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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上、下)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8月11日 17:10 来源:CCTV.com

  上 集

  1936年元旦,南京降了一场大雪。进入民国25年,旧历的春节依然是国人最重视的节日。但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里,新历的元旦越来越受人重视,这些人包括政府官员、知识人和许多市民。孩子们痛快地放起鞭炮,他们才是新年的主人。

  面对刚刚开始的这一年头,很多人发出了感慨。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在元旦的日记中写到:“时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抚应国艰,不禁忾然。”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把自己对1936的期待,写在一首诗里。 欢迎,欢迎,新年,新年。大雪纷纷下,贫民多可怜!土地被敌占,至今尚未还……我作文天祥 我作史可法,我作岳武穆,我作颜真卿。说到要做到,不为自欺,欢迎你新年,你我要共勉。

  1月的华北,天寒地冻,由平津两地学生组成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500多人分别从北平、天津出发,徒步700里,到河北农村宣传抗日。上一年底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已经从游行转到实际行动。

  就在宣传团出发的时候,驻扎平津一带的二十九军在天津大沽缉私,与贩毒的日商大西洋行发生冲突。最后,大沽事件以中方道歉、赔偿400元,二十九军不再进驻大沽、塘沽结束。

  这个月的中旬,南京中央商场开业。两年前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委员曾养甫,以及李石曾、茅以升等32位社会名流,决心筹建全国最大的国货精品商场,要求经营的商品必须是国货精品;公司的股东必须是中国国籍。筹建“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受到全国各地厂、商的积极响应,仅用一年多时间,就筹集资金十八万元。

  开业的中央商场是当时亚洲及远东地区最大商业企业之一,当天的《中央日报》半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广告:“日用百货,无不齐备。餐厅茶馆,应有尽有,集国产之大成,汇万货于一处。”从当天开业的167个店铺中,能够找到像“同仁堂”国药、“张小泉”剪刀这样的经典国货品牌。

  在作家林语堂的著名小说《京华烟云》第四十一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海关工作的阿瑄向家人抱怨自己工作的烦恼:“我们海关上的人员,不能带武器,但是认为应当对走私的日本人和朝鲜人执行中国法律,而他们是不守中国法的……每天早晨,‘走私者的专车’离开他们的巢穴开到天津,私货就扔在火车站,预备往本地分发,或是再运往山东。通常是几个高丽棒子和小日本儿在那儿看着货。最后,武装的日本人和高丽人索性把私货一包一包的扔到二等车三等车上,把乘客赶下来,把窗子座位毁坏,殴打妨碍他们的苦力。

  这副照片拍摄的是当时的天津东站,可以看到在中文站名下面有日文标注。当时山海关一线的很多车站都是如此。

  冀东和塘沽已经 便成了日货走私的天堂,

  南京的财政部官员因关税收入巨幅下落而叫苦不迭。 。1936年3月15日的《救国时报》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日商年来偷运私贩入华者,不计其数,日人上海日日新闻谓,过去一年中,日商私贩,总数在三万万元以上。日政府输货入华,亦多不纳关税,因此中国损失关税当在八千万以上云”。

  像潮水般涌来的日货把近到平津,远到上海无锡的国货厂家撞击得踉踉跄跄。在同一天《救国时报》另外一个版面上,“天津华商店两月倒闭三千余间”的标题就更为醒目:“近日来日货充斥华北,华商企业无法竞争,纷纷破产。过去两月,天津一市,华店因此倒闭者竟达三千间以上。日人商店,在平津一带到处林立。”

  3月7日一天之内,平津两地发生十起自杀案件。一天后天津《大公报》报道这十个人的自杀原因及经过,并评论曰:“自杀风炽,大多为经济所迫。”

  这一年的全国漫画展览会上有这样一幅作品,名为《走私后的中国工业》。漫画上两个中国工厂的烟囱由于停产已经冒不出烟了,所以是“相对无言,相对无烟”。

  这一年,30岁的费穆第5次拿起导演话筒,他要拍摄的电影名叫《狼山喋血记》。

  1月下旬,上海的电影界召开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剑云、孙瑜、费穆等人发起上海电影界救国会,随后,“国防电影”的口号被提出,在由径的文章《略论国防电影》中这样阐述:今日的中国电影从业人员、专门家和爱好者们,要拿“开麦拉”这武器对准了国防线内外的敌人和汉奸。

  影片由黎黎莉、蓝苹、张翼主演,以野狼肆虐村庄、猎户团结打狼的寓言故事隐讳表达抗日主题。

  故事的最后,大家举起火把,在《打狼歌》的歌声中投入战斗:

  生死向前去,打狼保村庄,

  兄弟血如海,姐妹尸如霜,

  豺狼纵凶狠,我们不退让,

  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从春秋战国之时就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苏州城中,清代邮政部大臣盛宣怀建立的留园颇能代表苏州风景。一篇文章曾这样写到:阊门外之留园,花木楼台,布置典雅,更为全国私家园林中之数一数二者。

  这一年,留园来了一批军人,对外他们声称自己是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的。留园里的人来来往往,一些人到松沪线、苏福线、钱澄线一带实习考察,测量、绘制地图回来后在大桌上比比划划。

  这里的领导人是中央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划全国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兼任京沪区的负责长官,留园里的工作正是抗战前的准备。在张治中主持下,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修筑了吴江到福山、无锡到江阴、乍浦到嘉兴三道国防工事。

  张治中后来回忆说:这个“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直到“八一三‘前夕,外间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做什么的,敌方更是始终不知道。我所任的抗战准备工作得以从容部署,得力于这个秘密机构不少。留园!我向你致敬。

  这一年,依照蒋百里持久抗战的国防理论,中国秘密修建的吴福、湘鄂、西康三线国防工事初具规模,中国政府做出了以川边横断山脉为最后抗日防线的决心。

  蒋百里, 1901年留学日本,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蒋百里已经关注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并开始提出中国的对策。他认为:“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惟一方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却用持久之方针来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戏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时有力。”他甚至猜测到战事最终会在湖南一带长期胶着不下。

  在欧美考察军事有一年之久,蒋百里在这一年回国,在码头上他巧遇北大教授胡适,留下了这张合影。回国以后,他第一个建议就是发展空军。记者陶菊隐是蒋百里忘年之交,在《蒋百里传》中他记录了蒋伯里回国后和他的一番谈话:“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惟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训练航空人才。”

  在这一年,美制马丁B-10轰炸机、霍克Ⅲ战斗机开始装备中国空军,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大城市”。

  这一时期,中国的军队已悄然地由早期的日式转为德式。两年前,有“德国国防之父”之称的德国总司令赛克特受聘于国民政府,担任顾问为中国编训新军。那之后,中国军队有了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有20多万的中国军人配备了像马克沁机关枪这样精良的德式武器。在两年后的凇沪战场上,这些精锐部队将发挥重要作用。

  收录蒋百里一生军事思想精华的《国防论》,1937年出版,扉页上写到:“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公路和国防关系特别密切。欧洲的德国有著名的汽车专道,4年前,德国建成波恩至科隆高速公路,是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这种专用道路,宽有25米,全路没有岔道,没有交汇,和一切其它已经修成的公路绝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公里。当德国入侵奥地利时,军队的运输量,每车道每小时达到七万人,百万大军,可以说是朝发夕至。

  中国的公路当时还是幼稚。光绪二十八年,才有2辆汽车运入上海,1913年湖南修成从长沙到湘潭的一段公路,国人才知道了什么是公路。

  有一个人的名字和中国的公路工程密不可分。他就是赵祖康,松江人,唐山交大学士,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道路工程,美国纽约三十公路工程师。后来回国担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一直是公路事业的专家,而且是管理者和领导者。

  他对公路的发展非常了解,“有人说,十九世纪是铁道世纪,二十世纪,是公路世纪,一八八三年发明了朋驰发动机,1907年福特更将汽车商业化,以后各国的公路才开始发达”。

  赵祖康在经济委员会任内,督导各省修路,从1932年起到抗战前夕,把各省之间的十万九千五百公里联络贯通起来,曾经还举行了京滇公路游览团,完成了抗战前夕公路上的初步准备。“为了军运,推动全国各干线工程标准划一……使各大干线上的桥梁标准能够划一与提高,把不同的标准统统加以改正。第一步的目标是由载重三吨改到载重七吨半,第二步的目标是载重十五公吨,使普通的炮车都可以在各干线上自由通行,不受障碍” 。

  赵祖康后来说:“我们公路是铁道的先锋,而驿运又是我们公路的先锋”。

  1936年,中国公路已达10万公里。

  年初,阎锡山在山西讲述本年山西之难关,曾经涕泪交流。对他而言,最大的困难与威胁就是陕北的红军。

  当时红军的经济状况非常窘迫,农民和部队战士每天的伙食,通常是三碗小米饭或高粱米饭和一点酸菜,中央红军基本上是两手空空来到陕北,东道主刘志丹也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援中央。

  当时已经成为中共“局外人”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曾经回忆到:“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是一个最贫瘠、最落后的地区。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十二户。这里,不单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

