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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上、下)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8月11日 17:18 来源:CCTV.com

  上 集

  1932年1月1日,北平的天气有些阴沉。这里的老百姓显然对西历的新年没有什么感觉,街道上冷冷清清,毫无节日氛围。南城的丰泽园饭庄传来稀疏的鞭炮声,打破了阴霾的气氛。京剧名伶程艳秋在这里首开山门,举行收徒大会。在席间,他宣布将名字中鲜艳的“艳”改为砚台的“砚”,并在报纸上刊登更名启事。

  在丰泽园的大门外,报童正在散布一个足以使北平市民不安的消息—锦州吃紧了。

  当时地理书是这样描述锦州的:位于北宁铁路的中枢,为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人烟稠密,商务兴盛,为东北南部仅次于沈阳、安东、辽阳的第三大城市。

  就在这一天,日军从三面向锦州发动总攻。锦州一旦失守就意味着山海关以外真的成为日本人的“乐园”了,华北地区也将直接暴露在日本人面前。

  正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要求东北军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中国驻军3万余人在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之后撤入山海关。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至此,中国东北全部沦陷。

  这一天,一对热恋中的美国青年从浦江码头上岸,来到上海。男青年的名字叫做埃德加·斯诺,是《纽约先驱者论坛报》记者,女的是他的未婚妻海伦。他们刚刚从南方的广州度假归来。

  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依然繁华而忙碌。南京路上车水马流。出于职业的敏感,斯诺发现了这城市的些许变化,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抵制日货的宣传画和标语。

  从上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一些爱国团体扣押日货并贴上“日货封存”的字条,商店则统统将日货从柜台中撤下;在虹口的日本商店则纷纷关门歇业;1931年9月至12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只相当于平时的六分之一。

  日本和上海的距离只有二十四小时水程,往返一次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金钱,因此很多日本人都会跑到上海这个远东最大城市淘金。

  虹口是日本侨民居住集中的地区,在上海的日侨人数早已超过其他外国侨民的总数,仅虹口一地,就居住有大约3万日本侨民。抵制日货开始后,侨民们购买新鲜食物和蔬菜的渠道被切断,由此引发恐慌,一些日本人卷铺盖回国,留下的日本侨民则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武器。

  上海商人黄楚九加入了抵制日货的行列。他出身于江南的一个郎中家庭,从小就随父亲以卖药为生,16岁时只身闯荡上海滩,起初还因卖假药吃了不少官司。这时的黄楚九,凭借他开办的大世界游乐场,已经成为上海名流。日本清热解暑的“仁丹”药大量倾销到中国,黄楚九自拟处方,制作“人丹”药,只不过将仁义的“仁”改为人民的“人”。一时间,中国“人丹”与日本“仁丹”之间展开一场商战。在推销方式上,黄楚九采用春天发货,冬天结账的办法,生意顿时兴隆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率部在东北江桥抵抗日军,成为人人敬仰的抗日英雄。黄楚九便从民众仇恨日本、崇敬英雄的心理中发现了商机,立即生产出一种“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包装上印有马占山的头像,还请来上海大亨黄金荣题写“人人都学马将军”。谁料香烟一上市,就传来马占山被日军收买的消息,“抗日英雄”的形象顿时在人们心目中倒塌下来。而“马占山”香烟已生产出几万箱,只好堆在仓库内。

  不久,马占山再次举起了抗日大旗,而此时,香烟已经霉变,不能销售。

  1月8日在东京,日本天皇的车队路过樱田警视厅门前时候,遭到炸弹袭击,但裕仁天皇没有受伤。上海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第二天的报纸报道了这条新闻并写道:“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随即提出抗议,要求该报道歉停刊。

  10天后,又有几个日本和尚被不明身份的人打伤,日本以此为借口,派海军陆战队在虹口街头抓人,并怂恿居住在虹口的日本侨民上街游行。

  黄浦江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军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声称“24小时内不见满意答复,即采取自由行动”。在向南京请示后,上海市长吴铁城于28日下午4时,答复日本总领事,中方同意日本所提的全部要求。

