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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上、下)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8月11日 17:00 来源:CCTV.com

  上 集

  1939年的元旦,陪都重庆显得异常热闹。夫子池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战建国宣传大会;中央公园举行露天音乐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郭沫若到会演讲,中国制片厂合唱团合唱抗战歌曲; 《中央日报》社论引用了抗金名将岳飞悲壮的诗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这一天有两件事值得一提,重庆这边,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和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并着手制定了针对他的暗杀计划;另一边在重庆西南400公里小城康定,国民政府一个新的省份西康省成立了,康定就是它的省会,这个边陲小城因为一首《康定情歌》而为人们所记忆。

  西康地处高原,位于川藏之间,分为康定,雅安和西昌三个区,面积53万多平方公里,超过五个浙江省。明朝以来,这里一直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居民多为康巴人。

  康巴人是藏族的一支,由于西康地势高天气冷,平地草原多,所以早先以游牧为生的康巴人后来受到汉人的影响,开始转向农业和商业。康巴人吃苦耐劳、体格键硕,精神乐观,个个能歌善舞,有句话总是挂在康巴人的口头:

  “会走路的就会跳舞,会说话的就会唱歌”。

  西康当地的主流宗教是喇嘛教中的黄教,是班禅活佛的精神统治领域。

  西康省主席是43岁的刘文辉,一个同蒋介石隔阂很深的四川军阀。

  刘文辉出生在四川大邑县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六人,他排行最小。刘文辉21岁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回到四川搞军事,政治上八面玲珑,军事上才能出众,29岁就拥兵十几万,官居四川省政府主席,风光一时。但1933年秋,他在与他的本家侄子刘湘争夺权力时武力相向,演成了一次叔侄大战,最终刘文辉败下阵来,放弃争夺全川的意图,而退到雅安自保。

  雅安位于成都和康定之间,是当年刘文辉进入西康的第一站。此时,刘文辉问鼎中原的梦想已成泡影,他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情景:“处境最艰,朝不保夕。”

  但后来酝酿的西康建省,让刘文辉在贫瘠的西康定下心来,40岁那一年,,他当上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卢沟桥事变以后,西康成了抗战大后方,不再是被人们遗忘的角落了。刘文辉正式被任命西康省主席。他为这个新省确定了目标:要“化边地为腹地”,向内地各省市的水平,更好地担当起抗日大后方的重任。

  刘文辉上任8个月后,摄影家孙明经教授跟随川康科学考察团来到西康,用他的镜头为人们留下了这个 边远省份的风貌。川康科学考察团是由撤退到重庆的内地十几所大学联合组成的,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孙明经的主要工作,就是拍摄电影纪录片和照片。

  孙明经抓拍到了一张西康省政府举办国民月会的照片,据孙明经的学生孙大营回忆说:

  “当时的国民月会,各省主席要亲自到场,全体肃立,恭读孙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之后,再由主席作报告分析形势。西康国民月会规模很大,场面隆重,戎装的军人,戴礼帽的官员,从百姓到喇嘛,从老人到儿童,每次月会几乎都是全城出动。”

  当时偏僻的西康境内到处是当时流行的标语和蒋介石的画像,刘文辉还特意把雅安最宽的街道都命名为了“中正街”,对已经近在咫尺的蒋介石,他保持着足够的尊敬,好弥补内战时留下的隔阂。

  也许是有意为之,孙明经拍下了一组有趣的照片:简陋的县政府和豪华的学堂。这恰好证明了刘文辉的那句话:官府建设不得好于当地的学堂,否则官员就地免职。在演讲时,他经常对学生们说:

  “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 ,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

  孙明经发现,当地确实非常落后,只有淘洗金砂、制硝、制陶这些传统工业,而且全部都是手工作坊式的生产。

  川康道上行路难,孙明经的镜头记录了川康路上的背米人。实际上,在西康,大多数的物资运输都靠人力背来背去。当地文献记载:负重在150斤以上250斤以下者,每日可行40里;负重在150斤以下100斤以上者,每日可行70里;负重100斤以下者,每日可行百里。