  从1935年12月红军发布的经费使用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出红军缺钱到了什么地步:办公费,方面军司令部和军团部每月各20元,师部10元,团部5元,营部4元,连部3元;李德曾回忆,经常可以看到国民党报纸幸灾乐祸的言论,“全部溃灭立在眼前”、“定被一网打尽”、“最后命运在此一月中”。

  2月20日,红军东渡黄河,向山西进发。一进山西境内,红军就感到比陕北富裕得多。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随中央直属队来到石楼县下堡镇,看到这个地方“虽然只二百余人家,街上也不过几十间铺子,但是它的建筑,尤其是居民家中的布置,排场得很。甚至个别同志一进屋便说:这一定是土豪”。

  红军所到之处,并不主动找晋军作战,而是打土豪、筹款扩军。

  红军东征取得了很大成功,短时期内红军扩充8000人,筹款50多万元。李德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到:“这对于我们比较艰苦的环境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食品(粮油盐等)和布匹以及少量的武器和弹药。运输队把战利品陆续运回陕北,周恩来这里设立了后勤站,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负责管理。”

  在山西边打边休整了两个多月,毛泽东下令主动撤兵回陕北。

  这一年的欧洲并不平静:意大利吞并东非的阿比西尼亚,德国人撕毁洛加诺条约,进兵莱茵地区,欧洲风云激荡。

  太平洋上,海军军备谈判,日本退出,从此太平洋上波涛汹涌。

  2月26日,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流夹风带雪笼罩日本。凌晨时分,主张天皇神圣论的陆军官员20余人,率领1200官兵围困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国全大厦、首相官邸。首相冈田启介侥幸死里逃生,但是文化部长、财政部长均被杀害。

  第2天,天皇下达命令,陆军镇压叛乱军。十几天后,广田内阁诞生。二·二六事件“中裕仁天皇亲自参与整肃军队,并打破现役军人不得参政的惯例,把那些主张对华作战的野心勃勃的年轻将军擢升到军部首脑机关和内阁里来。新内阁增加巨额军费,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将日本经济全面纳入战争轨道。

  4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向天津增兵约6000人,加上原有2200人,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乒力将达到八千四百多人。在1900年,列强与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获得从山海关到北京铁路线的驻兵权,此后,只有日本政府援引《辛丑条约》不断向华北增兵。羽毛渐丰的华北屯军开始取代关东军成为侵华的急先锋。

  5月,上海的报纸上登出这样一则征文启事:《中国的一日》“恳请全国各界人士留心自己在5·21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记录下来,作为全中国在1936年5月21日这天的横断面。”

  稿件从各地如雪片飞来,超过3000篇。撰稿者既有鼎鼎大名的陈独秀、黄炎培,也有从没动过笔的店员、小商人、公务员、士兵、警察等中下层人物。《中国的一日》为我们留下了1936年真实的一面。

  上海,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最高气温二十五点九度,最低气温十二点五度。童子军团长郑昊樟下班后去北四川路团部工作:听汇报,读行善报告,个别谈话,审查壁报稿子。当他踏出团部大门的时候,素称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上行人大减,可是舞场中的音乐却正在热烈地演奏,街头的标准钟指着子夜。

  外滩,江海关的大钟正指八点。黄包车夫用不纯熟的英语向外国水兵拉生意:Ah,dance!卖晚报的小孩喊着Evening Times!Evening Times!

  陈子展从沪江大学授课回家,午睡,睡醒读报,有感时局,作《长城谣》一首,晚饭后想起阿英的稿约,正好拿这首诗交差。

  陶金趁着天气好,到联华影片公司去观光,但觉所遇的人无不朴实可爱,尤其孙瑜先生的脸上充分流露一种修养极高的学者风度。天一影片公司忙着筹备开拍《王先生奇侠传》和《浮云》。

  一个巡捕一觉醒来,离上班应卯只差十五分钟。他来不及梳洗,赶紧离开亭子间,笨重的皮鞋在后门口与红漆马桶发生冲突,跟着一股臭气攒进鼻孔。

  一辆黑色囚车在租界马路上奔驰,停住,从车上跳下几个中国巡捕,一个外国人,把马路边上一群瘪三统统抓走,送到租界边缘一个肮脏地方,关进一座芦席棚。二十四小时后将释放他们,并且警告“以后租界里不要去,到中国地界去!”