  1月上旬,杭州下了一场雪,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色之中。风光秀丽的杭州与上海和南京组成一个等边三角。是来自南京的政客和来自上海的富商们度假休养的胜地。

  在西湖边的烟霞洞,在野的蒋介石与他党内的老对手汪精卫举行密谈后言归于好。1月28日,他们同时回到南京接管南京政府。由蒋介石主军,而汪精卫主政。

  就在同一天夜里,在距离南京不足200公里的上海,突然传来的枪声划破了城市的宁静,火光映红了北边的夜空。斯诺火速穿上衣服,背上相机前往出事地点。

  子夜时分,日军兵分五路从闸北突然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阵地发动袭击。

  在闸北火车站,斯诺亲眼看到日军杀害中国平民,便当即发出电讯。第二天,大洋彼岸的《芝加哥每日新闻》和《纽约太阳报》都登出标题是“鲜血染红今晚上海街头” 的头条新闻。

  斯诺还冒着枪林弹雨来到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指挥部,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蔡廷锴将军。

  蔡廷锴是十九路军军长,这次战役的主要指挥者。在斯诺眼里,“蔡廷锴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形象,他身材魁梧、精神抖擞,一双活泼而敏锐的栗色眼睛里闪烁着怒火。”这位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将军,讲起话来有些激动,他说:“我们跟东北张学良的部队不一样,我们不打算请国际联盟来拯救我们,我们要自己来打这个仗!”

  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日军驻沪司令官监泽幸一“4小时可占领上海”的预言落空了。

  这是80多年前的小学《国语教科书》,由庄俞等人编写,张元济校订,它通过儿童周围事物和见闻,教会孩子日常应用知识,其中还穿插了不少聪明孩子的故事。

  这本书从1917年初版问世,十年中共发行了七八千万册,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语文教科书。冰心后来回忆道:“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学问与知识。”

  《国语教科书》的出版商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902年,本着“开通民智,教育救国”的思路,他们搜集出版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为了收集各种善本,还建造了高达五层的“东方图书馆”,图书馆书籍之多曾一度超过北平图书馆,成为中国最大的图书馆。

  1月29日,战争的第二天,日军的空袭使整个闸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商务印书馆被炮火击中,大火瞬间吞没了整座大楼。这座远东最大的出版社,连同五楼的东方图书馆中几十万册孤本善本古籍全部毁于一旦。

  后来有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火焰熊熊燃烧,被烧毁的纸在二月的东北风中向市区漫天飘来,像黑色的雪片。黑色的纸灰整整落了一天,南京路上把衣服晾在外面的人家,衣服上落满了纸灰。”

  2月6日是农历壬申年的第一天,上海的天气阴沉,气温2度,风力不大,有一种湿冷的感觉。对于上海市民来说,这是一个不缺少爆竹声的新年,枪炮声从大年夜一直持续到天亮。在苏州河以北,战争还在继续。这一天,《申报》照例发表了一篇时评:“上海惨变自上月二十八晚爆发,迄今日屈指已近一旬,在这期间,炮声枪声终日可闻,但见尸体狼藉遍地,难民拥挤于途,东亚第一大市场已沦为可怖的场所。”

  这一天,蔡廷锴异常繁忙,除了指挥战事之外,还有来自各方的应酬。他在日记中记载:“九点,孙夫人和宋部长夫人来到营地慰问官兵,一小时后离去。不久,范志路处长前来汇报说,上海各方送来的慰问品和慰问金甚多,可否在沪建立办事处,以便应付。”

  来自全国各地的钱物不断运往上海,十九路军官兵用不着为衣食不周而烦恼了。当时因为政局动荡,部队已有一年多没有领到军饷,很多士兵甚至没有御寒的冬衣。于是,捐助的钱款被当作军饷按月发放。从三等兵到一等兵,军饷分别是8块、10块和12块。军官的月饷要相对高一些,当时在十九路军任职总指挥部中校参谋的经济学家朱伯康月饷是180块银元,这相当于上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个月的总收入。十九路军一时成了当时军饷最高的部队。

