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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上、下)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8月11日 17:15 来源:CCTV.com

  上 集

  1933年的元旦,上海《东方杂志》的新年特辑上登出244个来自不同阶层的中国人的新年梦想。

  《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是: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两个人的大肚皮。

  作家巴金希望能: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说:我没有梦想。

  在画家丰子恺的漫画中,士兵的梦想是拥有刀枪不入的身体;黄包车夫希望多长几条腿,多拉一些客;靠写作为生者则希望拥有多个脑袋同时工作;。

  但是,对更多的中国人来说,新年的梦想在山海关的枪声中破灭。

  山海关,位于长城最东端,元旦这天,阴冷的天气持续了整整一天,几乎冻结了人们对新年的热情。从上一年日军占领锦州后,山海关已是伪满洲国的所谓国界,每个从这里通过的人,都要接受日军严格的检查。

  夜色降临,刺耳的枪声打破了持续一天的沉闷,日军开始猛烈攻击山海关。

  两天后,山海关失守。

  1月19日,68岁的瑞典人斯文·赫定从天津来到北平。1897年,他曾经来过这里。他这样回忆自己这次对北平的印象:“这座著名的古老皇城笼罩在一片悲凉之中。我看到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在使馆区外的缓冲区巡逻。日本军队已逼近了热河,看来北平和华北五省也将陷入魔掌。”

  和36年前相比,斯文·赫定很快发现了一些变化:以前戒备森严的皇宫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博物馆。马路上同时行走着最时兴的汽车、灵巧的自行车和古老的人力车。前门仍然是南城最高的建筑,有轨电车却是4年前刚刚开通的。在老百姓居住的胡同,自来水尚未普及,但卫生状况已经改善了很多。城市里分布着一些环境幽雅的四合院,尽管一个院子每月租金不过十几块钱,但普通老百姓还是负担不起,住在这里的大都是有钱的大户人家和政府官员。

  2月24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大会,大会通过报告认为东北三省主权属于中国。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回忆到:大会期间,日本代表松冈洋右抓住最后机会为其国家百般辩护……但是,除了漂亮的英语和口才之外,他并不能为日本的侵略行动提供什么新的法理或道义方面的依据。

  会上,有42个国家赞成日本应该立即从东北撤兵,只有日本反对,日本代表当时退场离开。

  在德国,44岁的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盛大的就职庆典从头天晚上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下午。在选举前的巡回演讲中,希特勒说:德国的苦难必须用德国的钢铁来打破。在经历了整整四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数以百万的德国人第一次相信他们的政府,每个人都感到,生活会变得好起来。

  春天尚未来临,从波兰到莫斯科的沿途,仍是白雪皑皑。在参加完国联大会后,颜惠庆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国驻苏大使。面对日本占领东北造成的巨大威胁,四年前因中东铁路事件断交的中苏两国恢复了邦交。

  这是上一年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在苏联拍摄的纪录片《英雄之歌》,讲述了一名十八岁的共青团员从农村来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参加建造高炉的劳动,很快,他成为了一名技术能手。纪录片中,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美丽图景在伊文思手里化作一组快速剪辑的镜头,呈现出钢铁与运动的形式美感。

  此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最后一年,这个曾经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颜惠庆这样描述自己对苏联的印象:在人们第一次来到苏联,肯定会感觉到这是个伟大的国家。从漫长的铁路线,到高大的建筑物,从无边的草原森林,到身材魁梧的男女,无不显示出这个国家的伟大。

  在莫斯科,颜惠庆还见到了当时最知名的东北义勇军首领马占山、李杜。

  去年,东北义勇军一度达到鼎盛,但从年底开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装备低劣、缺乏组织的义勇军在日军的围攻下,难以为继,有些不得不越过中苏边境退入苏联境内。

  颜惠庆这样回忆自己和马占山等人的会面:当时苏联不允许他们下火车,中国使馆只好准备了一些中国饭菜送到车上。马将军兴致勃勃地对我讲述他的抗日功绩。

  由于处境艰难,不少义勇军官兵和家属纷纷流亡关内,1933年,上海出版的《人世间》杂志报道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江民声的故事。江民声从东北一路流落到上海。在上海赈济东北难民联合会帮助下,他在繁华路段为路人擦鞋,补鞋,以此为生。解决温饱后,江民声把每月节衣缩食所得的微薄积蓄捐给东北难民救济会,救助其他同胞。文章的最后写道:江氏以少将之尊,竟至不得不操街头为人擦鞋的“贱业” ,在许多人看来殊为可叹,但江氏还属于幸运者,他抗日不死,己属大幸,更得资助,在异乡求一温饱,不知要被多少流亡者羡慕不已。