  苏州河畔,新闸桥酱园弄口的旷场上,江湖艺人在观众围成的圈子中央卖艺。从一个圈子里送出一个中年女人老练流利的急白:“唉,来格哉,来是一个大老板;养儿子,传后代,航空奖券中头彩,二十五万变成五十万;坐汽车,吃大菜,洋行里厢做买办,政府里厢做大官……”

  灶披间嫂嫂的丈夫患病失业。她第一天出去做小生意,晚上在蜡烛光下(二房东剪了电线)数铜板,发现亏了六十个铜子。

  乐园茶楼,长方形的广厅里充塞浓浊的空气,二百多人挤坐在几十张桌子四周听歌,台上每隔十分钟换一个脂粉满颊,妖媚浅笑的歌女。

  某校礼堂,校长向初、高中毕业班训话:“只要努力,有什么事不成的么?倘若你们努力的结果会考不进学校,会找不到职业,那你们都可以来找我。”接着是教导主任训话:为准备会考,“电灯现在每天迟一小时关,可以多看些书。饭可以吃得快些,省些时间看书,报简直可以不看……”

  午后两点,包天笑去参观他儿子创办的新生化学工艺厂,第一家生产国货医用橡皮膏的工厂。

  绸厂工人林岚拿厂里发的代替工资的绸子向朋友兜售,四处碰壁,最后把绸子送进当铺,换到三元法币。

  华商纱厂工人方根宝一天工作十六小时,双脚麻木,腰背酸痛,眼睛昏昏,头脑晕晕,到了睡觉时耳朵里还响着轰轰的机器声。

  这一年,一本名叫《中国的西北角》的通讯集出现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了7版,书的作者是日后被称为中国新闻记者第一人的范长江。

  上一年,年仅25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进入西北,历时10个月,行程万里。范长江这样写道:“东北事变后,一般国人的眼光又注意到西北上来,从报章杂志宣传讨论,到要人的视察,专家的设计,以至于实际建设工作的进行。“开发西北”的声浪震动了一般国人的耳鼓。农林、牧畜、卫生、水利、几乎应有尽有。”

  然而,开发西北的成果甚微。西部人民生活的困苦让范长江感到震惊:“记者刚到松潘的那一天,有一个酸心的印象,即是随处倒毙的死人太多。松潘粮食,来自外方,现粮道既断,粮价飞涨,而民间粮食日益耗尽,纵出高价,亦无处购买。故此辈苦力遂无以为生,相继成为饿蜉。”

  其中,西部各地的苛捐杂税的严重程度尤其让他记忆深刻:“甘肃苛捐杂税只多,骇人听闻。四川以前所谓百货厘金,甘肃名为特税,各县各村皆有,百货皆有税,而税又必苛细。重重苛征之结果.商业自然停顿,河为川甘交通大道,所过二三百家之大集镇甚多,除宕昌外,难寻得一较为完备之饭店,且现在尚非军事期中,来往商贾,寥若晨星。特税之功,当在不小!”

  农民的日子是最不好过的,他们除了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以外,还要应付忙于军队的负担:“粮之外的油、盐、柴、炭、料、草,……无不征发于民间,设有“兵站”专司其事。”重压之下的农民“养成了一种“及时行乐”的风气,不管情形怎样,有了钱在手,那管借的高利贷也罢,卖家具的也罢,即刻要用也罢,他先到小饭馆去大吃一顿再说,宁可出了馆子再借高利,亦无所用其踌躇!”

  当时,范长江还成为报道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虽然他当时还没有进入到苏区,但是这样的描摹对于当时不了解红军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很新鲜的:“徐向前部在白石铺住过一两个月,街上遗留下许多和标语,最大的标语是:“武装拥护苏联!”大大的红墙的上面,差不多的民房集镇都有如此一个标语。”

  30年代前后,在南京投资房地产是最佳的黄金时期。那时候的南京,百废待兴,一切都在建设之中。“建设新首都”成为一句激动人心的口号。

  当时出版的《首都志》上煽情地写到:西北最高处为虎距关,与龙蟠里南北相望,修竹夹道,约里许古林庵转而东,为首都新住宅区,洋楼百幢,无复昔日荒烟蔓草景象矣。”

  建筑师生逢其时,许多在国外学建筑的佼佼者,一个接一个,赶到南京来大显身手,南京成了建筑设计师们打擂台的场所。

  这是在《良友》杂志上刊登的一组36年从空中俯瞰南京的照片,当时的南京建筑古朴、开阔、气派。在南京,有一百多项各种类型的工程设计都和建筑师杨廷宝的名字有关。在他82岁的一生中,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南京度过。这张照片上的中央体育场就是杨廷宝设计的。这个体育场可容纳观众六万余人,布局合理,场地开阔,在当时堪称“远东第一”。

  当时在建筑界,有南杨北梁的美称。与杨廷宝齐名梁思成此时正在考察古老的东方建筑,要寻找古老的东方之美。

  从1930年开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奔波于山西、山东、河南等15个省、200多个县的偏僻山区,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