  黎锦晖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也组织了一系列义演,将演出的收入全部捐赠给十九路军。在一次演出中,一位叫周小红的小女孩登台演唱了一首《民族之光》,其中有一句歌词“往前进,和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她唱得特别投入,慷慨激昂,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黎锦晖兴奋地说“周旋,了不起!”从此,他为周小红起了一个艺名-周旋。

  在周璇短暂的舞台生涯中,曾经唱过多首抗战题材的歌曲,电影《长相思》的主题曲《花样的年华》成为她歌唱的巅峰。

  应文达是上海童子军的成员,他宣誓要上战场去尽中国公民的一份天职。1月31日,在救护难民时不幸遇难。应文达仅仅是在“一二八”抗战中牺牲的童子军中的一员。

  1911年,一个叫严家麟的人在湖北武昌文化书院集合志愿参加童子军活动的学生,成立童子军团,开始各种训练。随后,中国全国童子军协会成立。童子军有着自己的誓言:敬天乐群,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随时随地福扶助他人,服务社会;力求自己知识、品德、体格之健全。

  两年后,上海市童子军举行“童子军四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纪念碑是为了缅怀在一·二八战事中牺牲的四名商会童子军战士而立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出席了典礼。

  在纪念碑身上铭刻着《童军殉难之四烈士》的铭文:“商会童子军团部紧急召集全体团员,讨论到战场去工作。应文达自然也是热烈的一个。在三十一号天晓,文达和三个同志被派往虹口救护难民和伤兵。唉!怎晓得他这一去就永远不回来了。”

  一·二八抗战结束后不久,联华影业公司拍摄了影片《共赴国难》,重温了上海市民投入抗日洪流的故事。公司的全体演员都参加了演出。电影讲述的是在一二八之夜,家住闸北的华老汉一家陷入战场,战争使全家人团结起来,影片的结局是华老汉长子在战场上牺牲,其他三个儿子相继加入义勇军,奔赴前线。

  2月22日,日军的飞机开始对上海周边地区进行大范围的轰炸。下午,邻近的苏州城拉响了防空警报,城市的上空发现6架日机,美籍飞行员肖特驾机升空拦截,在击落了两架敌机后,他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

  对于老百姓而言,空战是一个生僻而又可怕的词汇。而当时的中国空军在上海周边拥有的飞机数量还不足日本一艘航母上停放的飞机数量多。装备最好的东北空军在九·一八事变时,已被日军全部据为已有。国民政府为训练出一支正规空军保卫南京,从美国购买了数十架战机,并聘请美国飞行员来做教官,肖特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后,一直担任中国空军的战斗机教练员。

  为了表彰肖特的献身精神,国民政府特追赠他为空军上尉,并决定为他举行公葬。这一天,上海各界一致下半旗致哀,纪念这位在战场上第一位击落日机的飞行员。

  上海的战事从一开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不断有外国记者陆续来到这里,把上海的消息传递到世界每个角落。在这段珍贵的资料中,一位美国记者走进了闸北的日军占领区。

  十九路军在绵延数百里的战线上与兵力和装备都优于自己的日军顽强激战。2月中旬,第五军从南京开赴淞沪前线,增援孤军作战的十九路军,他们在庙行一带给予日军重创。3月3日,中日双方宣布停战。在1个多月的战事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牺牲4270余人,负伤近万人。日军也伤亡惨重,并被迫三易主帅。

  这是当时的一组照片,反映的是山东人到东北谋生的情形。由于山东地窄人多,长期以来山东人都移往东北谋生,尤其清末开放垦殖,移民人数更是大幅增加。

  而现在,移民东北却变得步履艰难。希望移民东北的山东百姓要在伪满济南办事处领取申请表格,在登船前还需要先种牛痘,然后才能登上开往大连的客船,船舱底层既无床位也无座位,拥挤不堪。

  此时的东北,已经成为了“伪满洲国”,成为了日本在海外最大的殖民地。

  3月8日,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溥仪的老臣郑孝胥陪同溥仪登上了开往长春的列车。对于郑孝胥来说,帮助溥仪复辟江山是他一直的夙愿,这种愿望甚至比溥仪本人还要强烈。