  山海关失守以后,战事突然沉寂下来。对于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山海关发生的事根本无从知晓。这是一位美国摄影师拍摄的一个纪录片片段:

  新闻发达但远离战区的上海,又是另外一番景象。3月已是初春,白天的平均气温回升到18度。在静安寺路大沪跳舞场,门口挂起“庆贺胡蝶女士当选电影皇后,航空救国游艺茶舞会”的横幅。明星、联华等几大电影公司的演员都到场参加庆祝舞会。

  从年初开始,上海《明星日报》发起电影皇后评选。为让更多人参与投票,主办方将投票人、被选人以及选票数字逐日刊登在报纸上。结果明星公司的胡蝶当选为电影皇后。在胡蝶的“电影皇后证书”中还特意提到:此次评选是为了促进电影事业的发展,胡蝶女士的谦让是因为国难当头。如今航空救国,大家要积极捐款。

  在晚会现场,胡蝶手托礼帽亲自募捐,所得也全部捐献给航空协会。最后,她演唱歌曲《最后一声》,歌中唱到:“亲爱的先生,感谢你殷勤,恕我心不宁,神不静,你对着这绿酒红灯,可想到东北怨鬼悲呜?看四海沸腾,准备着冲锋陷敌阵,我再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沦,再会吧,我的先生!

  此时,许多城市正弥漫着捐款购机的热情。当时,要建设现代化的陆军与海军既费时又费钱,国人憧憬着从新兴的空军建设入手,“航空救国”成为时髦的字眼。十二岁的天津小学生赵云威在写给大公报的信中说:我将我母亲每日给我的午饭费,积蓄十天的一元钱,全数拿出,使将来有一架“北方儿童号”飞到敌人的阵地。这一年,国内捐献的飞机达到20多架。献机过程已经逐渐演变为比较固定的模式:在广场上为飞机举行命名典礼,邀请航空总署派人接收,最后由飞行员驾机绕场三周后飞向杭州的笕桥机场。

  在日本东京,一架由日本国民捐款制造的飞机“爱国号”举行了启用典礼。与中国必须从国外购买飞机不同,日本的飞机可以在本国制造。已经进入战争轨道的日本对大部分地方进行灯火管制以节省电力。京都一所舞蹈学校为女生们增加了军事训练课。为了提高国民的战争防范意识,在乡村,妇女和孩子要进行挖防空洞和躲避空袭的训练,。3月2日,军部在东京举行了大规模防空演习。

  中国热河的省会承德以清朝皇帝的避暑山庄闻名。在承德与长城之间是起伏的山地,北平的安全要靠它们来屏障。一部分东北义勇军也把这里当作自己活动的基地。因为丢失东北而受到批评的张学良决心在热河组织抵抗。2月,他和财政部长宋子文亲自到热河督战,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誓言将抵抗到底。但3月4日清晨,汤玉麟携带全部家财逃离承德。这天中午,一支只有128人的日军先遣队兵不血刃进入承德。

  承德沦陷后,日军向长城沿线集结兵力。在长城的著名关隘喜峰口和罗文峪,日军遭到由宋哲元率领的29路军的顽强抵抗。 从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影片中,能清楚地看到日军在战斗中受到严重打击。

  3月中旬,29军109旅旅长赵登禹率大刀队夜袭敌营,五六百名酣睡中的日军顿成刀下之鬼。在整个沉闷被动的战局中,这一带有传奇色彩的消息很快出现在全国的报章上,民间人士到前线慰问长城抗战战士时,都对大刀情有独钟。 上海妇女慰劳会成员特地手捧大刀,拍下照片。

  古老的长城线上,中国军队与日军殊死拼杀,但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缺乏协作和后方支持的前线军队渐渐难以抵抗,喜峰口、冷口、古北口一线陷落,长城防线失守。在长城的炮声中,《大公报》的记者访问了北平的天桥。

  太阳升到中天的时候,北平南城的天桥渐渐热闹起来。奇巧的魔术,低廉的商品、美味的小吃,在这里都能找到。大公报的记者说:在这国难空前的时候,所有的行业都相当的消沉,惟独天桥是个硕果仅存的繁盛所在。这是任何人所想象不到的。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现在外国人也常有去逛的,其中以日本人为最多。警察们都不愿意外国人的光临,因为外国人去玩,无形中便增加了他们的责任与工作。

