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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上、下)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8月11日 17:13 来源:CCTV.com

  上 集

  1934年2月14日,农历甲戌年春节。在上海,街道上的锣鼓声比往年热闹了许多,往年在街上劝阻民众不要过旧历新年的警察今天破例没有执勤,租界当局也不再对燃放鞭炮进行限制。

  1912年,民国政府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又宣布禁止百姓过春节。

  政府对春节解禁后,作家鲁迅终于过了个尽兴的农历新年,他在《过年》中写道:“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我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在北平,作家老舍则在文章《新年醉话》中写道,醉话比诗话词话官话的价值都大;特别是在新年。可以骂所恨的人,可以在家中恢复男权,还可以抵挡讨债的人。但醉话的秘诀在于:酒喝到八成,心中还记得“莫谈国事”,把不该说的留下。

  就在春节前4天,日军将上一年占领的山海关部分行政权交还中国代表。但中方接收后,日伪机关仍占据城外,日本关东军仍继续常驻山海关。中国警察在山海关限定二百人,而且必须徒手站岗,一切反日活动更被绝对禁止。日军控制山海关的 局面并未改变。

  上一年,长城抗战失败后,日本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默认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军事占领,冀东作为缓冲区任由日军自由出入,华北门户洞开。这个协定留下无数的隐患,长城再也不能成为中国军队的防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北平已经无险可守。

  这是年初上海《时代漫画》的一幅漫画《大出风头》,作者胡考点评了党国政要,走红艺人和体育明星,并加以大胆的注释:握大拳的是蒋介石;穿野球衣的是张学良。

  就在漫画刊登之前,1月8日,张学良结束近一年的欧洲考察,回到上海。在欧洲的一年,张学良目睹了德国的崛起。

  从上一年开始,德国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集逐渐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希特勒的演讲富有鼓动性,演讲中提到最多的词汇是:“国家”、“民族”、“振兴”、“成就”之类的词。

  一战后,战败的德国靠货币贬值苦苦应付巨大的战争赔款,马克在几个月内就变成了废纸,失业率节节攀升。上百万人在街上游荡,骚乱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希特勒执政的第一步就是停止所有的战争赔款,稳定马克的币值,让莱茵河边的重工业区恢复生产。随后,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希特勒决定在全国修建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

  从1933年开始,德国从几乎破产的国家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经济的复苏为希特勒赢得很高的支持率,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90%的德国人愿意跟随希特勒。

  德国的复兴给张学良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将中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张学良写道:“德国之所以能复兴主要是人民对其领袖的支持。在中国,没有人绝对忠实自己的领袖,内战与外侮皆由此出。”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牢固掌控了军事权力。但他的权力并不稳固,在广西与广东, 李宗仁和陈济棠正抛开中央政府,专心经营本省;在福建,十九路军虽然失败,但还是损害了蒋介石的威信; 外交上,他的对日妥协政策更没有赢得公众的认同。

  蒋介石将汪精卫推到对日外交的前台,他则一心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回国不久的张学良就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这是国民党中央“剿匪”宣传大队拍摄的影像画面。画面中碉堡林立。这一年,德国“国防军之父”汉斯·冯·赛克特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的军事顾问。赛克特建议用碉堡步步为营,挤压苏区。

  在国民党军队修建碉堡的同时,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应中央军委的要求,同样在江西黎川以南、广昌以北等地的城、镇、村交通要道上构筑碉堡。提出修碉堡的同样是一个德国人,来自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

  作为苏区军事的实际指挥者,李德与毛泽东对战争的理解迥然不同,李德主张阵地战,毛泽东主张游击战。吃惯西餐的李德在《中国纪事》里回忆:“到苏区后,很长时间我吃不惯味道很重的菜,像油炸辣椒,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粮食就是红辣椒,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4月, 苦守经过十八的激战,红军苦守的广昌陷落,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打开了。

  随后到达被占苏区的国民党中央剿匪宣传大队特意拍摄了一组共产党街头宣传标语和墙报。此时,他们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开始秘密谋划放弃被围困的苏区突围。

  南昌,是江西的省会,也是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大本营,在这里蒋介石还发起一场被称为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外围战。