  溥仪曾在《我的前半生》记述说:有一次他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他说话时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郑孝胥早年间曾在满清朝廷驻日本大使馆做书记官。在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他一手安排溥仪住进了日本使馆。不久,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住到天津。如今,日本人在东北需要一个傀儡,郑孝胥和溥仪又来到了这里。

  当溥仪一行走出长春火车站,看到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时,溥仪不禁热泪盈眶,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气氛热烈得甚至有些失控,汉奸们已经提前发给了每个人一块银元。

  3月9日,溥仪举行了就职典礼,宣誓就任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就任内阁总理。在这个内阁中,各部的总长都是中国人,但是实权却掌握在日本人担任的次长手中。面对这样的现实,郑孝胥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茫然。七年后,他行将就木,在诗中流露出对作伪满总理的悔意,但是也已经不可挽回。一个月后,郑孝胥抱恨死去。

  就在伪满洲国成立的同一天,远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弗兰克林·罗斯福的美国人在公众集会上向民众承诺,将实行新的政治方针,把已经被大萧条折磨得精疲力竭的美国人民解救出来。

  1932年是大萧条以后最惨的一年,经济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且已经跌落谷底。在大学生毕业的季节里,美国东北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步两万多名老学长的后尘,拼命找工作。那时连在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士学位,而且对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差事了。罗斯福的新政设想得到了绝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第二年,他如愿以偿击败现任总统、共和党候选人胡佛,成为了美国第32任总统。

  5月5日,在英、美、法、意四国调停下,国民政府与日本代表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双方军队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常态恢复。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虹口方面,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

  小城瑞金的面貌,千百年来未曾有过多大改变,而最近一年以来,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这里正变得热闹起来。

  5月15日,中央苏区瑞金县苏维埃提出应极力注意识字运动,要求每乡办一个识字班,由小学教员兼任教课,用费都由政府负担,使普通农民都能够享受免费的教育。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匆匆赶到武汉,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刚刚从淞沪前线撤下来的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江西剿共。

  在第65期《良友》画报中,蔡廷锴军长的照片被摆放在最显赫的位置,他赤裸上身、神情凝重,旁边的注释这样写道:凭自己的双腿站立着,靠自己的肩膀担责任。拳头不向空处打,眼睛往前望,胆量要大心要细,胜利的幸福从奋斗中得来。

  下 集

  打开当年的地图,可以发现东北地区有着中国最密集的铁路网,这种现象已经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原本荒凉的东北就是在铁路的伸展中成长富庶起来。20世纪初的铁路不只是货物运输,也是国防的利器,在中国,它还成了列强利用来伸展自己势力范围的工具。

  东北的铁路主干线是一个丁字形的结构。这条铁路最初叫做中东铁路,是沙皇俄国与满清政府谈判后获得修建权以及驻兵权的。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抵大连。

  清晨,处于全市的最高点的东正教圣尼古拉中央大教堂会准时唤醒哈尔滨,从一个酿造白酒的小村庄,迅速成长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哈尔滨只花了二三十年的光景。两年前,实业家卢作孚到哈尔滨考察,他曾在日记中记述说:将到哈尔滨了,许多俄国人家,住在铁路近旁。短篱平房,绿树成行,掩映着黄墙红瓦;偶有俄国女子,携筐挟物,出入其间;恰像一幅西洋画。

  进入7月,哈尔滨每天都在下雨,《国际协报》编辑部收到一封求救信。一个女子被困在旅馆中,没有钱交付巨额房租,旅馆老板准备把她卖到妓院。写信的女子名叫张乃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笔名叫做“悄吟”,后来她有一个更为人熟悉的名字:萧红。年轻的报社编辑萧军对这个女子放心不下,决定前往那家旅馆去看望她。

  “她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经裂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着一双变了形的女鞋。”这是萧红留给萧军的第一印象。