  跨过长城线的日军继续向北平开进。5月底,日军占领距离北平30公里的通州,北平危在旦夕。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天津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协定默认了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的事实,冀东大片国土划为停战区域。

  消息传出,各界一片哗然,驻守北平的第二十五师官兵痛哭流涕,走上街头演出了自编的短剧〈长城泪〉;天津《民风报》在社论中说:上有投降帝国主义以屈服卖国为目的的政府,外有绝无理性掠夺不厌的强敌,长跪乞和原在意中。

  协议签订前夕,五十九军军长傅作义率军在北平郊区的怀柔与日军血战,367名战士英勇战死,因为塘沽协定的签订,傅作义被迫撤退。在傅作义的邀请下,北大教授胡适为五十九军阵亡将士公墓撰写碑文。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记述:这是我第一次用白话作碑版文字,颇觉得这种试验不容易。碑文约千五六百字,写到半夜后一点,一气写成,差不多不用改。这篇碑文里这样写到: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1935年7月,胡适来到绥远,却发现五十九军阵亡将士墓碑上“抗日”二字已被改成“长城”二字。在1935年7月5日的日记中,胡适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诗,表达了自己的悲愤之情。

  1933年,刚刚从经济危机中走出的美国开始复苏。7月,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举办。这届博览会的主题是“一个世纪的进步”,大量航空航天技术将一个太空时代呈现给好奇的观众。支持现代科技的发展已成为众多国家的共识。

  这位年轻人是留学德国的学生孙桐岗。对于那些对飞行抱有梦想的人来说,这个身着飞行服,神采飞扬的青年是他们的偶像。25岁的孙桐岗驾驶着这架小型飞机,从德国起飞,历时28天到达中国广州。5年前,他考入德国飞行研修班,获得高级飞行证书。这架孙桐岗自己购买的飞机极为简陋,靠手摇发电发动,飞行途中险象环生。在28天的航行中,他累计飞行时间135小时,总航程达14450公里。

  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已经意识到空军在国防中的重要性,开始着手培养空军飞行员。从这段当时空军训练影像中能看到,当时的场地破旧,飞机是简陋的滑翔机,仅仅能进行飞行初级课程的训练。

  在位于杭州的中央航校,学生们还要学习飞机的基本修理和装配。由于无法制造飞机,中国空军的飞机大都从国外购买。1933年初,国民党政府购买了20架全副武装的意大利菲亚特 B.R.3 轰炸机,在杭州进行装配。但塘沽协定签订后,这些飞机没有与日本空军交手,而是首先被派往江西等地轰炸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

  5月, “五卅”运动会在江西瑞金结束,红军学校足球队获得足球比赛冠军。4个月前,中共中央刚刚从上海迁到这里。

  在瑞金,每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都得到免费上学的机会。他们的学校被命名为列宁小学。成立一所列宁小学很简单,只要能找到容纳20个以上学生的空屋,即可到县苏维埃政府请教员开课。教员尽可能把孩子们带到与讲课内容有关的户外,让他们见到课文中事物的真实面目。一位来自上海的记者在采访过一所小学后,撰文写道:学校设备虽任其简单,讲室空气和光线却非常注意,笔墨文具亦由学校统购分发,尽管质料欠佳。

  下午学生们下课后,简陋的教室就成为成人简易识字学校上课的地方。在瑞金,每个人都有学习认字的自由。苏维埃政府出版了专门的识字课本。内容除了生活中常用的字词外,还有宣传共产主义的内容。课本第二册第二十课中讲到:你耕田,他收租,你借债,他收息,穷人的血泪,富人的钱柜。第二十三课中说:哪个有衣,哪个有米,哪个有房屋,哪个有金钱,这都是土豪和劣绅。

  1933年的瑞金,这个江西小城,因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开始变得丰富多彩。

  下 集

  1933年8月1日,上海市宣布戒严,为的是防范有人为配合“国际反战运动”而集会游行。出人意料的是,当天上海的街头出奇地平静。

  这一天,上海的几家报纸联合登载“为唤起各界注意并贡献清查抗日义捐意见启事”,文章披露各界为援助东北义勇军捐款达二三千万元,而义勇军领袖马占山说,他只收到140多万元。