  刘文辉认为,发展交通是建设西康关键。可当时西康政府拿不出修路的大笔资金,为此,刘文辉一再要求国民政府拨款修路,重庆方面起初并不同意,但稍后还是投资修建康青公路。

  6年后,孙明经第二次来到西康,目睹了西康的变化,而刘文辉直到1949年,始终在西康高坐,四川解放前夕,他响应中共号召,起义倒戈。1955年,西康省被撤销,刘文辉调入北京任林业部部长。此时,他增加了两个爱好:读毛主席著作;学习林业知识。晚年刘文辉从未提及过西康省,因为他相信: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六十五年过去了,孙明经拍摄的这些画面已经成为绝版,而今康定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刘文辉当年的构想。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西康就好似世外桃源,而西康以外的世界却依旧很不平静。

  在日本,发动中日战争的近卫内阁倒台,日军两年前夸口要在两个月结束战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话,已成为历史的笑柄,面临困境的日本政坛频繁地变换着首相。

  美国依旧是孤立主义者占了上风只是罗斯福总统对欧洲的局势深感不安,他提醒美国国民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希特勒妄图称霸欧洲,一旦他得逞,美国的和平与安全就濒临危险。如果莱茵河边界遭到威胁,世界的其他部分也会遭到威胁,一旦这一带边界落入希特勒之手,德国的行动将无法抵挡。”

  这年,意大利、德国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军占领巴塞罗那,不久,佛朗哥叛军攻陷马德里,建立独裁统治,西班牙内战结束。 不到三个月,被称为东方马德里的武汉与西方的马德里都沦陷了。

  2月,日军攻占了海南岛。,这一军事行动被当时中国的报纸称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海南岛成为日本日后侵略东南亚的跳板 。

  这时候的日本因为兵力不够,已经不再急于开辟新的战线,而不得不准备“百年战争”了。 日本政府要实行“以战养战”,在占领区内2万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摆满了待运的“战利品”。中国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而返程的船上满载着受日本政府鼓励来中国安家落户的日本人,这一年,日本在华移民已达26万人。

  在伪满洲国,农民全年产粮约2000万吨,但根据关东军的要求,这其中的60%以上要向日本提供,自留的食用粮和种子粮不足40%。东北的农民负担沉重。。而日本开拓团的移民则无需交纳公粮,只需按月领取口粮即可。

  两年的战争并没有会摧毁中国的经济。反过来,因为战争和日军的封锁,一直在中国倾销的外国商品已经无法进入,这难得的机会大大刺激了后方的工业生产,手工业更是大行其道。这年的粮食是个丰收年。重庆的日用品供应充足,盐每斤一角五、油每斤三角到六角,大米每石六元到十四元。

  在延安,《新中华报》刊载了陕甘宁边区的物价:小米每斗四元,麦子每斗4元,羊肉每斤4角。而在陕甘宁边区,自乡政府乡长至边区政府主席,每月津贴多则不超过五元,少则只有一元一角。

  在这年“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倡导建立女子大学,并个人捐赠300元钱作为女大的筹建资金。四个月后,女大在王家坪正式成立。女大刚开学就招收学员500人,很快即增至1000人。同时,边区先后颁布《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和《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的原则在边区逐渐深入人心。

  自从去年夏天到达延安以来,33岁的陈学昭一直在以旁观者的心态,细心感受着延安的特色。陈学昭出身于江南的书香门第,又在法国留学了10年,获得了文学博士的学位。对于像她这样的具有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延安的一切是那样的新鲜与不同。延安的男女平等和进步婚姻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延安访问记》中写到:

  “一般地说,边区的环境,对于两性生活是比中国任何地方来得纯洁些。客观方面,没有妓院,没有赌馆,没有舞场,也没有茶店,而夫妇双双跑到延安来,希祈对于国家,能尽力于万一。这种例子,可说很多。在一切为着抗战与“相敬如宾”、“情爱如蜜”的情况下,他们的爱情经受大时代的折磨与激荡,是更会巩固与健康的。”

  对于延安当时夫妻之间的生活,陈学昭这样写到:

  “延安的惯例,是夫妻分居的,她们流行叫做“星期六制”,到星期六晚,丈夫接妻子,妻子接丈夫。之所以这样,听说是为了工作的方便,使工作不至因夫妇的情感而浪费时间,或妨碍工作,除非夫妇两人的工作是同样性质,而同在一个机关的,他们才得经常过着夫妻生活。”

