年的时间都消不掉,风吹雨打都消不掉,那是深深的烙印。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两个估计”。由中共中央文件作的一个最明确的表达,认为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基本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我国的知识份子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专政,实行改造。

  早在公元十三世纪的元朝,政府按照职业的性质,把臣民依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为序列划分为十个等级,其中,以儒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排在第九等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又给了知识分子一个通俗的称呼,就是“臭老九”。

  徐家当时的那个房子有两排,前面一排有三间平房,后面一排是公家还给他们的一间向阳的房间。后来有一个外单位的人要强占那个房间,公然的对徐家说“你臭知识分子还占上这么多房间。”随后他就直接打开墙占了那个房子。徐沅回忆说:“当时我记得我晚上回去的时候,我奶奶给我讲的这个事情,但是我注意到我父亲在旁边就是脸色苍白,因为这个事情给他心里很大的创伤。”

  1973年6月,辽宁省兴城县插队知青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时,因交白卷而成为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白卷英雄”。

  同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来信及日记,于是,十二岁的她成了“革命小将”。


  徐方回忆说:“当时弟弟妹妹他们还属于,他们年纪比较小,文化革命不是应该上中学嘛,但是他们那中学是极不正规,好像小学加起来,像我妹妹是1964年上的小学,好像小学加起来也没有上过几天课,她说我们经常上着上着课,有一个小孩就开始说“这个老师,你是个反革命”,就开始跳到桌子上跑来跑去的,完了大家就回家了,就等于极不正规。所以也谈不到什么中考什么什么,考中学、考高中,就到那时候大家就分配到一个就近的中学里,你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也没人管,教学也极不正规,好多好老师也靠边站了,像那个学校,即使让你上课也有点那种带点监督劳动的意思,不敢瞎说一句话,也不敢认认真真地去教学,一认真教学别人就说你要复辟了,你是什么思想,又想复辟资本主义,白专道路,帽子一顶一顶的,确实是这样。而且学生当时不是有黄帅什么的,动不动就是批判师道尊严,学生对老师也很不尊重,老师也没有什么心情教学。”

  1966年夏季,高考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旧的教育制度而被废除,同年高中毕业的大姐徐沅失去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从1968年开始,其他三个孩子也陆续回到家中,在一个混乱无序的年代里,家里突然增加了四个闲人,父亲陷入了愁苦之中。

  在徐方16岁的时候,一个理工大学的一个大学生正在追求徐方,并且还找到了她的父亲。于是父亲就认认真真跟徐方谈了一次,她清楚的记得父亲在得知她想结婚放弃生活时候说的话:“我真没有想到你这么小,你就不想学习,你就这样带着初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去生活,你将来怎么去教育你的后代?”父亲的丧气和哀叹声,深深的印在徐方的脑海中。

  1968年12月22日,为了安置大量城市待业青年,毛主席发出指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而开始了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1972年,弟弟徐杨初中毕业,按照政策和规定,他应该到农村去当知青。但父亲徐云执意就让徐杨先不要插队,于是他就在家呆了一年。

  徐杨记得当时父亲希望他把大学的知识基本上学得差不多了再去插队。徐云就给徐杨就定了三个方面的攻克,英语、数学和物理。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有一个祝酒词,父亲徐云就从英文报纸上把那个摘下来给徐杨,让他背。徐杨回忆说:“就是什么the Chinese people a great people ,the American people a great people 当时我父亲就跟我说英语一定要背,好多经典的文章一定要背下来。所以,我父亲当时对我还是寄予的希望挺大。”

  由于缺乏英语读本,精通英语的父亲就用这台英文打字机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亲手给孩子们打出了这本《泰西五十轶事》的英文读本。

  1970年6月27日,在大学停止招生五年之后,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开始实行以“推荐上大学”为主的十六字大学招生方针。同年底,全国各高校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共计四万余人。

  但徐沅遇到了麻烦。这次招生的影响很大,是全厂推荐。徐沅回忆说:“名单都贴到外面以后说我家庭出身可能走不了,白占这个名额,当时就把我就给换了。我当时也挺生气的,请了几天假,当时就离开太原走了。单位的人都知道,所以他从侧面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他回来还说过,说我知道你当时为什么去天津去了,当时回来都跟我说过了。但是我父亲的话比较少,但是我能够看出他的眼神,那个心境那种特别压抑的心境。”

  由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大姐徐沅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二姐徐方则在中医研究所做了一名护理员,徐杨、徐敏则在晋北农村做好了扎根一辈子的思想准备。

  1977年5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先后提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年8月,在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表态,应尽快恢复高考。十月,中共中央批准了教育部新的招生方针。


  1977年夏天,当太原五中的书记告诉徐方有机会可以去参加高考时他还半信半疑,而且并没有多少信心。由于徐方只上到初中一年级,知识不系统,又觉得高考肯定要考高中的数理化,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有一种挺酸涩的滋味,觉得机会来了,却好像又不是他的。

  1977年9月,一篇名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发表在各大报纸及刊物上,刻苦钻研、勇攀科学高峰的青年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及形象开始在社会中流传,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就连曾经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也架不住轰轰烈烈的形势,报名参加了高考,读书和学习又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之中。

  在那场激动人心的考试过去二十八年之后,徐杨在父亲遗留的书里找到了自己当年的准考证。

  高考前一天的晚上,父亲徐云陪徐杨我去操场散步,他记得在散步的过程中父亲说的也很少,只是问了如果考上大学会选择什么样的专业这一类的话。虽然和父亲话说的很少,但是徐杨感觉到了父亲对他寄予的厚望。

  父亲的殷殷期望没有落空,除了大姐因工作单位不同意而未能参加高考外,徐家的三个孩子都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

  徐方回忆了去查看录取通知时的情形:“这个录取挺戏剧性的,那时候人们就说在录取,在侯家巷招待所在录取。我每天下班,我本来下班从青年路可以直接往西拐,可是我每天我都要拐到那个,等于再往东走一站,到那儿看有什么动静,结果有一天发现那个门就开了,就没有人,我一下子就上去,上去以后桌上有一个本,就手写的那个本,有几个人在收拾行李,本上就写着录取通知书,全部都是外地的,基本上都是重点院校。我一揭开第一页就看到北京大学一个同学,就跟我一块儿复习的,就是夏云,就我说他们家特受冲击,是北京大学,结果揭到第二页一看武汉大学,就一个当时理科,徐敏。后来一看山东大学,徐扬还有他的一个同学。”

  这么多人考上大学,徐方感觉社会真是变了。认真学习的人总没有白学,觉得自己被社会认可了,有了前途了,有了发挥的机会了。对徐家来说,好像是换了一个新天地。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宣告科学春天的到来。同年11月3日,党中央提出了《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条意见,对知识分子要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由此得到改善。在1978年冬季高考后不久,和徐云一样有着同样遭遇的我国数百万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温暖,感受到了一个科学春天的真正到来。

  徐云开始去了煤炭化工大学当教务长,后来煤大合并到理工大学以后,他也带研究生,后来任化学工程系的系主任。

  虽然,徐云夫妇已先后作古,但《泰西五十轶事》这本书,仍珍藏在孩子们的手中。

  让老人告慰九泉的是,孩子们最终都学有所成。如今,二姐徐方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弟弟徐杨是山西勘探设计院的副总工程师,妹妹徐敏是中山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某知名洗手液的发明人,这个家庭的第三代人也全都陆续走进了大学的校园,这个曾令人羡慕的书香门第,又重新兴盛起来了。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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