  和当时的大多数内地 城市一样,南昌市容显得破旧凌乱。在夫人宋美龄等人的建议下,蒋介石想要改造国人的精神,首先从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做起。他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声称:必须从用冷水洗脸做起,来复兴民族。”“新生活运 动”的口号和准则是: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守时间、爱清洁。

  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首先做出表率。蒋介石是个军人,饮食起居比较简单,根据不同 的场合穿着中山装、军装或者长袍马褂,给全国男士做出榜样。宋美龄则在发式上梳中国妇女传统的发髻,前额留传统的齐眉刘海,服装也穿传统的旗袍,好让全国妇女效仿。

  这是当时的一段影像资料,在南昌街头执勤队拿着旗子在街上一边指挥人们要靠左行走,一边处罚随地吐痰的人。新生活童子军们开始纠正歪戴帽子的路人;正在饭店用饭的食客也受到监视,不能超过四菜一汤的标准;女子的散发和烫发被禁止,要求每日每人要洗手三次,每周要洗澡一次。

  习惯却不是一纸命令就能够改变的,上海、北平、广州等地的烫发生意依然红火。在首都南京,受到严格限制的时髦女性不再烫发后,干脆留起瀑布一般的披肩长发,轻风一吹,依旧飘逸。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开始设在南昌,后来迁往南京,蒋介石亲任会长。到1936年,全国共有20个省和4个直辖市成立新生活运动会,蒋介石夫妇和他的追随者们象家长教幼儿一般一招一式地教诲着全国民众如何纠正错误的言行举止。但是十几年的新生活运动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为此,蒋介石也很感慨:“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就批评说:“ 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

  而当时的中国国民“正在受到战争、饥荒、洪水、旱灾、疾病、蝗及其他各种各样灾难的威胁,没有心思听取什么礼义廉耻的教训”。

  这一年, 高83.8米的“远东第一楼”上海国际饭店落成开张,大楼里,第一次使用消防自动喷淋装置和报警系统,住房的客人可以使用呼叫系统;上下的时候还第一次坐上自动电梯。这座高楼是30年代初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后见证。在此后30年内,它的高度在东亚都无人企及。直到1983年,国际饭店才失去上海第一高楼的荣光,其间整整隔了50年,它目睹了中国近代化步履的艰辛与迟缓。

  国际饭店也出现在2月出版的第85期《良友》杂志上,在标题为《都会的刺激》的专栏中可以看到上海摩登的一面,影院与美国同步上演着好莱坞大片《金刚》;富有的阶层享用着跑马、跑狗和舞场中的爵士乐。穿着旗袍的女人被这些景象包围,旁边的注释写道:女人旗袍的开衩越来越高。

  自三年前起,漫画家郭建英的都市生活漫画开始出现在上海的各种报刊,并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郭建英最为擅长的是描摹上海的摩登女性,她们活跃在舞厅、酒吧、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公共休闲场所,与追逐她们的男人调情、周旋。上海的夜幕中,闪烁的霓红灯下百乐门、大都会、圣安娜等热门舞厅人满为患,舞女行业得到空前的发展。

  在《时代漫画》的创刊号上,特别刊出费志仁女士所作的一个舞女的生活费微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舞女一天工作五个小时,要伴舞50次,每天收入八元五角,日常的收支并不平衡,收支相抵每月还欠99元,在调查的最后,作者只好注明,此种欠款如何解决只能成为哑谜。

  支出项:房租:25元

  伙食:30元

  应酬(影戏票在内):20元

  衣服:54元

  供给家用(注:此或系虚帐):200元

  储蓄:25元

  按月总支出354元整

  收入项:每日工作五小时(每小时伴舞十次)分的舞资八元半,按月总收入255元整

  收支两抵尚欠99元元整(注此种欠款若何解决哑谜而已)

  这份调查还表明,除了供给家用,服装是生活预算中最大的支出,同时刊登的摩登女子最低的费用是52块上海通用银元,这恰恰是一个普通公司职员的月收入,一个中等阶层五口之家的月开销。