  陈学昭后来又在1940年和1946年两次来到延安,每一次她都用笔记下了延安的点滴变化。

  3月26日至31日,对作曲家冼星海来说,是灵感喷发的6天。这短短6天里他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作曲,至此,他和诗人光未然合作的,中国音乐史上的史诗性作品《黄河大合唱》就诞生了。

  抗战时期,中国的流行音乐已经十分成熟了,在当时,流行音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上海的黎锦辉等人,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方音乐特色而创作出,轻松活泼、曲调优美的流行音乐,包括像《毛毛雨》、《渔光曲》、《马路天使》和《夜来香》等广为流传的歌曲;另一类是那种激励民众抗战,铿锵有劲革命歌曲,包括像《大倒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黄河大合唱》显然属于后者。

  当时,冼星海34岁,光未然26岁,二人之前同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文艺工作。1938年底和1939年初,二人先后到达延安。

  在光未然创作了歌词后,冼星海开始作曲,他的创作很辛苦,光未然后来回忆到:

  “他一开始写作就不愿休息,偶尔斜躺在小床上抱头沉吟一下,忽地又起来振笔直书下去。他爱吃糖果,当时延安买不着糖果,他要我买2斤白糖送给他。白糖放在桌上,写几句便抓一把送进嘴里,于是一转瞬间,糖水便转化为美妙的乐句了。”

  几天后,乐曲完成,兴奋的冼星海说:

  “这种雄亮的救亡歌声为中国八千年来所没有,而群众能受它的激荡更加坚决地抵抗和团结,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件音乐奇迹。” 《黄河大合唱》由9个乐章组成,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历史,赞美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展示了一幅全国人民英勇抗日的壮烈图景。

  两个月后,《黄河大合唱》在首次公演,获得了巨大成功。

  3月15日,捷克陷落,纳粹德国的军队占领布拉格,英国与法国的绥靖政策没有让希特勒停下扩展的步伐。 一个月后,为庆祝希特勒的五十岁生日,德国举行了国防军阅兵式,德国兵的军靴震撼着了整个欧洲,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不甘寂寞,他的军队开进了巴尔干小王国阿尔巴尼亚,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4月底,美国纽约开始定期播出电视节目,同一天,首批电视机出现在商店的柜台上。在4月举行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总统罗斯福成为第一位上电视的总统。

  5月3日和4日,日本空军猛烈空袭了陪都重庆,已经进行了1年半的重庆大轰炸,力度骤然升级。重庆市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四面环山,江水回绕,城市傍水依山,层叠而上,既以江城著称,又以山城扬名。日军对重庆的战略轰炸从1938年2月一直延续到1943年8月,时间长达五年半。飞机的出现使得后方未必就比前线安全。

  在重庆,作家老舍已经逐渐学会了忍受重庆寒冷潮湿的严冬,闷热难当的酷暑。抗战开始后,老舍不得不丢下妻儿,一路辗转,从济南,经武汉,到重庆。

  “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话因伤别潸应泪,血若停流定是灰。”

  这是老舍在西迁途中写下的流亡诗。

  “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

  这是老舍自传中描述的5月3日的重庆,这一天,36架日机投下了携带的全部166颗炸弹。重庆最繁华的7条街道几乎全部被炸毁,共有673人被炸死,20多万人无家可归。

  白修德,美国记者,来到重庆时他刚刚23岁,在哈佛大学老师费正清的推荐下,担任美国新闻处官员。由于才华出众,很快成为《时代》周刊杂志驻远东的首席记者,这一天的大轰炸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听见从无云的天空里传来一阵嗡嗡声,接着便看见了由27架日本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天空。在可以看到老城的山顶上,我的视野更开阔了。输电线被炸断,重庆的自来水干线也被炸毁,使大街上积水遍地。没有灯光,只有火光,没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庆旧城的大小山谷里横冲直撞。”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当时,为了修建防空洞,市政当局挨家挨户筹钱,平均每户分摊一块钱,家境好一点的要给两块、三块,实在太穷的就免了,而当时一个普通劳动力干一个月也就两块钱左右。要进防空洞,每人还要交10块钱办“防空证”,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才交得起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平民百姓都买不起“防空证”。

  5月3日这一天,11岁的邓婉云跟母亲去外婆家与亲戚聚会,在外婆家,她们经历了轰炸,邓婉云后来回忆说:

  “我外婆家里的人很多,很多亲戚看到日本飞机来了,都躲到了桌子底下,桌上盖着棉被等铺盖。日军炸弹恰好炸到了外婆家,房子塌了,我们被埋在了里面,到处都是硫磺味儿,怀孕四个月的二姨妈被当场炸死,惨得很,那个时候我只晓得哭。外婆一家基本上都死了,七口棺材一起出的殡。”

  18岁的郑勇是医疗救护队的一名护士,在一次次的轰炸中,郑勇和她救护队的队友们,目睹了轰炸中最惨烈的景象,她回忆说:

  “敌机离开后,救护队马上都出去救护了。医院开会布置了任务,组织了分队,5人一组,一人负责填伤票,2人负责包扎,2人负责上药。那几天太吓人了,锯手锯脚的特别多,粉碎性骨折的只有截肢,截得肢都用箩兜装,很吓人。那个热天里,很多尸体长了蛆,惨得很,树枝上到处挂的都是肉,简直不忍看,没有死的就得救护走,天天都做这个工作。”

  日本空军对重庆5年多的无区别、无限制的战略轰炸,重庆市民饱受磨难。

  在日本,随着战事的拖延,随军医护人员也逐渐增多,许多受过训练的护士被派往战场。战争期间,在各个野战医院,和士兵一起战死的护士也有。

  5月11日,“诺门罕事件” 爆发,入侵诺门罕地区的日军与近百名蒙古骑兵交火,从而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关东军第23师团首先向蒙古守军发动局部进攻,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随即向前线调集了大量兵力与日军作战。双方激战数月,日军损失了5万多兵员和大量的重武器,这场战役也成为了“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

  日本关东军陆军医院的护士,壬生德子的工作就是没完没了地在医院协助军医给伤兵做手术,面对着那些从战场上抬下来的日本伤兵,德子的心情很复杂,她在给家乡亲人的信中这样写到:

  “战斗真的很残酷,每天都有大量的伤兵被送到这里。因为很多人伤势严重需要截肢,所以医院里扔得到处都是断胳膊断腿。我真的不明白,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难道,圣战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么?”

  实际上,德子的这封信根本就没有发出去,关东宪兵队对她的信进行了检查。检查后宪兵认为,由于德子的这封信含有暴露军事秘密和厌战情绪的内容,所以决定扣留不发。显然,关东军非常担心战斗的惨烈事实传回日本后所引起的恶劣影响。

  “诺门罕事件“让苏联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始终在惦记着自己的远东,但为了能够腾出精力去面对欧洲的潜在敌人德国,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

  苏联对华援助,始于两年前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德国等国的军售停止后,蒋介石开始更多地依靠苏联援助。当时,苏联是惟一支持中国抗战的大国

  6月25日,苏联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1.5亿美元,贷款将用于供中国政府购买苏联生产的军事设备。这已是苏联第三次向中国提供贷款了,抗战爆发后,苏联已经分两次向中国提供了1亿美元的军事贷款。通过这些贷款,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向苏联购买了大量国内急缺的武器弹药。苏联除提供援华物资外,还派遣飞行员来华助战。德国撤走军事顾问后,苏联开始派遣更多军事顾问来华。到这年2月,共有3600名苏联军人以不同方式来华,战死数百人。

  6月下旬,故事片《孤岛天堂》在香港首映了,这是蔡楚生导演根据赵英才的原著故事改编创作的。影片描写了在上海沦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得到东北流亡舞女和许多贫苦市民的支持,在一次盛大的舞宴上把汉奸特务一网打尽,并成功参加游击队的故事。

  电影连映12天,受到了香港 观众的欢迎;在重庆等地映出时,反响同样的热烈;在南洋各地放映时, 每当剧中人说到“中国是不会亡的”!,观众们就会起立报以热烈的鼓掌。

  下 集

  7月7日,是抗战爆发两周年的纪念日,重庆举行了公祭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的大会,何应钦报告说:

  “抗战以来,敌军伤亡总数为 91。78 万人。”

  同一天,行政院长孔祥熙,在《申报》发表名为《中国抗战财政及友邦在华利益》的文章,称:“中国财政稳定并极力维持债信,战事开始后已偿还国内外债务5.3亿元以上,又自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中国政府从其它方面收入支付关税担保之债款1.75亿元。”