  大雨持续下了27天,8月7日这一天,松花江终于决堤了。洪水涌进了哈尔滨市区。在低洼地段,洪水一直淹没到二楼,在街市上可以行船。

  报社的编辑们开始惦记被困在旅馆的萧红,萧军自告奋勇,游泳赶到旅馆,而当他赶到的时候,才发现萧红已经搭上小船,按照他事先留下的地址逃走了。

  这年冬天,萧红与萧军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的作品带上了左翼的色彩。两年后,年仅23岁的萧红写出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并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小说以哈尔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为背景,萧红运用质朴、自然、犀利的笔锋再现了农村的闭塞和乡民的贫穷、愚昧和苦涩。这些小人物的民族意识因为日本的入侵而从混混沌沌中觉醒。

  一对恋人,在一场洪水中阴错阳差地结合在一起,然而,这场洪水却给哈尔滨带来了灾难,60%的市民无家可归,2万人失去生命。

  1932年6月7日,一个叫东宫铁男的日军少佐来到关东军司令部。他因为四年前沈阳皇姑屯埋设炸药炸死张作霖而名噪一时。此时,他的身份是伪满吉林省依兰地区警备顾问,此次专程来提交一份移民计划书。

  从1912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尝试着用各种方法向中国东北移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官方组织的农业移民继续留在中国东北的不超过1000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嘈杂喧嚣之声沉寂了下来。

  平常喜欢穿中国服装的东宫铁男早年间曾留学中国广东,这年4月前后,他来到了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平原,当他看到日本军队难以应付这里风起云涌的抗日武装时,这个讲究谋略的中国通产生了在这一带进行武装移民的念头。他写成了用退伍军人编成屯垦军部队的长篇计划书:先进行武装移民镇压抗日武装,以此弥补关东军在兵力上的不足。

  9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他们接受了为期10天的短期训练,出发之前,他们前往明治神宫进行参拜,在仪式上,他们被鼓励前往中国为天皇建立“皇村”。

  10月13日,这些武装移民坐船顺松花江而下到达佳木斯,当天他们遭到中国抗日武装的袭击没敢下船,远处不断的枪声宣告了这片土地对闯入者的态度。他们的名称是“第一屯垦大队”,但是这些屯垦者却没有马上去种田,而是在佳木斯城里承担了军事警戒任务,并出城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当地的中国农民把他们称作“屯匪”。

  第一屯垦大队为他们的定居点起名”弥荣村”,弥荣是神道教用语,意思是繁荣昌盛,他们在村口建造了神社祈求和平。

  第十届奥运会于7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开幕。由于当时欧美国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期,而赛址又远在美国西海岸,因此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运动员人数还不及上届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时的一半。

  这届奥运会游泳比赛大爆冷门,东道主在自己家门里遭到了它在奥运会史上的最大一次失败。日本运动员夺得了男子6项中的5枚金牌,4枚银牌。而美国只得了1项冠军。

  中国派出了六人组成的代表团,虽然运动员仅有刘长春一人,但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性体育比赛。刘长春原来拟参加3个短跑项目,但是因为25天的海上之行,旅途劳顿,他放弃了400米跑,在100、200米预赛中,分列第五、六名,遭淘汰。但他的奥运之行,对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的中国人是个小小的安慰。

  此时,在美国东海岸的华盛顿,大约两万五千名一战退伍老兵,携家带口在国会大厦门前静坐、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发给他们战争补偿金。陆军总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违抗了总统胡佛的命令,率领艾森豪威尔少校和巴顿少校对示威军人进行镇压,造成了数百人伤亡。

  这段活动影像是国民政府海陆空军副司令长张学良陪同英国人李顿到长城游玩的情景。随着年初日军占领锦州之后,长城已经成为了中国守军新的防线。

  九·一八事变三天后,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希望从外交上寻求帮助,迫使日本撤出东北。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国联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率领一支调查团到中国实地调查。

  在结束了半年的东亚之行后,9月4日,李顿调查团完成了对于中国东北事变的书面报告,并交各委员签字。在《报告书》中,虽承认“满洲国”是傀儡政权,却主张东北脱离中国,成立自治政府,在外国顾问控制下实行国际共管。

  一年后,国联大会宣布对伪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但这一决定立即引起日本的不满,日本代表松冈洋右离席而去。不久,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联。至此,国际联盟作为维护一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已经名存实亡。