  林徽因的《山西通信》记录了这段美好时光的片段。“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事……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双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

  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很多古建筑就是经由他们的考察得以世界闻名,加以保护。

  这年夏天1936年夏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倚坐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屋顶上拍摄了一幅照片。林徽因因此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这张合影成为他们和古建筑的一个永久的见证。

  这一年,日本松井石根大将游历了西南。在《西南游记》中他认为:在开始对南京政府工作之际,必须首先搞清西南派的对日、对南京的意向,并对此加以善意的引导。从松井的日记来看,他想利用广东的陈济棠及桂系和南京政府的紧张关系 。

  当时的广东可以说是修筑公路成绩最大的地区,到处是四通八达的平坦大路,从29年到37年,全省先后修了24条马路,修筑公路10000多公里,建成了海珠桥。这个成绩在全国连续排名第一。

  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使广东人成为生活得较为舒服的一部分人。据国立中山大学当时的统计,从1926到1936年这十年间,广州米、食品、衣料等货品的批发物价指数平稳,每年变动幅度不超过10%。当时广东普遍流行港币,用港币一元在广州就可以买到花布20码;港币一个先令可买到一份早餐,内含芽菜炒粉、一碗粥加一根油条。

  一位外地人在离广东三水县约二、三十里的西南镇,发现这里“竟有这样精美的茶馆,而且在这里饮茶的人大半都是劳动阶级,由此可以看出广东人民生计的宽裕”。

  但在财政上,广东与广西却陷入困境。蒋介石控制贵州、云南后,下令云、贵两省的鸦片改经湖北外运,不再经过两广过境,广州对鸦片的贸易每年损失达六百万银圆。这年1月,陈济棠决定从本月起实行“樽节开支”,军官的俸薪减发4%到13%不等,全军各团的津贴金亦减到1000元。

  在广西,上一年“禁烟”收人锐减到1934年的二分之一,1936年则不到三分之一。李宗仁后来这样回忆他对蒋介石的宿怨:“我们所不服的,只为中央政府的无能……广西近数年来,在我们的苦心孤诣建设之下,各项政绩俱有可观,全国誉为模范省。中央无片言只字的褒奖,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胁迫我辈离境,好让他们来糟蹋。

  6月1日,两广终于发难,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令第一、第四集团军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随后,粤桂两军北上湖南,与中央军发生战事,“两广事变”爆发。1936年秋,风调雨顺的农村乡村迎来20年来最大的丰收好年成。在第一二十那时的期《良友》画报上,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当时的丰收景象,从农民轻松的表情可以看出,这一年是丰产又增收。

  1936年,棉花产量曾达1697.6万担。棉花大丰收挽救了“棉纱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花价下跌,棉纱市场好转,申新纱厂从痛苦的煎熬中步出经年的低谷,死里逃生,重振雄风。和荣氏兄弟一样,好多民族资本家在“黄金十年”中赚到了第一桶金。

  下 集

  这一年,刚刚毕业于清华研究生院的费孝通在姐姐费达生的帮助下回到家乡养伤,对当时的江南农村开弘弓进行了一番走街串巷和登门入户的调查。7月25日《益世报》开始连载他的考察文章《江村通讯》。1939年,他的社会学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出版。在书中,开弦弓村有了另外一个名字——“江村”,它成为中国江南农村的代表。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试图让全世界的读者明白,中国的农民是如何生活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蚕丝业。开弦弓村的蚕丝业在当时的江南农村具有普遍意义。在道光《震泽县志》中就提到:“丝之丰歉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 费孝通的姐姐缫丝专家费达生早在30年代就在天津<<大公报>>上著文,称蚕丝业为“农民的生命线”。

  当时国际市场上著名的生丝“辑里丝”,“仅产于开弦弓周围方圆4英里的地带”。费孝通把开弦弓称为“是中国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

  费孝通写到:“蚕丝业是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这是太湖一带农民的特点”。“缫丝工业兴旺时,生产生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赢余250元……这样,农民便有了一些钱可以开展各种文娱和礼节性活动。”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下,农民使用传统的技术所获得的利润依然不足以稳定地维持生活。很多人不得不在冬天出卖口粮,借此维持生活,待到夏天又不得不向米行借米。费孝通通过开弦弓的例子说明,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人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

  在最后一章中,费孝通写到:“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就发生了。……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陕北延安,就深藏在黄河“九”字弯弯里。