  一边战争,一边还能够偿还债务,这说明,后方的经济可以支撑长久的抗战。

  这年9月,美国人斯诺重返延安,作为毛泽东和红军将领的老朋友,他是被拥抱着迎进窑洞的。斯诺这次来具有双重身份:记者和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委员。

  早在这年的2月,当印度医疗队柯棣华一行抵达延安的时候,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也出现在这里。他后来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见到了毛主席,也见到了边区政府的官员。他们同意成立工合分部。” 共产党人不仅对工合毫不反感,还派刘鼎等到宝鸡协助发展西北工合。这让路易.艾黎喜出望外,离开延安的时候,他留下了养子迈克,1500元的资金和20000元的贷款,在延安开始了15个合作社项目的筹建。

  隔了半年到来的斯诺惊喜的发现,延安的15个工合组织已经相当兴旺,其中最大的衣服合作社每月能够生产13500套制服,一个纺织合作社每月能够生产14740码棉布。据斯诺记载,到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除了旧的生产合作社以外,已有80多个工业合作社。这中间包括煤、铁矿和一家铁厂、机器厂、制药厂、运输社,两家小油井以及一个供给学校和八路军运动者的运动器具厂”。斯诺赞美说:“延安有成为华北许多地方的‘游击工业根据地’的希望。”当时工合也想把当地农民拉进来,但工合的合作社是常年开工的手工业或者小型工业,这让季节性很强的农民非常不习惯,他们只愿意在农闲的时候与工合社合作。到1942年,延安的工合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地区工合部门。

  日本情报部门因此判断,推进发展小规模工场的工合协会、实施工厂搬迁的“中央迁厂委员会”和开发工业资源的“工厂调整委员会”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再建的三大支柱。宝鸡一地的工合社,就在1939年12月生产供应了军毯5万条,军大衣36000件。抗战期间,工合供应的军毯不下500万条。中国军队使用的毛毯差不多都是工合供应的。

  由于战争结束遥遥无期,日本政府也为支撑战争开始犯愁。这年8月,它公布了征用法令,一切物资被优先运往了战地。信筒、金属长凳等金属制品全部收回,供作军用。

  从九月开始,每个月的1号被日本政府定为服务效劳日,这一天禁止卖酒,饮食店几乎全要停业,9月18日,工资全部停发;为了节约用电,连烫发都被禁止;棉织品的服装也全部消失,棉布成了贵重物品;民用的石油十分短缺,大街上开始出现烧煤炭的汽车;戒指和项链的制造被限制,生活必需品需要凭票供应。

  9月1日,首届嘎纳电影节准备在法国嘎纳举行,当明星与游客兴致勃勃地赶到嘎纳时,一个坏消息传来,当天早上,德国出动150万军队、2500辆坦克、2000架飞机闪击了波兰!随后,法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两天后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影星、旅游者纷纷离去,首届嘎纳电影节在战火中流产。

  这一年,共产党的方针是明确的,就是继续向华北和华中渗透和发展,“东进”是这一年的主旋律。上一年的年底,第115师在罗荣桓的带领下挺进山东,八路军已经成功地从荒凉的内陆踏上了富庶的沿海。经过38、39两年的快速布点做眼,两年前八路军进军山西时,只有三个师共4万5千人,如今,加上已经发展的游击队,人数已达五十万。他们已经在北半个中国扎下了根。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海军上校卡尔逊曾经访问过八路军,他随八路军走过5个省,共2000多公里。卡尔逊和八路军战士一起生活,一起吃高粱饭,一起和他们穿过日军封锁线。

  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八路军给卡尔逊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八路军高级的指挥官,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到:

  “朱德是一个伟大的组织家与战术家,他的亲切引起人们的爱戴,八路军全体人员没有一个不敬爱他;周恩来出身宦家,是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也同样有着高贵的个性与谦虚的精神;彭德怀的举动是粗率的,但这是由于他那动力的个性,他憎厌迟滞和懵懂,无时不在竭力清除八路军兵员中这些缺点;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和徐海东等,也都是最诚恳的和深谋远虑的军人,在计划时非常谨慎小心,在执行计划时则非常机敏和迅捷。”