  9月,联华影业公司公映《三个摩登女性》。这部由金焰、阮玲玉、黎灼灼、陈燕燕主演的影片拷贝已经失传,1991年,香港导演关锦鹏在电影《阮玲玉》中再现了其中的场景。

  故事围绕着一个一个青年电影从业人员,描写三个妇女的不同生活经历和遭遇。影片中金焰饰演的大学生最初迷恋一个沉迷享乐的富家小姐,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未婚妻也流亡到上海,未婚妻在一·二八事件中因救护伤员而负伤,这个大学生被深深打动了,从此他走出了个人的小天地。

  此时,一·二八战争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去,上海已经在努力恢复旧日的繁华。南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

  距离南京路不远的北四川路附近一个僻静的小弄堂里,几个人正打理行装,准备出发。他们是《良友》画报社的记者们。由画报的总编辑梁得所带队,去完成一次全国范围的采访工作。

  《良友》画报创刊于1926年2月的上海,由于结合时政且图文并茂,这家民办的杂志迅速流行起来,它每期最高印数曾高达四万份,半数分销海外各地,在巴黎和纽约街头,都有隔周的《良友》画报出售。有人称: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能找到良友的读者。

  梁得所是《良友》画报的第三任主编,他没有上过大学,甚至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只身闯荡上海的梁得所曾经拉过洋车、当过装订工人,凭借着个人的努力,他的才能终于被良友的老板伍联德发现,成为画报的主编。那一年,他仅仅25岁。

  就在《良友》摄影团出发的同一天,日本东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日本政府承认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执政溥仪专程来到东京,出席庆祝仪式,拜会日本天皇裕仁。

  这一年,日本的经济萧条仍在继续,一些人开始纵情于娱乐。在东京浅草的剧院,芭蕾舞这些使人轻松的演艺节目迅速发展。虽然职业棒球还没有诞生,但是棒球这项运动,十分受人欢迎,球场上涌现出一大批有名的选手。

  但是恐怖气氛正在笼罩日本。早些时候,对于占领中国东北,日本政界曾有过两个派别,一方主张通过对中国的侵略来换取岛国奇缺的资源,缓解经济危机带来的众多国内矛盾,军方的主要领导人是这一派的倡导者。另一方对侵略中国态度谨慎, 他们以犬养毅首相为代表。5月15日,犬养毅在寓所中被刺杀。

  在这之前,2月7日,坚决反对军事扩张的藏相井上准之助被枪杀。3月,三井财团的总裁团琢磨男爵被人暗杀。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一个由贫困农民和渔民组成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血盟团”组织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共有11个政界和财界领袖死于这一组织之手。从此以后,日本国内的政局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势,主战派掌控着政坛。

  山海关素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在年初锦州失陷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东北境内撤退到华北设防,这里成为拱卫平津的最后一条防线。

  梁得所率领的良友摄影团于双十节抵达山海关。这里毫无国庆的气氛。摄影团傍晚在秦皇岛下车,看到的景象是配着刺刀的日本兵戒备森严。

  梁得所见到镇守这里的警备司令第19旅旅长何柱国将军。梁得所不禁发出“怎的19这数目总是日本的对头”的感慨。这位留着短小胡子的广西军官与籍贯广东的梁得所用家乡话攀谈起来。当梁得所提到路途上所见,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时,何柱国感叹一声说道“有辛丑条约在,他们有驻军关内的权利。他们高兴时可在我们境内演习,演习起来可真可假,我们防备比真打仗还要麻烦。明明是敌人,却不能取敌对行为,古今历史无此例,中国实在无奇不有!”