  1933年,中国揭露出的经济大案时有所闻。在北平,有人告发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涉嫌盗买文物。这一年,上海的江海关和青岛的胶海关,职员与奸商勾结,偷逃税款达几十万元。 在湖北,官员私吞各界为修筑堤防的捐款案件达到28起,总额近70万元。

  这一次,捐给前线的钱也被贪污,在上海引起极大反响。上海市商会总工会等团体组成“各界清查救国捐款委员会”,声言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贪污捐款的矛头很快指向“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

  曾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在九一八事变后出面为东北义勇军筹措捐款,深受国人敬重。对于外界的指责,朱庆澜——予以驳斥。经过查账,发现朱庆澜并没有贪污捐款。因为“各募捐机构的实际收入只有400万元左右,并非报道的二三千万元,报刊为了追求新闻效应, 而刻意夸大了捐款数额。

  这一年的夏天,是伴随着天灾和苦难到来的。在华南和西南,广东、贵州、云南等省遭遇到20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情。近700万亩农田受灾。在北方,从7月下旬开始,暴雨不断,黄河洪水泛滥,仅下游就有56处决口,河北《长垣县志》记述灾民惨状时,只能以“无法用语言表述”来概括。

  此时,23岁的见习工程师黄万里正在杭州参加江山江铁桥的建设工作,一年前,他刚从唐山交通大学桥梁工程专业毕业。为了制作桥墩的沉箱,黄万里已经在工地上连续工作了72个小时。近一个月来,来自黄河的水患消息让他心绪不安。

  8月6日,黄万里给在上海的父亲,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写了一封信,他告诉父亲自己“决定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志”。黄炎培介绍他拜见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许心武先生告诉黄万里,中国水利工程师几乎没有一个懂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就等于未入水利之门。

  12月,黄万里考取公费留学名额,赴美攻读水文专业。在此后的4年中,他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依利诺大学,取得水利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黄万里先后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清华大学工作,终成水文学一代宗师。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汉水泛滥,黄河成灾,我岂能只哀民之痛于心?自己当时是如此热诚地渴望着解决江河洪流问题呀!”

  进入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人将创作的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江浙农村到遥远的西北,摄制队走出封闭的摄影棚,把一个真实生动的中国呈现在电影银幕上。在上海,由联华电影公司拍摄的电影《狂流》成为1933年夏天上座率最高的影片。影片讲述了在长江水灾中受难的农民与贪污赈灾款的地主斗争的故事。刚刚获得电影皇后称号的胡蝶扮演女主角。当时的影评称《狂流》的出现是“中国电影界有史以来最光明的开展。”

  在电影中,导演程步高将自己两年前拍摄的武汉大水的纪录电影镜头剪辑其中,许多上海观众是第一次看到可怕的水灾影像。

  这一年,一批反映各阶层民众现实生活的电影相继上映,摄影机的镜头已经不再满足于摄影棚里的才子佳人、武打神怪。电影界的面貌为之一新。

  35岁的田汉在这一年开始将创作的重心从戏剧转向电影,在为艺华电影公司创作两部左翼电影后,他说:“我也算是生活了,和五四以来的文学青年一道生活了,不断地迷惘彷徨,不断地追求摸索,也终于和他们一道多少认清了时代的症结和自己的任务。

  这一年,29岁的巴金成为无数青年渴望交流的作家。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旧式大家庭,曾留学法国的他深刻体会到专制与自由之间的巨大反差,这种体验被他写进了小说《激流》。1933年,开明书店为这部小说出版单行本,并改名为《家》。小说中,一家之主高老太爷,为奉持礼教家训,甚至不惜牺牲后代的幸福与生命。

  巴金以自己的大哥为原型塑造了主人公觉新的形象,这个接受过新教育的青年人,始终无法摆脱旧观念的束缚。小说连载期间,巴金的大哥不堪生活与精神的双重负担,服毒自杀。

  后来,巴金这样追述自己的大哥: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的前夕,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然而一想到他是悲惨的一个,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

  这一年,作家茅盾也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子夜》。1981年,《子夜》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子夜》的主人公吴荪甫是一个游历欧美,具有现代工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企业家,但是他和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和工人之间都存在矛盾,最终遭到无情的失败。