  深黄色纹皮皮鞋 一双 6.5元

  雪牙色蚕丝袜子 一双1.2元

  奶罩 一只 2.25元

  卫生裤 一件 0.8元

  吊袜带 一副 3元

  纠缦绉夹袍 一件 8.2元

  春季短大衣 一件 16元

  白鸡皮手套 一副 2.8元

  面友 一瓶 0.75元

  胭脂 一盒 0.5元

  可的牌粉 一匣 1.45元

  唇膏 一匣 0.5元

  皮包 一只 2.5元

  电烫发 5元

  铅笔 一支 0.2元

  蜜 一瓶 0.4元

  共计上海通用银元52元另5分

  这一年的电影《神女》叙述的正是一个舞女的生活。电影主角阮嫂由阮玲玉主演,阮嫂,一位20出头的小姐,为了抚养亲生儿子,每当夜幕降临,她就充当妓女,每当第二天凌晨,她又总是有气无力地回到家中,俨然一位圣洁的母亲。不幸的是阮嫂被一个流氓看中,最终她拿起一只瓶子将流氓砸死,她也因杀人被关进监狱。

  在作家丰子恺的眼中,自有租界以来,实际上就有了两个上海。外国的上海在霞飞路、杨树浦、南京路和虹口,有整齐的柏油马路、宏伟的建筑物、最大的游乐场所和管理权在外国人手上的百货商店,在这个上海,看上去街道上的行人似乎各个衣冠楚楚,精神勃勃,连人们携着走的洋狗都趾高气扬。在丰子恺看来,中国的上海在南市、闸北和西门,房子狭小,街道也有点污秽,看上去只有上海市府大厦是庄严而华丽。行人似乎个个衣衫褴缕,精神萎靡,连钻来钻去的许多狗也都貌不惊人。

  在北平,23岁的季羡林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后不久,他得到一个消息: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置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一百二十马克。

  季羡林得到有可能出国的消息,立刻前去报名,并获得通过。他在《留德十年》中回忆到:“一条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

  这一时期,留学热是弥漫全国的一个风潮,那时候学子中有一句名言:毕业即失业。一个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而如果能出国一趟,"镀金"一下,立刻身价百倍,成了"抢手货"。因此,学生们都把出国留学当做自己的理想。

  由于公费生名额有限,限制很多,手续简单、没有名额限制的的自费生就成为留学生的主力,但并非所有留学的人都能获得很好的教育。教育部长朱家骅在两年前谈到留学潮时就指出:“最近留学人数,约有5400余人,每年费用总额在国币2000万元左右,已超过国内大学生经费总额一倍,但由于对留学无限制,资格无限制,所习学科更无限制,结果有的出国只是接受普通的教育,造成留学教育极大的浪费。”

  三年后,日本全面侵华,国民政府出台《限制留学生暂行办法》,控制留学生出国,并召回留学3年以上的学生。这股风靡一时的留学热才告一段落。

  这一年,美国5月5日的《时代周刊》的封面是末代皇帝溥仪戴着皇冠、穿着日本和服的照片。

  就在两个月前,长春郊外的杏花村,在用土垒起的“天坛”上,溥仪穿着龙袍举行告天即位的古礼,在日本的支持下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不无兴奋的写道:在勤民楼里,我立在椅前,文武百官列队向我行三鞠躬礼……北京来的宗室前内务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礼,并在随后的宴会上举杯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连我父亲也不例外。

  然而日本人承认的只是满洲国皇帝,而不是溥仪幻想的大清皇帝,他只能穿着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举行登基仪式,这个王朝并不属于他自己。

  溥仪与自己的皇后婉容连出门的权利都没有,雄心勃勃的溥仪沉默了,他一天天心灰意冷。皇宫里的良辰美景却成为坚固的牢笼,精神苦闷的婉容开始吸食鸦片,精神也逐渐崩溃,最终她发疯了。

  3月9日,长城线上关口树立起一个个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的所谓界碑。在伪满洲国这块所谓的王道乐土,中国的煤、铁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日语成为法定的教科书内容,孩子们每天清晨要向日本天皇遥拜;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有500万中国农民被赶出世代相传的土地。

  5月12日,由150人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走出国门,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开幕之前,日本处心积虑要让伪满洲国参加,遭到中国政府拒绝。

  在本届运动会田径比赛中,中国比赛成绩最差,排名垫底,在足球决赛中,志在九连冠的中国队对手是日本队,比赛空前激烈,三比三的比分保持到终场前,最后,中国队获得点球机会,李惠堂抓住机会一蹴而就,夺得冠军。