  八路军在十几块敌后根据地里实行减租减息,推行民主选举,提倡男女平等,得到农民的支持。人们将八路军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子弟兵”。

  美国生活周刊记者白瑞德曾经在文章中描绘过在敌后根据地穿行的情形:

  “我有一次在敌占区,和组织游击队的国民党士兵在一起,年轻的士兵和我共四个人,我们在日军占领区不断活动,被发现了,我们拼命逃跑,被追赶了一整天,夜里,毫不容易到达一个村庄,人困马乏,要村里人给马弄草和水,这时一个士兵从旁边插了一句,我们是八路军。对此,我感觉很惊讶,士兵小声告诉我,假如知道我们是国民党,他们就不会给我们弄了。这时我才知道,毛泽东和共产党把手伸进了日本占领区,影响很深。”

  八路军的大发展引起国民政府的担心和嫉妒,日本人也开始意识到了共产党的威胁。

  就在国内抗战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海外的华人也以各种方式加入到了抗战的行列。

  8月,44岁的林语堂耗时一年,用英文写作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完成,并在美国出版。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曾在清华大学任教,并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回国后他一面教书,一面创办杂志。抗战爆发前后,他正在美国游学。

  小说《京华烟云》细述了几个大家庭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三十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恩怨怨,从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可谓中国现代社会的全景扫描。当他给友人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说:

  “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诚以论著入人之深,不如小说。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说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但欲使读者因爱佳人之才,必窥其究竟,始于大战收场不忍卒读耳。”

  而早在1937年抗战爆发时,林语堂先生就在纽约报纸发表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表达了中国必胜的信念。

  9月,25岁的吴清源,升到了七段,准备在“十番棋”中对阵自己的好友木谷七段。

  此时,吴清源在日本已战胜了日本最顶尖的七位超级棋士,并把所有的对手打到了降级。十番棋中如果先输4盘,就要“降格”,以后再和对方下棋,就要失去平等对局的资格,是事关一名棋手名誉的严酷比赛,

  吴清源,1914年生于福建,同年移居北京。7岁那年,吴清源从留日的父亲那里学会了围棋,年仅13岁时,已隐然有中国顶尖高手之势。1928年,他东渡日本继续学弈。

  当时的氛围中,吴清源每赢一盘棋,会给自己的安全带来危险。他曾经收到一封恐吓信,内容是这样写的:“如果不在垃圾箱底下放上300日元,就杀了你。”

  吴清源后来回忆说:“那时是1939年,日本的整个社会都是蔑视中国人的气氛,所以对我的抗议也像暴风雨一般地袭来——甚至还有人向我的家里扔石头。没有办法,我按照指示放上了300日元。但到了第二天,犯人没有来取走钱……甚至有人还威胁说:“如果这次吴赢了十番棋,那命就要没有了吧。”

  1939年中国的军费是18亿美元,而华侨的捐献就有11亿美元之多。当时,南洋华侨每月的捐款高达1000万元。如果将捐款存银行作纸币基金,在国内可发行 4倍纸币,即达4000万元,这与当时国民政府300万军队的每月食饷军费所需数目相当。

  抗战爆发后,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3200多名华侨机工,还响应侨领陈嘉庚的号召,分批回国参加了抢修滇缅公路和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工作,据陈嘉庚先生回忆:

  “当时招募机工的广告一出,立即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南洋华侨青年的积极响应,报名踊跃。有一修理机工在南洋10余年,每月收入新币 200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10余人,自带机器设备前往祖国”;槟城汽车修理厂的一位师傅,还带着两位徒弟一道回国。”

  由于对机工年龄要求为40岁以下20岁以上,所以一些不符合条件的青年甚至想尽办法,蒙混过关,如虚报岁数,小的报大,大的报小。机工要求男性,有的女青年就干脆学花木兰女扮男装。抗战期间,在南洋,到处传颂着一位“花木兰式”女英雄的名字,她就是李月美。

  李月美,又名李月眉,祖籍台山,生于马来亚槟城。李月美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抗战爆发后,她和同学们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卖花、义演、抵制日货,还组织篮球赛,将募到的款交给筹赈会,支持祖国抗战。当她看到招募机工的广告后,多次前往报名,都因为她是女青年而被拒绝。后来,她女扮男装前往应征,终于如愿以偿。