  这里风积黄土,平均百米多厚,土质优良,宜耕宜植。但是,自明代社会后期以来,连年战争,人祸天灾,黄土地变得一片贫瘠,沟壑纵横,满目疮痍。到辛亥革命前夕,曾经人口稠密的陕北,几乎变得荒无人烟,有些地方十里八里才有一两户人家,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东山那个日头落西山,庄户人就盼一点好吃穿。”信天游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7月中旬,已是麦子成熟的时节,两个外国人骑着毛驴出现在黄土高坡,高一点的外国人是美国记者名叫埃德加·斯诺,稍微矮一点是美国人乔治·海德姆,中文名字叫马海德,是个医生。

  埃德加·斯诺进入陕甘宁是充满戏剧性的。他的妻子海伦·斯诺回忆,当时31岁的美国人斯诺本来准备写完宋庆龄的传记就回国,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他决定前往红色苏区。海伦·斯诺在回忆录《在中国的岁月》中记述:“埃德收拾好睡袋,装上骆驼牌香烟、吉列牌刀片和一听马克斯韦尔公司的咖啡,还忙着注射了各种各样以防万一的预防针”,带着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向着“中国红色地区” 陕甘宁出发了。

  几天后,斯诺到达保安。在《西行漫记》中他这样描述神秘的红军:“红军部队往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用泥土和木料草率建成的营房里,以前的官吏或驻军丢弃的场地和房子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每人只有一条棉毯——然而这些房间却相当清洁整齐,虽则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是刷了白粉的泥土。他们难得有桌子或书桌,把砖头或石头堆起来就当椅子用,因为大部分家具在敌人撤退以前就给毁坏或运走了。

  给斯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具有清教徒式的个人道德”的红军士兵。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猜想,大部分红军士兵肯定还是童男子。……他们正忙于改造世界,就像大学生们去参加一场足球比赛。……每个房间到了晚上都响起欢歌笑语”。……跳远、跳高、赛跑、爬墙、盘绳、跳绳、掷手榴弹和射击方面的激烈竞赛,受到鼓励。看了红军跳墙、跳杆和盘绳,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国报纸因为他们行动敏捷和爬山迅速而给他们起了“人猿”的绰号。

  红军们“高兴、快活、精力充沛的乐观精神”感染着斯诺。在陕甘宁4个月的时间里,他走遍了保安镇,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朱德等当时几乎所有的风云人物。

  7月16日,斯诺见到毛泽东。斯诺描述说:他是个面容消瘦、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在谈话中,毛泽东这样描述现阶段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正努力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统一联合阵线,邀请真心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来参加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

  1936年,中国代表团前往柏林奥运会之前,先赴中山陵谒陵。当时奥运会在国人口中还叫做“世界运动会”。这张照片中有程金冠的身影,他是东吴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擅长短跑,在奥运会选拔赛中,以58点3秒的成绩获得400米跨栏冠军。

  程金冠和短跑名将刘长春共赴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派遣大规模代表团参加奥运会。共有69名运动员参加了6个大项目的比赛,另外还派了一个体育考察团和一支武术表演队。

  8月1日,第11届柏林奥运会正式开幕。此时的德国已在纳粹党的统治之下,希特勒亲自出任这届奥运会的总裁。天津大公报对这届运动会的开幕式进行了报道:“时至开幕时,场内及附近各街,人头攒动,拥挤不堪,总数不下25万人。”

  在当时里芬斯塔尔拍摄的“奥林匹亚”中,画面的一角可以看到中国代表队。

  8月2日,奥运会开幕第二天上午十点三十分,男子百米预赛即将拉开帷幕。整个比赛共分为12组,每组取前两名进入决赛。中国选手程金冠在第八组,刘长春在第十一组。直到今天还能感受到当时比赛的紧张氛围。

  对于中国选手在这次比赛中的成绩,天津《大公报》报道说:“程金冠虽奋勇力拼,仍落后六公尺,得第四名。刘长春发脚颇快,跑至三十公尺时列第二名,后以体力不支,差六公尺卒落选。”

  这位黑人运动员名叫欧文斯,在这届运动会上掀起黑色旋风,一人夺得4枚金牌。比赛结束后程金冠和欧文斯把手握在一起,留下这张珍贵的照片。

  在第一天的田径比赛中,所有中国选手都名落孙山。对于比赛结果,国内评论说:“因体格悬殊,以致相形见绌,但大批人数参加,亦足以改变国际之视听。”

  代表团回国后,团长王正廷博士总结说:“此次参加世运后,强弱悬殊,尚可使国人从而知奋勉,有所努力。……此次参加世运之所以失败,其最大原因,由于体力不足,此点甚望教育当局,予以注意,国民体格与民族前途,深俱利赖。”

  尽管成绩不尽如人意,但中国派出大型代表团仍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它代表着中国已经建立“体力即国力”的思想,并努力付诸实现。与中国相对应的是,日本派出179人,获得六枚金牌。