  吴荪甫的遭遇正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工业的生动写照。20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东三省的沦陷,中国失去了一个庞大的原材料基地和消费市场,中国的民族工业举步维艰。这一年,中国最大的私人企业家荣德生、荣宗敬兄弟正面临着创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纱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申新纺织公司从10年前开始分别向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借款,到1933年,申新公司总资产6800万元,而债务就有6300万元,所有的厂房机器都被充做贷款的抵押。从5月1日起,申新工厂工人工资全部九折支付。荣宗敬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棉花太贵,纺出的纱和织成的布却价格低贱,即使有心让利出售,也实在是无利可让。”

  8月,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决定,为避免生产过剩,所有中资纱厂周六、周日停工。黄浦江西岸这片中国最大规模的纺织厂区从1933年开始沉寂下来。

  这一年,被政府定为国货年,在上海市普育路,定期会举行国货展览会,蒋介石在南京签发命令,要求支持国产电器,良友画报和《申报》也增加了国货宣传专版。

  一边是热热闹闹的国货年,一边是越来越多洋货涌入中国。在时髦的上海人眼中,钢笔要用美国的康克令金笔,手表则是瑞士的欧米茄,最高级的化妆品是 “伊莉莎白雅顿”,最大众化的是 “密丝佛陀”。这些来自美国的品牌,打出好莱坞明星的招牌,成为时髦女性追逐的目标。据国民党政府国际贸易局统计,1933年中国香水脂粉进口的价值,达到近140万元,是前三年的总和。

  夏天到来的时候,上海的时髦男女们又多了一个社交休闲的去处——百乐门大饭店舞厅。舞厅内总共有五个跳舞池,其中有全上海唯一的一块弹簧地板舞池。地板中央用汽车钢板整体支撑,跳舞时会出现倾斜、晃动的感觉。曾有人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上也舞厅下也舞厅 弹簧地板效飞腾 玻璃地板镶倩影。何幸 何幸 春宵一刻重千金!

  1933年,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大城市,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上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这段影像资料中的家庭就是当时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随着电影的普及,一些富裕人家开始购买摄影机或者请摄影师为自己和家人拍摄下生活的片段。影片中男士的穿着正是三十年代中产阶级的标志性打扮:法兰绒裤子,机织布纽扣衬衫,并将袖子卷起,有的则再加一件西服外套。而女性至少要满足四个要求:有相当的常识;在交际场合态度大方,不令人讨厌;稍懂音乐舞蹈和能管理家政。

  江西小城九江是前往避暑胜地庐山的必经之地。每年夏天,许多国民党要员都要从这里前往庐山,这也是九江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埠已经八十年的九江人口约8万,商业繁荣,由于靠近瓷都景德镇,瓷器是这里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

  从九江乘坐汽车前往庐山大约需要3个小时。三十年代的庐山,尚未修建上山的公路,蒋介石每次都要从好汉坡乘坐轿子上山。尽管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作归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主持,但蒋介石却以剿共为名,经常在庐山召见各部要员,无论军事、财政或地方行政,他一律过问。追随汪精卫的实业部长陈公博对此十分不满,他说:庐山已变成南京的太上政府,蒋先生忽而召开财政会议,忽而召开建设会议,高兴起来,打电话叫南京的关系部院参加,忘记了,就让有关部院在旁边打听消息。”

  7月23日,为了布置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庐山又一次云集了大批军事将领。两个月后,蒋介石调动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各处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直接进攻中央苏区。

  从9月初开始,中央红军冒险进攻,在资溪桥、大雄关等战役中相继失利。在四川,刚建立不久的川北苏区遭到军阀王陵基带领的剿共第五路军的进攻。

  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人的带领红下进入四川。地处西南腹地的川北地区,远离战火不断的华北抗日前线,反日运动的浪潮并未影响到这里,在受过政治训练的红军眼里,大部分四川人所在意和谈论的都是四川的事情,人们虽然知道国民党、三民主义,但并不了解究竟是什么意思。

  8月,川北苏区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有一千多人,全部是当地农民。为了让他们能够听懂大会的各项发言并进行讨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人特意用半天的时间向他们讲解有关苏维埃的各个名词。

  由于经济落后,卫生条件差,痢疾、皮肤病、伤寒在当地时有发生,1933年秋,川北爆发流行痢疾,徐向前亲自撰写《简略卫生常识》一文,告诉百姓一些基本的预防痢疾方法。当地人习惯于遇病求神问卦。为了宣传科学的医疗卫生知识,苏区政府在当地大规模宣传中医,鼓励人们去中医药店看病买药。到1934年秋天,苏区政府已经在川北地区建立总共24家医院,城镇中的医药铺生意也兴隆起来。