  1940年某日,李月美在运输途中不慎翻车,身负重伤,她的真实性别终于暴露。海南籍马来亚华侨机工杨维铨奋力抢救,李月美康复后同杨维铨喜结良缘。这个感人故事在滇缅公路上、在南洋到处传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侨委会为李月美颁发了奖状,赞曰:

  “华侨机工李月美,热心爱国,同仇敌忾,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至勤劳,应予嘉奖……”

  在南洋机工中,华侨司机是一个特殊群体。

  云南的路难走,以前在南洋各地就很有名。过去这些司机大都是在城市里开车,来到云南以后,特别是在滇缅公路上,华侨司机几乎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在崎岖的山区公路上开车。

  30岁的翁家贵,祖籍海南,出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当时,翁家贵所属的第十四汽车大队,几乎都是由华侨司机组成。在回忆到路难行时翁家贵说:

  “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刹车,由于车辆长时间下坡,经常使用刹车,刹车毂就发烫,刹车就容易失灵,人们就发明了淋水这个装置。在车的外面临时加装一个副水箱,通过管子,淋到刹车片上,使它不容易发热,刹车会好用一点。”

  华侨司机的生活是艰苦而快乐的,他们总是很讲究,头发永远是一丝不苟。那时,由于国民政府给南洋机工的工资比较高,再加上家里有时还寄钱过来,所以司机们整天都会把自己弄得帅气而整洁,在司机中甚至有句俗话这样说:

  “轮胎一转,团长不换。”

  在整个抗战期间,南洋机工共有1000余人殉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此时,日本也为了保障自己的战略物资和能源的供给,确定了南进的计划,日本趁着法国在欧洲战场上的失利,开始准备进攻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

  日本的南进计划遭到了美、英、法的反对,日本将它们列为了自己的敌国。

  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在希特勒官邸签署了同盟协定,协定规定三方互相承认彼此在亚欧登地的占领权,并同意任何一方遭到别国攻击,都将互相援助。

  德、意、日三国决心和美、英、法对抗,世界被分为了两大块。

  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此时,中国战场牵制的侵华日军总兵力达32个师、16个独立混成旅、3个骑兵旅,包括海军在内共100余万人。根据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报告: “日军已经占据中国12省521县。”

  数百年来,还没有一场战争像抗日战争这样波及整个中国,1600万中国人被迫踏上西迁的漫漫路途。西迁的人流大多涌到四川,到1939年,重庆的人口猛增了两倍,超过145万。战前花三四元就能租到的房子,现在涨到了20元。

  在如潮涌出的难民队伍中,许多外国记者夹杂其中。来到重庆的外国记者,一般都住在由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提供的记者公寓,美国记者佩克这样描述公寓的情景:

  “记者公寓离南岸的开放港口有两三里之遥,它位于这座毁掉了的城市的另一端,是在一座山上。那里有流亡政府的办公室、营房等、都延伸到战前这座城市的垃圾场和公墓之上。它原是一片用竹桩围起来,并饰以香蕉树的田地,其中有用木材和柳条搭成的两幢宿舍。”

  佩克在所有外国记者当中是一位特殊人物,因为他不仅擅长文字还擅作画漫画。在重庆,佩克创作了大量反映当年重庆生活的漫画和素描,佩克的一个朋友,另一位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这样评价他和他的画:

  “佩克是位画家,他的文笔一如图画,富有诗情画意。他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在作品中为了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而跳动。他有强烈的正义感,文章的表面虽然显得平静和态度超然,颇有幽默感,但在文章的骨子里却燃烧着对于被践踏被剥削的中国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的愤怒。”

  佩克的画描绘出了战时重庆的众生像,为人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画面。

  另一位记者也很特殊,她是在重庆担任美国新闻处秘书的史蒂芬,当这位21岁的美丽姑娘来到时,迷住了这里的不少人。《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杰克·威尔克斯受她的启发,创作了一组摄影故事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组照片题目叫做《<生活>在重庆的约会中》,这是《生活》杂志的虚构:一对儿地道的美国人正好在战时的重庆相遇,有了一段浪漫的故事。

  而真正与史蒂芬相遇的是在重庆的共产党人,在八路军办事处,史蒂芬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数次的接触颇让这位年轻美国姑娘感到兴奋,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我有不少机会见到许多共产党人,和他们交谈。我在他们那里吃过几次晚餐,他们也到我们的地方来参加过两次聚会。我对周恩来将军个人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很有魅力。”

  战后,史蒂芬死于一次原因不明的飞机事故,她的死是一个谜。在重庆虚构的浪漫,成了她的短暂生命的美丽记录,在她的碑文上写着当时人们送给她的一首诗:

  “你走了,回到你来得地方;但我们仍然活在这血腥的、疯狂的、不幸的世界。你知道,我们将坚决地战斗到底!”