  这组当年拍摄的照片,内容是1936年10月下旬日军举行万人“秋季大演习”的场景,演习以北平为假想目标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日军经过原总统府的和新华门的情形。

  5个月前,日军大举增兵,并在交通枢纽的丰台大肆修理营房,二十九军一小部分部队调驻丰台,因火车突然鸣笛,军马受惊,其中1匹窜入正在修建的日本兵营,中日军队随后发生冲突。日本驻屯军以此为借口,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抗议,要求二十九军道歉、赔偿、惩戒肇事军官并从丰台撤兵。宋哲元同意接受前三项,但拒绝撤兵,只同意换防。

  “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这天,二十九军驻军第五连收队回营,与日军一中队相遇,日军小队长竞策马闯入第五连队列,双方最后发生枪战,激烈对峙一昼夜。宋哲元答应双方互相表示道歉;撤退丰台一营军队。但是,坚决拒绝日方提出的“最后应撤至南苑或西苑”的要求,丰台陷于日军控制之下。

  在日军秋季大演习后4天,宋哲元第29军也进行大规模演习,参加演习的官兵约3000人。《良友》画报第122期报道:“宋哲元令各军士不得借演习之名,损害民间一草一木。外患压迫声中,二十九军演习之后,一时人心大为振奋。

  1936年《时代漫画》第31期的封面,是一幅伪蒙古军队成为日本人指挥下卒子的漫画。

  绥远,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西部,是一个只有177万人口的小省。11月的绥远,室外温度降至零下37度左右。南方人很难忍耐这么寒冷的天气,先后到那里集结的二十多万中国军人备受严寒的折磨,他们是以“剿匪”的名义来到这里的。匪是得到日本支持的武装,“大汉义军”的王英、“蒙古军”的李守信等人指挥的队伍,他们奉蒙古的德王为首领。而德王想借助日本的力量实现蒙古“独立”的梦想。日本提供经费、枪支、军事顾问甚至飞机。

  富有攻击意识的绥远将士先后打出红格尔图大捷、奇袭百灵庙、攻占锡林木勒庙三个亮点,赢得胜利。

  指挥作战的傅作义顷刻间成为继马占山、蔡廷锴之后最知名的民族英雄。成千的平津等地的学生来绥远要求参军。傅作义劝走了学生,又忙于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个慰问团。全国还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各阶层人士及海外侨胞,上至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下至乞丐妓女,监狱中的犯人都纷纷参加“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南京有一东北军遗孀,自恨非男子不能赴绥报国仇家恨,遂忿而自杀,嘱以80万遗产捐作绥款。孔子后代、年仅10岁的女孩孔德恭写信慰问绥远前线抗日将士,信中写道:“吾兄德成已节用捐款,我亦中国一份子,杀贼无力,保国有心,附寄国币伍元。”到12月底,全国人民的捐款已逾300万元――相当于绥远一年的军费。

  日本当局不得不承认,“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英国政论家兴高采烈地评论“中国人吃耳光后不欲赔笑脸,此为1932年后第一次”。

  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记录了当时在北平的所见所闻:“绥远傅作义军击败内蒙的捷报瞬间传遍整个中国,新闻纪录片也及时在北平及其它各地上映。我也曾身着中国服,混在中国人中间去北平电影院观看。群众随着影片的解说而鼓掌、跺脚,兴高采烈。每当出现蒋介石和傅作义的特写镜头时,观众肃然起立,对救国英雄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看到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穿着华服只身一人的我,被他们挤得推来撞去,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这一年,卓别林主演的无声电影《摩登时代》在伦敦上演,影片的主人公发明一台新的供食机器,这样工厂的工人们就可以不用停下工作去吃午饭了,可以节省时间继续工作,可是那台机器却出了岔子,结果搞得卓别林满脸全是食物。

  绥远战争之际,上海与青岛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罢工。罢工的主体都是日资纱厂的纺织工人。工人罢工起因于中国工人要求日商增加工资。《上海各东洋纱厂工友公鉴》这样号召:“亲爱的工友们,你们快起来吧!东洋老板是没有良心的,他弄得我们东洋厂的工友快要苦死了。”

  工人的要求并不过分,他们只要求每天十六、七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能够多拿一点钱,在吃饭的时候能够停车休息。当时纱厂工人的环境极为恶劣。一首民间歌谣这样唱到:“排队进饭堂,霉米黑馍清水汤,青菜难吃上。窑洞把工上,汗水直流湿衣装,昏倒在车旁。实在想家乡,女儿想娘难出厂,两眼泪汪汪。工人像坐牢,下工要搜四遍腰:实在受不了。”