  帮助中国队夺得冠军的李惠堂在当时是中国足球的代名词,30年代流传着这样一句民间俗语: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由于技术全面,球艺精湛,9年前加盟上海队以后,李惠堂立刻以惊人的球技刮起一阵旋风。他这样回忆一场决赛过后被追捧的情景:“观众们不断要求签名,纪念册、手帕、帽子甚至衣服背上,直弄得我一身臭汉,应接不暇。同队的队友早已浴罢装束停当,我看看大时钟,原来我不知不觉已站了一个半钟头,做签名的苦工了……”

  在远东运动会上,除了足球,中国代表团表现最抢眼的要数表演项目女子游泳。比赛中,中国选手杨秀琼包揽除200米蛙泳在内的所有冠军。由于她年轻貌美,很快获得“美人鱼”的称号。

  杨秀琼从菲律宾回国后,社交活动频繁,海内外的邀请信如雪花一样飞来,几种画报更将他当作最时髦的封面女郎。有记者这样描写杨秀琼:“体态婀娜丰满,身穿红色西服,脚着肉色丝袜,咖啡色缕花皮鞋,举止大方,仪态万丈。”两年后,她作为中国唯一的女子选手参加了第十一届奥运会,遗憾的是初赛阶段即遭淘汰。

  下 集

  位于中国腹地的古城西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东部与西部交通的枢纽。1934年,古城西安热闹起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宋子文先后来到西安,考察开发西北。在丢失了东三省之后,许多爱国人士呼吁,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出路,要恢复中国版图,必须以民族发祥地的西北做大本营,要集中全力来开发西北。

  在西安城外,通往兰州的公路开始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

  7月,一部有关修筑公路的电影《大路》开始在上海拍摄。《大路》是一部抗战影片,讲述一群年轻的筑路工人在抢修一条 军用公路时克服敌军的阴谋阻挠,终于把公路修筑完成的故事。

  影片的结尾,在敌机的轰炸下,金焰饰演的金哥壮烈地牺牲,但抗敌的军用卡车,却通过公路一辆辆驶向前方,《大路歌》响彻云宵:

  压平路上的崎岖

  辗碎前面的艰难

  我们好比上火线,没有退后只向前!

  在德国沃尔斯堡,大众汽车公司于年初开始建立,工程师费迪南德·波尔舍的目标是生产“人民的汽车”,即大众牌汽车。不久,第一辆大众汽车问世,但很快被纳粹用作新德国的政治象征。

  在日本,曾在美国汽车厂工作过的丰田喜一郎也在这一年创立汽车厂,不久便造出一辆汽车,该车采用二冲程双缸,车顶用皮革缝制。三年后,“丰田汽车工业株式会社”正式成立,生产出的丰田汽车很快被日本陆军购买一空,丰田公司一跃成为世界著名汽车生产商。

  在中国的罗布泊,这一年第一次留下汽车的印痕。这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组织的探险队。这已经是赫定第二次来到中国新疆。上一年,赫定被特聘为中国政府的外籍顾问,开始着手勘测连接内地和西部的公路交通线。

  在探险途中,赫定深刻感受到无路可走的痛苦。一个小小的农田水渠龙口,都会使现代交通工具汽车受挫。而在开都河上“轮渡”时,由于平底渡船吃水太深,甲板离水面甚至不到一尺。

  经过千辛万苦,斯文·赫定一行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但在乌鲁木齐,斯文·赫定看到的是一个残破的边疆城市。这里百业凋零,耕地荒芜,再加上沙漠不断扩大,天气变化更加无常,地震怪风不时为灾,农民的生活所需的食粮和必需品都不能充足供给。

  在乌鲁木齐,斯文·赫定还目睹了一场传统的中国式婚礼。新疆督办盛世才弟弟结婚,斯文·赫定在书中记述到:“眼前出现一个偌大的帐篷,帐篷挂着孙中山的肖像,一对新人在肖像前站成半圆型。四周装饰着彩旗,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

  盛世才,192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在三十年代初来到新疆。上一年,他通过政变让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下台,自己则牢牢把持新疆省军事大权,因而被推选为新疆督办。虽然受邀参加婚礼,但斯文·赫定很快发现这位新疆督办并不容易交往。乌鲁木齐的人都因为盛世才喜欢骑马而放弃了现代交通工具。盛世才还以供给军需为由,拒绝给斯文·赫定的车队提供油料,更因为斯文·赫定到过南疆马仲英部队,将探险队员软禁了起来。