  秋天是南京最美丽的季节,4年前孙中山移灵时栽下的梧桐树高大茂密。10月10日,第五届全运会在中央运动场开幕。这届运动会本应在两年前举行,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被迫推迟。

  运动会设立的比赛项目有网球、全能、足球、游泳等,运动会上最耀眼的明星是来自北方的飞人刘长春和来自南国的“美人鱼”杨秀琼。刘长春分别以10″7和22″1的成绩创造100米和200米两项全国纪录;杨秀琼则夺走了女子游泳的四项桂冠。

  运动会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闭幕式上,刘长春代表东北选手发表《告别书》:诸位有家回去,我们随地漂流。热烈希望下届运动会在沈阳举行,恢复东北河山颜色。

  此时,在东北,伪满洲国已经成立一年了,在长春的街道上,充斥着日语书写的广告和标语,过去的一年中,在日本政府的鼓动下,许多日本人移民来到东北。

  9月9日,日本大阪的《每日新闻》报刊登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作者自称是刚刚从中国东北逃回的日本开拓团成员,文章中说:“在日本与我们所说的关于移植者的生活,其实完全与实际环境相背驰。我们对前途感到绝望。”

  一年前,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制定了向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武装集体移民的计划,积极鼓励日本人前往移民。到达东北后,日本移民渐渐感到这里的生活并非政府许诺的那样富足轻松。习惯水田耕作的他们无法适应东北旱地农业,土地的收获根本不够自己的口粮,有限的津贴无法满足生活的基本开销,抱怨和失望的情绪在移民中弥漫开来。

  此时的日本,一股反战情绪正在蔓延。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中唱到:血要流到何时?战争要扩展到哪里?

  一些失望的日本选择了自杀作为解脱的方式。在伊豆三原山,有40多人相继跳岩自杀。更多的人选择轻松活动来排解心中的担忧和不满,在城市中,最受人们喜爱的活动是相扑和棒球。

  这一年,创刊已经7年的《良友》杂志第一次刊登一组福建省的照片。从两个整版的照片中,许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美丽的南方省份。位于闽江下游的福州是福建的省会,也是福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在这里,以航海为生者人数众多,中国近代的海军就从这里起步。

  这是三十年代初中国海军设在福建马尾的一个造船厂,从中不难看出,造船厂的条件简陋,设备落后,工人数量也不多。这个时候,相对于全国上下沸腾的航空救国热潮,许多人忽视了海军的存在。

  这一年,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因为军费问题第四次提出辞职,他说:外敌入侵,海军力量薄弱,而经费也无法保证,我受命建设海军却无任何成果,深感羞愧。

  1929年,成立已经一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海军的多次要求下终于设立海军部,40岁的福建人陈绍宽奉命担任部长。此前,蒋介石多次向他允诺要建设60万吨海军舰艇。到达南京后,陈绍宽发现,海军每月500万的军费预算已经被减少到250万,全年经费不及美国一艘战斗舰经费的一半,仅为日本海军预算的一百一十五分之一。

  1937年3月,陈绍宽陪同孔祥熙出访欧洲,7月,中日开战,日本飞机几乎炸沉中国海军所有舰艇。

  11月20日,中国的北方已经进入万物凋零的寒冬,在福州,阳光依然温和灿烂。上午11点,四架轰炸机从福州上空飞过。从漫天飞散的传单中,人们得知, 19路军首领蔡廷锴、蒋光鼐和其他国民党反蒋人士宣布脱离国民党,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将福州定为首都。

  淞沪抗战后, 19路军被调到福建围剿红军。《塘沽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内反对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庆祝人民革命政府成立的大会上,蔡廷锴说:“兄弟带了十九路军,和日本帝国主义冒死血战,蒋介石则不发一兵一卒帮助我们现在要想打倒帝国主义,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紧急抽调10万军队入闽镇压。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十九路军主力向福建南部退守,部分高级将领开始与蒋介石方面接洽出路。两个月后,十九路军被改编为第七路军,不久完全缴械,骁勇善战的十九路军从此被彻底肢解。

  当1934年到来的时候,福州城重归平静。1933年的中国,在长城的枪声开始,在福建的沉默中结束。

  (CCTV《见证·影像志》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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