  1939年,记者贝特兰护送一支运输救济的卡车队,从香港经过越南到中国.这支卡车队里载有英国工业家尼克劳夫脱捐赠的新式救护车.路上频频遭遇空袭.公路上的建筑物急转弯和太小的渡船,磨损这辆有着美丽流线型车身的尾部.它总算开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谢谢同志们,我们能用上它的。”随着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封锁的强化,这已经成了运送保盟物资到延安的最后一支车队。

  将生命留在中国的还有白求恩,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和他的援华医疗队从1938年3月赶到延安后,就一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的战场上参与医疗救治工作。

  为了照顾白求恩的生活,毛泽东特批给他每月100元的生活费,但被白求恩谢绝了,他说:

  “我不要钱,因为衣食一切均以供给,我是来支援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我要钱做什么?我要穿好、吃好,就在加拿大不来了。”

  在来中国前,白求恩是加拿大国家健康顾问、美国胸外科协会理事和英国皇家医学会外科协会会员,不论是社会地位还是薪金收入都在医学界属于最高之列。而在中国的这一年多时间,无疑是他生命中物质生活最为简单的一段。

  10月下旬,白求恩在一次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因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转为败血症,倒在了床上,几经医治没有效果。看到自己病情不断恶化后,白求恩给他的中国朋友,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写了一封信以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在信中叮嘱: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在信中白求恩提出了对遗物的处理意见,除一部分照片、日记和文件资料被要求寄回加拿大外,其它的东西他都分别送给了他在中国结识的同志和朋友。这些东西是草鞋、行军床、毯子、皮鞋、手表、书籍、小闹钟、医疗用具等物品。

  最后,他在信中写到: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11月12日凌晨,49岁的白求恩在河北省完县黄石口村逝世,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题了挽词,并撰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

  这年年底,汪精卫集团和日本在上海签订了《调整中日新关系协议》,协议规定:中国承认伪满洲国;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和合作关系;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等地开发和利用的权利;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驻兵权;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以确保上述条款的执行。

  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政府注定彻底沦为日本政府的傀儡。协议签订后,汪精卫自我解嘲说:“这只是我的卖身契,而中国不是我所能卖的了得。”

  就在这个不平静的岁末,中日双方的目光又集中到了中国的广西。

  广西位于中国南部,境内少数民族众多,以壮族为主。明朝以前,广西曾是十省重犯的流放地。抗战爆发后,连接越南、广西和湖南的公路,是中国除滇缅公路外的另一条重要的物资补给线,1939年11月,日军为了切断这条国际交通线,突然从广西沿海登陆,占领了南宁。

  那时,蒋介石正在计划对在华日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冬季攻势。那年秋天,中国军队在湖南成功阻止了日军对长沙的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让蒋介石从国际形势的转换看到了希望,所以他在军事会议中非常乐观的宣布:“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

  广西方面的攻势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挥,参加战斗的是广西的军队和装备精良的第五军。 广西军队作战勇猛,纪律严明。当年,曾多次与白崇禧的军队交过手的红军将领林彪就说过:“白崇禧的部队,善爬山,爬树,会游泳,跑起步来飞快,打起仗来像猴一样精。”

  杜聿铭为军长的率领的第五军更是当时中国军队的精华,它是当时中国惟一的一支机械化部队。

  日军参战的主力是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流的精锐机械化部队,号称“钢军”,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曾为该部队师团长。日本认定,切断这条路线将必然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可以立即结束在华战争,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更宣布:“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争夺天险昆仑关,成为这场战役的关键,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军队收复昆仑关,共歼灭日军5000余人。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说,在这场战役中,日军第12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在昆仑关南5公里的九塘被郑洞国师第三团击毙。

  临死前,中村正雄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更强的军队。”

  (CCTV《见证·影像志》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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