  当时,盛世才只控制省城一带,南北疆由马仲英和张培元分别统治。在南疆的时候,斯文·赫定亲眼见到盛世才利用苏联飞机轰炸马仲英,探险队在地上画红十字作为标记才免于被炸。

  在向南京政府求援后,斯文·赫定得以摆脱盛世才,继续探险。深秋的时候,赫定第一次来到真正的丝绸之路,但昔日繁华的古道呈现的是最萧条的场景,斯文·赫定在书中写道:“此地生机全无,商业奄奄一息,村镇变成一个又一个废墟,我们只有通过想像才能看到过去那车水马龙的辉煌场面。昔日的图景随日落沉入了西方的地平线。”

  年底的时候,斯文·赫定终于结束探险,乘坐火车前往南京。在南京,斯文·赫定向国民政府汇报这次新疆考察的情况。而他此前刚刚拒绝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的要求,对方希望探寻在中亚建立一条汽车公路的可能性。一年多后,从西安通往新疆乌鲁木齐的公路开始修建。全面抗战爆发后,这条公路成为苏联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陆上通道。

  6月,斯文·赫定还在新疆探险时,南京城突然笼罩一片紧张的气氛。13日,明孝陵前的一家小茶馆刚刚开张,老板魏宗青还没来得及收拾好店铺。就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神情沮丧的中年男子。男子先付了两毛钱茶资,又要了一碗阳春面,用两颗金纽扣充当面资后便离开了。魏宗青发现,这个中年男子似乎是政府出巨额赏金寻找的日本外交官藏本英明。

  藏本英明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几天前,仕途不顺的他离家出走,准备自杀。9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气势汹汹的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递交了藏本失踪的备忘录,同时,长江上已经挤满蜂拥而至的日本军舰,连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舰也驶过来了。

  此时,南京防守空虚,根本没有作战部队,若日军强行登陆,南京必将陷落。在得到魏宗青提供的线索后,政府的官员们如释重负。军警迅速找到藏本英明,曾经到外交部兴师问罪的日本总领事狼狈的把藏本领回。江面上的日本军舰 开始撤退,笼罩南京的战争阴云消散。

  此时上海金城大戏院正在上映电影《渔光曲》。《渔光曲》拥有当时豪华的制作阵容。导演是 蔡楚生,女主角是歌舞影剧全能女星王人美,男主角是当时头号喜剧明星韩兰根,作曲与配乐由任光、聂耳 担纲。影片以人们的现实苦难引发普通市民的共鸣,讲述渔民小猫、小猴因为船主与外国人合办渔业公司而家庭破产、流浪和死亡的故事。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渔光曲》,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

  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鱼踪!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天已明,力已尽眼望着渔村路万重;腰已算,手已肿,捕得了鱼儿腹内空!

  为了使表演更逼真,演员们前往海上体验打鱼生活,王人美在《我的成名与不幸》中描述:出海后很多演员都晕船、呕吐,拍片根本无法进行。我当时年纪轻,身体好,所以很快适应了海上生活。在石抵我还学会了摇橹。一位大辫子渔家姑娘天天摇着小舢扳,撒网捕鱼。我就跟着她学摇橹,我练了好几天,把胳膊都练肿了,才学会。

  《渔光曲》在上海上映时,恰逢上海六十年来少见的酷热天气,但这阻挡不住观众的热情,影片连映84天,打破年初《姊妹花》连映60天的纪录。一年后,《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故事片。

  《渔光曲》上映一个月后,7月12日,上海徐家汇天文台报道,城市温度达到摄氏42度,为六十三来最高。南京也迎来有史以来最高气温:摄氏42.8度。

  在整个长江中下游,热浪席卷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人们纷纷寻找靠近水的地方以求躲避酷暑。由于路面温度太高,许多地方深埋于地下的自来水管受热爆裂,水流成湖,只有孩子们开心的把这当成了他们的洗浴场。