  在梁得所一行离别前,何柱国挥笔写下“长城何恃”四个大字赠与摄影团。梁得所在后来的随笔中写道“有朋友看见说,他守城为什么说城不足恃,恐是可恃之误吧。我想,他并没有写错。旧的城颓废了,新的活的砖石还是散着不能集拢,这便是目前中国的悲哀。”

  10月下旬,摄影团来到北平,这是古城最美的季节。首都迁到南京后,这个文化故都已经更名为北平。

  在北平街头,梁得所看到的是大量从关外涌入的难民,他们在呼啸的北风中无家可归,冻得瑟瑟发抖,粥棚门前的长龙阻塞了道路。

  北平是摄影团北上最重要的一站,梁得所特意前去拜访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北大文学院长胡适。胡适的家位于东城的一条宽阔的胡同里,梁得所几乎没有费什么气力就轻易找到了。这是一个标准的两进四合院,门厅前有两列汉白玉雕刻的栏杆,是从圆明园的废墟中搬回来的。胡博士家中雇有门房一人、厨子一人、女佣一人、打扫杂役两人、司机一人。梁得所不禁对胡适的生活水准感到惊讶。

  192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的大学教员薪俸标准表明:教授月收入400—600银圆,副教授260—400银圆,讲师160—260银圆。当时,在北平,一块银圆可以请一顿涮羊肉,在上海,一块银圆可以买两份西餐。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圆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

  顾颉刚时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同时又身兼清华大学教授,需要经常在清华与市区之间往来数十公里,于是他购置了一辆汽车,每月除支付汽油费用外,还需支付司机工资20元。在那时的北平,汽车还是稀罕玩意儿,1932年,北平注册在册的私人轿车不超过200辆,这些车的主人有戏剧界的梅兰芳、工商界的同仁堂乐家等等,这其中,大学教授拥有的汽车就占据了五分之一。

  接下来,梁得所专程看望了正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在张学良家中的谈话,梁得所有意回避敏感的政治话题,仅仅和张学良探讨摄影爱好,在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张学良话锋一转,激动地对梁得所说:“我告诉您一个消息,今天义勇军敢死队炸沈阳日军军营,不知牺牲了几个人的性命,他们才是真正伟大的人啊!”

  九·一八事变后,义勇军在东北大量出现。义勇军大多来源于东北军官兵,工人、农民、学生乃至绿林武装也人数众多。他们名称不同,有义勇军、救国军和自卫军等各种名号。他们用游击战不断袭扰入侵的日军。一九三二年夏天,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鼎盛时代。人数最多时曾达三十万人上下,活动地区几遍于全东北。

  1935年,由左翼电影人士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放映,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正是歌颂东北抗日斗争的人们。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鼓舞中国人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歌曲,最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0月本是江南水稻收获的季节,俗语说“大灾之后必是丰年”,去年长江流域的一场洪水使很多地方颗粒无收,今年天公作美,长江流域迎来了少有的丰年。然而,大量的进口棉花、面粉和大米从上海登陆,价格比国内便宜将近一半,倾销使国内农民丰收后的喜悦很快化为泡影,米价、棉价一降再降,安徽等地的米价甚至不足1931年的三分之一。粮食的丰收不但没有给农民带来该有的回报,反而遭遇了谷贱伤农的悲惨一幕。

  1933年,上海上映了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春蚕》。清明过后,浙江农村家家户户都开始为育蚕而辛勤忙碌。老通宝一家和全村一样,不分昼夜地看守着蚕种。他为了有个好收成,忍痛借了高利贷来买桑叶喂蚕,蚕茧获得大丰收。但是,一二八事变爆发,丝厂关了门,茧行也不收购,他只得运到无锡贱卖。老通宝旧债未清,又欠新债,于是,他病倒了。

  美国为了转化经济危机带来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矛盾,1931年向国民政府以赈灾的名义贷款,后来被称为美麦借款。

  曹聚仁在《米、麦与鸦片》一文中写道:今年的米真便宜,安徽,湖南一带只值一二块钱一担,可见天福中国,今后将永远太平了!不过要使米价,永远便宜下去,惟一的办法是奖励洋米进口;要奖励洋米源源进口,惟一的办法是加重内地的米捐。”文章最后作者发出了“洋米万岁!美麦万岁!”的嘲讽。

  到了西方的圣诞节了,上海先施百货挂出了巨幅的减价条幅,南京路上霓虹灯一直闪到深夜,所有的商家都希望利用这一年中最后的机会把年初因为战争而导致的亏空弥补回来。这座西化的城市已经在恢复了昔日的活力。在上海,这是第一次西方节日比农历新年还要热闹。

  (CCTV《见证·影像志》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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