  据当时参加工人罢工的张维桢回忆,当时他们“工资十分低微、一月拿不到几块钱,终年拼死拼活劳动不得温饱,个个面黄肌瘦,即使生病发高烧也不准请假。有的怀孕女工,孩子生在机车脚下,也得不到照顾。”

  对工人们最大的援助来自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个年初成立的民间组织由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牵头。救国会中的重要骨干人物之一章乃器甚至为了救国会毁家破了产,这位著名的银行家连房子都卖掉了,他在《我与救国会》一文中回忆到:“我不曾伸手向任何人要过钱,连见到张学良都没有向他募捐。”

  救国会组织了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把各界募得的捐款买了米票直接发给工人和家属。1936年11月23日,“七君子”被捕入狱。《中央日报》在26号正式公布了他们的罪名,其中之一就是:“密谋鼓动上海罢工”。

  这是一组蒋介石不同时期的照片,他们刊载于《良友》画报第121期蒋介石50寿辰纪念专刊上。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政策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充满了矛盾。他穿军服,也穿长衫,诵读圣经,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则训诫以曾国藩的人格道德修养。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50岁生日。全国党政界自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下纷纷致电祝寿。各国外交代表,包括德元首希特勒、日本首相厂田也发来了热情的贺电。全国各地悬旗致敬。南京进行隆重的寿诞献机典札,地点在明故宫飞机场,有民间募捐购买的68架新型战斗机编队,由南京上空向蒋介石一家表示庆祝。230多个单位出席,人数达20万人左右,是一次权利与声威的展示。全国各地还到处修建了“中正堂”、“介寿堂”等。

  11月1日,蒋介石在洛阳军官学校分校的纪念周上,对全体教官学员发表讲演,题为《国家的现势与前进》。据报道,这是一次热情讲演,大要如下:

  “最近国家完成统一,显示国家划时代的进步,中国今后必能自救,我们的民族必有光明的前途……国家兴隆之大道,就在眼前。望全国军民坚强精种,团给一致为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

  1938年12月,蒋介石进行的中国统一运动,终于到了最后阶段。所谓最后阶段,就是“剿匪事业”的最后完成。当时在上海的绝大多数中国记者都认为“剿匪事业”只需一个月就可解决。

  古城西安,位于秦岭之北,渭河之南。自古以来这里商业发达,是东南一带货物输往西北的中转站,秋风渐凉,西安二中的老师张寒晖和东北籍学生去看因家乡沦陷流亡到西安的东北难民,五年的颠沛流离,难民们只剩下苦难的哭诉。张寒晖还收到东北军中同乡送来的一份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刊物《东望》专刊,专刊封面上,是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军长的题词:“我们何时能返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于水火之中?”

  回家之后,张寒晖很快创作出歌曲《松花江上》。歌中唱到: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尽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

  张寒晖后来这样描述说:我把北方“娘们”在坟上哭丈夫、哭儿子的那种哭声变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先是撤入关内。1935年,由于日本的逼迫,东北军又被迫撤离华北,到安徽加入围剿红军的队伍。红军到达陕北后,东北军再次被调往追击红军的第一线。

  东北军围剿红军,不到3个月时间,损兵折将将近3个整师,张曾向南京蒋介石请求在武器、弹药上补给,对两个阵亡师长发抚恤金各10万元,蒋介石非但不予以照准,反而回答说“抚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消。”

  耀县保卫团负责人曾报告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说,在东北军两个师覆没消息传到后方的半个月期间,他日夜上城查岗,总听见有女人的号哭声音,简直令人不忍听下去。春天的时候,家属中的孤儿寡妇数千人到西安西北“剿匪”总部门前情愿、哭诉。

  当时东北军的待遇更让东北军广大官兵深感寒心。当时一个师每月粮饷大约只有三万块银元左右。据《王以哲传》记载,王以哲曾经借酒哭诉说“张副司令的每月特支费中央仅给8万元,赶不上胡宗南的一个师长,每月特支费是12万元,百十师、百零九师阵亡的遗属流露流落在西安,一点救济的办法都没有,尤其是已经丢了老家的东北军政人员和同乡跑来西北求他,他毫无办法,甚至送点路费都相当困难。”

  12月12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引起个各方的极大震动。消息传到陕北,很多人最初的反应是“把蒋除掉,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有好处。”

  阎锡山在西安事变的第三日,发出了致张杨的函电:“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社论,说张学良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10天后,在中共调停从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年底,蒋介石被放回南京时,放了一夜爆竹,尚在狱中的陈独秀从梦中惊醒。他说,从爆竹声中,可以看出蒋还有群众基础,又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

  (CCTV《见证·影像志》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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