  在乡村,农民眼见田中禾苗枯萎,秋收无望,纷纷开始逃难,浙江嘉兴一带受灾尤其惨重。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本年的报告中写道:“本年夏大旱成灾,区域辽阔,各省被灾田亩约在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万零三千余亩。最严重之华中、华东,遍野哀鸿,嗷嗷待哺……”

  这是7月8日的《北洋画报》上刊登的新闻,北平和沈阳通车。“今年的7月7日平沈通车了,一年以来的天堑、鸿沟、雷地、一是凶行无阻,周道如砥,春风不渡玉门关已成过去,我们应该如何的欢欣鼓舞。”

  事实上,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次羞耻的通车,因为北平、沈阳两个中国城市的通车完全是按照两个国家间的通车进行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一直要求中国政府让平沈尽快通车,以使国民政府进一步在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

  6月29日,由上海商业银行出面开办的中国旅行社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资设立的东方旅行社在山海关成立。两天后,由北平开出的第一列车驶往沈阳,该车在塘沽一带被爱国反日团体袭击,造成16人死亡,列车未能到达沈阳,但关内外通车已由此开始。

  在平沈通车的同时,蒋介石下令四川省主席刘湘尽快在川陕边境剿灭红军。这时,两年前从鄂豫皖开始西征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在川陕边境一带建立了大片根据地。7月中旬,刘湘联合约20万军队,兵分六路,向川陕苏区发起围攻。仅过20多天,红军击退川军的围剿,歼灭刘湘部1万余人。

  这次战斗中,红军发现川军很多都不堪一击,而他们的装备也与众不同。他们随身都有一个竹子编的背篮,上面是一床军毯,下面放着吸食鸦片用的烟枪和其它烟具,红军将士都戏称他们为“双枪兵”。

  这一时期,鸦片在四川极为泛滥。拉纤的船上,人工背运的物资中,大部分都装载着鸦片。在西南,鸦片的税收是军阀们主要的经费来源,政府规定最好的土地都要用来种鸦片,而各种烟税名目繁多,有“烟亩税”、“起运税”、“过境税”、“瘾民月捐”等数不清的附加税。

  在四川的街道上,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林立的烟馆,全省各县各乡,即使没有旅店、饭店,也有烟馆,更有些烟馆起名为“中山烟馆”、“中正烟馆”等。有人形容四川烟民、烟馆众多时就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

  塞外的蒙古高原,水草肥美,蒙古族人游牧其间,他们性情骁勇,精于马上骑射。这段影像是一位外国摄影师记录的蒙古族人的一些传统生活。(同期声)一位妇女正在挤牛奶,她用一块硬牛皮她把它放在奶牛的鼻子下,让奶牛闻着牛皮的味道,借以警示奶牛如果不好好挤奶,只能是被杀的命运。

  这是一场传统的婚礼,新娘盛装前来,由他最好的朋友陪伴,帐篷内是一些关系良好的模范夫妻。在给未来的公婆鞠躬后,新娘才能去除面纱,正眼看见穿着结婚礼服的新郎。

  在这场婚礼上,人们仍能看到戴着清朝官帽,穿着清朝官员的服装的王公们,280多年前,和蒙古人结盟的满族人从东北入关,建立大清王朝。作为统制手段,清王朝对蒙古王公常有恩典与赏赐,王公的收入有俸银、俸米、盔甲赏、旅费等。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大部分优待都已失去。再加上民国政府对内蒙实行改省改县,昔日区域被划为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王公们的势力大受打击。

  上一年9月,蒙古王公和青年代表们在百灵庙举行了集会,向中央政府要求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特意派出内政部长黄绍竑入蒙安抚。黄绍竑特意仿效清代大员,准备了很多礼物送给王公贵族。在百灵庙,黄绍竑发现,锡林格勒盟的副盟长德王是王公们集会的召集人。

  受过新式教育的德王自称“现代成吉思汗”,他利用王公们对生活的不满煽动了这次集会。黄绍竑曾在回忆录中描述说,越来越多的王公们开始迷恋城市生活。有位王公滞留平津,为城市繁华甚至不惜将所属旗地好几千顷卖掉,在用所得款项一万两买了一辆汽车后,只兜风一个夏天就把它扔了。

  年初,国民党政府通过《蒙古自治办法》,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正式成立,南京每月拨款5万元作为经费。但德王对获得的权力并不满足,对国民政府的盐运和商务通过内蒙古时加以阻挠,8月以后,德王和日本代表公开谈判。年底,日本开始直接资助德王对抗国民党政府。

  在蒙古的时候,内政部长黄绍竑还遇见正在内蒙举行祈福典礼的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在蒙古,藏传佛教教众很多。在这里,九世班禅要求黄绍竑帮助他返回西藏,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了。

  20世纪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利用清政府的瓦解,将自己的权力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世俗政治的领域,直接管辖着西藏。由于交通不便,西藏和国民党政府的联系并不紧密,英国也一直在西藏活动,企图推动西藏独立。在最后的遗书中,十三世达赖表达了希望祖国真正和平统一的愿望。 “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十三世达赖遗书”

  十三世达赖去世后,国民政府派特使黄慕松入藏,着手褒恤事务。由于英国阻挠,黄慕松只得放弃从海上进入西藏的便捷路线,转而由坎坷难行的内陆通道入藏。

  10月1日,布达拉宫内正式举行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仪式,黄慕松代表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十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

  这一年作家沈从文从北平回到了老家湘西。在返家的路上,他被国民党军队一路盘查,甚至连熟悉他的家乡人都怀疑他是共产党而不敢靠近。在自传中沈从文这样写道:这全不是十年来想像和回忆中的湘西!回忆里的湘西是经过情感蒸滤过的土地。这次返乡,一入沅水,就感到政治高压笼罩着整个沅水流域,桃源城墙上,还依稀可见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血迹;眼下时局的变化正搅得人心惶惶。

  在中央苏区门户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被迫放弃苏区,选择渡过湘江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初冬的湘江正值枯水期,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涉水过江后,后续部队则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抢渡,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电影《长征》再现了这惨烈的一幕。

  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湘江,经过红军史上最惨痛的一仗,部队由8万6千多人减少到3万人。

  中国的动荡并没有让城市的生活停止下来,红军突破湘江的同一天,上海《良友》画报举办了一次标准女性的评选。也许是按照姓氏笔画,以女性题材《莎菲女士的日记》走红文坛的女作家丁玲被放在了十位女性中的第一位。这一时期,才华横溢的新女性作家还有冰心、谢冰莹、林徽音,和这年刚刚因难产去世的黄庐隐。

  庐隐,是五四时期和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她以一篇《海滨故人》向世人展示了少女的希望。五四浪潮后,反抗礼教、追求个性化生活就成为新女性的追求目标,庐隐平时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

  庐隐用自己的婚姻实践着自己的话,她先后有两次婚姻,第一次她嫁给有妇之夫郭梦良,她认为郭梦良和乡下的妻子仅因为媒妁之言勉强结合。郭梦良因病去世后,庐隐又于七年后嫁给了小她九岁的青年诗人李唯健。

  作为新女性的代表,庐隐还是社会上先锋的职业女性,她不仅在上海工部女中教书,还积极写作。上一年连续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玫瑰的刺》和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在《今后妇女的出路》这篇文章的结语中,庐隐写到“不仅仅是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

  进入30年代,上海成了制造梦幻的地方,现代经济使上海空前繁荣,大上海向越来越多的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她们的职业领域从以前的护士、保育员、纺织女工等扩展到铁路、电话接线员等新型职业。以前被视为男性传统职业的法院律师、政府官员和报社记者也开始有女性担任。有些人更涉足管理领域,担任了银行董事长、饭店经理,有的成为女店主,女厂主等等。据统计,当时75万上海妇女中,有30万人从事了工作,城市女性逐渐开始走向社会。

  年底,一部反应新女性生活和社会黑暗的电影《桃李劫》在全国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有声电影创作手法拍摄的电影。影片首次采用同期录音,将声音纪录在胶片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声片。此后,有声电影逐渐取代配音片,默片渐渐消失。

  《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和陈波儿主演。陈波儿饰演的黎丽琳是一个职业女性,她在丈夫陶建平不满职场欺诈辞职之后担起了全家的生活,但她最后也不幸失业,换上重病。陶建平为救妻子,偷了工头的钱,最终被押赴刑场。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陶建平被执行枪决,在沉重的脚步声、铁镣声和临刑前的枪声中,画外传来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歌中唱到:

  同学们!

  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CCTV《见证·影像志》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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